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丨潘向黎 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这是写作者的命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明萌 日期: 2019-07-03

工作干练,写作洁净,生活保守,创作跳脱,这成为潘向黎面对世界的姿态。如果给自己画一幅肖像,她认为不会太优雅:一手撑在地上,有尘土,有泥水。另一只手指向天空,像翅膀,也像在够更高远的东西。“让我两只手撑在地上,我不愿意。两只手一起飞,我不能。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挣扎。可正是因为这

 

战争

清明时节,潘向黎的脑袋里又开始打架了,这是她创作时常常出现的景象。这次,三个小说的构思同时浮现,她试着与其中一个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对话,另外两个不停敲门,“这个没敲完,那个又开始,说我也是和你约好的,你先理我呀。吵得我不得安生。”

这是被潘向黎形容为写作者特有的“出窍”时刻,在她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她曾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女子边打电话边痛哭。那是几年前上海40度高温的夏天,女子没有戴墨镜,也没有撑伞,眼泪像喷泉飞溅出来。她在快被晒化的马路上,一边痛哭,一边声嘶力竭吼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潘向黎被她迸发的激情吸引,出窍地跟着走了十几米。她想跟女人讲:你不要中暑,路上这样很容易出车祸。她想带女人去咖啡馆坐下,点杯咖啡买了单,把阴凉和安全都给她再离开。她还想跟女人说,“我不打算安慰你,我无比羡慕你。这样不顾一切与一个人论理,以命相搏,是多么奢侈的事情。相比之下,我们都已经变成多么安全、多么乏味的人。”

潘向黎的日常是稳定的。她在《文汇报》当副刊编辑超过20年,她觉得这是适合自己的工作,多年的职业训练,使她三句话便能看出作者的水准。她不喜欢变化,希望周遭都几十年如一日,就像她的工作。她不认路,总是以餐厅、花店、咖啡店为坐标找到要去的地方,如果已经习惯的川菜馆变成了日本料理,她会不停抱怨。她是排斥新事物的老灵魂,2009年,小说《穿心莲》交稿时,她执意给出版社快递去3.5寸软盘,最终因出版社无法找到古董电脑读取那样的古董软盘,她才换了U盘。她也一直喜欢非智能手机,直到工作需要才换成智能手机。“我的好多变化都是这样被迫的。”

最近她的按摩师和发型师同时跳槽,她很不适应,称自己的日常“被搞得乱七八糟”。

灵魂自由与干净是她的底线与追求,洁癖让她爱憎分明。一旦涉及精神领域,她的脾气便会冒出来。《穿心莲》出版后,有记者想采访她,提到“小三”“渣男”“上位”等词汇,她断然拒绝了采访。“这是审美感知特别困难、文学特别容易磨损的时代。这种粗鄙的标签是写作者最不能忍受的,简单粗暴地用这样的词汇贴概念化的标签,那小说不要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也不要评论了。”

她讨厌把人分类,两年留日经历让她欣赏日本人的表达——“果然这很像某某某”“有点不像某某某”,她更愿意别人评价她的行为“这很潘向黎”或“这很不潘向黎”,她认为,这在注重个体特殊性,没有高下判断。“我非常喜欢这个表达,离概念化很远,离文学非常近。”

她更抗拒自己被分到某一类人里,“在别人眼里,我这些年就是放弃大好前程、让自己长成无用之人的过程。但这是我自己选的,我希望不引人注目、没有章法地生活,尽量少压力地做自己。”

潘向黎的父亲是评论家、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潘旭澜,从小教她读诗,培养她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她生于福建泉州,12岁移居上海,在复旦大学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期。一同长大的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来自五湖四海。她自称“第一代上海移民”,成长于上海,性格中有上海塑造的讲道理和矜持。“喜欢古典文学的人都会有一点唯美和洁癖,会执意于守护精神的洁净。上海这种讲规则、注重得体的氛围强化了这一点。”

作品中,潘向黎的精神洁癖和上海人的体面结合,她的代表作、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白水青菜》,长篇小说《穿心莲》等系列作品,多描写都市爱情,但少有泥沙俱下的纠纷挣扎,更不见披头散发与寻死觅活。“我都过滤掉了,就像你们看过月亮亮的一面,也猜到还有背面。但是我就是想说:人在面临麻烦处境的时候,依然可以做到干净体面。人生并不是只有输赢,还有风度和分寸。”

披头散发与焦头烂额大概都留给了创作时的战争。回到开篇,脑子里房门砰砰响,她不得不疲于在三间房之间奔忙,安抚、对话、争论。最后,每一篇她都写了个开头。第一篇,写完第一句就安静了。第二篇写了三段才安静下来。“我是在用我的办法跟他们说,我受理了,你们稍候。有两个终于不吵闹了,吃着点心喝着茶等我,我专心地开始写第三个。”

