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关注丨女性在韩国, 有人整容上瘾,有人选择做自己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周秭沫 日期: 2019-08-10

整容医生赵婧说,大部分客户在恢复期会对她通信轰炸,使她不得不在心理医生和整容医生的身份间游走。但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女孩的精神世界

封面图:首尔狎鸥亭整容街上,刚刚走出医院的整容者 图/吴芳

 

“整容像呼吸那样简单”

几乎每个女人都化妆,在首尔的街道上。如果要问什么类型的商铺最密集,排名第一的不是便利店,而是化妆品店。这里应有尽有,从头到脚,睫毛增长液、鼻贴、唇膜、痘痘贴、祛脖颈纹霜、燃脂霜、美腿霜、足贴……一些看似无用的产品,如果可以让人变美,就不会滞销。

镜子无处不在,地铁,购物中心,甚至是警察局的大门旁边。女人,男人,小孩,老人,每个人时刻注重形象。不用惊讶,在这样一个爱美的国家,整容、隆胸并非难以启齿的事,更不用说天天化妆。

盖洛普调查显示,韩国是世界上整形外科手术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19到29岁的女性群体中,有三分之一表示她们曾接受这类手术。

美容广告不再局限于充满魅力的成熟女性形象,化妆品巨头公司正在把消费人群扩展到幼龄人群。一则美容产品的广告呈现出这样的观感:穿着校服的女孩,涂抹口红。广告语则是——“我看着妈妈,跟着她。我今天长大了。”

2019年2月,《华盛顿邮报》刊文报道韩国儿童化妆低龄化的社会现象,今年7岁的杨惠姬小朋友每天早上起床后必做的事就是化妆。

女性市场的饱和,也使得美容公司逐步加强对男性的营销。过去的四年中,男性市场的年增长率约为9%,富兰克林·邓普顿韩国股票研究主管康在俊表示。

现在,韩国的美容产值已超100亿美元。一些整形机构甚至进入大学校园,成为活动赞助商。医师会告诉想要整容的女人,手术过程如同“呼吸那样简单”。

在一次慰侨活动中,Emily向我介绍自己是首尔一家大型整形医院的医师,两周前和朋友两个人合开了一家小型美容诊所。她今年28岁,短发,娃娃脸,身形消瘦。十年前,Emily跟随朝鲜族丈夫来韩国生活。

Emily的工作地点很不固定。每周有固定的三天,她需要在医院上班,其他时间负责自己诊所的营业。每个月有几天时间,她会将手术仪器和药品装进一个微型冷冻箱,提着一个中号行李箱飞回国内,为预约的中国人做手术。她还为国内大量想要学习手术技能的女孩提供咨询服务。

每周,大批的女孩从中国各地飞来,想要从这场庞大的生意经里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针剂培训班合影!想来韩国学习,包装,镀金,详情请咨询我”,翻开Emily的朋友圈,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

赵婧,Emily的合伙人,很小的年纪就出来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在韩国站稳脚跟。赵婧的手机里大部分都是客户术前术后的对比图。她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也发自内心觉得这番事业充满意义。

公众场所典型的镜子装置

 

2019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参观了Emily的诊所,它位于首尔市九老数码园区附近的一栋公寓里。诊所的内部结构很简单,是典型的三口之家样式,配备客厅、厨房、洗手间,还有两间卧室,被Emily改造为手术室。除了文眉、美甲这样比较简单的业务和大型开刀以外,注射美白针、水光针、溶脂针、瘦脸针、瘦肩针,以及面部线雕、干细胞去皱等等,这样的愿望都可以在emily的诊所得到满足。

这种“家庭式”的诊所分布在首尔各区,手术每天都在秘密地进行,难以统计它们的客户群和数目。Emily说不一定比大型整形医院少,她和赵婧的客户大多是自己做整容师几年间积攒的人脉。

Emily从冰箱里拿出一些瓶罐给我“科普”,肉毒杆菌可以萎缩肌肉,玻尿酸会让胶原蛋白流失的脸恢复弹性,“这很考验医生的手法,如果打坏了整张脸会像吹胀的气球。”

我花了一点功夫弄清楚Emily营业的步骤。一般情况下,她和赵婧会利用自己的职务优势从供职的医院拿药,比如一瓶100个单位(一毫升)的保妥适(瘦脸针),在正规的整容医院要卖到45万韩币(约合2700元人民币),加上人工注射费是3000元人民币。Emily告诉我,在她们的诊所接受瘦脸针注射只需要一半的价格,免去签协议和开发票的繁琐,只需要微信转账,客户可以边戴着耳机听音乐,半分钟功夫不到,如此轻松简单。

大部分人接受整容手术的初衷是“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但已有的心理研究表明,一些做过手术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情绪。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人类容貌中心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20%寻求整容的人都在接受某种形式的精神科药物治疗,如服用治疗抑郁或轻度情绪障碍的药物。而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总人口当中服用治疗抑郁或轻度情绪障碍药物的人只占9%左右。

