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丨韩少功 很想特别乡土 又特别先锋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蒯乐昊 日期: 2019-11-07

“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大碰撞的时代。当时我们很多同行,学苏俄,学海明威,学卡夫卡,写得很像,但在文章里面,我把他们讽刺为‘移植外国样板戏’,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艺术需要个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也需要个性”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长沙 /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图/大食

 

因为国庆长假,从长沙到汨罗的高速公路被封了其中一段,改由国道开去,平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延长到三个多小时。开车来参加老同学聚会的韩少功不得不留在长沙过夜,第二天他还要接待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采访。他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把见面地点定在了烈士公园的东门,那是这座他从小生长的城市里,为数不多他依然感到熟悉的地标了。

之前央视董卿主持的《朗读者》找他去北京录制节目,苦推不掉,最后他答应他们,到他隐居的汨罗八景村,录一段他读书的视频。就读《山南水北》,写的就是他在乡下的生活,倒也应景。央视的车子浩浩荡荡地开来,他吃了一惊:四辆大车,下来了三十来人。架起灯光,铺设轨道,泼水以调色度,放烟以造仙境,好容易等到斜阳、风向、狗叫声等等都搞定了,一个穿着对襟大褂的老头儿开始吟诵。读书变成了一场表演,类似行为艺术。毕竟这里是楚地的山水田园,屈原赋辞行吟之地,空气中都弥漫着巫灵与才情,一切想象和营造都是合理的,只是当年没有高清镜头和无人机来山里闹得鸡飞狗跳。

他们忙忙碌碌,十分敬业,拍了整整一天,最后播放出来的镜头也就一分多钟。

相形之下,读书多么简单啊。读书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本书。但是表现读书,渲染和鼓励读书,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群体性劳动。

“新的技术带来了整个文化生态的调整,现在读书成了一个要用非常之声势来动员的事情了。你看各地的有关机构,包括企业,都在办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日,看上去热闹得很,恐怕反而证明了现在读书是很不理想的状况。”

无书可读的时代和文学鼎盛的时代,韩少功统统赶上过:1966年6月停课时,他才读到初一。两年后,韩少功成为汨罗县天井公社的落户知青,在汨罗一待就是十年。当过农民、生产队长、文化馆干事,农活繁重的时候,从早到黑地劳动,每天干完活回到茅屋,连抽七八支烟都缓不过来。80年代到90年代初,文学蒸蒸日上,诗人、作家的社会地位堪比明星,韩少功在海南主编的杂志《海南纪实》,每期发行量一百多万份,不但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社内员工福利也令人艳羡:吃住不要钱,医疗全报销,水果天天管够,给无房家庭分房,给业务骨干们发电话发摩托——包括进口的本田摩托!

此刻,他刚刚从一个老同学的聚会上离席,说是中学同学,其实都是汨罗附近一两个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是广义的校友,劳作的形态取代了班级的形态,成为他们共同的怀旧乡音。在今天聚齐的这三十多个人中,大约有三四个跟他一样,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其余的回城后大多去了工厂,也有一些生财有道,当上了老板或者律师。个别人在乡下有了“小芳”,结婚生子,留在了当地。这些人的人生境遇,起起落落,仿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切片标本。

“回城的也未必就混得好,在乡下也未见得就不好,乡村的环境反而逼着他早点出来做生意,有的后来找了别的工作,也算吃上国家粮了,反倒是那些去国企的,一开始很有优越感,挺让人羡慕,但是到了大改制时代,工厂停产,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

 

让一个人在小说里写这本小说

韩少功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修改过程》,写的就是与他同龄的一代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在他们面前,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和各行各业亟待填补的空白。

在一张题词“麓山十二贤”的照片上,能看到韩少功和他们这一代大学生的风貌,他们个个清瘦,但是眼神灼灼。这是他们毕业那年的合影,当时“十二贤”曾在韩少功家聚会,并且相约,五年之后的同月同日,不论天南地北,大家都要到他家再度相聚。

这太像古代侠义小说里的约定了,现代社会罕有重然诺轻生死这回事。五年之后,12个人里面有11个早忘了当年的说笑,只有一个女生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赴约,敲开了韩少功的家门。主人无法掩饰的愕然,继而是抱歉和惭愧,恐怕都无法弥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头的失落,那是一种近乎被背叛的感觉。

