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捕之后, 巡护三百里长江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聂阳欣 日期: 2021-05-14

为了生活,渔民们曾使江豚陷入糟糕的境地。江豚等鱼类减少,又促使渔民们离开渔船,上岸生活。一些退捕渔民加入江豚巡护队,从长江上的捕捞者变为守护者

本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安徽安庆  图  本刊记者  大食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无风无雨的日子,早上八点,安徽省安庆市江豚巡护队的队员们从老城的一号码头出发,开着快艇在长江安庆段上巡游,清理水面上的渔网,劝走垂钓的路人,到天色将晚时才巡查完例行的路程。风浪大的时候,他们就在纺织南路的街道办公室里集合,接听志愿者打来的反映非法捕捞或污染长江问题的电话。

 现在是巡护队成立四年来最清闲的日子,自从全面禁捕实施后,几乎没有人再在江上打鱼了。在此之前,巡护队日夜待命,一直在协助当地渔政部门打击非法捕捞的行为。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一江两湖七河”等重点流域正式开启10年禁捕周期。在涉及禁渔的14省市,共有11.1万艘渔船、23.1万渔民退捕上岸。安庆市因为是江豚自然保护区,自2018年起开始逐步实施全面禁捕,一些退捕渔民加入江豚巡护队,从长江上的捕捞者变为守护者。

 

2017年,一则招聘启事在安庆市的渔村里传开了,渔政部门出面,要在渔民里挑人组建江豚巡护队。招人的要求很简单:本地渔民,有船舶证和捕捞证,能主动退捕,从未进行过非法捕捞。

安庆市专业渔民多达两千人,袁江村的张贤敏记得,当时有几十人报名,招人名额只有6个。渔政考核时,首先检查身体情况。张贤敏长得人高马大,像壮实的北方大汉,身量占据优势,没有疾病,顺利通过这一关。下一步是查有没有非法捕捞的处罚记录,这将会刷下大部分的竞争者。

非法捕捞,听上去很严重,实际上在渔民之间已经是心照不宣的惯例。正常情况下捕鱼用符合规定的网具——单层网,网眼通常不会太小,以便放生小鱼。但随着近年来长江鱼类资源减少,这样捕鱼所获甚少。

张贤敏遇到过一对老夫妻,老太太开船,老头儿撒网,在江上一天忙到晚,捕捞到的鱼只能卖一百多块钱。“合法捕捞已经捞不到什么鱼了,如果是非法捕捞那就不一样了。”张贤敏说。

最常见的非法捕鱼方式是电捕,把电线或者电瓶放入水中,380伏特的电流让江面上瞬间漂浮起一大片鱼,范围达到两三亩地,每次能捕捞成百上千斤的鱼,装不下的死鱼就沉入江底。还有人用三层刺网,网眼一层一层变小,网道复杂,像迷魂阵一样,无论大鱼小鱼,进去了就出不来。

在这样的捕捞方式下,江豚也难以逃脱。

胡师斌在2015年自发成立了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从那以后,他开始在公众号和中小学课堂上科普江豚的现状和保护工作。他见过很多死去的、受伤的江豚,包括被电晕以后迷失方向的,被滚钩割得皮开肉绽的,因食物短缺、冒险去浅滩觅食而搁浅的,还有被渔网网住后不能及时出水呼吸而闷死的。

“江豚非常脆弱,受伤后救护的存活率也很低。江豚在离开水后,皮肤要保持湿度,一旦干燥就会裂开。江豚身体大部分是厚厚的脂肪,只有一层薄薄的肉和骨头,抬着它的时候不小心就会把它的骨头弄断,所以即使割破一点皮,江豚也可能会死。”胡师斌说。

胡师斌觉得江豚和人类很像,怀孕很长时间才生一胎宝宝。小江豚出生几年后需要跟着妈妈生活,如果是女儿,妈妈会一直带着她直到她找到另一半。生存环境恶劣,加上繁殖少,养育艰难,江豚的数量急剧下降。他始终觉得应该做点什么,“白鳍豚已经灭绝了,不能再让江豚也灭绝吧?”

