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关注丨破译成长密码的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邱苑婷 日期: 2019-09-12

这里藏着一个太令人好奇的命题:当年霸道、哭泣、孤僻、捣蛋的各种小孩,从同一个幼儿园出发,性格迥异的他们,究竟会各自长成怎样的大人?影响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或者终究无法成为自己的因素,是早已写进DNA 的天性,还是家庭、学校或更大的外部环境?

“巴学园”,在中国教育界,这三个字已然成为推崇建构教育的新式学校代称——1981 年,日本作家、主持人黑柳彻子出版《窗边的小豆豆》,作者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原型,记录了主人公小豆豆从一个让大人头疼、被退学的“怪孩子”,在来到一所尊重天性和自然的学校后, 逐渐被接纳和成长的故事。故事里,这所让黑柳彻子长大后还念念不忘的学校,名字就叫“巴学园”。

15 年前,画家李跃儿从银川来到北京,不听任何人劝阻,执意办了一家中国的“巴学园”——在当时,这算是相当前卫的“新教育”早期尝试样本。两年后,纪录片导演和研究者张同道,带着摄像机走进了这家幼儿园,从此开始了对十几个“零零后”长达十几年的记录拍摄——这些影像,是像生命证据一般的存在。他们慢慢离开芭学园,开始上小学,进入青春期,上中学,申请大学……裹挟着时间的维度,生命每个阶段的印记, 都被定格在镜头前,让生命的成长密码变得有迹可循。

这里藏着一个太令人好奇的命题:当年霸道、哭泣、孤僻、捣蛋的各种小孩,从同一个幼儿园出发,性格迥异的他们,究竟会各自长成怎样的大人?影响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或者终究无法成为自己的因素,是早已写进DNA 的天性,还是家庭、学校或更大的外部环境?

但愿,在这所已存在15 年、迎来送往了上千名孩子的“巴学园”里,我们能触摸到一些关于生命答案的轮廓。

 

“我看要把你的头放在电冰箱里好好冻一冻!”

十五年前,张同道对李跃儿这样说。李跃儿想办个幼儿园,像黑柳彻子写在《窗边的小豆豆》里那样的巴学园,就在北京。张同道觉得李跃儿疯了,要么就是膨胀了。他们早先在银川认识,张同道是个搞纪录片的,从北京跑到银川,给当时还是画家的李跃儿拍了一个纪录片。片子后来在央视播出了。

张同道

 

2004年,李跃儿带着五万块和银川家长托付给她的六七个孩子,风尘仆仆来了北京。

“别以为你上了央视就能怎么样了,”张同道泼李跃儿凉水,“你到时候可别找我借钱。”

李跃儿来北京的由头是受了气。她本在银川群众艺术馆教大人和小孩画画,越教越看不下去。有一天她忍不住和一名父亲大吵一架——他的孩子脸上从没有笑容,那天,李跃儿上课时想尽办法让孩子笑了,没想一出门,那父亲一脚踢在孩子腿上,大声呵斥:“我看全班同学都坐得好好的,就你动来动去不认真!”

年轻的李跃儿当即火气蹿上来。“孩子都被摧残成啥样了!”她和对方大吵一架。吵完,李跃儿气得在家躺了好几天,先生问,你打算就这样躺到什么时候?她又跑去了寺庙待了三四天。

直到一天早上,寺里方丈给她端来一杯牛奶,上面放了一个油饼子,跟她说,吃完就回去吧,你是能利益众生的人,都跑到寺里来,谁去做这件事?

