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人物丨刘东 天上的先哲盯着我呢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赵蕾 日期: 2020-01-06

“我拥抱世界、拥抱知识,阅历、智慧的增长令我快乐,这是真正的儒家做派”

获奖理由

10年前,他从北大来到清华,担负起重建清华国学院的重任,他践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书立说,教书立德,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他为再造传统奔劳呐喊,讲学足迹遍布世界各国名校。刘东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是国内十余种丛书的主编。2019年11月,刘东获得第八届坡州图书奖特别奖。其主编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和 《人文与社会译丛》 分别延续31和20年,出版图书分别高达一百九十余种和一百二十多种,刘东因此被称为国内名副其实的“动手派”学者。

 

本刊记者  赵蕾  发自北京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11月初,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被韩国坡州图书奖授予2019年度特别奖的殊荣。

在这份荣誉到来之前,刘东主编的丛书已有十余种,其中《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两套丛书分别延续了31和20年,出版图书达一百九十余种和一百二十多种,堪称当今中国学术译丛的标杆。

颁奖礼上,他发表了题为《坚守坐拥的书城》的演讲。他称自己这辈子能一直为出版社编书、译书、写书,恐怕全凭着想要优先阅读全世界范围内好书的饥渴。无论在北京的家里、学校办公室内,还是在外地出差、度假的途中,他的身边决不可缺少的是书籍。如果在外逗留时间较长,他会让秘书寄两箱书过去,“我要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和写作,这是我做学问的‘诡计’。”

刘东贪书,也贪“功”。他不仅包揽所有和书籍有关的工作,也不忘授人以渔。从1982年起,他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1985年师从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博士毕业后又在社科院和北大从事教学工作各10年。2009年,刘东和好友陈来一起着手恢复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美学、比较文学和国际汉学的课程。“最后知识是装在每个人的脑子里的,做书和教育是根本,你要让后代在精神上有安身立命的东西。”

如今,刘东仍在为建立中国的知识生产体系而奋战。12月第一场雪后的下午1点,在清华学堂二楼二十多平米的办公室内,刘东一张圆脸埋在厚厚的镜片下,在电脑前翻阅国外会议论文。身后是三排两米高的书柜,书架上不够摆的书便被他随意放在沙发、椅子、地上,又是一米多高,垒起的书籍大概占据半个房屋的空间。

采访谈笑间,他声音洪亮、语速极快,时不时自我打趣,戏称自己妄想以一个人的阅读带动一代人的阅读。50岁之后,刘东深感编书、教书远不能满足自己凝聚智慧、重振国学的愿望,怎样让儒学革新,发展为中国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去回应和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困境,变成他首要思考和力图阐明的学术问题,他决定致力于著书立说。

日写三千字是刘东给自己规定的晚年写作任务,每天下午5点后便不能再联络上他,“因为生命的鼓点在敲。”今年,新书《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出版,他提出,在先秦理性主义自制态度的影响下,儒学谨慎地论证了一个有限的价值结构,这种思想类似于法国思想家萨特所代表的、沿着启蒙运动发展出来的、作为一种现代主义的存在主义,并把两者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而这不过是他计划出版的有关儒学研究的系列书籍的一本,“还有十几或几十本,一刻也耽误不起。”

到了这个年纪,刘东把治学当作个人私事,他从不伤春悲秋,只是和老友日常聊天,话题再也离不开“健康”二字。每天服用二十种保健品,食谱里要有鸡蛋、鱼片和蔬菜,家里安装几台净化器监控空气质量,在跑步机上慢走一小时,他严格执行以上的保健方法,以此维持他凌晨3点入睡10点多起床的固定作息。剩余的时间,他在咖啡、雪茄和古典乐中寻找创作灵感。

唯一的伤感是坐在办公间内,刘东偶尔回想起清华国学院初创的年代。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老先生均未尽其才,他忍不住反问自己,“现在你的学问有王先生大么?对中国的贡献有梁先生多么?骨头有陈先生硬么?”

每当这时,他便轻轻吟诵起北岛的诗句——“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他自言自语道,“天上那些星星盯着你呢,要努力啊,还差得远呢。”

 

译百家书 成一家言

人物周刊:1980年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一系列译丛启动的背景或契机是什么?

