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海星泛滥之后

稿源: | 作者: 王佳薇 日期: 2021-05-20

海星成灾,红岛人养殖的蛤蜊、海蛎子被大量蚕食。“只要有海星,你那一片滩涂上养殖的东西都会遭殃。”面对泛滥的海星,当地人没有别的招,只能靠人力清理,渔民用地笼网诱捕,养殖户雇用潜水员出海下潜捕捞,至今总共捕杀超过45万斤

泛滥的海星

下午两点的码头最是喧闹。“水里的(暗)流多了,不方便出海捕捞。”红岛人习惯这么解释潮汐的变化。刚把船靠岸的潜水员在岸边洗了把脸,便匆匆上岸转动塔吊。塔吊的一端连着钩子,吊上来满满一桶海星。尚留在渔船上的另一名潜水员也趁势拉着吊桶一同上了岸。

一个吊桶能装三百多斤。当日海里有大流,陈世良的这条渔船只捞上来一千多斤海星。塔吊移动了四五个来回后,渔船见了底。实际上,这点不算什么,“你3月1号来,一个船能装下四千多斤海五星。”陈世良说。

在红岛,人们习惯称海星为“海五星”或者“五星”。海五星有五个触手,生命力顽强,“少了一个爪它照活不误。”说罢这句,陈世良把折断了一条腿的海五星抛进了海里。末了,他又指了指旁边一箱小海星,“就这么大的,十天就能变得和旁边的海五星一样大,这东西管不了。”

3月上旬,青岛胶州湾的海星泛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跑来看海五星,人最多时,红岛渔港码头“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都是人,有收购商,有媒体,还有看热闹的(人)”。在红岛渔港开了十几年小卖铺的店主从未见过码头这般拥挤。

人们从远方闻讯赶来,奔赴一场“狂欢”,而后,海港又归于平静,前后不过二十天。

据青岛市海洋发展局通报,此次海星灾情暴发主要集中在胶州湾海域的牡蛎、蛤仔底播海区,粗略统计海星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米50个,受灾面积约10万亩,预计造成经济损失1亿元左右。

对于此次红岛海星泛滥的原因,青岛市海洋科技成果推广中心研究员林治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天气、水温、土壤、水质、没有天敌等变化都会影响海星的繁殖。“今年胶州湾的环境里有一些好的东西,适合它们生长与繁殖。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养殖户而言是一件坏事。“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给出的官方解释中提到,海星繁殖力强大,成活率极低,有研究表明,若海洋生态系统发生微小变化,造成海星幼体成活率提高,那么在几乎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海星将极容易大量增加。

此外,海星具有向食物富集区聚集的习性,主要捕食双壳贝类、海胆、牡蛎和海葵等。胶州湾作为贝类养殖区域,其底播的牡蛎、蛤仔等为海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为海星的大量繁殖提供了环境基础。

陈世良在红岛生活了19年,在他记忆中,2021年远非海星灾害最严重的一次。2007年,海星泛滥成灾,“把养殖户(的海鲜)都吃绝了,哭爹喊娘的。”

“这玩意儿遏制不了,除非你往海里面放药,那不是把其他的东西也毒死了?这里面的东西都是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条,你把它全部弄死了,不知道其他哪样东西也绝了。” 陈世良一边说,一边不时回头望着海面,等待新的渔船靠岸。

面对泛滥成灾的海星,当地人没有别的招,只能靠人力清理,渔民用地笼网诱捕,养殖户雇用潜水员出海下潜捕捞。最多时,一天从码头出发捕捞海星的渔船有三十余条。海星泛滥之后,当地渔民利用这些人工方式,至今总共捕杀超过45万斤。

依然“看天吃饭”

“海五星年年都有,”常年在码头做事的人对此见怪不怪,并达成一定的共识——“今年比往年稍微多点,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

以海为生的人,多是看天吃饭。养殖户承包的滩涂以养殖蛤蜊、海蛎子(当地对牡蛎的俗称)为主。尽管养殖这些多年,林成中依然难以预判二者的产量,“主要看年成。”2020年的这个季节,林成中雇的渔船打捞海星只用了不到一周。彼时海星虽不泛滥,但雨水天气居多,蛤蜊产量不高。

2021年3月初刚听说海里有“五星”时,林成中请潜水员去自己的滩上看了看,潜水员们后来在那儿捞了十多天的“五星”。“出海吧,挣点钱,不敢吃不敢喝,买的蛤蜊苗放在滩上,全让海五星吃了。你说当时啥心情?”