韩少功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修改过程》。如果过程可以修改,他应该在那一天张罗一场热情而盛大的聚会。现实已经定论,但文学赋予了他修改的可能性,他索性把修改玩到极致:他在小说里虚拟了一个名叫肖鹏的中文系教授,他从事文学创作,但也怀疑文学的意义。肖鹏和他的同学们半生的命运,既在韩少功的笔下,也在肖鹏的笔下。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书中写另一本小说,两条线索必须影响,互相修改,在有些悬而未决的地方,干脆同时写出AB两个版本的情节,让读者自行选择。往深里说,这是哲学,类似《交叉小径的花园》一般无限循环的镜中镜像,或者是一个拓扑学里的“莫比乌斯纸环”。 往浅里说,这是游戏,网络角色游戏的电竞玩家一定不陌生这样的路径。

1968年,下乡前夕

一代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虽然深刻,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难以驾驭的题材,很容易写成拍案惊奇和流水账本。二十多年前,韩少功就试图用小说写出自己这一代大学生的大学生活,写了八万字,不满意,就废掉了。

“一篇死了二十多年的小说了,但有些东西我还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小说的男主角,在我现在这篇小说里已经被彻底拿掉了。那个男主角是我理想中的时代先锋,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人物,但我后来发现,高大上的感觉过于自恋。”

恢复高考之前,韩少功在汨罗县的文化馆当干事,工作职责是编一本内部发行的杂志、给民歌填歌词、给剧团写脚本、给农民办培训班。培训班管吃管住,还给农民发误工补贴,每天五毛钱。农民拿了五毛钱回去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就给记上工分。

他还一度当过生产队长。当地有两家大姓,一个姓吴,一个姓王,两大家族闹矛盾,王姓的当队长,吴姓的就不服,吴姓的当队长,王姓的就不服。选来选去,选不出队长。干脆,找个第三方!让县文化馆来的驻村队员——那个姓韩的来当队长!

 

临时抱佛脚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队长最困难的不是撕扯两家纠纷,把碗端平,而是组织生产。如果生产队长不懂农业,瞎指挥,那是要出洋相遭村民耻笑的。韩少功的秘诀是临时抱佛脚,第二天要派什么活儿,前一天晚上就跑到邻队去,找个有经验的老同志问清楚,取经回来,现学现卖。

后来的复习迎考是另一种形式的临时抱佛脚。“文革”停课开始的时候他只读到初一,语文还好说,数学初中高中加起来十本教科书他只见过第一本。“后面的九本数学书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就一天读一本,用九天的时间读完。”

当时文、史、哲很时髦,是朝阳学科,数、理、化大家都很陌生,突然要补课也不现实,很多考生都有畏难情绪。韩少功数学考了97分,用的是当年文、理两科共用的同一张考卷,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后,数学系的老师还想去挖他。

但韩少功那时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在乡村务农,耕田、开荒之余也没忘了阅读,“文革”后期虽然很多书成了禁书,图书馆被封,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后来有一个说法,‘要利用一切反面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所以当时很多国外的和古典的文学名著,你在封面上写上一句‘此书必须彻底批判’,写完就安全了,就可以作为反面材料大张旗鼓开始研究了。”

“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贵贱强弱,一千多万曾被挡在大学门外的青年,突然拥挤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这些高龄或低龄的求知人,这些农夫或士兵,猪倌或铁匠,赤脚医生或钻井队员,共同遭遇了一个激情四射的故事。他们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头撞入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高校招考。”

1971年,与少年伙伴合影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年龄差距特别明显,从十七八到三十郎当岁都有,27岁的韩少功在班上算年龄偏大的。这些学生的来源和知识结构也斑驳多样,有当过兵的,有当工人和农民的。有些乡村来的旧式才子会对楹联和写祭文,这些都是韩少功们不会的。他们如饥似渴,狼吞虎咽,甚至不加选择地读书,珍惜时间。虽然他们读的是师范,但实际上已经十年没有大学生毕业分配了,社会上各行各业需求缺口很大,学生们也心知肚明,他们中很多人注定要成为官员,走向仕途。《修改过程》中类似史迁、楼开富这样的人物,都不是无中生有。

《修改过程》对于韩少功来说,更像一个文本实验,虽然小说出版之后口碑两极,莫言却称它达到了“长篇小说很高的境界”,毕飞宇赞赏它“蓬勃的创造力”。但不管怎么样,作者自己写得很high,从过程中得到很大乐趣。这本《修改过程》和他五年前出版的另一本《日夜书》一起,被视为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人整体命运的梳理,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的一次深刻凝视。类似的两极反应在韩少功这里也常见,正如他此前的《爸爸爸》《马桥词典》进入了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且各有一大批境外译本,却总是与国内的评奖擦肩而过。

1982年,大学留影

 

“广告?我们不要!”       