刘东:1978 年,中国慢慢重新打开国门,之前几十年处于一个遗忘世界的封闭状态,然而不管是中国正在发生的还是已经发生的,乃至于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世界各地学者一直都在研究:大到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小到行业、人物和书本,甚至精细到某朝某代或特定时段的吃穿住行。唯有我们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一无所知。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我记得自己最早在北京图书馆看到的汉学书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分上下两册,属于内部资料。当时第一次知道费正清,感觉是新的天地。你忽然知道你有这么大的对手,你的思考要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不能闭门造车,可能你想说的别人研究完了,你新发现的别人也驳斥过了,你要再拿出新的东西来反驳或者需要他们作为理论支持。“读百家书”,那要先有百家书啊,那我觉得要改成“译百家书,成一家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渡。

人物周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怎么开始做的?

刘东:当时北京的出版社率先搞起了图书编委会,大家一起开会、吃饭,席间谈论西方学术,算是知识分子间交流的一种流行形式。恰巧南京大学率先建立了和霍布金斯大学合作的驻美文化中心,可以借调国外的书,我们通过这个渠道拿书过来翻译, 第一本是《中国的现代化》,是当时西方研究中国的第一书,因为版权公约的问题,学校特意花50美元买了版权。

人物周刊:你第二年就接任了主编的位置,具体负责什么内容?

刘东:那会我还在读博士,又是《走向未来》杂志的编委,开始怕耽误学业,后来发现可以胜任。我主要是组织者,挑书、写相关书籍的引进材料汇报。后来编辑室主编周文彬找我,他扛不住其他人拷问,然后变成我直接解释,慢慢才建立起几十年信任。编辑、校对开始也是我做,后来他们有了专门的校对编辑室,我轻松不少。

人物周刊:你觉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能坚持这么多年的原因是什么?

刘东:我做事还算有恒心。刚开始编书很累,甚至要敲定封面细节等等。阅读让我很快乐,但编书有很多庞杂的事务,真的就是咬着牙做。我记得有次参加译林出版社的会议,讨论说我们译汉学的书,有时候翻着翻着就不太懂了,再去查那些田野调查、案例分析,弄明白背后支撑的理论框架。

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有这个使命,要和世界接轨,做学术最差和中等的没太大差别,要做就往更好去做,那你就要广泛阅读,古典或经典的。你要知道,那你就要去弄懂国外的书。况且,现在世界如此动乱,人类这么困难,人生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每个人都迷茫。若谁有这个学问,为世界文明找到一个新的方案,那也要博览世界范围的群书,建立自己的知识网络才行。

现在30岁的博士生没有被出版社找来编书的机会了,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所以我才能做二三十年,而且现在人的寿命长了,我们这代人还算勤奋,大陆人多,许多人一起做,这就差不多快译完了。

人物周刊:到目前为止,这些书籍在哪些范围产生影响?

刘东:学术上有明显的进展。以前很多书我们想尽办法也未必能读到,现在随便说一本书我每个研究生都知道。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想要就有。而且这个译本不好,马上有其他出版社再弄新的,对西方的了解比以往深入很多,西方的“神话”渐渐消失了。学术交流会议上,我们也经常和国外的大学教授辩论,交流畅通无阻,让我感觉中国在这个方向上是有可能产生大智慧的。

退一步讲,这算是通识教育,教育是最不赔本的。梁启超写过,教育就是有一份因才有一份果。几十年以后,你传播的东西就变成很多人的底线,你给别人的东西会影响他之后的行动。

人物周刊:回到你刚才提到的80年代文化热。如今,你觉得我们知识生产的被动局面转变了么?

刘东:书是越来越多了,阅读的热情越来越少。我的意思是,大家知道很多东西,很多人当作知识在学,但没有用心去想。没有我们当初在阅读时和西方人拼死拼活的那股劲儿。现在学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背要记,对治学来说,也许是帮了倒忙。

现在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最头疼,一看综述和第一章,就知道是知网上搜的,一晚上写出来,没有问题意识。但是智慧比知识更重要。我自己会有点走极端,我不参与什么科研成果评报、出版社参奖等等,那对我来说是妨碍,会束缚我施展的手脚。不能把知识关在笼子里,知识就是学了要问嘛,要讨论、分辨,这样才是主动。

人物周刊:有解决途径么?