康奈尔大学精神病学系Katharine Phillips教授的研究也指出,形象的改善会让整容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但手术引起的不良后果无法预测,对效果不满意的客户更有可能进行重复性的手术,为此还需承担家庭关系恶化、自毁行为增加的风险。严重的客户还会对医生产生极端愤怒的情绪,并威胁到其人身安全。

曾经,一次面部吸脂所产生的瘢痕,让一位客户整整两周处于躁郁的状态。恢复前期,由于面部肿胀,她不见人,天天就在家呆着。每天早上,她睁开眼后第一个动作就是照镜子看那块瘢痕有没有减轻,如果颜色没有变淡,她会感到一种“暗无天日”的情绪。束头带时刻绑着,用来防止吸脂后的脸颊变形。为了不淋湿束头带,她只能将头倒靠在床沿边哭泣。低头哭也是不可能的,那样会使脂肪位移。早上如此哭过后,新的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每天她都会给我发图片,我得一遍遍地告诉她,你会好起来的,只是时间问题,你要相信自己。”赵婧对我说,大部分客户在恢复期会对她通信轰炸,使她不得不在心理医生和整容医生的身份间游走。但没有人会真正关心这些女孩的精神世界。

 

“打针实在太解压了!”

随着减肥文化的流行,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正逐渐被人们熟知。这种病无法靠药物治愈。我的朋友金知嫄患有此症。对她来说,障碍不是吃不进去东西,也不是暴饮暴食。在金的世界里,炸鸡、汉堡包是不存在的。她将它们称作“油脂、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有时候,她两天只吃三顿饭,且仅限于蛋白质和蔬菜,碳水化合物绝对不碰。她享受咀嚼食物的过程以及味蕾的愉悦感,但她不允许这些食物在胃里过夜。她总是吃一口吐一口。周六是解放日,在这一天,金会吞咽自己最渴望的食物,直到塞不下,然后立即去催吐。

金目前在首尔排名前三的大学就读经营专业,除了进食障碍,她还整容上瘾。她似乎有畸形的恐惧症,有时候她会幻想自己是一头猪,尽管她肚皮上只有薄薄一层脂肪。“这是真的。”她对我说。她用了“dwaeji”这个词,在韩语里不是指可爱的猪、可以用来自嘲的猪,也不是能够出现在卡通动漫上的猪,而是牲畜猪。

金对自己形体的认知障碍还表现为采用各种手段来改变自己觉得不完美的地方。她每天戴口罩、穿束腰、穿高跟鞋,对她来说,那是可以安慰心灵的做法。

我刚跟金认识时,她正在准备施行第五次大型改造。这次要动的地方是下颌骨,她要磨平那块骨头,“脸小了,人就秀气了,显得比例好。”我好奇她总共做了多少次手术,她已算不清楚。从高中到现在,五年里,除美白、水光针这类在她看来微不足道的小手术之外——“加起来,应该在30次到40次之间。”

考试周的某一天,金感到早上没有发挥好,“整个人陷入了绝望的情绪中。”她拉着我一起乘地铁到江南她常去的医院补了一针瘦脸针和水光针。针管插进她的下颌时,她如释重负。“打针太解压了,你一定要试试!”她不止一次对我说。

整容的念头最早出现在十年前,一次初中学校组织春游活动,一路上师生们有说有笑。那时候金是刚从吉林延边来到韩国生活的朝鲜族,是班级和社区里的边缘人。在大合照上,她发现自己的轮廓比那些韩国同学宽了近两倍。从那时起,她开始节食、催吐、疯狂运动,定期接受心理治疗,并不间断地整容。她的鼻子、眼角、脖颈、皮肤、肩部、小腿,这些部位没有一个属于原本的自己。

金的情绪常年稳定在中等偏下的状态,有一段时间,她患有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她心情好的时候,我们的谈话会是这样——

“漂亮地活着,然后漂亮地死去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好看才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智慧和个人荣誉。”

有时低落躁郁——

“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都会习惯地摸摸自己的肚子,心里想着,为什么不能窄一点?为什么不能再薄一点?这样的话我每天要问自己很多遍。”

“有时候站在镜子旁,我会感觉这不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而是一头牛的。我正处于一个人到一头牛的中间。”

“世界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有的人不运动不做手术就能那么瘦,让这些人去死吧。”

有时自嘲:谁有我惨?成年后再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天天挨饿,我活得还不如饥荒年代的人。

有时候,我劝她不要那么抱怨自己,她回答:“我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用不着像韩国人那样非常努力才能考进好大学,然后非常努力才能进入三星或者现代那样的公司,然后辛苦地活着,毕竟我父亲是那么成功的贸易商人。”

“你的脸可以再瘦一点吗?”、“你的腰太粗了”、“你的骨架太大了,就算瘦下来也不会好看的。”这样的声音不断地出现在金的大脑中,她管它们叫“属实的幻听”。

有时,她也会感慨——“尽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要向大众审美屈服啊。你回想一下吧,在中国,大人是怎么夸小孩子的呢?应该是这孩子真聪明、真懂事、真听话,对吧。那么在韩国呢?”

