止庵 争取每句话 都能带出八十年代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孙凌宇 日期: 2021-05-23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84-1986年,他翻遍了1983到1987年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商品购物指南》等报刊,繁杂的新闻经过大海捞针,有的作为人物对话的谈资,有的放进了情节。诸如流行的服装样式、新出的电影、展览、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播放日期等。“《北京日报》曾经连登三四篇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生  余子奕  张紫微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自学外贸业务的每个夜晚,到岸价、离岸价等陌生术语在眼前频繁出没;白天攥着上万美元的大合同钻进出租车,尽量不去揣测会不会又是徒劳无果;反复登门同一家医院的核医学科、放射科,推销过程中偶尔脸红。

为生计奔波的细碎时刻,一个念头总会在止庵的脑海里闪过——40岁必须退休,不再工作。他先后在一家如今已不存在的丹麦公司、一家法国公司分别推销大型医疗设备和通讯设备,2000年,完成交接后,终于如愿。这一年他41岁。

离开外企,他摆脱了朝九晚五,专心做起闲人。每日在家中看书,兴致来了写写东西,不想写就在电话里跟朋友聊天。二十多年前,他搬进北京四环外的望京西园,是这里的第一批住户。周围别无他物,除了一大片树林,和冬天从中钻出的野狐。

住进来的第二年,树林便消失了,楼房、更多的楼房此起彼伏,外面越来越新,家中越来越旧。他不为所动,坚定地过着“没有什么事今天非做不可”的生活,不写专栏文章,不接有明确时间要求的约稿,罔顾一切提倡生于忧患的价值观,不给自己任何压力,仿佛置身于世界上最完美的井底。

客厅里站着近十面书架,几万本书完好地置身其中,没有折页,不见划痕。传闻快递送来的新书要是书角被擦碰,他都要弃之重买。这里干燥、整洁,日光不刺眼,比起家,更像是合格的书库,就连进门口一侧的杂物柜,堆放的,也不是鞋或雨伞,仍是满满当当的书。

看着这个小型图书馆,时间似乎流失得比较慢,但考虑到止庵平日具体做的事情,又不免觉得吃紧。对于兴趣,他一律付诸穷尽钻研的态度。周作人千万字著译,他完整看过好几遍,并写下《周作人传》;《庄子》的注本他读了一百多种,将重写的笔记整理成《樗下读庄》;为张爱玲编过全集,光是《色戒》就读了至少50遍。除开这些,据他的好友、藏书家谢其章说,提到《论语》、唐诗、老子、孔乙己、义和团,止庵都能侃侃而谈。各类文化座谈活动,谈格雷厄姆·格林、谈村上春树、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嘉宾席上也总能看见他的面孔。

他平头方脸,未开口时像独来独往的严苛教授,说起话来,神色略微缓和,但仍是探讨问题的认真模样,唯独讲到那些旁人难以理解的无用功,才会绽放出难以抑制的笑容,如同手捧众人皆有的玩具却领悟了独到玩法的孩童。他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当你了解第一个人的时候,你不用着急第二个,因为这本来就是不用着急的事。了解完了之后,我再去做第二、第三个。不一定有用,但是我乐在其中。我愿意做一个小的没有用的专家,我愿意把我那一辈子做成这么一个事儿,稍微深入一点地去对待不同的领域,而不想做一个泛泛的人。”

最新的研究对象是日本女演员尾野真千子,从2021年1月中旬起,每天晚上8点,止庵准时坐在电脑前,看其主演甚至只参演了几分钟的影视作品,哪怕是一百多集的晨间剧,也从不快进。爱屋及乌、喜欢某个演员而在找片时按图索骥的大有人在,但似乎很少有人做得像他这般彻底。他发动各路朋友寻找片源,最后下载六十多部。他列好表格,每看完一部就划掉一个。

看完之后他还得查查是哪年拍的,谁是导演,评价如何,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写点感想和推荐,做完这些工作,才算是跟一部片子好好告别了。在他锲而不舍的宣传下,不断有编辑来向他约稿,说看了这么多怎么能不写,不写不就浪费了吗!止庵哭笑不得,“我说我就想浪费一点事,我怎么会写一个《论尾野真千子》?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我百分之百不会写,一篇文章都不会写。这完全是我的个人乐趣,就是好玩,我觉得活得有乐趣其实是做人最重要的事,包括写这个小说也是,我想干的事,会不厌其烦,我不想干的一点都不想干。假如我真的觉得苦,我就不干,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才写的。”