他们设想的没错,“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所面临的机遇和舞台是不可复制的,他们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仅以韩少功来说,勤奋高产的他还没毕业就已经加入中国作协,并凭借《月兰》、《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等短篇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连续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奖。1985年,韩少功倡导“寻根文学”,发表《文学的根》,正式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反响热烈,先后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境外发表或出版。两年后,他与姐姐合译的昆德拉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作为“十万人才下海南”大军的一员,年仅35岁、毕业才4年的韩少功已经当选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

1988年的海南仿佛汪洋大海中的一块飞地,全国人民对这块充满机会的试验田都怀抱想象,很多人涌入海南闯荡,“下海”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从湖南到海南,那时还坐不了飞机,必须先坐一趟慢慢吞吞的火车,一路坐到广东湛江,然后换汽车,再换轮船……一路上景物轮替,渐渐有了热带风情,倒真有一种“下南洋”的别绪和雄心。

韩少功当时主持的《海南纪实》,虽然是拿着国家刊号的事业单位,但已经开始走文化产业化的路线,取消皇粮,自负盈亏。这本主打时事新闻和纪实文学的刊物一炮走红,第一期印刷量就是60万册,鼎盛时期要三家印刷厂同时开印,发行量高达一百多万。“杂志卖两块多钱一本,但是每本可以赚五毛钱,每个月利润就是六十多万,在当时是很高了,我们杂志社也就十几号人,人均利润率非常可观。”

老韩现在还能脱口报出当年杂志的成本账,《海南纪实》当时的稿费标准在同行中算是比较高的,高过了港台标准,但因为发行量太大,“平摊下来每期的稿费成本折合到每本杂志里,才一分钱。”

很多广告商追着他们要登广告,他们很牛气,一个也不接。

“因为发现登广告不划算。当时一页铜版纸的杂志彩印广告一般是5万块一个版面,我们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这点钱还不够铜版纸的纸张费呢。我们办了全部的广告执照,但最终一个广告都没做。我们不要广告,纯靠发行就够了。”

后来海南出来的房地产风云人物,比如冯仑、潘石屹等,当时还是小字辈,还在搞农业开发。“当时的海南,做好事也容易,做坏事也容易,自选动作的空间大,管理力度比较弱,很多政策也是模糊的,但我们还是非常谨慎。”杂志赚了钱,韩少功让单位出纳主动去税局交税,税务局不收。“说第一次有杂志社来交税,此前没有先例,该放在哪个科目,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回去吧。”

“当时出纳特别高兴,打电话给我说,太好了,钱不用交了。我说不行不行,你赶快交掉。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得先把钱交进去再说!因为我们怕出意外,当时我们杂志有各种风险,有各种竞争对手,一些民营书商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树大招风,一定要合法合规,格外小心。”第一次交税,两期杂志的税就是二十多万,《海南纪实》成了地方上的纳税大户。

 

 “做有意思的标题”

在今日的新媒体环境下,追忆当年的办纸刊经历,竟有些白头宫女说玄宗的隔世感。问的人和答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奇幻的信息不对称:

——“你们当时的订户都是什么样的人?”

—— “我们的发行都是走地摊的。我们是先地摊,后邮局,挂一张全国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地铺。”作为主编,韩少功安排他的编辑每人拿一个本子一支笔,一人守住一个地摊点,记录读者在地摊上的翻阅和购买行为。杂志封面刊名要印在左边,因为地摊上杂志都是叠放的,印在右边的字会被遮挡掉……这些后来成为设计常识的细节,都是编辑们在街边摊习得的一手经验,是最为具体、鲜活的市场经济补课。“我们在杂志里用了很多图,也是从市场上学来的,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他不是‘看杂志’,只是‘翻杂志’,所以你要给点图、给些小标题,方便这一部分读者去翻。我们对标题特别讲究,非常用心地做有意思的标题,去吸引购买者的目光,我们就像是最早的标题党。”

《海南纪实》彼时在全国发行,在北京发行量达20万,广东也有10万,都是靠批发商分销。“一个民间的商人,请我们吃饭喝酒,每期雇一个大集装箱把杂志拉走,他回去只要一天,就能把杂志全部批发出去,每本杂志他只赚一毛钱,20万杂志他一个人就赚两万。”

80年代“万元户”很稀罕,分销杂志,实乃美差。韩少功定下两条规矩:一是每个省只能指定一个批发商,二是每期都不给饱。“就是说如果他要10万册,我们就给他9万,基本上保证新一期杂志出来,上一期的刊物已经基本销完,这样干净一些,如果连续摆上三四期在摊位上,肯定对读者的购买心理有影响。现在看来这就属于饥饿营销了,我们当时也没读过什么EMBA理论,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个体户就是我们的老师。”

