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治愈者自述:走出阴霾,温暖还在

稿源: | 作者: 苏黎 日期: 2020-03-27

随着新冠肺炎康复者和隔离者回归社会,歧视和随之引起的心理创伤也越来越普遍。郝丹决定站出来,和心理专家一起在小红书平台和更多渠道进行科普和心理指导,“理解和沟通是化解歧视的唯一路径。”

汉音乐广播电台主播郝丹经历了两场治愈,一场是新冠肺炎,1月26日入住医院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他与病毒打了场生死战;另一场是心理创伤,病愈回到家他受到了邻居的歧视,靠着小红书网友和心理专家的支持,他走出了抑郁的低谷。在郝丹看来,这两种“疾病”颇为相似,都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需要依靠身体抵抗力和内心的强大来战胜。

 

随着新冠肺炎康复者和隔离者回归社会,歧视和随之引起的心理创伤也越来越普遍。郝丹决定站出来,和心理专家一起在小红书平台和更多渠道进行科普和心理指导,“理解和沟通是化解歧视的唯一路径。”

 

2020年2月28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关于郝丹的一期节目《治愈回家的日子》。(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郝丹的自述:

 

痊愈隔离了14天后,我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2月28日晚上7点40,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关于我的一期节目,讲述我新冠肺炎治愈后在小红书开直播传递正能量的故事。

 

晚上8点10分,节目结束。8点半,和我同住一栋楼的朋友发信息给我说,“咱们小区的群‘炸’了!”我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炸群是因为我。因为信息同步不畅,小区居民们此前没得到我确诊、治愈和隔离的公示信息,因此质疑我“瞒报”,给大家带来了恐慌。

 

疫情下的武汉,一些人对病毒的恐惧和敏感就像蓄满水分的积雨云,社区通报的“无心之失”,将我卷入了一场偏见和歧视的“暴风雨”。原本被朋友和听众视为开导者的我,也因此陷入长时间的负面情绪。

 

上周日(3月22日)晚,在小红书平台组织的与心理专家直播连线中,我把胸中的块垒说给了心理专家。他告诉我,那些心怀恐惧和歧视的人,其实是需要我来帮助的人。 

 

成为“幸运”的普通人

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前,我是个普通人;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我成了一个“幸运”的普通人。

 

我是大年初二(1月25日)夜里10点半因发高烧去湖北省荣军医院检查的,熬到夜里,选了一家二甲医院,就是希望避开人流,果然这家医院只有几十个人排队。当晚拍CT,排除其他可能,医生告诉我这是一种未知病毒肺炎。并且说第二天可能有床位,但我不一定能住进去。

 

第二天,我自己开车过去,一个人坐在车上,从中午等到下午。车子里很安静,我在等手机响起来,但是一直都不响。下午四点,医生告诉我有床位了,他带我去病房的时候,我哭了。当时就觉得,在海里漂着,有人递给你一根木头,你可以抓着它了。

 

我的住院经历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的武汉,这几乎是“奇迹”般的运气了。我后来的病情很重,如果是迟入院或者晚入院,可能也就没有机会来讲自己的故事了。

 

郝丹(受访者供图)

湖北省荣军医院是一家二甲医院,生病前我都是去三甲大医院看病,不会来二甲医院。但住院时,看到这里的医生护士非常镇定自若,特别心安,感觉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他们,一定没错。

 

治疗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医生说这个病要靠你们自己的免疫力,没有特效药。他说“病毒跟你们打生死擂台,医院和医生给你们各种支持,但打赢还是要靠自己的拳头。” 

 

我当时就心中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要传播一些正面的情绪,把士气提起来,战斗力才能跟上。我把一个病房的室友拉了一个群叫“必胜小分队”,我说我们都这么年轻,未来要出来重聚。大家就逐渐被我感染了,病房的气氛也活跃起来。 

 

1月30日下午两点,我退烧了。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从滚烫的沼泽泥浆中浮出来,可以透气了。尽管依然胸痛,呼吸困难,说话费力,就像火灾一样,一些地方依旧烟火缭绕,但原来的地方已经火势渐小,大火过后,灰烬之中,总还会再发新芽吧。

 

2月3日,医院通知我们确诊了新冠肺炎。对我们武汉人,确诊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从此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了,是在数据上的人了;即便死了,我们也能够拥有自己的名字。那时在武汉,很多人没能和我们一样幸运。 

 

住院期间的很多事情,在外人看来不算多么特殊,但对我们这些生死未卜的新冠肺炎患者,别人的一点善意就会放得很大。我刚入院那天没有订饭,护士们把自己的饭让给我们这些新来的病人,她们去吃泡面,我当时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当时口罩很少,医护人员每天很勉强能匀给患者每人一个,没想到有大学同学得知我生病,寄来300个口罩,我那时就觉得“雪中送炭”这四个字太滚烫了。

 

2月10日,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了。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要赶快出去把位置腾出来,很多人等着这个床位。出院时,看到医疗费,14200元,都减免了,非常感动。