上个月,他的新书、也是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故事的构思、梗概,早在1988年就已成型。当时他是一名闲得发慌的记者,想到自己已经27岁了,有些书还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于是找原先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开了张伪病条,请假在家四个月,一本一本地读庄子、老子,读《史记》、读《吴越春秋》。

读完后,先秦的几个人物在他脑中挥之不去,其中一个就是尚未复仇成功、仇人却先一步病逝了的伍子胥。止庵被其身上的局限性吸引,为这种类似古希腊悲剧中展示的命运感而触动,于是着手写一个当代伍子胥的故事,甚至为每个主要人物都各写了几万字的人物小传。故事编好之后,他很快干起了繁忙的销售工作,这部长篇就此放下,一直放到2016年才重新翻出,已然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从2016年到2019年,他开始为小说添枝加叶,情节大致不变,但需要查找浩瀚的资料来丰富背景信息。为此,他写了一年的植物日记,记录几月几日开什么花;隔三差五去首都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1984-1986年,他翻遍了1983到1987年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商品购物指南》等报刊,用手机拍下感兴趣的消息,回家后打印出厚厚一摞。

繁杂的新闻经过大海捞针,有的作为人物对话的谈资,有的放进了情节。诸如流行的服装样式、新出的电影、展览、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播放日期等。“《北京日报》曾经连登三四篇文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拜拜’这个词要不要说。小说里有一个人物Apple很熟练地说拜拜,这句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她说了就表示她比较时髦。”

他还淘来十几本北京话词典,以及数量更多的北京地图和各区地名志,考古似的将每条街上都有什么店捋清,遇上地图也解答不了的,就求助网友:80年代中(大概1984-1986),北京新街口丁字路口西北角把角的,是个副食品商店还是菜市场呢?每当钻起这样的牛角尖,他都乐此不疲,“我觉得这事非常有意思,比改那稿子的兴趣还大。虽然我可能搜集了很多东西,但是最后才写成一句话,多好玩儿。”

止庵收集的旧版北京地图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19年的11月份,所有内容补充完之后,止庵将成稿放进形似硬盘的8寸小电脑,带到了日本。每晚回到旅馆没事干了,或是白天等待去山里面、小海边的公交车时,他便把电脑掏出来,细调文字。这些年他主要的时间都用来旅行,每年要去四五次日本,每次就玩一个县,2019年那次,他依然慢悠悠地在山梨县待了十几天,游玩、购物之余才来打磨小说。

“知道一些东西,但不急着跟人分享,这就是作文章。”2021年3月28日的北京故事分享会上,他对台下观众说,“虽然外面刮着风沙,又是周末下午,占用了大家的时间,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太着急地说什么事,太着急氛围就不对了。”

他语速缓慢,神情坚定,始终散发着长期在低压状态下生活的人才有的松弛的认真。他向来都是写好了作品再去找出版社,“有的人能压迫,有的人不能压迫,我确实不喜欢有压力的状态。我喜欢没有什么必须做成的事,本来人生就没有什么事非做不可。”

可一旦出于兴趣做了,就得认真做。休闲只是态度,并非实质。《受命》出版后,他仍时不时地逐字修改,等着加印的时候进一步完善,以至于最后编辑都烦了,说可不可以不改了。他还是不愿掉以轻心,“有时你写的时候,特别怕把后来的意识带到当时去,比如说有一句台词是,‘我很好打发的’,我开始写的是‘我很好养的’,突然有一天我在路上想到这个不对,因为当时没有人要被人养,这个意识不成立,我赶紧在路上就给别人打电话,说这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必须得给我改过来。还比如小说开头有一段是主人公冰锋去祝部长家对门等着,旁边有几棵丁香树,我写的笔记是说丁香的香味特别像屋里用的空气清新剂,但是80年代还没有这东西,所以我只能说它像洗衣粉,实际上洗衣粉不如空气清新剂这么准确,但我也只能按当时有什么(来写)。”

复仇无疑是一项精密的活动。书写复仇,如同复仇本身,一样需要冷静演练、隐忍等待、沉着推进,以及精确的算计与铺排,任何环节都不可松懈。错失了越狱,挖不到宝藏,便无法成为基督山伯爵。有人读出《受命》字里行间闪着的寒光,感叹“作者年轻时学医,到现在才出刀”。

