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丨戴骢 在被人遗忘的角落寻找金蔷薇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李乃清 日期: 2020-02-27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出版人找到他,左琴科正干着皮匠活儿,在那里修鞋子。找他的人说要出版他的文集,左琴科说,什么文集啊?谁写过文集?然后就继续做他的皮匠活。我翻译他的作品时,热泪盈眶。为一个率真的人这样的遭遇,更为他那份自己保存的完整的人格”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翻译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蒲宁的东西,是反思的结果,试图探讨真正的人性是什么。被人遗忘、忽视甚至被蔑视的角落,我会去那里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觅得值得介绍的东西。”

寒冬,疫情肆虐之时,与病魔抗争多年的俄苏文学翻译家戴骢于2月7日7时在上海逝世,享年87岁。据戴骢家属介绍,因疫情缘故,丧事已从简办理。消息传出,文学界和出版界一片唏嘘哀叹。

“戴骢先生是非常优秀的俄语翻译家,他为人低调,不喜应酬,因此外界对他不太了解,但我们圈内同行非常认可他的翻译水平和成就,也非常敬重他。戴先生退休后我们见面少了,听闻他近年身体不是很好,经常住院,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俄语专家郑体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深表哀悼。

戴骢先生译著等身,代表译作包括《金蔷薇》《哈扎尔辞典》《蒲宁文集》《布尔加科夫文集》《骑兵军》《阿赫玛托娃诗选》《贵族之家》《罗亭》等,这位曾把帕乌斯托夫斯基、蒲宁、巴别尔等俄罗斯文豪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大家,译笔精湛,文采斐然。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戴骢“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他也是俄罗斯政府颁发的“高尔基”奖章的获得者。

《金蔷薇》中,老清扫工让·夏米的故事是动人的,他怀着异乎寻常的温情,从首饰作坊的尘土里收集金粉,日积月累,终于替他一度抚育过的苏珊娜打了一朵精致的金玫瑰。戴骢则以毕生热情,孜孜矻矻地译介俄罗斯文学精品,为中国读者献上了一大束瑰丽灿然的“金蔷薇”。

 

老派文人,译笔诗化

戴骢原名戴际安,“骢”字乃是笔名,取自“青骢马”。“一种很普通、很平凡的马,但它能吃苦耐劳。希望我在文学翻译的路上也是这样。”

戴骢1933年生于苏州,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的书法家,祖父早年留学日本,外祖父则是苏州最早的自由党派创始人。戴骢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因工作需要常转战南北,中学时代的戴骢就接触到了俄罗斯文学。

在诸多同事好友的回忆中,戴骢从事俄语翻译,但中文功底极其深厚。“有次我和他交流,他主张一定要多读古文,他喜欢读《聊斋》和《儒林外史》,不是泛读,而是吃透文体精华和范本,光鹦鹉学舌模仿还不行,要化到自己的血液中去,这是他的心得。”在郑体武的印象中,“戴先生比我大30岁,但他给你写信,称谓都是‘体武兄’,落款也是‘际安顿首’、‘顺颂秋安’之类的,他身上有着老派文人的谦逊和传统作风。”

戴骢1949年参加解放军,曾任解放军华东防空司令部俄语译员,离开部队后进入出版界从事外国文学的编辑和翻译工作。戴骢1956年开始发表译作,据其生前回忆,上世纪50年代,“让我们搞文学翻译,是领导对我们的赏识。给你一个选题,回家去翻,翻出来后拿笔稿费。翻什么自己没有选择权,除非你已是非常有名的译家。”

“文革”期间,戴骢“成了名副其实的闲云野鹤”。此前,出版社的资料室等级森严,普通员工不得入内,“借阅欧美报刊,乃至原版的当代外国文学书籍,除非有总编辑特批。”工军宣队进驻后,忽略了这个“封资修的温床”,闲来无事的戴骢就是在乏人看管的资料室邂逅了伊凡·蒲宁。

“有一回,我看到了一本由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我一下子被小册子的封面吸引了:丘岗起伏的俄罗斯原野,一个戴顶破旧制帽,满脸络腮胡子、懒散之态可掬的马车夫,驾着一辆二轮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十分精神的军官,身旁有一个麦芽色头发、丰腴有致的少妇,唇角挂着一抹天真而又暧昧的微笑,若即若离地偎依着他。这种俄罗斯腹地的写照,多么亲切。”

戴骢翻开小册子,里面仅有两个短篇小说:一名《中暑》,一名《从旧金山来的先生》。“我浑身为之一震,原来俄罗斯现代文学中,除了卓娅、舒拉、保尔、奥列格之外,还有我所未曾见到过的世界,还有我所未曾读到过的把人作为人来描写、细腻地触及人性、因而令人回肠荡气的小说。”