 

播种

李跃儿就来了北京。

走的时候方丈送了她一幅字,大意是成名后也不要膨胀,要坚定地做自己的事。李跃儿心想这个老和尚糊涂了,我现在被人骂成这个样子。那时候她热衷于教化家长——老师在上课,她搬着凳坐门口,来一个家长就给别人讲两小时;在路上看到打骂孩子的,也逮着别人讲两小时。别人要是问“你是谁”,她就说,“我妇联的。”

银川的教育现状叫她失望,但毕竟相对闭塞,她琢磨着,北京应该遍地都是巴学园那样的新教育吧?所谓的新教育,说起来也简单,无非是尊重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特质、尊重孩子作为一个“人”的天性,爱孩子,能够在爱的基础上帮助孩子建构人格、发展自己……

她是来首都考察取经的,想找个师父。正值暑假,信任她的几位银川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她,让她带着孩子们在北京玩。计划是呆两个月就回宁夏继续画画,没长期留下的打算,更别提在人生地不熟的首都办什么幼儿园。

结果却傻了眼。2004年,就算在全国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北京,所谓的新教育也是凤毛麟角——就李跃儿所知,根本没有找到地方可以学习。没有,那能不能自己办一个?

考虑到市场对新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北京显然是比银川更靠谱的选择。张同道是她为数不多在北京认识的人。尽管“把头放冰箱里冻一冻”的建议把李跃儿气坏了,但她犟脾气上来了。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失败了打道回府。李跃儿在天通苑租了个家属房,开始在网上发帖招生,宣导注重人格建构的教育方式。

帖子一发,李跃儿在网上被骂了一两年。有人说她太理想了,有人说她是骗子,大部分人是质疑:什么是人格?如何建构?用什么方法教孩子人格?

李跃儿告诉他们,不是教,巴学园的教室不上课,在玩的过程中人格就建立起来了。

质疑者更不信了:怎么能玩着就建构呢?天方夜谭。

那两年的李跃儿像是网络战士。她把这些关于教育的论争当成打仗,总有认同者能看到。每打赢一场仗,就有几个北京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第一届招生很快满了,她把宁夏的孩子送回去,最早的“李跃儿芭学园”就这样诞生。

那会儿张同道刚成为父亲。有一次他大发雷霆——年幼的儿子把他拍纪录片素材的光盘给咬坏了。李跃儿恰好看到,也气坏了——气的不是孩子,是张同道:“你怎么能把光盘放在这么小的孩子能接触到的地方?”

李跃儿跟张同道解释了一番儿童发展心理学里“口腔敏感期”的概念,特定发展时期的婴幼儿,正是通过口腔来探索外部世界的。为了办芭学园,画家出身的她好好琢磨了各种儿童发展心理学、教育学流派。三番五次游说下,她终于把张同道“骗”到芭学园实地看看。

李跃儿记忆里,张同道“觉得太神奇了”:那时园里有两个孩子在玩过家家的游戏,男孩乐乐想把自己唯一的一个丑娃娃送给女孩毛毛。李跃儿解释,男孩在追求女孩,通过这种方式试图获得女孩的关注——而女孩毛毛彼时已经有了固定的过家家玩伴,另一个叫葆葆的男孩。让张同道吃惊的是,李跃儿准确地说中了两个孩子接下来每一步的举动:男孩会如何通过爱抚这个丑娃娃让它显得珍贵,如何送给女孩示好,女孩会拒绝,男孩会如何更加用心地抚摸娃娃,“因为孩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自己觉得可爱,就认为对方也会觉得它可爱”……

“多好的纪录片题材,要不要考虑一下?”李跃儿和张同道开玩笑。

这时李跃儿的先生徐晓平提议,我们要不要像拍《人与自然》那样拍摄一部孩子的记录片?张同道答应下来,作为一个新手父亲,他有太多困惑,他想了解自己的儿子。

李跃儿(右)与池亦洋

 

故事导向标

张同道带着他的设备和摄制团队来了芭学园。

在自然资源稀缺的北京,芭学园所在的环境说不上优越,更别提山清水秀。在最普通常见的居民小区内,七弯八绕进深处,直到看见绿萝缠绕的围栏——芭学园到了。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芭学园门口外墙上,这八个大字赫然入目。