止庵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从医经历加深了他的谨慎与周全。“医生不能妄断病症,也不能着急,着急就容易出事故。”学医期间,下课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摸自己的206块骨头,一度学到看人都恍惚看成骷髅。当他开始写作后,习惯性地常以骨、肉或是更冷门的人体构造作比喻,他形容,“作家肯定不是一个轻松的人,就像是没有了表皮,露出真皮,一阵风刮过,旁人觉得冷,他觉得疼。作家应该是更先知、深知的人。”

他一再强调,人得知道得多点,写得少点。“你必须得干好多事,知道好多东西,才能说一点儿。得有一井的水,才能打出一桶水。”这份凝练在他的《受命》里得到了充分体现。“芸芸她去人家家里学跳舞,冰锋跟她说你得小心点,别惹事,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没有舞厅,不允许私下跳舞,当时陕西有一个人在家里开舞厅,被说成聚众淫乱。这一句话背后其实涵盖了一个完整的事件。我其实也没多大的写作抱负,就是努力把这事做好,把那个时代搁进文学作品,争取让小说里每一句话后边都能带出年代特色,把那个年代人的所想所作所为给记录下来。”

 

 

我理想中的小说有骨有肉有质感

 同样保留了80年代北京的文学作品,你看过其他类似的吗?

 有,但是跟我写的还是有点不一样。京味小说很多,他们其实更多地侧重于展现,比如说弹棉花、爆爆米花,都可以写很多,但不太是我自己喜欢展现的写法,我还是想把它搁在故事里边去。这就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比如我读日本谷崎润一郎的《细雪》,还有读张爱玲的,特别是《半生缘》,前部分都是俩人怎么在一个饭馆里吃饭,怎么拿水涮筷子,然后手套丢了,这都不是构成事件,可是他们的关系就在那不断发展。《红楼梦》也一样,大观园里边没有几个重要的事,大部分都是怎么吃饭的,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关系是在往前发展。所以我现在想写的也是这样的小说,有一个故事,人物命运的悬念可以把读者带着往下走,但是这个故事不是在情节里面进展,主要是在日常生活里推进。这样你写了日常生活,同时也写了故事,这是我想追求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传统的,但咱们现在的作品,有些人不这么写了,因为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写起来就真的很费劲。

 

 据说三十岁的时候,你烧掉了所有年轻时写的小说,并放话不再写小说。为什么如今又愿意再费这个劲?

 对,好多年了,有30年了都。我本来一直在写非虚构,我写传记、写随笔,到了2016年,我开始写一本在美术馆看画的书,叫《画见》,写完这个书,我觉得非虚构这事就到此为止了。这时候我已经满60岁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计划干的事都干完了,剩下的时间爱怎么用怎么用,浪费了也无所谓。就可以花点时间去写小说,写成了也好,写不成也好,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写的。

 

 三十年间从来没有手痒想写写小说?

 没有,没有动摇,不做就不做,就跟换一个工作一样,不干就不干了。但是我不断地看,看小说花的时间还是比看别的书花得多。我在出版社工作,经常人家送些稿子来看,也有朋友寄给我一些小说看,我都觉得写得比较粗,有点像电视剧剧本似的。包括我读东野圭吾,我也觉得好多故事都很好看,但是非常简略,你确实很容易看,但是情景不能再现,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复杂一点,更丰富一点。

我自己理想中的小说是一个比较丰满的东西,有骨有肉的东西。或者用一个词说,就是有质感的东西。我在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这个中间有很明确的一个界线,如果要做的话,就努力让自己做得好一点。

 

 《受命》里对日常生活描写的细致程度让人印象深刻。主人公们去看哪部话剧,坐几路公共汽车,去餐馆吃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甚至走过哪条街、看见什么商店都一清二楚,问题是信息非常多,写的时候怎么去筛选?

 怎么筛选有两个标准。第一点,最重要的事情,这东西必须得和人物相关,否则就是堆砌。小说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写法,是靠近冰锋这个人,从他的眼光看出来的,所有的观察都在表示主人公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写叶生衣服的款式、颜色、质地,是因为那段时间他对她特别留意。包括叶生去上冰锋家附近的公共厕所,这都是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而不是一个展示,因为80年代公厕都特别脏,没法上,根本就不能去,这人能忍受这个,就说明他们的关系已经相当好。

次一个的取舍是希望能稍稍留住一点当时的特色。要是我在 80年代写小说,里边都是“他坐公共汽车来了”,一句话就完了,就不会写几路公共汽车,可是现在我一想,这公共汽车没有了,这就是时间赋予一些东西以意义。还比如曾经的同仁医院是一个很漂亮的两层矮楼,到了90年代才拆,书里写到人物从这门口走过,我就写一句那时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它就成为一个真实的环境。当你把一个虚构的人物放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让他穿真实的衣服,某种意义上就赋予了这个人物一定的真实性。