江豚巡护队的成立给了他机会。安庆成为全国首批四个江豚协助巡护示范点之一,于2017年6月29日正式组建巡护队,工作重点就是打击非法捕捞的行为。胡师斌自愿成为队长,张贤敏等六名退捕渔民被选入队。

长江安庆段长达260公里,巡护队日常巡逻范围在市区上下游的40至60公里内。巡护队只有一艘快艇,队员们每天从市区码头往下游开,巡逻至宁安高铁线调头,往上游则到江心洲返回,上游或下游巡逻一趟都需要三个多小时。

江豚巡护队刚成立时,渔民们并不买账。巡护队在下游巡逻时第一次遇上非法电捕渔船,船主在巡护队接近前将电捕器扔进了江里。张贤敏上船去找其他的电捕器,船主扑过去拦住他,冲他直喊:“你们又不是渔业局和长(江)航(运)公安的人,敢进我的舱?”双方僵持不下,胡师斌料定船舱内有证据,打电话给渔政人员来处理,船主最后被渔政罚款。

类似的事情次数多了,渔民们骂巡护员们是“汉奸”:“你们也是捕鱼的,现在上岸了,反过来抓我们。”有时被拦下的渔民照着面骂,队员们不还口,也不动手,就陪在原地,等渔政过来。“我们只是协助的,不能和他们起冲突。”张贤敏说。

 

 

江豚巡护队没有执法权,队员们要在违规和不让非法捕捞船逃走之间把握尺度,具体怎么做,都是七跌八撞地摸索着来。

大多数情况下,渔民会配合着留在原地。“很多渔民自己做事也心虚,他们知道这样不好,只是没办法。”张贤敏说,有的人却还想搏一搏,开着船调头就跑,巡护队就在后面追着,直到对方停下,或者把对方逼到狭窄的河道里。

有当地干部私下里提醒胡师斌,“你们强行留住人家是违法的。”胡师斌和他争执:“我是没有执法权,但我是正,他们是邪,(就算)我违法了也没关系,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他打了个比方,“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杀人犯要杀小孩,打110电话让公安过来就行了吗?是不是能阻止就立刻去阻止?”有一次,巡护队刚刚协助抓了一艘电捕渔船,在返程路上遇见一头江豚。胡师斌心有余悸,“如果没有阻止那艘船,这只江豚会不会就死了?”

非法捕捞的渔民大多选择在半夜或凌晨出船。夜晚的江面黑漆漆一片,在远处根本看不到渔船的踪影,长江安庆段范围又大,队员们很多时候要靠志愿者的举报来实施拦截。巡逻队白天巡逻,晚上回到家,不管多晚,只要接到举报电话,立刻归队。张贤敏觉得巡护队的工作比打鱼还辛苦,“没日没夜的”,可是不去不行,“不去就失职了。”

安庆江豚巡护队队长胡师斌

安庆江豚巡护队执行队长张贤敏

2018年底,巡护队接到举报称,池州市李阳河附近(与安庆交界)有一个渔村,全都是非法捕捞的渔民,一次性出去十几条船。巡护队去拦截时,发现他们有专人放风盯梢,一看到巡护队就通知渔船逃跑。胡师斌决定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他找到一个当地人帮忙打探渔村出船的时间,承诺事后给一定的“信息费”。

大年初一的凌晨,胡师斌根据线索,预先通知了渔业局和公安局的办事人员,带着他们的船去附近蹲守,渔船一来就出动,抓住了好几条船。这次打击把整个村子非法捕捞的风头“压了下来”。

巡护队很少失手。池州的牛头山附近有一个黄姓渔民,用快艇电捕鱼,专打深水的高级鱼类,比如无磷的鮰鱼(一斤可以卖两百元)。志愿者向胡师斌提供了这条线索,但又称:“他每次只打两个小时,出船时间不定,你抓不到。”

