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 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

稿源: | 作者: 李宗陶 日期: 2020-04-13

“刘擎骨子里活得率性。学术圈里,只要他在,场面就活了”

二十多天没出门,刘擎挺自在,他享受因为疫情宅家工作的沉静。只是,好久没见大片的天空。有天晚上,一家三口往徐汇滨江大道去,散散步也好。橙棕色的跑道上空无一人,滑板少年也不见了。

 

马克斯·韦伯就是因为染上了1918年起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而死的,56岁,正是刘擎现在的年龄。80年代,他在李泽厚的一次校园演讲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习惯把这位德国思想家列在西方思想史课程的第一位,因为韦伯代表了现代思想的成熟。2月23日,他在“得到”开课,发刊词里提到: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四年前的这时候,我开始旁听刘擎的研究生课“西方现当代思想”,正是政治学系江绪林老师弃世一周,而刘擎作为系主任刚在送别会上念完那篇打动了许多人的悼文。2010年,江绪林也旁听过他的课。

 

第一节上导论,他向学生们交待开课的目的之一:一个人,在“被抛到这世上”之后,如何不过度地“反省人生”,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存”,如何正对加缪所谓惟一严肃的问题(自杀),如何涵育强健的心智,“继续江老师未尽的思考”。

 

早年他的名片上写的是诗人、剧作家。1987年第2期《上海戏剧》上有一篇《我们实验什么――“白蝙蝠”四重奏之一》,署名刘擎、陶骏、张昭、刘洋。四个人展开为什么要搞实验戏剧的讨论――“戏剧实验室在戏剧文化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科学实验室在科技发展中的角色”“艺术的力量取决于独特性和力度”“戏剧使人成为人”。

 

他们的结缘始于陶骏编剧、导演、主演的实验话剧《魔方》。这篇对谈提到1986年刘擎和陶骏编剧、陶骏导演的四幕诗剧《生存,还是毁灭》,它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加上现代生活的混合物。这个剧本后来被译成英文,由著名的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 Press)收入文集《莎士比亚在东亚》。

 

张昭演哈姆雷特,陶骏演麦克白,好嗓子刘擎拉来另一副好嗓子林栋甫演李尔王,他自己演现代人。主要服装是麻袋片做的,场地十平米。2019年3月,刚得了法兰西共和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的林栋甫忽然收到刘擎的祝贺短信,回了声“天!”,二人相约重聚。“好像上辈子的事情。”刘擎说。

 

 

 

 

上世纪50年代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技术员和他的妻子、同单位广播合唱团团员,双双响应国家号召,奔赴青海建设广播电台。说好待四年,一留二十年。他们在青海师范学院的家属院里安家,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刘擎。

 

隔壁住着一对生物学家,来大西北教英语,这家的男孩是他童年最好的伙伴。楼上住着一位“戴帽右派”,是他的语文老师,会朗诵马雅可夫斯基和叶塞宁的诗歌。另一个单身“右派”,据说当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过文章。隔壁的隔壁,是一位从前在外国语学院教书的老师,她的先生曾在中科院工作。一天,有个科委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请教翻译,刘擎头一回听到“信息论”,那是1975年。

 

学院图书馆里的繁体字苏俄文学,大人们悄悄传阅的灰皮书,《展望》杂志每期末页的火柴棍思考题,青海省话剧团后台的种种故事,父亲带他去玉树、果洛架电线安喇叭时见识的藏民及其文化,混杂着构成了知识贫瘠年代里的另一个平行小宇宙。

 

2015年暑假,一个刮台风的日子,刘擎在季风书园,为一些风雨中赶来的孩子和家长上一堂哲学课。

 

“在我大概十岁的时候,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叔叔,他们很热心地讲些‘深奥’的故事和问题,激发了我的奇思异想,开启了我后来的学习和探索,让我成为今天的我。”他推荐并现场解读朱利安·巴吉尼的《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以及另99个思想实验”。书店的沈乐慧说,那天,大人孩子听得津津有味,舍不得结束,那大概是季风人文课中拖堂时间最长的一期。

 

1978年,刘擎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化学工程系高分子化学专业,满脑子“实现四个现代化”。宿舍里老有卧谈会。那些老高中、插队知青、当过兵的,都有一箩筐故事。

 

“‘文革’刚刚过去,国家正在恢复元气。这些夜谈,是在帮我认识社会,认识这个国家。”刘擎说,“课堂上也有许多开放的议题,姓资姓社之类……那一代的大学生,敢想敢问,敢挑战权威。”

