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丨詹青云 人生就是不停打勾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明萌 日期: 2020-01-08

在《奇葩说》上,我会说一些宏大的话题,因为这是一个表达的机会,我觉得一个中国的文科生,政治学、历史学爱好者,一定有这种家国天下的理想,那我要表达出来

口述  詹青云  整理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发自广州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图/本刊记者 大食

 

詹青云

出生于贵州,本科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哈佛大学法律博士。2014年代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二届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获得冠军,并获最佳辩手。2015年参加节目 《精彩中国说》 获得节目总冠军。2017年参加 《世界听我说——全球华人辩论大会》 获得冠军。2018年代表哈佛耶鲁大学联队参加“2018华语辩论世界杯”获得总冠军与总决赛“最佳辩手”。2018年9月,因参加 《奇葩说第五季》 为大众熟知。2019年10月,参加 《奇葩说第六季》 ,表现优异,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打通关窍

 

四岁那年,我看了94版《三国演义》电视剧,被剧情吸引,听《三国演义》评书磁带、看相关的书。我爸爸在外地经营工厂,妈妈是英语老师,《三国演义》磁带陪伴我度过了大部分独处的时光。有阵子我崇拜关羽,外公做了关羽的面具、好几把青龙偃月木刀,我自己玩扮演游戏的时候就戴着面具挥刀,连过年拍全家福时也会戴上。后来我喜欢赵子龙,武器变成了塑料长枪。对我来说,关羽是正义的化身。我非常抗拒《败走麦城》这一章,从来都是跳过。如果哪天心情不好,爸妈就知道我又看《败走麦城》了。

我也听《水浒传》,爸爸回家会陪我玩,给我看很多书,《说唐演义》、金庸武侠书等等。亲戚会让我讲故事,或者看到哪儿问这个人是谁,我就能说出来。他们会夸我。这是我童年自信的来源之一。

初二初三是我的叛逆期,我转到了县里的初中,开始住校。每天和同学喝酒、唱K、打麻将、早恋,做一切与学习无关但似乎很“酷”的事情。有一天我回到家,打开电视,正放《三国演义》的片尾曲,毛阿敏唱着“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我突然觉得,以前自己还是一个想要有所成就的人,现在就这么在过?那天之后我跟班主任说,我要换位置,从最后几排的差生里调到一群学习很好很乖的女孩子中间,之后考上了贵州最好的高中贵阳一中。

五六年级的时候,爸爸会给我讲金庸的武侠故事,讲到后来我就自己看。我看的第一本金庸小说是《射雕英雄传》,最喜欢看《笑傲江湖》。看《笑傲江湖》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是最好的。令狐冲是一个潇洒的人,他让《笑傲江湖》变成了给人希望的书,书里的苍凉也可以被消化。但我看古龙会很不舒服,因为我一直不停在想最坏的坏人是谁。这个人是坏人,还有比他更坏的,到最后原来一开始看上去最好的人才是终极大坏人,人生一点希望也没有。

遇到无序的东西,我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把它归类。我最喜欢的归类是整理书架,按照不同的类型以及每个类型的书在我心中的排名归类。所以左上角放着我最爱的书,现在这本书是《红楼梦》。

对我来说,整理归类是一件梳理规律、打勾的事情。小时候,妈妈让我制定每日计划表,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时间的分配。里面有读书的时间、写字的时间、学英语的时间、学数学的时间、玩游戏的时间。每做完一件事情,我就打一个勾。到现在,我的心里生成了一个表格,记录着对每件事情的安排。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以后,我每天都在给自己打勾,整个人就会快乐。

在做早饭、吃早饭和化妆时间,我要听两个新闻台,地铁上,我要读古文。生活由单纯的学习转向律师工作后,又因为《奇葩说》参与了一些演艺活动,这份表格常常被打破。以前我会不快乐,现在我终于学会了一些自我排解与自我安慰的方式。在化妆时如果跟朋友聊天占用了听广播的时间,我会想:难得和他聊天。地铁上不得不回工作邮件,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

现在我已经默认了每天11点到晚上10点属于工作时间,一个很大的勾打在那里。但参加演艺活动这件事情我并不喜欢,每天赶几个场,让我被一个时间表推着走,而不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我来给它打勾。我对自己时间的掌控欲非常强,我喜欢有规律的事情。

这种掌控欲的逐渐建立也展现在我的学习经历中。上小学之后,我考试常常是班上倒数前五名,被老师痛骂,也找不到自己的闪光点。本来我在别人眼里是个聪明的小孩,能讲很多三国的故事,大人不认识的角色我也能说出来。这时候被老师骂,挺摧毁的,我对自己的人生期待开始变低。