对于当年的戴骢而言,蒲宁还是个全然陌生的名字,随着后来环境开放,他读到更多作品和国外评论,兴趣也愈发浓厚,决意研究和翻译蒲宁的作品。“蒲宁之作之所以扣人心弦主要是他的非比寻常的文学语言的造诣……他曾多次引用福楼拜的话说:‘应当使散文具有诗的韵律和节奏,同时又仍然是散文。’……在蒲宁笔下,人物也好,自然界的景物也好,都有色彩感和光感。无怪高尔基要说:‘蒲宁所有的短篇小说都好似用画笔绘成的图画。’”

戴骢去世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追念微博下,有网友回忆受其译著影响的经历:“初读蒲宁的《秋》和《安东诺夫卡苹果》就是由戴骢先生翻译的,批判是蒲宁的思想武器,中文诗化是戴先生为其盖上的温柔面纱。”

“戴先生的语感极好,他对原文有很强的感受力,中文底子又过硬,他的翻译不仅气韵流畅,而且激情饱满。阿赫玛托娃的诗在他笔下一气呵成,整个节奏都是贯通的,自然又和谐,是难得的佳译。”郑体武至今都能背诵戴骢翻译的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受宠的女人尽可提出万千的要求》。“戴先生译诗不多,但他其实很适合翻译诗歌,他选译的小说散文也都富于诗意,屠格涅夫的文体十分优美,蒲宁的小说诗化程度很强,《金蔷薇》中大部分散文则相当于中国的怀人小品,诗意盎然。”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代表作《金蔷薇》不仅是一部展现作家真实内心世界的中短篇札记,也是着眼于自然与文人、爱与生活真谛的清新散文集,曾让中国作家联想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此书面世时,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尚盛行于苏联文坛,要求于作家的是歌功颂德、图解政策,把探讨自我表现和写作技巧的言论斥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所以《金蔷薇》这样一部挣脱条条框框的桎梏、探讨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品,在当时的苏联文学界无疑是沙漠中的一泓清泉。”戴骢在译序中介绍:“《金蔷薇》中译本的面世,对于尚未忘却文学、对文学仍有爱心的人来说,不啻满天乌云中的一线阳光,人们自然趋之若鹜。”

 

翻译左琴科和巴别尔,“率真”与“敢言”

戴骢曾说,他只“翻译自己愿意翻译的作品”,只翻译他“引为同类作家的作品”,并且尽力译好。经历过特殊时期,他总结历史教训,要研究和同情被损害的人。因此,他怀着敬重之心翻译了左琴科的《日出之前》。

戴骢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介绍,敬重左琴科,主要源于他的身世。“他青年时代曾患过精神忧郁症,希望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来寻找精神忧郁症的根源。为此,他写了《日出之前》……他毫无掩饰地把心理活动写出来,尽管这些心理活动很正常也很纯洁,但后来成了他获罪的理由之一。这部小说遭批判以后,他的一些好友一下子就成为敌人。前苏联那时候吃饭要用粮票。他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后就没饭吃了。靠侄子一个人的‘定量’过日子。”

“约到上世纪40年代,其他作家才提出恢复他作协会员身份。重新入会后,他的生活稍微安定了些。有个英国大学生代表团访苏,提出要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阿赫玛托娃来了,左琴科在前苏联作协做了很多工作后也来了。英国代表团问及早先苏政府关于他们的批判的决议是否正确,阿赫玛托娃说是正确的,便相安无事。左琴科说不,还说如果同意这个决议就不是苏维埃人。一阵批斗过后,他自己主动脱离了作家协会。

左琴科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出版人找到他,左琴科正干着皮匠活儿,在那里修鞋子。找他的人说要出版他的文集,左琴科说,什么文集啊?谁写过文集?然后就继续做他的皮匠活。我翻译他的作品时,热泪盈眶。为一个率真的人这样的遭遇,更为他那份自己保存的完整的人格。”

戴骢去世后,不少译家纷纷表示悼念。翻译家杨向荣追忆,戴骢翻译的巴别尔短篇曾是他反复阅读的典范之作。“最早在《外国文艺》杂志上看到,受戴译激励,后来我托友人从美国买到《巴别尔全集》英文版,千页左右,当我对照英译和戴先生的中译,感觉英译完全不及中译有味道。戴先生的巴别尔硬朗活跳,铿铿锵锵,字字金贵,语感和生活互交相融,无情和有情兼备,真不可方物。”

巴别尔全集

布罗德那死气沉沉的、锯齿状的幽灵就在山口后面等待着我们。不料在克列格托夫村村口,有人朝我们劈头盖脑地砰砰射击。两名波兰士兵从农舍里探出身来观察着我们。他们的战马拴在系马桩上。敌军的一个轻炮连杀气腾腾地开上了山冈。子弹像一条条线那样飞射到路上。“冲过去!”阿弗尼卡说。

《骑兵军》是俄罗斯犹太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根据1920年征战经历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有战场速写,有军旅故事,是关于人类社会文明与暴力、征服与抵抗、杀戮与死亡的鲜活记录。