 

研究生毕业后,他从化工系转到社会科学部当教师,转向上一代人又爱又怕的文科。他一面教书,一面写诗、写影评、办杂志、办剧社。

 

1985年 上海 文艺青年时期

 

 

 

1988年暑假,刘擎去北京参加甘阳主持的第一届高校青年教师讲习班。二十多天里,听周国平讲尼采、赵越胜讲马尔库塞、王炜讲海德格尔、陈宣良讲萨特、苏国勋讲韦伯、郭宏安讲加缪,还结识了《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和王焱。课程结束时他被甘阳推为优秀学员。

 

紧接着的10月,刘擎作为记者去成都参加金观涛主持的“中国学者展望二十一世纪”会议,结识了郑也夫、陈方正等人。

 

“会上,金观涛讲他的现代化理论,引用了韦伯的理性化与非个人化的概念,当时大家好像没有听懂,因为他的表述比较特别。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明白了,就冒冒失失地发言,讲了五分钟,好像是把老金讲了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的内容讲清楚了。老金非常impressive,吃饭的时候主动到我这桌来跟我聊。他当时已经编了《走向未来》丛书,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开始谈一个关于卡尔·波普尔的问题,我居然和他争论起来,那时候真是年少轻狂。晚上,他到我住的房间,让我考虑申请读他的博士生,他快要当博导了。这对我非常有吸引力。他随后就来上海,跟王元化见面,王先生要搞一个刊物《新启蒙》。我们谈过好几次,他去开会、演讲和座谈都把我带上,我就有点被人看作金观涛弟子的意思,然后就有出版社编辑跑到我家来约书稿……因为这样的机缘,我等于一只脚跨进了思想学术圈。那时候,老金建议我读帕森斯、韦伯,有一些笔记也借给我看。”

 

他后来发现,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这两个群体,“文化中国”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都致力于开启民智,探求出路,但存在明显分歧。

 

刘擎也被领进永福路17号,那是当时上海最活跃大脑的汇集之地。萧功秦、高瑞全、张汝伦、严搏非、陈兼、杨东平、何平(小宝)……新人通常不会空手进门,刘擎第一次讲的是昆德拉的小说。

 

“那时候,一个礼拜有四天晚上我肯定是在外面的,错过一次聚会就心慌,每天都像喝醉了酒一样美好,每天都有新的世界打开。心灵是开放的,对知识是饥渴的。”刘擎说。

 

“印象很深,1990年元旦,在淮海西路红磨坊附近他家里,地方很小,朋友们一起守岁。记得有顾刚和袁鸣,顾刚是新加坡大专辩论赛复旦的辩手,他的好朋友。”许纪霖说,“然后他很快考了托福,去了美国。”

 

“走之前,他请我们吃饭,一个很小的饭店,水泥墙,几张桌子。他把自己的诗集分送给大家,是用钢板蜡纸刻了油印的,很薄,十几二十几页。前几年我还翻到过。”严搏非说。

 

马凯大学是一所私立天主教会学校,小而美,师生关系亲近。刘擎所在的政治学系主任罗德之(James Rhodes)有很好的古典学养,曾亲炙沃格林(Eric Voegelin),也旁听过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课。2006年,刘擎邀请罗德之到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一门介绍沃格林思想的短期课程,正值国内斯特劳斯热及其“隐微写作”浮现之时,他以为有必要让学界认识另一派杰出的保守主义者。

 

后来刘擎又去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博士论文答辩那天,他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在场的教授们愕然。

 

“80年代虽然热烈,也有浮夸的一面。如果还在当年的文艺圈继续走下去,我很难想象现在自己的样子。美国九年,让我沉静下来。我更喜欢现在的自己。”

 

 

 

 

刘擎终于在当年听过很多讲座的华师大安顿下来。

 

2014年,思勉人文研究院跟哈佛燕京学社合办一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再阐释”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该领域的大佬级人物:沈志华、杨奎松、王奇生、裴宜理、周锡瑞,等等。刘擎也被邀请。“按理这不是他的研究范围,但是偏偏他的发言给大家刺激最大。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是做历史的人想不到的。”许纪霖说。

 