3月以来一个多月里,除去风浪大的日子,胶州湾捕捞海星的渔船都出海作业。潜水员们一般要下潜到海底八九米深处,以匍匐的姿势捡拾海星并放到身后网兜里。除去看船的,一艘船有三到四名潜水员。每次上岸,潜水员刘虎的网兜都装得满满的,“一网兜能装二百来斤”。

在水下,刘虎常会看到层叠堆积的海星。它们虽色彩美丽,捕食的过程却近乎残暴。捕食时,海星会用自己的五个触手包裹住贝类猎物,长达数小时,猎物不能动弹,最终因缺氧而亡,双壳打开。比起海蛎子,海星更容易掠食体积较小的蛤蜊。

敲海蛎子的女工们。她们每天平均要敲七万斤左右的海蛎子 图/本刊记者 王佳薇

在海底,海星聚集并无规律可循,它们往往呈片状而居。“只要有海星,你那一片滩涂上养殖的东西都会遭殃。”经验丰富的渔民都知道,海星只能单独养,“它体内分泌出来的液体会毒死其他海鲜。”林成中说。

“五星这个东西一多,就说明它在你滩涂里面待了有一段时间,已经吃过很多东西了。”等到养殖户有所反应,滩涂上的蛤蜊多数已变成空壳。海边养殖以年为周期,今年滩涂上的蛤蜊多是去年放的苗。林成中承包的2740亩滩涂里,专用来养蛤蜊的有300余亩,去年放的苗“百分之九十多都只剩下壳了”,他颇委屈地说道。

养殖户更多的是无奈。林成中的儿子林堂说,“他在家里很少说这些,抱怨、脾气差肯定是有的,但一般都是和他的合作伙伴打电话沟通。”

除了养殖水产,林成中也出海打鱼。他最近用上了地笼网,这是一种主要用来捕捞小鱼、龙虾等海鲜的渔网。由于网眼过密,不利于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四章第三十条,地笼网在多地的渔业管理条例中被列为禁用渔具。早在2013年,地笼网在山东省就被明令禁止。自海星泛滥以来,青岛市海洋发展局重新允许渔民在特定海域布设大网目地笼网,以捕捞海星,时间则被限定为3月15日至4月底。

林成中的地笼网主要用来捕获个头小的海星。大的海星好卖钱,“潜水员只摸大海星,小的就不管了。”遗留在滩涂里的小海星,都靠渔民自己清理。有些渔民分身乏术,干脆不管了。

潜水员打捞上来的海星,多数被码头边的商贩买走,少数卖不掉的,就用来“喂地”,“五星是很好的肥料。”

商贩从码头收购海星的价格基本维持在每斤5到6元不等。每卖出去一斤海星,养殖户能得到一元左右,剩下的由养船主和潜水员四六分。海星经由商贩流通到市场,最后被消费者购入。在青岛营口路海鲜市场,当地的小贩告诉本刊记者,“海星10块钱两个,还是我们青岛本地的。”和2020年相比,海星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购买的人也增多不少。

做养殖二十余年,林成中的经验就是一个字——“赌”,“钱多了就多投点,少了就少投点。”他2020年在自己承包的滩涂上投了四车的蛤蜊苗,一车5万斤,总共花费近120万元。与这些损失相比,养殖户最近一个月从每日打捞上来的几千斤海星中获取的利润微薄,杯水车薪。林成中说自己“就好像是拿一块钱的东西去换了一分钱的东西”。