 

临别时我反复向医护人员道谢,主任说护士们很多单身的,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就说我来帮忙做专场的相亲会。我当时迫切想做一些事情,哪怕很小的事,来回报医护人员,回报关心过我的人,回报社会。

 

“心怀感恩,传递希望”,我默念着这两句话出了院。

 

郝丹在小红书的分享:疫情过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来源:小红书)

 

 

社区送菜小哥悄悄叮嘱我,最近别出门

 

出院后,我萌生一个念头,我要把自己的康复经历分享到网上,传播正面的内容,帮助那些被感染的病人,消除恐惧,和那些跟我一样治愈出院的人一起康复心理。

 

刚好我看到小红书上的“武汉加油”活动,就咨询了一下,对方主动邀请我来做直播。于是出院第二天,我在小红书上做了一次直播,分享自己的康复过程。不少网友说,他们很受鼓舞,也有人说,本来心里很害怕,但看了我的直播,不焦虑了。还有一位连线的网友,了解到荣军医院物资紧缺,捐赠了3800个N95口罩和300套防护服。

 

郝丹在小红书上的分享。(来源:小红书)

 

我当时在家隔离,还在康复期,说话都有些喘,但我觉得做的这些事帮到了别人,就特别有干劲,心里也高兴。医院收到物资后,说解了他们燃眉之急,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都没办法了。我复查时听到医生的这些话,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话:“世界真美好。” 

 

因为这次直播,在我隔离期满的当天,央视来采访我。我是媒体人,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上焦点访谈这样的知名栏目。我就是单纯觉得,除了感恩,如果别人看到了会觉得有用,或者受到一些鼓舞,那我愿意出来说。在采访中,我用了鲁迅的那句话,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但2月28日焦点访谈播出之后,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我从生病到住院到确诊再到出院隔离,每个环节都把消息告知了社区。社区会向居民公布确诊人员信息,但因为我不是通过社区渠道安排的住院,社区根据流程没有公布我的信息。

 

节目播出后不到半小时,视频和截图就出现在社区几个三四百人的大群里,我朋友告诉我,小区的群“炸了”。我所在的一个群里有300多人,平时说话的人不多,但当晚几十个人在发言,情绪都很激动。大家质问我为什么社区没有公示过我的信息,是不是瞒报了。

 

邻居们情绪激动,社区工作人员也心理压力巨大,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也帮社区缓解压力,我主动在群里回应,患病后自己没通过社区,自行联系医院住院,病愈出院,在家隔离满14天才出门,请大家不要惊慌。

 

本以为我的解释会得到理解,直到第二天早上,业主群讨论越来越激烈,质问、指责乃至谩骂刷了一屏又一屏。我们楼里的一个邻居帮我说了句话,被人骂得退群了。那天我下楼拿快递时,别栋的一个邻居认出我,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还住在我们小区啊?” 我那时候已经出院19天了,也去医院复查过,完全没有问题,怎么就没有资格住在自己的家里呢?

 

我很难受,当天就录了一段视频发在小红书上,我说,“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恐惧、误解和谣言。”我并不是指责谁,而是讲一下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但有的邻居居然追到小红书上,在视频下留言,说我坑小区、坑邻居。

 

郝丹在小红书上的分享。(来源:小红书)

 

有个邻居说,我居家隔离给小区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早知道我居家隔离,她就不会出门。但我出院时,居家隔离是武汉市的政策,我隔离快结束才出集中隔离的政策。而且,居家隔离期间我也严守规定,并不出门。

 

而社区此时也没有特别为我解释,只是在群里发公告说我的确诊病例“未经本社区上报”。这个说法模糊不清,反倒像是坐实了我“瞒报”,很快隔壁小区的朋友都听说我“瞒报”了。社区送菜的小哥悄悄叮嘱我说,小区居民情绪很大,最近几天别出门。

 

我,在病愈隔离19天后,变成了小区的“公敌”。

 

我没有料到,歧视猛于病毒

那几天,裹挟我的最主要的情绪不是生气,不是痛心,也不是委屈,而是不解。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利益,邻居们为何如此敌意?

 

有些人还曲解我的一些做法。社区通报的病例都是通过社区渠道就医的,我也不是不想通过社区去住院,但当时实在安排不上,刚好自己挂号住进了医院,说我运气爆棚也可以。但却有人说我“本事大”,可以住进医院。

 

听了挺让人难受的,我也是在发热门诊排了5个小时队,才做的检查。等待入院通知时,我在车里默默地盯着手机一个下午,并不知道它是否会响起。

 

连我接受焦点访谈,在小红书发一些正能量的内容,也被说成出风头,为博眼球黑小区。看到这些话,我都不知该怎么解释了。大部分新冠肺炎痊愈病人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怕被人歧视,我直面镜头,就是希望把正向的情绪传递给更多人,让患者和恐惧的人都多一份鼓励。

 