从2003年开始,刘擎每年年末撰写一篇西方思想界的年度述评(许多人称为“大餐”),至今已经17年。周濂说:“这个工作首先建立在非常广博的阅读之上,然后要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独到的眼光,在西方学术界整整一年的思想贡献中甄选出最具代表性乃至前瞻性的话题,做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我觉得难度是很大的。”陈嘉映说:“特别值得读,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来。”

 

“我觉得他最好的角色可能不是教授、学者,是在舞台上,”许纪霖说,“他骨子里活得很率性,他需要激情。学术圈里,只要有他在,场面就活了。他是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存在。”

 

2019年4月,刘擎和陈嘉映在上海浦江   图/受访者提供

 

 

答案太多,如何选择?
对话刘擎

 

写文章和论辩,为了什么

 

2007年,刘擎的学生马华灵交出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现代性危机的两幅肖像:伯林与施特劳斯的世纪悬案》,其中反驳了施特劳斯在《相对主义》、刘小枫在《刺猬的温顺》中对伯林的批评。刘擎在这篇习作上用红笔写了密密麻麻的旁批: 
这些文字是在说什么?空穴来风,似是而非。完全没有实质性的问题的梳理、展开和解释,也没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所回应,就大发议论并且抒情,这是很糟糕的蹩脚诗人的文风。……它表面上很有力量,但没有真正的论述,不仅会让读者不知所云,你自己也会变得糊涂。……为什么就不能做一篇踏踏实实的论文,比如“伯林与相对主义”,明确界定论题的来由,细致处理相关的文献,展开充分的分析,然后给出自己的论点和论证?

 

人物周刊:说到文风,就想到辩论之风。你看,昨天一个词群里就吵成那样。

 

刘擎:我的老师罗德之说过,论辩有两种:一种是律师型,律师在庭上论辩,目的是赢,所以他会尽可能搜罗对他有利的证据,然后回避、歪曲或者诋毁对方的证据,当年流行的大专辩论赛就是典型;另一种是苏格拉底式的,审慎细致地处理各种证据,真诚地展开辨析,论辩是为了理解,为了寻求真理。我提出我的观点,但不妨也听听你的,说不定能拓宽我的思路,让我更接近真理。这让我终身难忘,也塑造了我的学术人格。在一个知识的世界里,我们发言到底是为了赢,为了名声,为了脱颖而出,还是为了求真得理。 

 

2006年1月,罗德之教授到刘擎家里做客   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陈嘉映老师专门写了几句表扬你,有一句是:“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有态度有立场,但不妨碍他深入理解不同立场,这非常难做到。”

 

刘擎:我们现在不太理会人家究竟在说什么,不耐烦听,或者没听完就曲解别人的意思,急于驳倒对方。值得谈论的东西你得认真听,听懂了一个你并不一定赞成的意见,说不定会激发你生出新的想法,帮助你形成更好的理解。其实思想也是一个生命,不被挑战的观点和论述是长不大的,要经受很多冲击,才能够变得饱满。在这方面我跟伯林蛮像的,不太喜欢读跟自己观点一致的东西。我本来可以当个工程师,改做人文学术是为了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不是为了开宗立派做大师。

 

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的论辩气氛还不那么令人满意?我们缺乏“认错”的文化习惯。爸爸妈妈从来不认错,老师不认错,领导不认错,学者相互之间也不认错。我记得在博士阶段,会跟导师开玩笑,指出他遗漏了这点那点,他听了会很高兴,“天呐,这个我没有读过。”他不会觉得,承认没有读过,他的权威性就下降了。

 

 

 

一个现代人怎样才能有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罗尔斯关注正义,伯林关注多元论,嘉映老师关注历史决定论和自由意志问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刘擎:现代性问题,其实就两个方面。就是当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当韦伯说“世界祛魅”了之后,普遍的超验标准没有了,至少不再是自明的。那么对个人来说,靠什么安身立命?对社会来说,基本的秩序规范和组织原则是什么?就是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现代性的来临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它是不可逆转的,只要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流动性无法逆转,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难题。

 

思想史研究重视的对象,不只是“义理”,不是说哪种理论越艰深越精致就越值得研究,而是(我认为是更主要的)必须关注那些深刻影响人类实践的思想,它们渗透到公共文化的核心,进入了人们深层的行动逻辑,为公众提供了解释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规范行动的道德原则,哪怕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思想家的名字或者观点,但已经成为他们默认的观念,查尔斯·泰勒称之为“社会想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高明或正确,现代社会的很多病症表明,这些思想可能有很大缺陷和局限。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重要,才值得研究和反思。

