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回望穿越在黑暗历史隧道里的日本(1912-1945)——对话

稿源: | 作者: 徐琳玲 日期: 2020-11-16

“在1930年代之前,日本原本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走强权道路的,它努力过,奋斗过的,曾经向上争取过,但最终还是走向了一条歧路,国家的命运也因此就更具有悲剧性,也更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 “今天,我们中国仍处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延长线上”

回望穿越在黑暗历史隧道里的日本(1912-1945)

——对话马国川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2016年,马国川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获得了一个在庆应义塾大学为期四个月的访学机会。在庆应校园里,他“邂逅”了该大学的创始人、出现在万元日币钞票上的历史人物——引领明治时代思想的启蒙者福泽谕吉。

 

受问题意识的强烈驱动,这位常年专注于现代化问题的资深媒体人开始大量研读书籍、游历“历史现场”,想在这个东亚邻国的近现代行进轨迹中寻找到某种有针对性的答案。

 

2020年,马国川完成《国家的岐路》一书。这也是他的“日本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该书聚焦于自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段岁月,描绘了日本政界、军界、思想界、新闻界、极右翼分子的众生相,试图去解答一个困扰中日两国知识精英们长达数十年的问题——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亚洲新兴国家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自我毁灭的?

 

眼下,世界经济已显露出深度衰退的迹象,各国间贸易摩擦加剧,地缘政治矛盾升级。全球疫情带来的破坏力,影响直追引发世界重大政治经济危机的1929年全球大萧条。在这一背景下,本刊记者电话采访了马国川。

 

他认为:日本在近现代转型中走过的歧途、弯路,对今日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今天,我们中国仍处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延长线上。”

 

 

 

一段幽暗的历史隧道

 

人物周刊: 从你梳理的《国家的歧路》看,从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到1945年日本战败这三十来年,从日本的政界、军界、思想界到新闻界,其实都不乏头脑清醒、甚至身处高位的有识之士,他们深知日本没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忧虑日本在走向危险的深渊。但是,为何日本仍然走向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

 

马国川: 事实上,这些人在那个时代绝对是少数。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弱,是黑暗时代里一些微弱的光。在这些光的背后,是无尽的黑暗。这是一段历史的隧道,而且越走越深,光越来越微乎其微,稍微有一点点风就把它们都吹灭了。为什么这些微弱的光不能成为熊熊大火,成为引导国家走向光明、照亮黑暗的一个火炬?为什么这个国家仍然走向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想说明一点:日本从1912到1935年走过的道路,不是一条直线,也不是像抛物线那样,到达顶点之后就一路向下。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甲午战争之后,狂热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开始在日本兴起,特别是在十年后的日俄战争中——一个东方的、落后的、亚洲黄面孔的国家,战胜了一个强大的白种人国家,在当时确实是震惊世界的,也震惊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知识界也是一个巨大的刺激。所以,当时这么多中国人,从精英的知识阶层一直到社会中下层,都愿意向日本学习、以日为师。

 

但是,对日本来说,战争胜利的作用是两面的:一方面它由此地位提升到当时的世界列强之列,完成了“明治梦”,完成了“与万国并峙”的强国梦想;另一方面它开始走向了一条自以为正确的道路——只有通过强权、通过武力崛起才能实现这个国家的梦想,这就给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阴影。到明治后期,狂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开始兴起了。这预示着国家的未来很危险,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一旦叠加在一起,最后往往走向法西斯主义。

 

到明治天皇去世,随着明治元老这一代政治强人退出舞台,大正时期的日本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新气象,譬如出现了以吉野作造等为代表的一批清醒的知识精英和政治家,他们推动社会进步,创造了“大正民主时期”。在这十几年间,日本国内的民主政治开始发育,形成了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原敬首相是第一个出身平民、非藩阀的政治家,到1926年又颁布了普选法,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从1%提高到20%以上。

 

在国际上,日本也开始努力地以一个负责任国家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最典型的就是加入了国际联盟,成为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不仅仅是日本的荣光,也是整个亚洲的荣光——一个东亚国家居然能够跻身到“国联”这样一个当时最好的国际平台上去。而且,日本的确在国联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贡献了一批外交家,他们对解决国际争端有很大功劳。比如日本参加了华盛顿会议、签订《华盛顿条约》,使之成为囊括整个太平洋的和平体系。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中国“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巴黎和会没有解决日本牟取德国在山东、在青岛的特权问题,可仅仅两三年后,到1922年日本就和平地把青岛还给中国,就是因为它签订了《华盛顿条约》。