 当时海南地摊文学繁荣,盗版书正版书都在地摊出没,常见的就是“拳头加枕头”——武打和言情都是畅销款。民营书商们觉得很奇怪,《海南纪实》这种严肃的杂志居然能卖得这么好,“后来他们又一窝蜂地学,他们才发现原来文学可以赚钱,政治、经济、历史也可以赚钱。”

《海南纪实》之后,韩少功又接手了《天涯》杂志。前者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后者的受众群则定位为知识分子和在精神上有追求的精英人群。“当时我就说不要搞纯文学的杂志,应该叫‘大文学’,中国古代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

所谓大文学,其实是以思想和学术为主,辅之以一定文学性的综合杂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作家们也写不动了。之前喷涌出来的锐气都过了,国外该学的东西也学完了,差不多没什么新鲜玩意了。‘文革’十年所积累的、积压在心里最深的那些感受也释放完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又分散了注意力,要赚钱去了。这个时候不是办刊的时候,但是我们非得办,只能堤内损失堤外补,拉上另外一些人来写作。我们的作者来源一个是学者,尤其那些关心人文话题、文笔还生动活泼的学者,另一个就是发掘民间的有生力量,开了一个叫‘民间语文’的栏目,作者就是普通百姓。”

杂志很快在知识界和学界赢得广泛美誉:北有《读书》,南有《天涯》。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甚至把在《天涯》发表过文章视为行走江湖的傍身标配。

办刊物,韩少功特别讲究“俗事雅说,雅事俗说”:越是接地气的民生话题,越要写得高屋建瓴。同理,越是复杂深奥的话题,越要写得浅显易懂。当时外约稿件的水平参差不齐,操作一些社会现实或深度新闻的题材,有时甚至需要先做一个样板给记者们看。当时有一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杂志社社长韩少功亲自操刀做样板,搜集了国内外很多资料,做了一篇样板出来,署名“范闻章”,意思是以后做稿,以此为范。没想到文章一出影响很大,国内外重要报刊纷纷转载或者摘要。

 

乡村的逆流

正是在海南,韩少功写出了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虽然离乡多年,楚地的方言、土语,以语言学词汇的面目,成为叙事的线索和入口。这本书为他赢得了第二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03年的《Asian Review of Books》称:“这是一本博识、有趣、聪敏、迷人的文笔优美的中国观察,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或者视而不见。”

《马桥词典》部分境外译本

2002年,韩少功获颁法国文化部“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跟很多静守书斋的写作者不同,韩少功过的一直是接地气的人生:创办市场化的杂志,当过作协、文联的主席,在地方政府挂职。现在,生性喜静的他又回到故乡,每年约有半年时间,过上了近似农民的劳作生活。

他所迁居的乡村在长沙和岳阳之间,洞庭湖平原绵延至此,忽遇高山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这些名字已经写出了它们的壮美苍茫,拔地而起的群山绵延南去,抬拉出武功山脉和罗霄山脉,一路从湘东奔向粤北。

这就是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这片他精神上的桃花源距离他当年插队落户的汨罗天井茶场只有20公里。当地有一个水库,建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一片巨大的蓝色水面,是韩少功选此归隐的一大理由。跟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相反,他这个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长沙人,走了一条逆向的道路。“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

两层小楼,上上下下七八间房,粗木家具,有的连树皮都没刨掉——在葬别了双亲和抚养大孩子之后,归田的夙愿似乎成为可能。朋友们对他的选择哑然失语,可他相信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才是最自由最清洁的生活——与其被困愁城,只能在墙面画框的风光照片里憧憬大自然,不如一头扑进画框里去。

进了画框,就得像个农民那样劳动。“我每天干农活的原则就是干到出汗,出汗是皮肤在呼吸,能够出汗就证明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通畅的。”——有记者专门写过韩爹的一顿饭,完全是一个地道庄稼人的饭量。但他说自己是“假农民”,种地不过是为了吃上一口放心菜,自家的菜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他自己穿上胶鞋去挑粪施肥。作物生了虫子,他就戴上老花眼镜用手捉一捉,捉不过来也就认了,“算了,就让它们吃一点。”