院子角落有个兔子屋,孩子们养的三只兔子在睡觉,杏树上的黄杏脸贴脸地挤在一块,柿子树上柿子把枝条拽向地面,葡萄藤的叶影投向荫道,没到季节的蔬果种植区裸着沙土,木工区整齐地挂着两排小锯子和小围裙,沙坑里、滑梯上、娃娃屋里,四处都是孩子在游戏。

学油画出身的李跃儿看重自然,也看重艺术和审美。她尽可能把芭学园布置出美感,里里外外都点缀上心思:木质古旧的中式家具,竹编的灯具,教室墙壁和走廊上的干花、手工作品和画作,连会议室桌上都要用纱布、绿萝藤蔓和手工布做的小人偶营造一个微型童话世界。

不过对张同道来说,重中之重是找到能撑起主线的“主角”。在芭学园呆了两个月后,他们悟出了诀窍:有大李老师的地方就有故事。大李老师就是李跃儿。李跃儿是园长,一般不直接参与每个班的常规管理,除非遇到主班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轮到她出马。

这么一来,李跃儿成了最好的故事导向标。他们曾拍下了这样的画面:几个男孩坐在门口台阶上扯着喉咙大声乱叫,持续不断。李跃儿走过来,坐在他们身边,竟笑容满面:“你们在干嘛啊?”

叫得最大声的男孩很快说:“我是一台收音机!”

“噢,你是一台收音机啊!”李跃儿乐了。“那能告诉我,调节音量的按钮在哪里吗?”

男孩眼珠子骨碌一转,伸出右手食指:“在这里!”

李跃儿接过男孩手臂,做出顺时针调旋钮的动作:“这是调大还是调小?”

男孩随着李跃儿“调旋钮”的方向,兴奋地表演起来,声音开始忽大忽小。

“那你有开关吗?开关在哪里呢?”玩了一阵,李跃儿问。

“有开关……在这里。”男孩配合地指了指右手虎口位置。李跃儿按下“开关”,男孩立马噤声;再按,出声;再按,又噤声……屡试不爽,李跃儿和孩子们开始大笑,“收音机”关上了。

挥着棍子威胁要把所有人打成肉泥的男孩池亦洋,被集体排斥的女孩柔柔,每天在幼儿园门口等小伙伴的辰辰,总是孤僻地坐在一边、不加入任何团体游戏的两岁女孩一一,热衷于把鞋子扔进垃圾桶、以打翻手工课的碎珠为乐的锡坤……

柔柔

这些在普通幼儿园恐怕要被视为“问题”的孩子,便这样进入了张同道的视线。没料到,一拍就是13年。

 

 

霸道小孩规训记

五岁的池亦洋又毁了一场足球赛。大李老师坚持说池亦洋用手碰球、违反规则,要判罚点球,他拒不承认,和大李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可以用手碰球!可以!你不懂!”

规则就是规则,大李老师决意扮演一个最糟糕的老师——“到了小学,大部分老师都是这么说话”,拒不让步。球员都走了,不欢而散。池亦洋气得跺脚,把足球砸到地上,球重重反弹,冲向天空——

画面一切,落下的变成了橄榄球。大型露天体育场里,观众的呐喊排山倒海,15岁的池亦洋全副武装,在一片混乱而激烈的争抢中抢过橄榄球——用双手。

在纪录片《零零后》里,张同道用镜头的拼接完成了十年的时空转换。长大的池亦洋,眼中有了坚定和自信,明确自己想做的是将真正的橄榄球运动和文化带回中国。但池亦洋这十几年的成长经历并不顺利。在芭学园,小霸王池亦洋因为爱打人,被全体男孩家长要求开除;上公办小学后,他总是和老师顶嘴,被罚站、被批评,不爱学习,因为作业不会做在家痛哭……张同道的镜头下,童年时期的小胖墩池亦洋趴在课桌上发呆,坐在公交上发呆,表情逐渐迟钝,眼中失去了光彩,和芭学园时期虽霸道却充满生命力的他判若两人。

不同时期的池亦洋

 