 

所以说,日本不是一直以一种蛮横方式发展着,而是一度遵守当时的国际规则和条约约定的。如果这样一种努力能够长期持续,没有走向战争,那么我觉得日本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现代化国家,顺利地完成现代转型。

 

但很遗憾,一方面是日本国内还有很多问题没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遇到了1929年的大萧条,两方面因素推动日本走向了一条真正的不归路。从大萧条开始,更准确地说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通向歧路的第一张骨牌倒掉,然后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一直到1945年战败。在15年里,日本不断地走向灾难。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自身的问题。从明治后期已经开始出现狂热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民粹主义,不仅仅在底层、在草根中间,也在社会的中高层,像“日本法西斯主义教主”北一辉,他的思想受到当时个别中下层军官的狂热崇拜。在大正时期,这些思想一开始是边缘化的。但这个时候政治改革不彻底,民主政治的不完善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觉得这套民主政治和原来的藩阀政治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从明治后期一直到大正时期,是日本社会急剧变化的一个时代,但国家的根本大法没有根据时代变化及时调整。譬如,按照《明治宪法》,日本的军部直接听命于天皇,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军队。这就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出现国内外动荡,它就凸显出来,成为天大的问题,尤其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

 

总之,在明治、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使得那些极端思想不但没有被局限在应该局限的范围里,反而不断地扩大地盘。它们就像鲁迅说的“地火”一样,岩浆在地下翻滚着,随时都在寻找突破口,到大萧条一来,这个问题马上就喷发出来。几年时间里,极端思想很快地绑架了这个国家。这是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

 

 

 

人物周刊:  这些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是如何成为连日本的政治、思想精英们都无力掌控的压倒性社会意识的?

 

马国川: 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种自发的、朴素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尤其是对一个后发国家来说。因为当初不是很情愿地打开国门,当面对一个完全异质的文明时,自然被激发出民族主义情绪。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不能去煽动它,不能想着以政治的方式去操控它。它就像我们小时候读的童话《渔夫和魔鬼》,一旦打开瓶子,魔鬼跑出来之后,就再也没法把它收回去了。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是这样的魔鬼,它易放难收,一旦打开,它们就从边缘成为主流。当社会大危机来临时,它们就在一夜之间凸显,最后把所有人吞噬掉。

 

我们知道,始于1929年的这场经济大萧条对世界冲击之大,远远超出后来人类所遭遇的(除二战之外的冲击),可能只有今天的新冠全球大流行可与之相比。当时世界各国都在思考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实际上存在三个方案:美国的方案是“罗斯福新政”;第二个是苏联的方案;第三个方案就是德国、意大利选择的法西斯主义。

 

其实,北一辉提出的方案就是日本本土化的法西斯主义。在大萧条冲击下,外来的思想和本土狂热的、极端的意识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它从1931、1932年起迅速膨胀,又因为缺乏制衡力量,它越来越庞大,成为一股吞噬性、压倒性的力量。

 

日本发动“九一八”之前,当时有一个官员邀请一个媒体记者吃饭,他中途问记者:假如我们和中国打仗,你觉得会怎么样?你觉得老百姓会不会支持?记者说怎么可能,他们当然不会支持,因为支持打仗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去送死,对不对?但是,很快战争就爆发了,然后这位记者发现:日本上下举国狂欢,老百姓都欢呼雀跃,觉得日本人从此占领“满洲”,土地增大了、财富增多了,生活都好起来,国家也更有希望了。街上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游行,饭店里还有专门的“胜利菜单”。

 

这对当时日本的知识人触动非常大。他们原来自认为是在为民众代言、引导着民众走向光明,结果发现自己成了孤独的个体,有可能随时被民众、被历史抛弃。他们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一些人开始主动投降,选择和军国主义、法西斯同流合污。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匍匐在强权、法西斯主义的脚下。这是最大的悲剧。狂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旦成为主流,绑架整个国家之后,就具有了摧毁性力量,几乎很少有人还能够站在那里独自面对。