刘东:我一直强调提高软实力。既然是全面的改革开放,除了公立大学,也应该设立私立大学,增加竞争和资源流动,不过不是像西湖大学那样急功近利的学校。虽然我一辈子在北大清华教书,但这不是好事,分散一些比较好。

还有要改革教育部那些评价指标,那些暗示你教书最不重要、写书写论文重要的表征系统。知道问题是我们修正的第一步,问题揭示了,我们一一改正。

 

读100遍《论语》

人物周刊:你正式地、系统地接触儒学是什么时候?

刘东:这要追溯到我的老师李泽厚,我第一次见他之前,学的主要是西方哲学史。当时他问我看过多少中国古代的东西,我说孔子那都是闲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类的。结果李泽厚对我当头棒喝,说不对,那里有很深的哲理。于是我回去重读,有一阵李老师总出国,另一个老师庞朴教我,效果不太好,我还是没读出什么味道来。特别是易经,我还调侃说现在算命也不管用了。李老师说,要去读牟宗三、唐君毅,我就这么慢慢进入的。现在来看,那种方式也未必可取。但是读《论语》让我明白,无论多大的学问,都要反复地思考和阅读,每个阶段对人生的理解、对知识的提点、对西方学问的知晓不同,每次都有新的体会,这很重要。

人物周刊:从此你对学术、对传统的关注就转到儒学、国学上来了?

刘东:读了李泽厚老师的博士以后,我确实没有放下过国学。读博期间我先研究的是中国美学史。90年代初,我在朋友家成立了一个国学所,有陈来、葛兆光、阎步克等,那些年朋友们一直都有讨论国学问题。我憋着一股气,心想说不定自己也能成为大师。来了清华才觉得这是巨大的学术挑战,因为有王国维、梁漱溟那些前辈在天上看着呢,我去读100遍《论语》,也让学生们反复读。现在我有底气了,我想带着学生们再读第101遍。

人物周刊:关于儒家的污名化、误解一直都存在?

刘东:是,现在这个污名化还在加剧。我写过一篇文章,《世俗儒家与精英儒家》。儒家一直还在,从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你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世俗儒家与精英儒家。它们有很多相同点,比如重视教育、尊重礼法。只有一个不同,是服从还是驯化君主。其实现在我们不了解儒家,不了解是因为一些狗头军师歪着讲,那些人用儒学最恨的二分法,分立成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年轻人得到一个被扭曲的儒学,所以也不喜欢儒学。我说的儒学是先秦儒学,不是儒学的修正主义,这个需要每个人通过不断阅读去思考。

我们要厘清,儒学和帝制从来就不可能合作的,一直有冲突。但秦汉是帝制抢了天下,知识分子只能那样,如果没有董仲舒、没有朱熹,其实中国可能是个佛教国家。他们用修正主义的办法贩用儒家,用象征性的思维方式教化人民,不然老百姓也听不懂。后来黄宗羲跳出来,他写了明夷待访录,第一次反思儒家的这些问题。

要看到儒家有很多历史功绩,比如科举制,让中国人有很大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可以流动到宰相。儒家还有大无畏的勇气,它直面死亡,并不欺骗你,未知生焉知死。

但普通人接受不了,西方人不也一样,不然也不会信教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儒学在当代要如何革新?

刘东:我们有很多的任务。一,操守上要有精英儒家的姿态,不是听令于政治,而是驯化政治、权力。二,要不断和西方对话,思考怎样解决儒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所以需要阅读整个人类的进程,吸收积极的因素,思考未来儒家的政治哲学,回答当代的问题。三,儒家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孔子针对礼崩乐坏做了很多社会批判,我们要回答当代的问题,要先阅读、研究儒家先秦那一套理论:论孟荀,然后做出我们的文化批判。四,有关孔子的言论,《十三经》里面,还有新出土的有关孔子的记录,我们要去论证真假,重新梳理孔子思想,再去发表对儒学的意见。

人物周刊:这是你一直提倡的用儒家的内核去建立中国文化现代体系?

刘东:对。它属于中国,又必须回答全世界的问题,让孔子的思想在我或者我的后生那里得到激发和更生,然后变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我们可以不要本体论,从人性本身出发,用这个价值内核再造一个文明,重新给一个解决方案。

人物周刊:你觉得下一代能扛起这个重任么?