十几年前,在商讨如何处理池亦洋打人问题的家长会上,李跃儿和家长们认真地说:“我认为池亦洋实际上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男性力量的榜样。”她劝服家长接受池亦洋,不过也开始更严格地规训他——在池亦洋再次出现打人行为时,在弄清事情原委后,如果确实是池亦洋有错在先,李跃儿会让他一个人在反思椅上,训练他的自律能力,消除他的暴力行为,为他建立遵守原则的习惯,每次当池亦洋认识到错误之后才可以回到正常课堂活动中。

池亦洋嘴上不依不饶,哪怕不时叫嚣着“我要把你们都关进警察局”“我要把你们都打成肉泥”,但李跃儿看到的是,池亦洋哪怕拿着棍子,也只是做出打的动作,并没有真正打到任何人。李跃儿为他设立了不可以用暴力控制别人的规则,然后在向池亦洋宣告后就开始严格执行。李跃儿试图用这种机制训练池亦洋“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的人格状态。

规则的约束逐渐在池亦洋身上起了效果。收敛暴力之后,池亦洋的领导气质开始凸显:在其他孩子发生争执时,他竟学会了用大李老师的方式调解:“你们先别吵!你先说发生了什么——他说你扔他沙子了,是这样吗?……”

让过错方道歉,协助取得对方原谅,紧接着抛下“旧恨”,池亦洋很快提出了新的游戏点子,成功转移注意力。一次战壕的争执,在池亦洋的斡旋下,最后竟转变成三人通力合作的场景。

池亦洋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带着一帮男孩在树下列队、敬礼、唱国歌。李跃儿观察到,池亦洋其实是个特别好的领导者,为了赢得跟随者的信任,他会主动付出,比如帮对方系鞋带,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对方,努力照顾到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成为群体氛围的缔造者。“因为如果他队伍散了就没人可以领导了嘛。”李跃儿大笑。

再然后,池亦洋上了小学。芭学园的自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排列整齐的课桌椅、课程表、作业和考试。刚上一年级时,池亦洋和另一个孩子上课迟到,老师把他们拎出教室罚站批评,另一个孩子眼神闪避、低头不语,池亦洋却昂着脑袋据理力争,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迟到……

但终究抵不过整齐划一的秩序规训。池亦洋眼里的神采日渐钝了,课业压力也让他越来越没了自信。“本来五分钟的事情我十分钟还没做好,”面对数学作业,池亦洋拽着练习本痛苦地几乎哭出来。

在芭学园受到的教育和帮助并没有在池亦洋的小学阶段得到承继。前功尽弃了吗?

李跃儿斩钉截铁地说不会。“一遇到机会他又重新生长起来,他人格已经是这样了。”尽管在小学备受折磨,但池亦洋至少还会哭,这让她感到欣慰——很多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像犯罪了一般,会隐藏、不让成人知道,但芭学园的孩子“正常”——不是不会遇到困难,而是遇到困难会去表达、求助、发泄,用各种肢体行为寻求缓解。“你要知道哪个状态是健康的状态。”她甚至有点自豪。

事实的确证明了李跃儿的判断。四年级后,父母终于把池亦洋转到了一所更宽松的国际小学。池亦洋的天赋不在考试上,父母接受这点后讨论,不然就让儿子多接触各种项目,最好能找到喜欢的再专门发展。机缘巧合,池亦洋爱上了橄榄球——如今,他视之为一生的事业。

 

抠牙齿的背后

张同道感慨,像池亦洋这样的孩子,能够按照生命的内在要求成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明父母的保护。但被家庭养坏的孩子,在教育一线的李跃儿见得更多。

池亦洋

李跃儿至今记得前些年,有孩子被送来芭学园时,整个人是发呆的状态。“看上去是身体生病了,其实是精神麻木了。”对这种孩子,芭学园的老师们每天要花费巨大的资源,把孩子被养坏的部分拿掉。