 

 

 

人物周刊:  当时日本对外也曾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种是好战的,主张建立一种由日本主导的国际新格局。还有一种相对温和、克制,强调遵守新形成的国际规则,和英美协调合作。但是,走温和路线的外交官们被好战派全面压倒,遭到暗杀和死亡威胁。

 

马国川: 这个太典型了。你说到的温和路线,日语里称作“协调外交”,当时被那些右翼极端势力攻击成“软弱外交”。其实他们不知道,妥协就是外交的代名词。谈判桌上是不能强买强卖的,大家坐到一起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认可的结果。这就是外交的真义。我还特别想说一句:从历史来看,战争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只会引发更多问题。“一战”搞得世界一地鸡毛,只有通过巴黎和会才奠定了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整个世界才稳定下来;华盛顿会议则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所以,“协调外交”才是外交的根本对策之一。那种强硬外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逞一时之快。

 

1931年,日本因为对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招致国际舆论的压力,李顿调查团向国联提交了“满洲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日本外交官松冈洋右带团到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就是寸步不让,后来又“愤而离席”,然后直接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从此,日本成为世界的“弃儿”,亚洲的孤儿。松冈想等到国内舆论平息以后悄悄回来,可是当他乘坐的轮船到达横滨港口时,发现码头上密密麻麻都是来欢迎他的人。他当时懵了,自问是不是大家脑子有病。就连这样一个搞好战式外交的人,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可是当时狂热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已被煽动起来。这些好战的外交官背后也有民意的支持,到后来,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退路了。后来搞德日意轴心同盟,松冈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这些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到现在,还有人为日本辩解,说日本当时身处一个丛林世界,别无选择,这就是在为日本搞法西斯主义找借口。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必须承认国际关系中确实有强权、有不讲理的东西存在,但也必须承认在强权之上是有公理存在的。从18世纪以来,尤其是19世纪以来,公理的成分是越来越大。如果你否定公理的存在,认为世界只是一个丛林,那你和这个世界到底如何相处?这就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世界,然后你怎么选择。日本不是外在于这个世界的,你本身就是塑造世界的一个力量。

 

如果日本自1930年代始一直是世界上一个正面的、讲公理的力量,那么,即使希特勒在整个欧洲挑起战争,可能亚洲也是风平浪静的。但历史恰恰相反,日本成了亚洲战争的策源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

 

 

 

人物周刊: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而言一直有着特殊意义,先是学习、效仿的对象,然后是暴虐的侵略者和施害人。它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在牵动、影响着中国。如果以邻为鉴的话,日本从“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有哪些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为之警醒的?

 

马国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日本这段历史对中国最大的启示就是:作为一个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要警惕民族主义,要防止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日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后发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它带来的问题比其他国家要更为强烈,因为不加遏制、任其发展,甚至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操纵,最后它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旦放出来就不可收拾。

 

其次,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各种改革需要制度保障跟上,这非常重要。我们谈到极端思想可能是很难消除的,但是如果在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下,那么它们就不会成为主流,更不会成为一个裹挟性的、主导性的力量。这样,国家就能够不断地通过改良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如果制度没跟上,那么在内外力量的推动下,尤其是外来冲击的影响下,很可能原有的一些制度建设会被迅速冲垮,让那些极端势力和思想成为社会主流。这太可怕了!

 

论到转型期的知识人、精英阶层,我觉得他们一要有见识,要知道其他国家昨日今天的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二是得有担当:面对那些不断滋生、膨胀的极端思想,你能不能保持一种克制、冷静,能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底线。当大潮来袭时,每个人都是脆弱的,但是如果有成百上千、上万个人形成堤坝去抵挡的话,我相信潮流是有可能被压制、侵害是有可能降低到最小程度的。至少,整一代人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非常负面的、丑恶的形象。

 

当极端势力和思想膨胀时,如果有理性并且有战斗性的人越来越多,我相信也会扭转大势。所谓的大势,它不是一种不可测的神秘主义力量。在那个历史阶段,如果日本社会中那些社会精英、知识阶层、掌握着话语权的群体能保持一种冷静、克制和引领作用,那么日本的局面本来可以大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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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14期 总第672期
出版时间:2021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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