写作到现在,她处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短则几小时,长则几天,但这帮家伙谁都不能消灭对手,每次战争到最后,都有一个人站到前面,统帅队伍,挥着一面旗说,“我们走吧”,走出一个作品。

年轻的时候,这面旗上写着“美”。这些战争是为了找美的载体、修美的水渠。最近十多年,这面旗上的字换成了“信”。“无论灰心多少次,对于文学我还是得信,我也得信这个世界。”《白水青菜》讲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她信“三个人都是无辜的”,《穿心莲》男女主角的爱情中隔着一道婚姻,她信“两个人都是有诚意的”,信“分开了各自也会好好活下去”。

工作干练,写作洁净,生活保守,创作跳脱,这成为潘向黎面对世界的姿态。如果给自己画一幅肖像,她认为不会太优雅:一手撑在地上,有尘土,有泥水。另一只手指向天空,像翅膀,也像在够更高远的东西。“很多人看到一只手说安稳,看到另一只手说优雅,但是大家都忘了,这个动作很累。可是让我两只手撑在地上,我不愿意。两只手一起飞,我不能。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挣扎。可正是因为这种挣扎,我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上,也没有飘起来,我做到了。”

潘向黎(左二)与作家、书画家陶文瑜(左一)、画家陈如冬(右 二)、画家夏回(右一)在苏州诚品书店《梅边消息》读者分享会上

 

“移民”

尽管在上海的时间多过在其他地方,上海的经历也成了潘向黎性格中占比最大的组成部分,但潜意识里,她似乎对故乡的认同感受复杂,被问及母语是什么,她语塞。睡觉时,梦话夹杂着普通话、上海话和闽南话。

她的过往似乎一直在消失:泉州外祖父家的老房子早已在老城改造中消失,小时候熟悉的复旦大学校园也换了几次模样。这么多年,潘向黎最不愿意干的差事是带人参观复旦大学。每次客人都会指着光华楼前的草坪说:“这是不是你小时候玩过的地方?”她说不是,那时侯还没有这块草坪。现在的图书馆,才是她过去和小朋友玩的地方。如今钢筋水泥覆盖的地方,曾经种着毛豆、玉米和向日葵,还有大片的白车轴草花。

1979年,父母的两地分居终于结束,初一的潘向黎转学到了复旦二附中,两年半以后考进复旦附中。她的父母都在复旦大学工作,家住高校宿舍,她妹妹曾口出“狂言”:“进出我们家的,要找一个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的都难。”

潘向黎常陪父亲散步,有时碰到朱东润(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有时碰到郭绍虞(教育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更经常碰到语言学家胡裕树、美学家蒋孔阳等。她不了解这些人,见父亲毕恭毕敬,也跟着毕恭毕敬,后来才知道这些教授是何等人物。前不久新书做活动,她说了一些当年见过的大师名字,主持人曹可凡说:“这些人不用说教了你什么,只要你见过,都是福气,好多人见他们,都是在教科书上。”她听了无限感慨,“当时只道是寻常啊。”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父母虽然在身边,但好像又很远。他们拼命忙,想把之前耽搁的时间补回来,对小孩基本无视。她和其他被半放养的小孩一起玩,钻遍复旦大学的所有角落。

她也常去同学家做作业,其中一个好朋友,她的父亲研究《红楼梦》。当时潘向黎和这个好朋友都看了很多遍《红楼梦》,看多了能背出来。有时候一边做着复旦附中的作业,一边一人一句,“黛玉道……”“宝钗道……”朋友母亲端点心上来,插句“阿姨谢谢”,继续“宝玉道……”一次可以背上好几页。有次发现背的内容不一样,一对才发现是版本不同。她因此知道《红楼梦》的多个版本,还见过有的版本连书号都没有,A4开本,字大、书厚,研究专用的。“版本这件事,在我心中早就祛魅了。”

潘向黎(前排右三)与评论家潘凯雄(右二)、作家刘晓蕾(左三)、 作家徐坤(左一) 等好友在北京SKP RENDEZ-VOUS 书店的《梅边消息》新书分享会

古典文学是潘向黎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父亲就逆时代潮流,让还是学龄前儿童的潘向黎背起了“白日依山尽”。 从她还在襁褓中开始,父母就被迫分居两地,整个童年父亲都不在身边,只有他亲手录的古诗词陪伴。在复旦一家团聚后,身处浓郁的学习氛围,潘向黎对古典文学的积累全面扩张。父亲的书架有丰富的古典诗词读本,这些书里有父亲用铅笔、红铅笔、蓝色钢笔作的各种标记、评点,觉得好的地方,划一个圈;很好,两个圈;极好,三个圈。觉得不好,是一个类似于拉长了的顿号的长点。在理解力与记忆力飞涨的时候,她在与父亲的精神交流中完成了审美的构建与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多年以后,这一时期的积累重新被她翻出,写成了两本专题随笔集《看诗不分明》与《梅边消息》。