写 《受命》 时,止庵翻阅了北京城区地名志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隔了这么久再去回想几十年前的风貌,一开始会比较模糊吗?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仔细、平常很闲的人,我会很留意地去看一些东西,只是如果这个小说我是在1980年代末把它写出来,我不会写这一部分,因为它发生在身边,正在发生的事你根本不知道它重要不重要。

隔了几十年以后,我忽然想这东西很重要。这个小说在第二部分,有一次冰锋到祝部长家,看到祝部长抽烟,他紧张自己有病不能抽,吸一口就赶紧把烟吐出来,又用手把烟雾往鼻子边拨。当年我亲眼见过好多人这么做,那时不知道二手烟有危害性,大家没有这个概念。这个动作你不把它写出来,可能以后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个事了,因为我也没见别人文章里提过这个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体现出那个年代跟现在年代的截然不同。

这样的事情在小说里写了很多,比如冰锋说他实习是在人民医院,实习结束以后没多久那病房就着火了。有这么一句话,完全没有用。这句话就等于张爱玲的《小团圆》开头写的,九莉从香港回来,梅兰芳跟她坐一条船一样,梅兰芳跟九莉坐一条船,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干嘛要这么写?就是人民医院确实着了火,假如有一天遇见一个读者,他知道这件事,他就会有一个亲切感。其实这个小说里面写的好多东西,包括在什么商店买什么东西、吃什么菜,都是要完成这种亲切感。

 

 你最期待的是跟你一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

 或者是感兴趣的人。咱们说到北京,说到80年代,甚至那个年代人的气息、说话方式,可能它都是很具体的东西。而这种具体的感觉是我们现在文学里边比较欠缺的,怎么能做到不啰嗦,不多余,这个是有一个度的。我希望通过文字让大家能够跟那个年代有一个有质感的接触。

 

 可是具体的度在哪呢?

 比方说书里写到两个人路过首都电影院,正贴着《超人》的海报,如果不写那是一个什么电影的话,就没有那种具体的感觉。但我只写《超人》,不会写一大堆超人电影演什么、海报上画了什么,我坚信这属于多余,没有意义。

 

 你有两个观点,一个就像刚才说的,你觉得小说其实很大的意义在于把我们的生活记录下来,但是你也说时间会淘汰掉很多根本不值一提的东西,这两者之间怎么理解?

 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值一提,如果我不写的话它可能就被淘汰掉了。过去有报纸请我写单篇的关于北京的生活,比如怎么坐公共汽车、冬天早上起来怎么生炉火,现在大家都住在有暖气的房子,根本没有生火的概念,怎么打公用电话、怎么买菜、怎么做饭……我从来不写,我觉得这类文本没有意义,我自己也从来不看这种文章,我觉得特别无聊。

 

 但变成小说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小说是因为它有用了。它是个背景,不是主体。这个城市是我生长的城市,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点情感,这个城市以前不是这个样,到8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概是咱们现在三环路,三环路以外什么都不是。我对那个北京有一点点的兴趣,但我又不愿意写那种随笔文章,正好借助小说就可以把北京搁在纸上。它是有质感的,而且是以一个偏文化人的角度。况且在小说里边这些接近于民俗概念的东西,它只是肉,里边得有一个骨头,骨头就是那个故事和人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30年后,我认为他好多想法可能都不对

 你写《受命》是有感于伍子胥,想写一个当代伍子胥的故事,这个当代为什么选定在80年代?

 80年代跟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80年代的人他有两个向度,一个是跟过去有关,仍在受文革影响,离六七十年代很近;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开始有一种憧憬,比方说有好多人到深圳去,我自己当时也想去深圳。后来觉得得亏没去,深圳真不是什么人都能混得很好的。

所以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想写在1980年代,有人面向未来,有人活在过去。我要写交替阶段的人的状态。如果1980年代写,可能跟主人公关系更密切,我相信我会更倾向于他。隔了30年以后,我跟他距离远了,我可以很冷静地看这个事,我认为他好多想法可能都不对,他可能被自己的一个执念给弄得不得安宁,因此把一生也给毁了。

 

 为什么你会倾向于他,你也没有为父报仇的经历。还是说你也是比较留在过去的人?

