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眼丨文学,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牛的产品之一啊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蒯乐昊 日期: 2019-07-28

都市里90后的写作新人,写来写去,被允许并能驾驭的题材,往往是没完没了的自我。

一年多之前采访曹寇的时候,被硬拉去跟一群南京的作家打牌,打来打去,总是输。有时候也一起喝酒,喝多了有人互相握手,称对方是伟大的诗人,每逢这种场面我都很伤感。曹寇倒不怎么说大话,他对好和坏的判断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杂志采访了魏思孝,这很好。我想他说好的意思是我们关注到了这些新生的、草根的、非体制的写作者,然后他接着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做一做郑在欢呢?他写得好。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既没有看过魏思孝也没有看过郑在欢。我只是默默记住了这两个名字,并且在淘宝上下单了他们的书。

但也没有及时看。应该看却还没有来得及看的书太多了,如果不是某天要去医院排队等待做一个无聊的检查,那本书又恰好跳入眼帘,并显得厚薄那么合适,我可能会错过这一本《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它在名字上太相似于颜歌之前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所以很容易在印象中被归类。

但这本书刷新了我对90后写作的认知,甚至刷新了我对生活的认知,我一边读一边发短信给文学上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抒发读后感:“相比之下,我们简直是温室里的花朵啊!”

这是我理解的年轻一代的写作困境,通道过于狭窄,世界过于扁平,岁月过于静好,都市里90后的写作新人,写来写去,被允许并能驾驭的题材,往往是没完没了的自我。

我没想到一个人可以把童年写得这么哀而不伤,中国农村题材,在文学的道统里,往往是丰沛的、粗野的、荒诞的,妖娆和肉欲的,用郑在欢的话来说,就是“写写牛,写点村长搞女人的事情,然后点缀一些封建迷信。”郑在欢的农村生活,其荒凉和残忍是图穷匕见的,但他写得从容不迫,写得温情而谐谑。他像写列传一样一个一个写这些乡间小民,赋予他们性情和传奇。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的修辞还是过于文艺了,应该用他书籍勒口上的简介来说,这些小说“好笑又好哭,并且极其好玩”。

比如他写拾粪,大跃进之时公社之间搞产量竞赛,一切可以当做肥料的东西都被搜刮一空,“当然农民寻找肥料的目光是雪亮的,厨房里吸收了油烟的墙皮,厕所里饱尝了粪味的茅草都被当作肥料撒进了田地。这样一来,肥料在农村成了极其可贵的东西。于是,在农村,一种劳动应运而生,在农村,我们称之为拾粪。……拾粪人左手挎一个藤萝筐,右手拿一把小铁锹,遇到屎就停下来,像工兵挖地雷一样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连屎下一层薄土一起铲进筐子。被铲过屎的地面留下一块新鲜的伤口,这也是此处有屎的重要凭证。”

这里可以约略窥见郑在欢的语言师承,有相声演员的节奏,也有传统话本的文风,但是活学活用。打动我的倒不是这种冷幽默,而是他隐藏在写作背后的态度,在悲催童年之后保留的温情。是一个人长期饱受虐待之后,没有让自己也成为恶的一部分。

郑在欢对我的采访邀约颇为惊讶,“我那书都出了多久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想起来要采访?”

是的,对于野生的力量,我们往往后知后觉。采访的时候,尽管我们相谈甚欢,但我仍然觉得,我频频流露的惊讶,也许是一种粗鲁的冒犯。写作的时候也是如此,文章最后选择了一个戏剧性的标题,送快递的,和领文学奖的,这种极端的矛盾冲突是读者所喜欢的,但是对那个被写的人来说,依然是粗鲁的、势利的、臣服于社会固有标签的。我只能安慰自己说,毕竟欢欢也是当过编剧的人,应该能理解,有的时候,戏码只好这样上。

跟郑在欢相处的这一下午,我收获颇丰。尤其是我们聊到,靠文学怎么解决生存问题。他坚持认为,文学是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牛的产品之一,他必须相信文学一定能很好地养活自己,才能对写作投入专业的态度和时长。不然文学就只是一个消遣,一个类似泡澡和打牌的消遣。

我想欢欢也不是不知道,很多写小说的人,除了那些网红和写网络爆款的,往往都另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高校教师、报社记者、出版社编辑、编剧、广告人……或者进入作协体制,接受规范。野生,并且永远野生的代价,他应该比我们都清楚。毕竟之前,他专心写作的那几年,都是靠女朋友养着他。有时候,两个人吵了架,甚至打了架,到晚上又抱在一起,因为无处可去。他目前这一段的专心写作,是靠之前当了四年编剧赚下的快钱在养着。爱写作的人,应该像《乐队的夏天》里那些爱音乐的人一样,靠做别的事情来养活自己的爱好。不用拿理想换面包,才可以保全理想的纯粹性。可郑在欢不想这样,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写作的人应该能、也可以能只靠写作,甚至是不投靠于任何一方的写作来赢得体面的生活。你得用理想换面包,这样你才会磨砺你的理想,用最顶真的专业态度去操持这一份理想。你应该赋予理想以专业水准,否则就是辱没了理想。所谓的业余和自娱心态,貌似恬淡,但那是一种认怂,是对现实的缴械投降。

这两种对待创作的态度,孰优孰劣呢?我难以判断。但相信奇迹的孤勇,从来都是创造奇迹道路上的唯一依凭。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从中国最底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小孩,被最严酷的社会现实狠狠教训过,他选择相信后一种,比较不现实的那种,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让我感到鼓舞,继而是羞愧和进一步的鼓舞。

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下午,我听他说他做过的各种职业,怎么车书包、怎么做鞋子、怎么卖水果、怎么写房地产广告、怎么当编剧,听他说乡村的人们是怎样前赴后继地进入城市,然后又鲜衣怒马地回到乡村。乡村变了,乡人也变了。对这种变化,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只能被动地接受。我暗自担心过郑在欢在写作上还有其他的关要过,像他这样的写作者,当早年的经历用完,如何保持在创作上的持久?但他乐观之极,“我有很好的虚构能力。”他对经典名作也不那么以为然,他觉得名著头衔都是后人加的,不读也不是什么缺憾。“伟大都是隔着时间和距离看出来的,同时代的你就不觉得有什么伟大。”他反倒觉得所谓经典,多多少少困住了今人的写作,他们总是会不自觉地陷入模仿,他看不上这种模仿。

我必须承认我羡慕极了。像一个从来不知道写作的人那样去写作,就像一个从来不知道绘画的人在跳动的篝火边拿起木炭,在岩石上描画他白天看到的一只犀牛。这几乎是创作的最好状态,这种浑然天真,就是现代人最为缺少的一种可以称之为元气的东西。

郑在欢起身打算离开的时候,我的几个朋友来了,摸出扑克准备打牌。我们邀他加入,他旁观片刻,对我们的寡打和牌技忍无可忍。他轻手轻脚地走了,“我要打牌,那都得是桌子上有钱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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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总第615期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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