我妈妈这时候会鼓励我。她会说,我的孩子一定是最聪明的;说,我来算算,啊,你四年级一定能考年级第一。到四年级,我的成绩真的开始慢慢变好,但也不会是第一。我妈就说,我再算算,啊,要等到初二的时候。我特别信我妈,可能一个人小时候总是被摧毁,就抓住那一点点信心才能继续下去。我逐渐找到了一些特长,比如我写字好看,老师就让我画黑板报。比如我妈一边预言,一边让我每天背一句古诗词,还跟我比赛。五年以后,她记不住了,但我真的喜欢上了诗词歌赋,不是为了完成打勾,而是真的想去读这些书,我的作文也越写越好,超过了同学写作文的套路。我开始慢慢在这些事情里建立信心。

这样一直到高中,我才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我学会了,像打通了关窍。以前做历史主观题,我不知道怎么答,可到了高中,我可以做到不假思索写出八个考点,让老师没办法扣我的分。我不停在转学,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就会发现所有人都比我厉害,我会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适应过程。但到贵阳一中,已经是贵州省最顶尖的环境了,最后的考试也只剩高考,差不多融会贯通了,该学会的也学会了,接下来就是怎么用而已了。

 

香港和内地共同构成了我的身份

 

高考结束,我本来想读北大考古系。我看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一本侦探小说,写古埃及。后来阿加莎也嫁给了一个考古学家。当时百家讲坛有古埃及考古的系列讲座,我看完还买了些相关的考古书来读。而且周围的人越反对我,我就越觉得这个选择非常酷。后来北大考古系在贵州没有招生,我被提前批录取去了香港中文大学。

进入大学受到很大的冲击。我在高中常常年级第一,掌控着自己的生活。但在香港遇到了一种跌落,身边的人不再appreciate(赏识)你有多厉害,他们要么学习比我好,要么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些沿海大城市的同学不仅学习比我更好,而且视野跟我不一样,从小就参加模拟联合国、德国夏令营等等,我听都没听过。高考之前,我的人生使命只有学习,在学习之余我天天打篮球,大家就觉得我是很厉害的人了,可对这些同学来说,学习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在干很多其他的事情。我要逼着自己去适应。

香港这座城市也让我觉得格格不入。我一个人飞到了香港机场,可能出来得太慢,我的行李已经被送到了未领行李的地方,但广播要么在说英文、要么说粤语,我听不懂,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一定会迷失,这个城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恐惧。

我还沉浸在自己最后没有选北大的遗憾里,这边的冲击越多,我就越会觉得树林里另一条路看上去更美好,就很不开心。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一个有意思的室友,她是内地学生,我大一她大五,她一点都不急,先学了计算机,觉得不喜欢就又学了一个专业,最后读了大六。她很酷,每天独来独往,在我们学校的电影馆租好多电影回来看。她带着我报名学校的品酒课、做月饼课、雕塑课,把我天性中活泼的一面刺激出来。她教我选课,把所有的课都排在星期二三四,这样每周就有4天假期,我们到处去玩。

大一结束以后,我去找北大的同学,住在她宿舍,每天跟着她去听课,大家以很学霸的状态在学习。但我当时已经接受了香港的学习方法,可以不去听课,老师讲得好的我记下来,或者我下课去问问题,小组讨论去做presentation。我理解到了香港的学习方法有它有趣的地方,已经转换了自己的认知模式。这时候,没去北大的遗憾就从心里消失了。

大一下学期我上了一门政治系的课,这个课上全是香港的同学。为什么呢,其实内地生在香港的大学,很快会形成自己的圈子。他们有学生会、话剧社、桥牌社,我们也123都成立。你想只在这个圈子里玩完全可以做到,但我尝试去一个全是香港同学的课堂上,我发现他们很努力让我融入,他们带我去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很努力跟我说普通话,我们去电影资料馆看《狮子山下》,回去的地铁上,同学会跟我解释看的电影,他们说,你挺不容易的,和我们看这个电影,你不是香港的背景,还要尝试去理解它。那时候我感觉到,只要我努力,他们愿意帮我融入这个城市。

还是在这门课上,课程老师是一个福柯主义者,他想要灌输我们“人世间一切都是建构”。第二堂课他让我们讨论中山纪念馆,大家就开始批判,说你就是故意找这个纪念馆,让大家误以为香港对于孙中山有多重要。这位老师说,好,馆长就在我们教室,下面我们请他上来。那位老爷爷很矮,很可怜地上台去接受大家的批判,我本来一直不发言,但那天我去维护了爷爷,用普通话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讲,我说那种一切都在建构、一切都很虚无的思维方式我不接受,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大家听了以后给我鼓掌。下课后老师还找我聊天,让我以后上课多发言,能多给大家不一样的看法。

适应香港的生活以后,我觉得香港带给我一种“颓”的气质。在高中,我处于一种大家都在拼命往上的环境,所有人都用分数来衡量,所有人都在拼命走一条路、拼命竞争。香港让我没有那么拼,我成绩不错,但不是说我一定要怎样。我开始做一些喜欢的事情,但也不指望做到多成功。身边大部分同学的气质都很特别,他们用比较闲散开心的方式生活,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别来惹我,我也不太在意你什么样子。人和人之间不用互相比照,不像高中的时候,家长一开会,都是按成绩排成队,所有人看着所有人。