刘东:这不好说。清华有很多孩子是读书种子,我也寄予希望,可我一说你们谁来接我的班,同学们都说不敢不敢,我们以前可都是和导师争论、吵架、彼此不服气的。留校培养也并不容易,大家都有自己的志向,尤其现在评职称的方式变了,又有社科基金,又是长江学者,有的人你在哪个场合都能看见他。你要是到处讲演、开会、评奖,那可能从那一刻开始就失败了。

回望以前的清华国学院,虽然存在时间短,五个人带出的学生,几十年后变成四五十位著名学者,这就是存了一个善根。一辈子死守着这个精神存续的话,必然能成学问,这是我们先要做到的。

 

儒家没有“中年危机”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现在我们的国学算是边缘的、小众的还是渐渐兴起了?

刘东:热在民间,现在不是流行各种国学班嘛,可能会被底下人玩坏。国学重新热起来,是改革开放后,人心浮躁,老头老太太看百家讲坛,把国学炒热了。很多不懂国学的人从里面看出商机,到处说书,有损国学的名声,不应该讲那么多占卜易学,但那个在中国社会很吃香。

国学即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也是生活、做人的态度,不光光是学问本身。中国过去讲经史子集,不是学科划分,更像是一个人的五脏六腑。但现实是困难的,我有太多学术工作,我也不是二传手,没时间做那些普及的事,还有好多书要写,要做更多创造性的思考,但确实需要有人讲讲真正的国学。

人物周刊:你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转向,涉猎广泛,也并不局限在国学?

刘东:当代文史哲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建立的学科,越分越细,我觉得不一定合适。我喜欢从一个云彩飘到另一个云彩,我总想学新的知识,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之前有一个哈佛的研究生来读我的博士生,他本科学生理学,正好那个假期我在看脑科学,他也去读,和我交流,我俩高兴坏了。

我觉得这没问题。那么多学科,为什么我们都不去读,除了少数一些规定,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你不能读书。但你总想邀功请赏,带着功利性可不行。我小时候没什么书可以读,都是马克思、鲁迅之类的。我记得有人形容马克思:他的思想犹如生活,但他的经验随时准备驶入任何思想的海洋。我当时非常崇拜这句话。人小时候读一些人物传记是很有帮助的,当你被那个人的经历感动,他的故事就会叠印在你的生命里,如果没有读孔子、歌德、莎士比亚、梁启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研究国学。

我还想开一门课,就讲讲“我生平敬仰的人”,还有一人我非常敬佩:朱可夫元帅。他扭转了二战的局势,莫斯科保卫战、攻克柏林等,都是他的功劳。让你觉得很神奇:人类如此垮塌的时刻,碰巧这个人有这个技能、位置、毅力,让全人类抵制住了溃败。所以,于我个人而言,国学自然不是终止。

人物周刊:你会遭遇表达欲下降、母题消失这一类作为学者的难关吗?

刘东:我没有,儒家没有所谓“中年危机”。杰克·伦敦有一本小说,叫《一块牛排》, 写一个黑人拳王,在最后一次比赛中,他还剩一套组合拳就把对方打败了,但他忽然想起来昨晚没吃饭,要是有块牛排就好了,对方趁他走神,扭转了败局。你看张三丰是这样么,他最辉煌的时刻在最后,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个意思。

我拥抱世界、拥抱知识,阅历、智慧的增长令我快乐,这是真正的儒家做派。面对人生的无常、无力,知道人终将变成一摊水,所以才要抓紧时间啊。紧迫感让我更有动力做事。我前几天刚听了贝多芬第二十九钢琴奏鸣曲,这是大家公认最难懂的一首曲子,那天我忽然感觉他是浑不吝往下写,像是写给后世的,他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不管别人懂不懂,他只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时候你突然觉得他在和上帝对话。我还在超越。

人物周刊:你有自己的困境么?

刘东:这个肯定有,所有问题都是从困境中产生的。我最大的困境就是歌德写《浮士德》第五幕,个人生命的有限和你想要完成的事业的无限之间的差距,那个差距是不能解决的,只能缓解,这个我很早就意识到了。世俗的困境我也会困扰一天,当天可能也会不高兴,第二天就忘记。因为我读书、思考的乐趣可以让我分泌多巴胺,就像别人运动、吃美食一样。我只要做和书有关的事,大脑就形成奖励机制,所以我发愤图强、乐而忘忧,文化修养指引我的多巴胺往更广阔的地方扩散开来,我就紧紧抓着这个不放,还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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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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