地上产出的果蔬,自家吃不完,常常拿到城里,分赠朋友。

乡里人管老韩叫“韩爹”,“爹”发“嗲”的阴平声,意思是“爷爷”。把人往老里叫,也是自居小辈的意思,是一种尊敬,他48岁刚到农村的时候就荣升为“嗲”了。

都知道韩嗲是名人,他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乡里搭桥修路,在乡间威望很高。他的乡居在八景村一个九年制学校的校园里。很多孩子来自周围山区,方圆二十多公里,跋山涉水来读书,往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寄宿在学校。以前山里还有张艺谋电影里拍的那种“单人校”——一个老师管所有的年级。现在为了教学质量,都撤并到了八景学校。有时候学校的房子破了,水管坏了,上头没有经费,学校束手无策,就靠韩嗲出面找个老板赞助三万五万的给修一修。2000年他刚回到乡下的时候,学校已经很久发不出教师的工资了,也是韩嗲帮着解决了一部分。八景学校想着,近水楼台,这么有名的作家住在这里,请他给老师上上课吧,讲座就行。他问老师,你们想学什么?老师们说,韩嗲,你还是教教我们怎么赚钱吧。

2011年,在乡下

这就是教育市场化之后的马太效应,进入城镇化的通道之后,各种优质资源不断地向核心地区集中,包括全国向北上广集中,普通城市向省会城市集中,乡村向县镇集中。“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山区教师的工资一度低得你无法想象,好的老师,好的学生,都在往更好的地方流动,一些私立的学校也在挖好老师和好生源,这种两极分化可能会愈演愈烈。”韩少功说,从前乡下也有好教师、好医生,他插队所在的乡卫生院就有广东中山大学毕业的医生,老一代的医科大学生含金量很高。“现在不可能了,城市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他们全部吸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农村的凋敝、荒凉,人气不旺,无法离开乡下的人也自觉前途迷茫。”韩少功的写作和思考,其边界早已溢出文学,他是一个更加思索型和社会型的书写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想得清楚的事情,写成随笔和杂文,想不清楚的事情,那就写成小说。

 

文学的河床已经改道

韩少功曾经受邀去广州参加一个媒体的文学奖项,现场也有受奖的好几个网络作家,男男女女都有。一桌吃饭时,韩嗲问他们:你们平时互相看对方的作品吗?男女们相视一惊,异口同声地说:啊?什么?不看,当然不看!

“对于网络文学,你几乎永远都没有发言权,连写手们自己也没有。一个百万字的作品叫‘短篇’,你怎么读啊?没读过你又怎么能评价?就像打麻将,或者说打怪升级的游戏一样,一关一关打下去。网络文学写几千万字可以不断重复刺激,包括美梦和惊险的刺激。”

2016年,韩少功演讲  图 / 金泰成

1949年,国民文盲比例约在80%,而现在中国的入学受教育率已经高达96%。识字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文学的意义必然被修改。从以前全国就几十种杂志加几十个报纸副刊,到眼下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媒体和自媒体,文学的意义也必然被修改。“文以载道”之类并非处处有效了。“文学在很早以前是一个小众游戏,精英主场,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识字,都有权阅读。你要求每个人都去读曹雪芹读莎士比亚,怎么可能?很多识字者对阅读的需求既不是关注现实,也不是关注心灵,是劳累了以后要娱乐要休息,要的是文字里的棋牌室和游戏机,这也是广义民生的一部分吧?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一根筋,一刀切,在文化政策上犯很多天真的错误。”

他因此对文学、尤其是小说抱有“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小说始终是一个很尴尬的东西,现在有不少读者了解生活、沟通心灵,不需要再通过小说这种形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说:长篇小说死了。中国作家张承志说得更激进:小说整体已经死亡,是一个腐朽的文体。

即便是韩少功这样严肃的阅读者和写作者,现在也不太能忍受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样式,对那种冗长的铺陈和节奏感到难以下咽。文学已经不够看了,不解渴了,相形之下,他现在宁可读一些杂书:历史、哲学、理论著作……最近一本生物学的普及读物《蚂蚁的故事》,他读得兴味盎然。

2002年,在法国领奖

《蚂蚁的故事》改编自美国普利策获奖作品《蚂蚁》,是这本学术著作的通俗版。科学家们在研究中揭示了一个高度组织有序的蚂蚁社会,其运作和复杂程度超出了人类的旧有认知。山上失火了,中间的蚂蚁们眼看就要被烧死了,“但是蚂蚁没有坐以待毙。突然,不知它们是凭借怎样一种联络信号的‘局域网’,像是启动了某种紧急的临时法案,所有的蚂蚁迅速抱成一个球,滚过火堆,向外突围。滚动的时候,外层的蚂蚁都被烧焦了,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可是里面的蚂蚁就把命保了下来。它们一直滚下山坡,滚到河里。”——这是他所欣赏的写作,是通俗故事,也是深刻寓言,是科学知识,也折射社会现实,微言大义,这种不被局限和不被定义的更宽阔的写作,可能才是文学的最初面目和未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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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4期 总第612期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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