巴别尔

“《骑兵军》这本小说集可谓大雅大俗,其中既有很粗俗的语言,也有很诗化的语言。博尔赫斯说,他的语言拥有散文所难以企及的、只有诗歌才拥有的那种荣耀。”戴骢生前曾专门谈论过此书与作者。“《骑兵军》出版后,引起了布琼尼的愤怒,他在《真理报》上撰文抨击其作品歪曲了骑兵军的形象。关键时刻高尔基挺身而出为巴别尔辩护,认为《骑兵军》塑造的形象很丰满,哥萨克就是这个样子,拔高反而会不真实……像巴别尔这样把人当成人性和兽性结合体的作家不多。”

“巴别尔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是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历史上有两个契卡成员写小说,一个是他,另一个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但巴别尔……同情波兰人、憎恶排犹主义。最重要的一点,《骑兵军》探讨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

巴别尔1939年在苏联“大清洗”时期被指控为间谍,1940年遭枪杀,戴骢曾对这位作家的命运给予总结:“在那个时代,既要保留腹诽又要苟全性命,只能保持沉默而已,包括作品的沉默、朋友交往的沉默以及公众场合的沉默。巴别尔本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他生命的终结既由他个人性格造成,也是时代的悲剧。”

 

“大编”,“眼睛贼亮贼亮的”

戴骢常说,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自己的文学翻译事业才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编辑,可以把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化为选题、化为出版物。”

进入出版行业后,戴骢历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俄苏文学及亚非拉文学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编辑、编审。

“戴先生不仅是大翻译家,而且他学识渊博,还是个大编辑,他在我们社有个绰号叫‘大编’。”上海译文出版社前副总编吴洪向本刊记者回忆,早年与戴骢共事,戴骢敏锐独到的眼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戴先生从事俄语翻译,他当时在《外国文艺》不仅负责俄语选题,还负责拉美选题,他跟拉美文学那些西班牙语专家都很熟,如今非常热门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当时都是他操作的选题,把那些最新的流派、作家介绍到国内,没有互联网的年代资料匮乏,这些作品对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作家都是不可多得的养料,让他们看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这方面戴先生的贡献也是非常大的。”

米洛拉德·帕维奇

1991年秋,戴骢在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上读到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立即被这部“奇书”的内容和形式震住了。“《哈扎尔辞典》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派小说,是先锋派文学历一百年的发展后所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尝试,这个尝试是成功的、富有启迪效应的。”

哈扎尔辞典

在查阅了国外文学界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之后,戴骢将《哈扎尔辞典》列入《外国文艺》的译介选题,并组织约请译家。翻译家石枕川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即应邀赴俄讲学,由于见刊时间紧迫,一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戴骢只得亲自接手续译。小说的中译文在1994年《外国文艺》第二期上首次与国人见面。

“上海译文出版社因为《外国文学》所刊出的《哈扎尔辞典》是作者专为杂志缩写的‘杂志本’,仅十万字。为使国人得窥此书全貌,不惜人力财力,在战火纷飞的南斯拉夫探得线索,找到了拥有此书国外版版权的法国出版商购得版权,法国出版商提供了《哈扎尔辞典》全书阴阳两种版本的法译本作为母本,由南山先生与我和石枕川教授合作,将此书阴阳两种版本全文译出。”

《哈扎尔辞典》的法文译者南山曾是戴骢的邻桌同事,他向本刊记者透露:“戴公热心提携小辈,我当年参与翻译实际上是被他推上去的,我后来还做了书的统校,戴公坚持把我名字放在最前面,按理说,我是‘踩’在他们两位前辈的肩膀上,这点我是特别特别感谢戴老师。”

1982年,大学刚毕业的南山到译文社报到,结识了邻桌同事戴骢。“戴老师当时就是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他每天刮胡子要费很多功夫。”初次见面,戴骢跟人握手特别紧实,令南山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我后来跟他开玩笑,真叫是贼亮贼亮的。”

在南山的记忆中,“戴老师真性情,喜怒哀乐都挂脸上。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会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天理何在!’当时真是吓我一跳。他比较本真,不装,热爱生活,也热爱他的翻译事业,又是个很有情趣的人。”

在吴洪、南山等老同事的印象中,“大编”戴骢风趣幽默,常是办公室的“开心果”,他与年轻人相处从不端架子,在编务和翻译工作上给予他们诸多帮助和指导。与这些年轻人称兄道弟的戴骢,在生活中是他们真正的良师益友。

南山坦言,尽管辈份有别,但他此前从不觉得戴骢是个老人,直至后来见他躺在了病榻上。“戴公的心脏不太好,事实上他已渡过几个危险期,能撑到现在很了不起。五年前他动了个大手术,我和几个老同事去看他,他躺在床上,说话声音很低,一直在说‘谢谢,谢谢你们’。后来听说他坐轮椅了,出不了门,意识渐渐有点模糊,有时说不出话眼泪会下来……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但听到戴公走的消息还是非常难过,俄文翻译领域,戴骢先生和石枕川先生有‘南戴北石’之称。如今,翻译《哈扎尔辞典》的两位老先生都走了,我现在看到这本书有种孤独感。”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龚容、徐珏协助联络采访;感谢受访者郑体武、吴洪、南山等;实习记者雷寒冰、李丽贤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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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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