李跃儿心痛。有孩子不停地摸自己的嘴唇,足足能摸四个小时;还有一个孩子只要无事可做便会不停地抠牙。这些行为习惯看似微不足道,但若处理不当,便可能是造成焦虑特质的源头——比如,面对孩子的抠牙习惯,家长最常见的反应是劝阻和恐吓:“不能抠啊,手很脏的,会有细菌、有虫子咬……”

“孩子一方面忍不住,抠牙时又担心被虫子咬,他是怎样的感觉啊?每天是不是在积累恐惧和焦虑?这个孩子长大后可能就因为抠牙的问题成为一个有焦虑特质的人,比如大家一起旅游,别人还在起床、他却在门口急得不得了,搞得所有人都痛苦,但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

对抠牙的孩子,他们一度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注意到孩子想抠牙时,老师会对孩子说:“现在是抠牙的时间,请你坐在墙边认真地抠四分钟。”

“少一分钟也不行。”李跃儿回想起来笑了。才一分钟不到,孩子已经开始觉得无聊,但老师会告诉他,四分钟还没到,请你继续。再过一会儿,孩子便会哀叫:“什么时候才到四分钟啊?”

在李跃儿和园里老师的训练下,没几天,孩子就摒弃了这个习惯。但叫李跃儿哭笑不得的是,孩子姥姥旅游归来接孩子,一见孩子就问:“宝宝,今天抠牙了吗?”

孩子一听,立马条件反射式地开始了抠的动作。

“每个人的孩子都是苍天派来的老师,凡是你自己没解决的问题,都会成为你孩子的问题。如果不把家长的教育跟上去,我们在砌墙,家长在拆,一天就砸倒了。”

李跃儿很清楚,芭学园不是万能的,更不可能培养出完美的孩子,他们能做的只是想尽办法拿掉坏的部分,但并非总能成功。李跃儿去年和澳大利亚心理治疗师Kara老师交流,对方分享说,自己走遍全世界做心理咨询,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是最多也是最普遍的,却自知甚少,“到大街上看,每一个人都像人的样子。”

 

更皮实、更善良、更真实

池亦洋成了今年院线上映的纪录片《零零后》的主角之一。“遇到各种困难、障碍都还保持着自己光芒的孩子,”张同道这样形容选择池亦洋和柔柔作为主角的原因。

实际上,张同道拍的远不止这两个孩子。12个,这是直到如今还在拍摄的孩子的数量——其他孩子的故事,张同道早把它们放进了纪录片《小人国》、央视五集系列纪录片《零零后》、《成长的秘密》里。张同道藏了心眼,过去,他把这十几年来故事最完整的两个孩子的素材尽可能藏了起来。如果说十年前的《小人国》呈现的是每个孩子截然不同的天性,是孩子们的小社会,那么今年院线上映的《零零后》,则是时间成就了张同道镜头的野心。

但李跃儿说,更多令她骄傲和欣慰的孩子在镜头之外——那些“不需要帮助”的孩子或许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和故事,但她确乎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生命底色的温暖。从芭学园毕业的一名叫雨涵的孩子,三四年级时去美国读书,刚进班时,她在一个孩子旁边坐下,那是当时班上唯一的空位。雨涵很快适应了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人缘也好,班上同学开始告诉她,你的同桌很坏、不要和他坐一起。但老师发现,尽管好多次有换座位的机会,雨涵还是一直和这个被排挤的同学坐在一起。妈妈问雨涵为什么,雨涵说,我第一天就已经坐在他身边了,如果离开,他会非常难过的——而且他也没有其他人说的那么坏。

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池亦洋身上。四年级时,池亦洋被老师体罚、打巴掌。被打的不仅是他,还有班上的不少孩子。家长们向校长告状,但池亦洋不让妈妈同去。被问起原因时,池亦洋说,我被打一巴掌很快就不疼了,但那么多人去告校长,这个老师可能会被开除,没有工资养活他的家人了怎么办?