养殖户因经济情况不同,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有所差别。同样做了多年养殖的杨午在红岛承包了两千多亩滩涂。天气晴好时,从红岛南码头望去,胶州湾大桥清晰可见,杨午的其中一块滩涂就在大桥附近。

这次海星泛滥,他的朋友里损失最严重的,“投了两三百万基本上全没了”,但他自己并没太受影响,“胶南和黄岛那块地方更严重一点。”杨午的两千多亩滩涂分散在胶州湾三处海域,幸运的是,只有一块有些海星,“不过很少,每天一两千斤,捡了几天就没了。”

今年这般模样,没人知道明年的收成会是怎样。

不过,港口边的卡车发动机声混杂着渔船马达声,依旧盈耳不绝。3月下旬以来,每隔几日,就不间断有运输蛤蜊苗的巨型货车进出码头。货车停稳,后备箱门被拉开,五六吨重的蛤蜊苗倾泻而出,撒在渔船上。很多人已经开始计划着明年的收成。

林成中计划过阵子再放苗。“咬牙直上呗,”他一边半开玩笑地说道,一边指了指远处正向渔船卸蛤蜊苗的工人们。

被海星吃掉的牡蛎 图/本刊记者 王佳薇

外来者

胶州湾的海星在青岛有着稳定的市场,往年多是本地消化,但今年略有不同。瞅准“海星泛滥”这一商机后,不少外地收购商赶来红岛,想要分一杯羹。

整个3月,红岛码头上的人见惯了各样陌生的面孔。

韩君忘了自己具体是哪一天来红岛的,只记得是在农历正月十六之后,从烟台开了四个小时车过来。起初,他是听红岛当地朋友说这边海星泛滥,“可以过来看看。”因为是信赖的人,想着“有钱一起赚”,他还叫来了自己搞海鲜加工的朋友。

“你知道,我们经商的,最怕被曝光。”韩君对接受采访这件事十分谨慎。这之前,他常年在河北、辽宁等地收购海参、海星,每日交易规模多则万余斤,少则一两千斤。韩君在红岛渔港码头以5到6元的价格收购海星,转手卖给加工商,从中赚取一块钱的差价。

捕捞海星的渔船一般下午两点才靠岸,韩君总是一大早便来到码头。在这待得久了,他与陈世良也成了朋友,午餐常常在陈位于码头边的简陋小屋里煮速冻饺子解决。

红岛共有11个码头,哪里有白色的集装箱,哪里就有人群。养殖户、养船人、渔民、购贩、加工商、货车司机……各种“卖货的和买货的”人挤满了这些码头。每一类人分工明确,一切有条不紊。韩君这活说来轻松,却不可替代。“重点是组织能力,”在加工商王兴涛看来,韩君所做工作属于代购。王兴涛从韩君那里收购海星,再运往自己的加工厂,加工成半成品,销往全国各地。有些做药材,有些可食用。他有时也从别人那里进货,“主要看谁家便宜就收谁家的。”

“之后海星没有量了,我可以干海参。”韩君在红岛有稳定的收购渠道,如鱼得水。他尚未确定归期,仍野心勃勃。“待到没有海星的那一天,我再撤。”他说。

但还有人早就规划好了离开的日期。王兴涛3月7日左右刚来红岛时,海星的正常价格一斤不到5块钱,“现在随着市场饱和,价格也水涨船高,不挣钱了。”他打算走人。老家东北的海星“现在也出来了,三四块钱很便宜”,他打算回家继续收购加工。

过了清明,潜水员刘虎打算回老家莱阳休息一阵子,再另寻出路。他不是第一年来红岛,与船老板王涛早已建立稳定的联系。一个多月前接到王涛的电话,“说是今年海星多”,他就过来了。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刘虎每天早上6点开工,出海作业,一般要到下午2点或者3点返程,有时干得不好,1点就上岸了。