胡师斌又找了一个本地线人,让他晚上不要睡觉,专门蹲黄姓渔民的动静。两星期后,线人传来消息,“明天凌晨两点。”第二天,胡师斌带着人到距离江边500米的318国道旁边蹲守。远远就发现有人站在堤岸上放哨,为免打草惊蛇,胡师斌让其他人在原地不动,只安排一个老人绕到堤岸下,去盯渔船的动向。过了两个小时,老人发来通知:渔船靠岸了。巡护队一鼓作气跑到江边,船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抓住了。

胡师斌把举报线索看得像是战时情报,时刻想着做保密工作。拦截黄姓渔民时,他自己开着车载巡护员和渔政人员过去,没告诉任何人确切的地点,“就怕走漏了消息。”即使是巡护员,他也加以提防,每次接到线索时,他都要问一句,对方和巡护队有没有关系,如果与谁沾亲带故,他会尽量避免安排相关队员参与行动。

每次开会讨论计划时,他让所有队员把手机交上,直到行动结束再返还。胡师斌解释:“做这份工作,巡护员可能要抓捕什么样的人呢?可能是他们的妹妹,他们的兄弟。渔民是祖祖辈辈捕捞的,社会网错综复杂,甚至和渔政和公安都有关系,所以谁都不能透露。”

胡师斌对亲人同样守口如瓶。有一次,弟弟旁敲侧击地问他,晚上会不会出艇巡逻。他猜可能是弟弟帮朋友问的,于是一边跟弟弟说“不清楚,可能不会”,一边安排巡护员出去拦截。弟弟事后埋怨他,他也不在意,“就是要六亲不认的,不然怎么做事呢?”

 

 

胡师斌不是渔民。他1963年出生,没怎么读过书,年纪轻轻就出去打工,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电信做架设电缆的工作。在外漂泊几年后,他回到从小生活的长江边,开了一家船舶污染物接收公司,负责接收池州市东流码头来往船只的生活污水、油污和垃圾。

按照规定,船舶在江上航行时需要储存日常产生的污染物,到达港口后交给污染物接收单位,但实际上很多船舶会把污染物直接排到江里。“他们宁愿白给你清洁费,只要你给他们开接收单。” 胡师斌说,要储存污染物,需在船上建相应装置,不仅占空间,污染物存放久了还会发臭,“扔到江里多省事儿。”

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都知道这些情况,但关于船舶污染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重视,胡师斌想,能不能把大家联合起来,凝成一股社会力量,与政府合作,改善长江的污染情况。他想成立一个公益的社会组织。

成立一个社会组织需要三十家理事单位,胡师斌一家一家地找,当时很多人劝他别白费力气,社会组织不是那么好申请的。可胡师斌不信,长江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水质问题、污染问题、珍稀动物的保护问题,“政府的人不是天天在江上,对于有些问题只是考察的时候才了解,我们就在长江边上,知道得很清楚,可以直接反映上去。”

从2010年开始,胡师斌频繁地交材料,可申请就是没通过,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做主管单位。胡师斌觉得可能是交上去的文字、图片材料不够直观,于是托人购买了隐形摄像设备,外观是一只钢带手表,在表盘上藏着摄像头,充一次电可以拍摄几个小时。他每天戴着手表,上船接收污染物,和船主说话的时候,双手抱在胸前,或者虚扶在肚子上,悄悄地拍摄。

在他拍摄的影像中,有船舶直接往江里排泄油污,太阳照在泛油的江面上,一片金光闪闪;有的船主直接说,“没有污染物,往江里倒了”,胡师斌说这是不对的,对方耍横,“你明天来我还是这么说”;在江上连续作业了十多天的打捞船只顾清理船体,对于沉船的垃圾视而不见,任其漂浮在江上……

到了2015年,社会组织不需要挂靠政府部门,胡师斌的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终于成立了。胡师斌组织志愿者在江上捡垃圾,清理港口和码头边的废弃物。有了巡护队以后,胡师斌能做的事更多了,举报巡逻时发现的非法采砂、非法排污的企业,向相关部门和媒体反映存在于江边多年的垃圾山,以至于被人指责多管闲事。