 对,我觉得可能一个留在过去的人比面向未来的人难。就像伍子胥哥哥跟他说的,活着替父亲报仇难,死去更容易。我自己从基本的价值观念来讲,可能还是觉得选择困难的应该是更值得,不说敬佩,至少更值得留意吧。

站在他的视点,会认为这么做有意义。但是站在一个俯视他的视点,会觉得他所有这些努力可能具有一种徒劳的色彩。我觉得这种徒劳性是小说里主要的东西和土壤。就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变化的过程中,如果你固持一个信念,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想通过小说告诉大家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如此而已,也没有特别针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意义。过去有一种叫伤痕文学,我完全没有兴趣,一个人提醒另外一个人,这完全是徒劳,自己有自己的记忆,一个时代的人和事都会随时间不断地过去。

 

 这也意味着同样经历过80年代的人会越来越少,可能现在读到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真正地去理解?

 无所谓,让年轻的读者看看当年北京是个什么(样)的,也挺好玩的。我觉得不需要完全的理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倾城之恋》,这其实是个很老的事,不就是白流苏找丈夫,是吧?但是由此你还看到了香港打内战,即便你完全不知道香港战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因为这个小说你知道:噢,战争跟一个人,原来有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张爱玲想写的就是这个事,我想写的其实也是那个时代里边的一个人的一个故事。

 

 只是说可能冰锋面对的不是一个大的背景事件。

 对。只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他有一个执念,而现在的人仍然在被执念左右。我要做总裁,我要在5年内买房,这不就是咱们生活中常常都有的执念吗?我想写的是一个有执念的人在现实中怎么被执念所毁,这个事情我想是可以跟人有共鸣的。

我希望这本小说能跟现在(有联系),它不是一个历史小说,就像伍子胥的故事,你不需要知道当年楚国跟秦国跟吴国什么关系,你只需要知道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一个心里头的纠葛,然后他一辈子就忙这个事。就跟哈姆雷特一样,至于他叔叔是什么丹麦国王,大家根本都忘了,你只要知道怎么回事就行。把它搁在什么时间段不是最重要的事,只要在这个时间段(里),它有这个可能性就行了。

 

 但你花了很多功夫在塑造、还原时段。

 对,假如我把这个时间改成70年代,搁在苏州或是重庆,我也会花这么多功夫、时间去研究。只不过北京比较容易,北京我熟。很多人确实不会花这些气力这么写,但首先我不是一个苟且之人,我不愿意凑合,我是一特别认真的人,而且我在认真里边有乐趣,乐此不疲。有些小细节写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地方它确实能达到一个东西,那个乐趣就特别有意思。

比如现在隆福寺街上的东宫电影院,我们小时候叫东四工人俱乐部,可实际上真正的名字是叫东城区工人艺术部。这个我是查了半天才确定的,我就在小说里写成东城区工人艺术部。其实这毫无意义,就是对于我这年代的人都记不清,因为我们当时都没好好看那个牌子,但是我觉得特别好,我终于把这事解决了。

说实话我也未必再会写小说,因为确实做这个事太麻烦,但是这个麻烦实际上也是一个乐趣。我还是那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就这么个意思。写作还是一个手工业时代的行为,它不是机器时代,所以你还得按手工业来做,我愿意把它做得好一点,小说也是这样。

 

图/本刊记者姜晓明

 你曾说“世界上最好的事是尽量不做事,至少不添乱”。如果你没有写成这本长篇小说,没有写书,你也无所谓吗?

 没写上,有时候对我来讲是个遗憾,对外边的人可能没什么遗憾。但你人生可能有好多遗憾的事儿,我还没上过南极呢,那怎么办?你说疫情,我原来在电脑上做了好多好多旅行的规划,都特别细,住哪个旅馆都看好了,可是现在可能那些旅馆都不存在了,你怎么办?人生肯定绝大部分都是遗憾。你说是不是?

 

 但你也提到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对此你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

 庄子有一个思想叫“无为而为”。我主张这种没有多少目标的作为。我是专门研究庄子的,庄子讲了很多故事,比方说一个人一辈子抓一只羁鸟或是游泳,或是做戏、做铜像,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最后成神了,做得出神入化。

如果我们急于去成某个事,最有可能一事无成。但是如果你不把这个事当成一个非成不可的事,却很认真地做。所以我觉得其实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游戏,但它是一个你必须认真对待的游戏。所有的游戏其实都应该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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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4期 总第672期
出版时间:202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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