大一我去找高中同学,都在跟他们吐槽香港,我们是接近的。可等到大二再回去,我发现我们的观点没有那么接近了。我意识到人和人的同温层有时候很宽广,但聊到具体问题就会变得很狭窄。我变成了跟香港人三观不合、跟内地朋友三观也不合的在港内地生。这是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我觉得香港和内地都是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共同构成了我的身份。

 

《奇葩说》能让我表达家国天下的理想

 

大二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辩论队,但真正享受辩论得等到读PhD(博士学位)以后。之前更像在完成任务。我对辩论其实很抽离,我有自己一套东西,完全在表达自己。队友们很快发现我只能打四辩,我看到辩题,觉得有想说的话,就会自动生成4分钟的内容,对方说什么有趣的我听听,无聊我就自动屏蔽。轮到我了,把我想说的那套说出来,我也能拿到最佳辩手,但我赢不了比赛。

大四我从加州大学交换回来,参加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辩论赛,我那阵子是个民国迷,对这个主题太有感觉了。因为我一年没有打比赛,他们不放心我打四辩,让我打三辩,我不得不去交锋,但因为辩题我很感兴趣,这种交锋变得特别爽。因为他们都是在辩论,但我是真的天天在图书馆读书,我当时选了辛亥革命作为我的论文课题,觉得这道题我真的太懂了,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有办法反驳。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发现,对一个题目真的拼命去想,各个方面都想得通透了再去比赛,你就不在乎对方说什么了,因为他说什么我都有办法应对。从那以后我去打比赛基本都是赢。

《奇葩说》现场

在参加《奇葩说》的时候,第五季前两场我发挥得不好。我一开始非常想迎合,稿子写过去,导演组说詹老师没人能听懂,我就迷茫了。幸好我当时进了马薇薇的队伍,她不会对稿子做太多的干涉,不管人,只会给你提一两个金句,这种帮助是我非常喜欢的。后来这个舞台开始让我呈现真实的自己,整个评价就开始改变了,我状态也好了很多。

今年在“伴侣有个异性soulmate,我该不该介意?”和储殷教授辩论时,我有些懵。当储殷教授讲他和他老婆的故事,观众开始哐哐哐投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不理解观众了,完全失去了信心,我觉得我失去了观众,大概是我并不认同那一场他的观点,但大家却非常认同,因此我觉得我和大家看待婚姻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样,我自己没有信心能得到大家的认同了。但下一场我跟黄执中学长辩,他讲的时候大家竟然也无动于衷,我就觉得好像无论是谁都可能会经历这样的场面。

我在《奇葩说》提到波士顿秋天的故事,是真实的瞬间。我特别不爽好多知乎回答,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代入我的,说詹青云已经取得成就了,回过头怜悯当年的伴侣了什么的。但我当时的伴侣比我学习更好,我们俩都是有选择的。比如对方愿意更早开始申请换一个实验室,而不是把项目做完,或者我选芝加哥法学院之类的,我俩但凡一方做出一些妥协,是有希望的。而不是对方跟个傻子一样,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谈恋爱?但好像大家谁也不愿意更努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所以看到波士顿秋天落叶,我的伤感是真实的。

我真正谈过的恋爱,对方都是坚定且讲道理的,我每天可能有十个主意,那我需要对方一个一个告诉我这个idea是不行的,不能一上来就说我们去做,那没意思,我也知道我不靠谱,但我需要一个人告诉我哪里不靠谱。不过我一定不会被pua,我特别痛恨对人的羞辱。你想我一路都是妈妈的鼓励式教育,这个对我太重要了,谁要是一上来就羞辱我,马上分手。

我本来读的政治学,但我发现我没有资格研究中国的政策。我去一个地方政府实习,发现那里的秘书水平比我各科老师都高,他真的知道基层政府怎么跟人打交道,这不是数据的事情。我像一个象牙塔里面的小孩,哪怕文章发表了都是假的,对现实毫无益处。但学法律能够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打官司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这是我现在当律师的原因之一。

但在《奇葩说》上,我会说一些宏大的话题,因为这是一个表达的机会,一定是尽量去呼吁。我觉得一个中国的文科生,政治学、历史学爱好者,一定有这种家国天下的理想,那我要表达出来。我被《三国演义》等等这些书、这样的教育塑造了,也被它们束缚了,身边有很多同学想问题可以更open minded,但我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是要坚持,比如这些理想化的部分。

我最喜欢洪七公,因为他有正义感,不苦情。好多人心中有正义感,就会活得特别苦情或者特别偏执,我不想那样。生活里我想做一个自由的人,他就是,没有刻意要维持的东西,他穷,但你看他那么会吃。我希望赚钱、希望去沙滩上躺着、希望过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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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28期 总第646期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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