“有时候家长说,不敢管自己的孩子,因为发现孩子的生命状态比他们高。”李跃儿感叹生命与生俱来的包容,“人心和人性本来就具有人类所有的美好,当我们有了分别,有了好坏喜恶,我们的心胸才变得狭小了。要保护的是孩子本来就具有的美好。”

当然也有人质疑。真实的社会里,人不可避免要遭遇负面情境和灰色地带,包括且不限于暴力、强权、潜规则等等,芭学园和类似的新教育实践,会不会从小给孩子营造了一个过分理想和安全的环境?

“恰恰相反。”李跃儿觉得这是外界对芭学园的误解和想象,在《小人国》里,张同道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孩子世界的复杂和残酷。幼儿园已然是成人社会的缩影,绝对说不上单纯、没有风暴。

柔柔

“芭学园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人群中。孩子们是混龄班,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一起,包括老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群体。芭学园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安全的环境,但同时也是自然的、复杂的群体环境。孩子们很皮实,怎么摔打都没事,甚至都很容易把群体里威胁到他们的人以非常智慧的方式搞定。”

经常,芭学园里发生冲突时,老师们不会马上过去阻止,而是先蹲在一边观察,给孩子自己解决矛盾的空间。相较之下,“传统园老师每天组织他们排队滑滑梯、不让孩子们起冲突,他们怎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李跃儿不让芭学园老师用一种幼稚、扭捏作态的奶声奶语和孩子说话。“这样孩子就不知道你是大人还是小孩了。孩子是最真实、也最能接受真实的人。”

 

生而不同

无论是李跃儿还是张同道,接触了越多孩子和家庭,他们就越发对生命的复杂和神奇感到敬畏。

在长年跟拍观察了数十个家庭和孩子后,张同道自认学到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因材施教”。女孩一一两岁时便一脸认真地说:“我喜欢一个人玩,我有选择的权利。”诸如“选择”“权利”这样的词,是芭学园的老师们常会说的。一一活学活用,拒绝大李老师让她交朋友、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建议。

一一也是张同道直到今天还在拍摄的孩子之一。在央视五集纪录片《零零后》里,有一集专门以一一为主角。十年后,一一上了初中,回头看幼儿园时期大李老师和自己之间的互动,再面对镜头的访谈时,特别理性地分析说,有一点她至今觉得大李老师可能做错了——一味鼓励外向,其实是否定了内向的价值。

“我甚至有点佩服两岁的自己。现在的我可能做不到了。”她对着镜头说。

李跃儿好几年前收到过一一的微信,大意也是表达这个观点。李跃儿不太放心上,但她觉得自己被误解了:“我不是想让她外向,是想让她能通过练习发展起正常的交往能力。但一一不认为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是童年时我们帮助她的。”她“不敢等”,因为在她所认知的儿童发展理论里,六岁之前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心理模式对她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至关重要。

但一一至今是让李跃儿、张同道提起来会喜形于色的孩子。张同道掏出手机展示一一的近照,不久前他们刚见过面,一一去美国参加夏令营之类的活动,他们飞去拍摄:“你看,多有气质。”张同道语气里掩饰不住的骄傲,仿若夸自家孩子。李跃儿的先生抢在李跃儿前头夸:“这孩子可厉害了,成绩也可好,当年中考,她是北京西城区第67名呢。”

相较池亦洋,一一是在体制内学校一路升学顺利的孩子,用张同道的话说,属于“内驱力很强”的类型。“一一父母从来不问,也不知道她成绩怎么样,结果到初中毕业的时候,发现她是个学霸。”张同道说,“所以没有哪种方法适合所有的孩子。你需要根据每个孩子找到适合他的教育方法,而恰恰这个是眼下的中国教育非常缺乏的。”

李跃儿曾跟北师大某课题组一起做了一项调查,最后得到的调研结果是,适合应试教育的孩子不到13%,大多数孩子在应试教育系统中会感到痛苦和压力。

张同道和李跃儿都肯定“天性”的存在。办幼儿园也好,跟拍纪录片也好,孩子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他们不得不正视基因的力量。可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先天因素会起到多大的影响?