那几天,心里的压力非常大,诸多情绪掺杂在一起,再加上对家人的担心,我陷入了焦虑和抑郁的情绪,晚上睡不着觉,各种想法纠缠在一起,理不出头绪。白天人很憔悴,也很易怒。

 

我偶然看了下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基本上各条我都占了!我突然觉得有点荒谬,我经历了新冠肺炎重症,在死亡线上走了一圈,出院后我没有任何心理创伤,反而更觉得世界美好。但在这短短的几天,我却陷入了抑郁情绪的深坑,比住院时还难受,觉得整个世界都灰暗了。

 

我没有料到,歧视猛于病毒。

 

我的朋友们陆续得知了我的遭遇,一位朋友颇为义愤,他说,只要把我和社区全部沟通的聊天记录扔在群里,就足以证明我全程按规定上报信息,责任都在社区。还有朋友建议我把那些无端谩骂的对话截图挂在网上,让网友们评评理。这时,央视又来找我做直播连线,有朋友劝我不要参与这些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事情,别再去小红书发笔记,也别看朋友圈,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看不想不惹麻烦。

 

央视新闻微博页面。(受访者供图)

 

虽然这些建议听起来对我自己更有利,但我不想这么做。我一直都在做,也希望继续做温暖更多人的事情。如果我因为这些挫折退缩了,那些我曾经帮助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看到我这样销声匿迹,他们会对我,会对我做过的事产生怀疑吧!

 

我想了很久,人生不是说进就进,说退就退。这次退缩了,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我还会退缩,我永远都可以退,也许我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也许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本来这个病得了之后,我重生了一次。结果后来发现我重生后变成了一个不再感恩,一心利己的人,那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差,但如果因此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人,才是最坏的结果吧。

 

他们恐惧的不是痊愈者,而是病毒

 

3月9号下午四点半,小区群里终于发了通告,澄清我从从发病、到就诊,从住院到出院到复查,每个环节均上报社区,并向我致歉。通告发出的那一刻,我觉得小区的邻居应该会理解我了。但曾经攻击我、诋毁我的人,没有一个再回应此事。

 

这一连串由社区的失误引发的歧视,算是告一段落。我的故事虽然有了定论,但更多和我有类似遭遇的人,仍处于困惑和无助之中。

 

因为经常在小红书分享我的经历和想法,有不少在疫情中受到歧视的人私信我求助,有些是和我一样的新冠肺炎痊愈者,害怕邻居的歧视;有很多甚至是医护人员,有个护士和我说,她只不过下楼扔了垃圾,就被邻居举报,要求她离开小区居住。小红书上一个网友是武汉同济医院的医生,叫“牛牛妈妈”,她在笔记里讲过一件事,一位路人得知她是医生时嫌恶地说,“你为什么从医院出来,身上都是病毒!”

 

还有很多在外地的湖北人,也非常苦恼,哪怕春节没有回老家,因为湖北的身份证号,走到哪里都被人躲着或是敌视。一位到海南度假的湖北人,隔离14天出家门,发现停在路边的车被洒上了垃圾,只因为车牌是鄂A,一时间他不知道该去找邻居和物业沟通还是默默忍受。大家共同的困惑是,“心里很难过,压力也很大,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当小红书发起心理援助的公益直播时,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

 

3月24日,周日的晚上,我和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教练首席专家史占彪教授连线,我向史教授提了个问题,很多新冠肺炎的治愈者,疑似者,现在陆续出院或者解除隔离,他们该如何面对周围人的恐惧和歧视,更顺利地融入社会?

 

郝丹在小红书上与史占彪教授的直播连线。(来源:小红书)

 

史教授说,首先要理解周围人的恐惧,他们恐惧的不是痊愈者和回归者,而是病毒。除了个别极端情绪的人,对于大多数持恐惧和歧视态度的人,还要尝试多交流,在理解的基础上帮助对方更好地解开心结。

 

直播过程中,许多人留言写了很长一段话,给我打气。比起由购入房产而组成的现实社区,由志趣相投组成的虚拟社区,给我提供了更多精神支持。这场直播,让我和史教授还有小红书的网友们聊的很顺畅,随着最初拘谨的消失,我放松了心态,讲了许多真实的感受。

 

临近结束,史教授提醒我和直播间的观众们,虽然他给了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案,大家在线上也很一致表达了对歧视的不妥协,然而在现实中,被歧视者与歧视方的沟通并不容易,很多人会心怀顾虑。只有当从内心深处强大起来,坦诚、自然地去表达,就会带动更多良性互动。

 

直播结束后,我在窗前站了很久,因为疫情封闭管理,对面楼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我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小区业主多是年轻夫妇,孩子多,跟着过来照顾的老人也多,特别有生活气息。大家见到老人都会搭把手,关系好的邻居还会相互帮忙送孩子上辅导班。

 

我对自己说,既然留恋这里的人间烟火气,就再多一些理解,再多一些沟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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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3期 总第631期
出版时间: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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