 

这次在“得到”的课程,我没选那些经典哲学家,因为这门课着眼于20世纪,批判性地讨论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是这门课的核心主题。

 

我的取舍标准是,选择对公共文化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思想家,也就是他们对“社会想象”的塑造作用。比方说,现代性带来三个观念转变,这在古代是不可理解的:第一,平等的观念。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实际上存在地位的差别,但在法律、道德地位或者尊严的意义上,把人分出高低贵贱,就无法被公众接受,这是现代社会现实中的一个价值信念;第二,个人自主。意思并不是个人可以不顾社会,而是说在个人生活中总有一个领域是由自己做主的。旁人可以批评,可以提建议,但最后做决定的是当事人自己,这也意味着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包办婚姻、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质量并不比“自由恋爱”的婚姻差,但现代人为什么不再接受包办婚姻?因为亲密关系领域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人自主领域;第三,多元化。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多种合理的人生信仰、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别人和我们完全可以不一样。这三点构成现代人的地平线,成为现代社会想象的特征。

 

那么,一个现代人怎样才能有好的生活?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在一起?就是说,一个社会如何既形成正当的政治秩序,又能很好地运转,把公民联结成一个合作的共同体,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基本尊严之上的生活,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当然这是困难的问题――不是因为完全没有答案,而是有太多的答案。那么你怎么选择?又如何阐明你的理由?这是我的核心关怀。

 

 

 

与不确定性共存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跟上一代知识人相比,像林毓生先生、王元化先生这些,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刘擎:先要做一个限定,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公共表达的意义上,我都不能跟这两位学者相提并论的。林先生和王先生我都有过许多次接触交谈,我觉得在他们心里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如何实现理想社会有比较确定的答案。他们当然很清楚,面前有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但这些都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断去探索就会找到一个出口,然后走向光明。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学者和思想家,大多会有这样一种信念。这是令人尊敬的。相比之下,我缺乏这种确信。

 

在我看来,现代性的三个观念性转变带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内在的。平等、个人自主性和多元化,这三点没有一个指向更高的确定性。比如,现代社会和个人和公共生活,都信奉自主性的价值,自主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成就。但同时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autonomy)也是一项更高的要求。在实践中,人们很容易把简单的意愿表达和实现看作是自主性的体现。而在平等的文化中,我们很难敦促人们去深思熟虑,去辨析和澄清自己的意愿,因为这种敦促必须是商谈式的,必须以尊重个体自由为前提。

 

如果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转这么深地依赖人们的意愿,那么意愿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稳定的共识,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很难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特别是技术革命、突发灾难的冲击,都可能颠覆原有的思想范式。一个原本不错的答案,很可能变成一个新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又相信现代世界不是只会越来越乱,越来越无序,而是也会形成许多不同方案,方案之间相互竞争和学习,会有一些进展,进展本身是动态的,不意味着能找到一劳永逸的“好”答案。

 

 

人物周刊:前几天重新看《纷争的年代》,你觉得这个世界将会如何演变?

 

刘擎:一百多年前,梁漱溟先生被他父亲问“这个世界会更好吗?”他当时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这个问句后来被一问再问,可见人们没有那么确信了。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就是现代性的发展是否能实现自我期许的理想。理论上我在思考一种可能,就是以往现代性的成就得以维护,可能是依赖传统的某种约束,就是说现代性没有充分展开;如果现代性的一些价值得到进一步发展、更充分实现的时候,它会表现出一种自我颠覆倾向,而且越来越明显。

 

人物周刊:当人类捕食野味的意愿、主宰自然的价值得到充分发展,新冠病毒就把我们的生活翻了个底朝天。

 

刘擎:现代生活中,人的主观意愿正在发生越来越强的支配作用。一方面,这是现代性的重要成就,它带来个体自由、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能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承认主观意愿的正当性是一种道德理想,查尔斯·泰勒称之为“本真性的伦理”,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与内心渴望一致,这样你才不会感到在过一种“假的生活”,你成为了你自己。但是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并不是完全听凭简单的意愿行事,要对意愿作出反思,辨析、过滤、修正,最终达到理性的自主性。但在实践中,这个要求太高了,而且对意愿的反思和判断,我们缺乏足够明确的规范标准。

 

人物周刊:想到婚礼上那句承诺“我愿意”。

 