先天大概占七成、后天占三成,这是张同道的感受。李跃儿的答案也相似,甚至倾向性更明显,给出的数字是75比25。“但这不意味着先天决定,有一些先天特质,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也会变化。教育的意义是,顺应孩子先天的特质,帮助孩子发展自己,同时也要适应于生存,有利于社会。”李跃儿说。

“过度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了,”张同道有时有这种感觉。在普遍的教育焦虑下,很多家长恰恰是做得太多了。但他也不同意先天决定论——评价人的标准,不应该如此单一。特质一旦被放对位置,便会闪光,好比当年每天在芭学园门口等小伙伴、哪怕下雪也不肯进教室的辰辰。这个不爱说话、有点执拗、内心却异常坚定的女孩,如今爱上了野生动物摄影。所有人都有点惊喜,却又觉得在情理之中——她一定耐得住等待。

在张同道看来,那正是每个生命独特而本质的光芒。

 

栽树人

今年9月初,张同道的纪录片《零零后》上映院线。但这些年里,对张同道来说,或许所有的作品、成果都比不上一件事——他确实成为了儿子心中的好爸爸。

张同道和儿子的关系是哥们。小学时,他给儿子做了一个量表,让他每天给自己打分。量表上的项目有点特别:“主动性”“发现别人的优点”“帮助他人”……这些是张同道心目中重要的人格品质。

一般家长最头疼的叛逆期,张同道和儿子也稳稳当当过去了。“当你尊重孩子的时候,你就不会产生对立。很多家长说孩子叛逆,叛逆是跳墙,是因为你给他设置了墙。你根本就没给他设墙他往哪儿跳?我儿子就不叛逆。所有的事情最后他做决定,我只帮他分析一个事情的两个、三个可能性,我不替他选。做错了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

在跟拍了十几年的十几名“零零后”里,他隐藏得最深的一个拍摄对象,就是自己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以及可想见的未来,他都会一直拍下去。他想好了,等儿子结婚时,要把这些素材剪成片,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或许,儿子又会开始拍自己的孩子,代代相传,成为传家之宝……

“如果我的亲家,碰巧也有这么一部记录自己孩子成长的纪录片,那才是我眼里的‘门当户对’。”他笑。

李跃儿则成了观众投票中“最喜欢的人物”,甚至高出主角池亦洋和柔柔。尽管几经搬迁,李跃儿芭学园还在,一度有六家分园——但由于去年北京市严查各类土地房产用途和办学资质等政策性原因,和许多民间办学机构一样,她的六间芭学园一下被关了四家,物质损失惨重。但李跃儿没灰心,只当买教训,她庆幸,至少还留下两个资质合格、也得到当地教委支持的园区。

针对家长的培训,她也早在芭学园开设了。以前是每年四次线下培训,如今转战线上,每周都要给家长开课,从儿童发展规律到艺术文学欣赏,到透过电影看教育,到芭学园的美术课、生活课家长应怎么配合,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帮助孩子等,为父母系统补课。

六年前,芭学园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学分部——尽管并没有独立的学校名号,而是依托于一所公立小学之下,每个年级增设两个班作为芭学园实验班,每班一二十人。如今,小学部已有了六个年级。六年下来,校长和其他老师家长的担心变成了惊讶:其他班的孩子从早学到晚,可芭学园实验班的孩子每天活跃得不行,晚上没多少作业,老师和孩子关系也亲近,不训孩子、不生气,但孩子一样遵守纪律、学习认真,考试成绩也差不多。

李跃儿一年四季都在芭学园,眼下,最要紧的任务是把脑中的经验都写下来,幼儿园对老师的行为、要求、教案全部文本化,光手册就写了六本。“必须得写下来,也害怕有一天我老了死了,那些东西没有人知道,到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今年李跃儿已经61岁了。最近,她突然又想起十几年前方丈送她的那幅字。始终要记得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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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3期 总第631期
出版时间: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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