“这孩子真漂亮。”我小心说道。

“对!”金点头。

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一种“知道自己有病,却怎么改也改不掉的状态”。我试图理解她贬低自己的心态。她身长1米71,最瘦的时候只有81斤,她给我看以前的照片,双颊凹陷得很严重,双手也可以看出清晰的骨头结构。

“如果你不美丽,你就不配得到别人的爱,我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韩国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和金去明洞逛街,我们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三五个中国游客从我们身边走过,有两个显然刚做完手术,头上缠着绷带,碘酒和血迹清晰可见,她们提着乐天购物袋,收获颇丰。

之后,穿着制服的高中生们迎面来了,长腿袜,紧实的小腹,一张张充满胶原蛋白的青春面庞。她们嬉笑怒骂,平凡快乐。金叹了口气,她明白,那是她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

 

“外貌不能决定我的命运”

我第一次见到南树林(nam soo young),是在成均馆大学的课堂上。南在做一场关于韩美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的演讲。

南的汉字名是南秀映,也可译作南素映。但南告诉我,她更喜欢“树林”的意义,在美国西海岸上学的时候,她的中国舍友为她起了这个名字。

今年春天,南结束了在美国长达八年的留学生活,现在,她跟着成均馆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学习本国法律知识。我们在同一栋楼上课,“周五见”后来成为我与南的girl’s time(女孩时间)。

如果说韩国女人是精致的存在,那么南活得就像是一匹赛马,她每天6点起床,绕着首尔市清溪川跑五公里,然后回家洗漱、练琴,学一会中文,全新的一天就开始了。白天她在首尔国会实习,晚上再来成均馆大学自习。她永远不会让自己感到无聊。

在高中时,南有了清楚的认知,自己不会是韩国社会中“讨人喜欢的女人”,但也不“愤世嫉俗”。南非常关注女性话题。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期,但同时,韩国女性的生存状况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善,这个国家也成为亚洲最大的婴孩收养输出国之一。30年前,首尔街头一度随处可见弃婴和流浪儿。

夜幕下的首尔狎鸥亭整容街 图/吴芳

 

事实上,直到今天,因宗教和传统文化影响,韩国一直没有开放合法堕胎的权利。随即而来的种种并发症,比如弃婴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没能得到改善。“给年轻母亲一次机会!”在向青瓦台请愿的时候,人们举着这样的标语,希望《刑法》可以放开妇女的堕胎权。由于弃婴数量太多,一些宗教人士自发在城市路边配置了保温集装箱,当地人称之为“baby box”(婴儿箱)。无路可走的母亲可以将孩子送往此处,而不再是垃圾箱。组织者将会定期检查集装箱,将发现的婴孩移交孤儿院。这样做避免了婴孩被冻死街头的命运。

毫无疑问,女婴占了弃婴总量的大多数。南常常观察她们的命运,她向我提过福乐尔·佩尔兰和宋宜,前者已在欧洲政坛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后者现在是导演伍迪·艾伦的妻子。在公众场合,宋宜一直保持着缄默、温柔的形象。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与福乐尔相近。在首尔,她和母亲住在一个“类似于后院的房间里”,有一天,她决定逃走,独自走向了孤儿院。几年过去,她被来自美国的女演员收养,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就是那样长大的,那些被遗弃的韩国女人就是这样活下来的。”南说。

每当我提到韩国职场的外貌歧视时,南会生气,“不要去听那些社交媒体的话!你得明白他们是在折磨女孩子。”南不喜欢我对韩国社会的“过度的偏见”,“我不相信在你们国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首先你要明白,人都是喜欢好看的东西和人,仅此而已。”

南也劝阻了有接受整容手术念头的我,“如果你愿意通过手术变成一个假的东西,那也要承担做一个假人的风险,那样实在不利于心理健康,我知道女孩们将会因此受苦。”

“最原始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只会告诉女孩子怎样做是会被人们喜欢的,却没有教会我们怎样爱自己。而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有一种关系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与你自己的关系。你得知道,没有人可以阻止你爱自己。”南对我说道,“我知道我不好看,但我不会因此讨厌自己。不管社交媒体上的人怎么说,你的眼睛太小、鼻子太大、下巴太方,那是我的基因决定的。那些言论不能伤害到我。”

最近,南对我说,韩国的司法考试制度发生了变化,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律师,就得先考进法学院,在学校进行三年的学习之后才有资格参加司法考试。南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一名法官,这意味着南以前在美国获得的文凭不能给她在事业上提供帮助。繁琐的司法考试制度让从小在国内接受应试教育的我感到汗颜,但南说,“Dear(亲爱的),那并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是谁,以及你想成为怎样的人。”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Emily、赵婧、金知嫄为化名。邓舒予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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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总第615期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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