刘擎:现代亲密关系的独特性是什么?不是浪漫主义的爱情。古代人也有从爱情到婚姻的,但爱情不是婚姻的必要条件。古代把爱情和婚姻关联在一起的多是悲剧,《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现代人真正的创造是什么呢?是“为爱成婚”这种特殊的观念,主张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核心,并提倡年轻人以此自由选择他们的伴侣,这是两百年前才开始在欧洲和北美流行的“激进新观念”。

 

可是爱情是什么呢?现实中,两情相悦就是感觉“来电了”或者“分泌多巴胺”,就有了“我喜欢”,然后“我愿意”。也就是说,实践中的“我愿意”是一种未经反思的意愿,常常是捉摸不定的甚至不可理喻的。所以两百年前现代婚姻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警告说,爱情主导的婚姻将会颠覆婚姻制度的稳定性。

 

可是“为爱成婚”居然存活了,而且维持至今。中国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也有一个世纪了。这简直是奇迹啊!但深究一下会发现,维系现代婚姻的是其中许多没被清除干净的“传统”因素,是这些非感情因素保护了婚姻的稳定,而20世纪的社会发展正在瓦解这些稳定机制。可以去看美国历史学家Stephanie Coontz的《婚姻简史》,这本书有中译本,最近又再版了,里面讲到四种重要的社会变化正在逐步打破传统的束缚,削弱了现代婚姻的稳定性。这跟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感受是一致的,现在有不少年轻人,可以恋爱,不愿结婚。就是说,“为爱成婚”这样一个现代制度安排在充分发展之后,很可能走向瓦解。这就是所谓自我颠覆的倾向。

 

人物周刊:那么公共生活中的“我愿意”呢?

 

刘擎:对,这是我真正关切的问题――现代民主政治是否也存在这种“唯意愿论”的趋势。“人民主权”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原则,“人民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性,这也是现代性的一项重要成就。但是第一,谁是人民?众多公民如何形成集体性的公共意志?第二,人民意志为什么正当?一个个具体的公民,他们的意愿常常是变化的,也受到各种外部环境的操纵,我们怎么来判断?这在政治理论中有许多重要的规范,比如宪法,比如公民理论,等等。

 

但在实践中,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实践就是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偏好。实际上,除了年龄限制之外,没有任何准入门槛来限制“不合格的公民”的投票权。结果是什么呢?我们除了听凭本人的意愿,什么都不能限制。这就导致了“唯意愿论”。最近几年,欧美一些国家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出现了被理论家视为“民主衰退”的现象。

 

2019年1月,刘擎与周濂、钱永祥、陈冠中等人聚会   图/受访者提供

 

 

新世界主义和理性的自负

 

人物周刊:你写过不少重要的文章,像《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哈贝马斯思想史视野》、《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等等,都给同人以很大的启发。谈谈理论上比较原创性的工作?

 

刘擎:我在讨论中国“从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最初是为研究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寻找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后来进一步的思考激发我去扩展这个框架。

 

我知道地方性思维方式有很强的惯性,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许多研究解释了这种现象。但是如果本地的、地方性的思考如此顽固,那么甚至都不会有民族国家,我们都还活在部落里,或者在封建小公国里。人是可以突破直接的亲缘关系来扩展、联结成一种共同体的,那么我就要问,为什么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边界就只能停留在国家层级?

 

我们讲政治是要有秩序,秩序需要一个边界。我就在想,为什么政治秩序会变化?后来我发现,如果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它没有反思的可能性,因为反思需要视野和资源。就像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一直被当作摆脱蒙昧走向真理的过程,但现在许多人对此产生了怀疑,认为走出洞穴未必能看到太阳,可能只是走进另一个洞穴。我的理解是,只有走出洞穴,看到其他洞穴,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洞穴性”,就像你听到了其他方言,才知道自己说的是一种方言。

 

反思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借助了他者的视野和资源。如果不知道别样的风景,那么本地就是一切,就理所当然。

 

举个例子,从前中国人讲“棍棒底下出孝子”。反正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孩子都是要打的,不打是特例。忽然有一天,我们看到有一个文化是不打孩子的,而且秩序没有崩溃,那么就有了重新看待自己文化的可能性,就把自我“相对化”了。文化一定是关系性的,就是会彼此“遭遇”,包括碰撞、竞争、冲突和融合等等,文化遭遇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可能,然后引发改变,这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

网友评论

用户名:
你的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2004-2017 南方人物周刊 版权所有
粤ICP备10217043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联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