红岛当地人喜欢把潜水员称作“猛子”。在码头上,“猛子”非常好辨认,他们多半穿着橙黄色背带式潜水服和一双胶鞋。 “猛子”以外地人居多,东北人最盛。陈世良养船前,就做了好些年的“猛子”。

“我们当地人谁会潜水呢?”林成中说。长期潜入海下的后遗症之一是缺氧,压迫了腿神经,许多“猛子”因此腿脚不便,走起路来慢于常人。每次下海工作,刘虎需要服药来克服疼痛,“不下海时能好点。”

“出来打工,都是生活所迫。”干潜水前,刘虎在烟台也养过船。但“养船不仅费用高,还操心,国家对各种证件、手续的管理也更加严格”。权衡之下,他做起了潜水员。那一年,他27岁,一转眼就是二十多年。

“这行就是自由,干多多得,干少少得。出去打工,也没人要了。”刘虎说,自己也不确定还能再做几年。身边年龄最大的潜水员是58岁,他距离这一期限,还有五年。“干不了就拉倒吧,”他笑了笑,让人很难看出是否在意这件事。

往年3月海星不多时,潜水员会下海捞海螺、蛤蜊。到了5月,胶州湾进入休渔期,禁止渔船出海作业,以维护当地海域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持续到9月。一到休渔期,“猛子”们便如候鸟般飞走。

刘虎那艘船上的老板王涛有个记事本,专门用来记录潜水员的手机号。休渔期一结束,他便会挨个给潜水员打电话。“每年能来的人都不一定,”王涛说,有些走了便换行了,有些等休渔期过了,还会再回来。刘虎属于后者。

渔民在城阳区红岛渔港卸下采收的蛤蜊 图/IC photo

新海上人

红岛渔港的水产养殖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毗邻胶州湾,附近村民多数以海为生。

跟海打交道三十多年,东大洋村的林成中嘴里常念叨一句话:“吃海上这口饭的,十个人有九个胃都不好。”人们出海打鱼总是误了饭点,上岸后又要忙着和小商贩对接,取货送货,多数时候,午饭只靠几个包子或一碗泡面打发。

林堂小时候对父母的印象就是“忙”。他平时住在奶奶家,只有周末才去爸妈那儿。与父母见面时间不长,多数时候两人还要应酬,林堂贪玩,便躲在屋子里打电动游戏。

读职高那年,因为拍的微电影获了奖,林堂得到了保送青岛农业大学的机会。但他觉得上学没劲,很快放弃了。“最喜欢的是旅游,但是(现在)没钱呀。”林堂17岁时,就一个人独自出门旅行,“当时没成年,青旅都住不了。”

2019年,林堂从公职单位辞职,回到海上做事。他自己承包了一片滩涂养殖海鲜,也从父亲或其他养殖户那里进货,再转手卖给其他商贩。林成中自然是不乐意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做这个了,又脏又累。”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再做这一行。但林堂觉得上一份工作“又辛苦,还不赚钱”。

认真细究的话,转行的决心一多半来自好友黑黑。两人的家庭同做养殖多年,黑黑比林堂早两年踏入这一行。他们认为,“自由、赚钱”都是工作必要且关键的因素。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所在的(东)西大洋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搬离,到青岛城阳区工作。村里剩下的多是五六十岁的人。

在码头工作时,林堂总是穿T恤、牛仔夹克和一条宽松的裤子,把裤脚束进白色胶鞋里,裤腿上常有深一道浅一道的印记,那是搬海鲜时碰到的泥。在红岛,无论何种身份,很多人都是类似装扮。不过,忙完这一切,林堂会把身上这套行头换掉,穿上自己深蓝色的匡威帆布鞋,或是限量版的球鞋。

渔船马达的轰鸣声渐近,红岛一天的作业也宣告结束。林堂开着送货的面包车去市区见朋友,一脚油门下去,尘土飞扬。后视镜里,刚上岸穿着胶鞋的“猛子”们正向大门口走来。

(除韩君外本文所有人物均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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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4期 总第672期
出版时间:202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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