他好像一直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2016年夏天,长江涨水,枞阳某化工园油罐泄漏,化工园以及周边水域漂浮着一层油污。胡师斌自掏八万多元买了几吨吸油布,和工人一起忙了半个月才将油污清理干净。

最戏剧性的一次,胡师斌独自开车从池州回安庆,路上看到一个人从面包车后厢搬下六七筐垃圾,堆放在桥底。他停车上前就问,“你为什么扔在这儿?你能捡回去吗?”对方不明就里,乖乖照做了。“其实他当时可以反问我,你是什么人?那我也拿他没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有一种共识,只要是正确的事,每个人都能站出来说,即使是一个普通人。”

 

 

2019年,安庆市作为江豚自然保护区,提前实施全面禁渔政策。江豚巡护队扩招了一批渔民,目前共有21人,日常巡逻的范围扩展到180公里。

胡师斌把船舶污染物接收公司交由别人打理,义务在江豚巡护队服务。队员们每人每月拿三千块钱补助,最开始两年由阿拉善SEE基金会提供,去年各地建立护渔员制度,巡护队的补助从渔业部发放的经费里出。

除了三千元补助,队员们没有其他的福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需要自己买,一个月到手的钱只有两千多。即便如此,加入巡护队的渔民依然是幸运的。

张贤敏在报名加入巡护队前,已经听到禁渔的风声。他不禁想,如果不打渔了他能做什么。他是巡护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读到高中,其他的队员几乎没上过学。渔家的孩子从出生起就在渔船上,随鱼群漂泊,不可能上岸读书。张贤敏娶了渔民的女儿,并且当时捕鱼非常挣钱,他宁愿跟着妻子从头开始学习捕鱼。

他现在五十多岁,除了捕鱼,什么手艺都没有,也不可能像当年学捕鱼一样学会新手艺,去找工作只能干苦力。相比之下,巡护队的工作显得更有意义。

刘藕林在2018年补招时加入巡护队。她在一群男性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因为有机动车驾驶证,正好巡护队想加强岸上巡逻的力量。面试时,她说:“别人会的我都会,别人不会的我也会。”

她渴望得到这份工作。她原本和丈夫一起捕了二十多年鱼,她开船,丈夫负责布网、拉网。丈夫的眼睛越来越坏,她不得不提前上岸,进工厂打工。待了几个月,觉得不适应,“还是想回到江上去。”

刘藕林说:“我们是在长江边长大的,离开长江活得都没劲。”她想到2003年长江刚开始实行休渔期制度的时候,从春到夏禁捕三个月,让渔民上岸,结果所有人都病了,“感冒、不舒服,个个都不适应,在江上空气好,在岸上进屋把门一关,快闷死了。出门走走嘛,老人们在船上都是坐着,走路又觉得腿发胀。”现在实行全面禁捕,很多渔民更加无所适从。

找一份工作是最难的,据刘藕林观察,身边的渔民要么去做了清洁工,要不就去运输船上卖力气,“渔民们没文化,没技术,去餐厅做服务员人家都不要,因为不识字,只能去后厨洗盘子。去工厂又有年龄限制,他们只要45岁以下的。”

渔民的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岁之间。年纪大的渔民干脆不找工作,闲在家里,靠政府的补贴过活。禁捕后,政府一年给每户渔民补贴八千元,还给每个渔民交三千多元社保,这两项补助共计发放十年。渔民的船舶和渔具按政府的估价进行回收,刘藕林家的船长11米,年份较久,换了五万元,渔具换了两万元。

退捕之前,即使丈夫眼睛不好,刘藕林家一年也可以赚七八万元。长江鱼变少了,但每年中秋后的螃蟹季,每户渔民捕捞到的螃蟹最少也可以卖四五万元。江里的螃蟹价格高,一只半斤的母蟹可以卖到四百元。现在,如果找不到工作,每户渔民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一千多元。

“国家补贴不够生活,但是只能配合国家政策。”刘藕林说,她需要巡护队的工作。

图:安庆的长江流域是江豚出没的地方,这边密布厂矿

图:黄盆闸水域鱼类资源丰富,这边经常有渔民违法捕捞

 

长期在江上的渔民能够清晰地感知到水质的变化。张贤敏记得他刚上船打鱼时,长江水是青色的,浅滩清澈见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江一带开始搞大开发,化工厂开遍了江岸,长江水变成青色里带着一点黑,2006年以后,长江中游段的水量减少,流速变缓,污水排进江里,浓得化不开,那时候水质差到“连动植物都没有了”。

禁捕之后,安庆的水师营市场卖的都是养殖水产

近些年来,长江的规划基调由开发变为保护,违规码头被整治,沿江工厂陆续往里搬迁或拆除。现在靠近江面的一两公里范围内几乎看不到工厂了,沿江的土地变成了绿化带,栽种了几年的树还未长成,立在岸边显得有些单薄。

但全面禁捕仍然是所有渔民没想到的。安庆市的专业渔民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江上,渔民们看安庆也像是飘在水面上的城,他们说安庆在水上这么多年,多亏了有镇城的宝塔。宝塔指的是老城区靠江几百米的佛塔,七层的褐色砖塔,建于明朝后期。

瞿桂平认为,演变到禁捕这一步都是因为“搅局者”的出现。他是第一批加入巡护队的队员,祖籍江苏,父亲那一辈来到安庆打鱼。他在船上出生,从小跟着父亲学下网、打钩。传统渔民用的都是“老实”的渔具,“网撒下去,(江里)十条鱼只能捕捞上来一条”,渔网的网眼大,春季鱼类繁衍时,可以漏掉那些没长成的小鱼,这样能保证江里的鱼代代不息。

但岸上那些偶尔来捕鱼赚快钱的人不管这些,二十年前他们就带来了小型的电捕器,站在岸边打鱼,“十条里基本上八九条都被电死,没有漏网之鱼”,即使有的鱼侥幸在高电压下逃脱不死,也将彻底丧失繁育的能力。渔民们用传统的网具捕半个月,比不上他们出来捞一次,于是也开始使用电捕,造成恶性竞争。

瞿桂平不想违反父辈的规则,竞争激烈的时候,他就溯江而上,最远去过湖南岳阳打鱼。几年后,长江开始有休渔期,加上小孩到了读书的年纪,他索性上岸打工,去别人承包的养殖场里养鱼。年收入从二十年前的七八千元慢慢涨到四万多元。

听到巡护队招人的消息后,瞿桂平报名参加了,虽然没有五险一金,工资比养殖场低,但他觉得自己懂这片水域,“我知道江里哪里有鱼,哪里有江豚,一直听说江豚要灭绝,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江豚非常多,我们都很熟悉。”他还有一点不轻易说出的小心思:“以前就很讨厌电捕鱼,现在可以告诉他们,我们是正确的,电捕就是错的。”

全面禁渔后,非法捕鱼的人越来越少。2021年以来,巡护队还没遇到过非法捕捞的船只,巡逻时做的工作大多是劝离垂钓者,清理铺设在河道里的渔网、锚钩。瞿桂平有时会想,会不会有一天就不需要巡护队了?如果巡护队解散了,非法捕捞会不会重新冒头?

天气好的时候,巡护队能偶遇江豚,张贤敏会认真地在当天的记录表里写下时间、地点和数量:“3月8日,9:00,江心洲头发现江豚5头。”

江豚们在水面上跳跃、玩耍的样子,总让刘藕林想起从前打鱼的时候。渔民们不会捕捞江豚,饥荒年代,老渔民捡死江豚吃,都是脂肪,不好吃。江豚没有攻击性。闲来无事,刘藕林把船往浅滩上一靠,江豚就会贴近她的船游来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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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4期 总第672期
出版时间:202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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