平日,她身边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教授们讨论学术,耳边常听见的话是“某某先生学问好”,高频词汇是“版本”“脚注”“编注”“严谨”“第几稿”“述而不作”……她就“述而不作”问过父亲,父亲回答,“述而不作也很厉害,他教出来的人厉害。”“述”和“作”她问父亲更想要哪一种,父亲说“兼吧”。“这些可能无意中影响了我。很多事情我还是希望兼吧,比如一边当编辑,一边写作。我也从来没有写作计划,没有人生规划。”

潘向黎没有体验过上海的市民生活,没有体验过这家洗完那家洗的公用浴室,没有和别家挤在一个厨房里聊天或者争吵过。她的上海记忆既不是花园洋房、金枝玉叶的风花雪月,也不是小弄堂的柴米油盐、邻里相互胶着和窥视,而是上海郊区,大学,操场,食堂,图书馆,孩子天性需要的野地,有一望无际的毛豆、玉米和向日葵。

她认为这是她与上海本土作家的根本区别,“我没在弄堂里滚过,没有钻进去生活,我是一个上学是学校、回家还是学校的人,所以始终是一个外来人看上海的眼光。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上海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口音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但是到了大学里,都说普通话,住教工宿舍,用饭菜票,在格式化、清教徒气氛的高校区里生活。那时侯,大人去一趟市中心,会说成‘去上海’,好像我们不生活在上海似的。”

她曾把一串钥匙甩进毛豆田里,心急如焚地冲进毛豆田找,还发动小朋友们一起进去找,没找到,钻出来后身上沾满了毛豆的毛,浑身刺痒,回家被母亲骂了一顿。等农民收割毛豆了,她又跑去找。田变得舒朗,太阳直勾勾照下来,她留着短发,穿着男孩式样的短裤,晒得要死,依然没找到钥匙。后来毛豆田消失了,盖起了大楼。

“我的少年时代,就像那把钥匙一样,留在了那个已经消失的毛豆田里。它明明在,但是我就是找不到。”

 

狼狈

去年,潘向黎和朋友聊天,回忆读书时候的事,讲到一半泪流不止,无法控制。她有点恐慌――“这是一种控制力的下降,我担心这种下降进入作品里。即使我写披头散发,态度也必须是高度控制,笔触也必须是洁净的,哪怕人物在撕扯,不活了,一头撞过去,作者都必须是高度控制的。”

在她的小说《女上司》里,类似的失控在人物身上出现了一次。女上司与下属喝醉后,想到自己婚姻的惨败、事业的窘境、日渐年老的恐惧,情绪崩溃,稀里糊涂打了下属一巴掌,女上司将之视为“奇耻大辱”。一个女下属因个人问题辞职后,女上司想,只有临死,才会同意再见一次对方。“上海人觉得在职场最大的失败不是不能加薪不能晋升,而是跟同事吵架,失身份,违反职业精神。”

几天前,朋友聊到去听音乐会,说有个明星穿了特别合体的西服,戴了领结,跟那场音乐会主题特别配,朋友因此夸那个明星“真是一个好小囡”。这句话不是调侃,而是在肯定他的品位和家教。“上海人总是希望表现得体,和环境协调。”

潘向黎去吃西餐,周围经常遇到年轻母亲在教孩子拿刀叉,要孩子对服务员说“Thank you”。“你看,上海人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训练长大的。”一次潘向黎和外地朋友在西餐厅,旁边一桌,儿子在为母亲庆祝生日。母亲头上是刚吹好的大波浪卷,身着时髦的套裙,化着恰到好处的妆,儿子拉椅子请母亲坐下,说了句上蛋糕吧,服务员推着放有蛋糕的餐车过来,他说:“妈妈,生日快乐。”母子站起来贴脸。朋友从未见过这一慕,惊呆了,但潘向黎觉得,这发生在上海,很正常。这一幕如果发生在她小说里,首选城市也会是上海。

“这位母亲在享受感情上的盛宴,更在享受长期教育的成果。这一幕很现代,也说明上海女性地位高。这是这个城市我欣赏的一面。给妈妈过生日,反映的城市文明信息远大于一个男子追求女子的画面,超越功利,有审美在里面,而且它必须有这个城市强大的认知体系作为支撑。”此外,她认同上海之处在于“虽然比较保守,但观念有现代的东西在里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强调契约和秩序,这样会带来一种安全感”。

这些上海印记成为潘向黎作品的基调,在缺失上海本土元素的情况下,这种基调扩散为现代底色。一名外国女记者采访她时曾说,“你的作品比我们想象的离农村还要远。如果城市背景抽换,放在伦敦、纽约、东京也是可以的。”“我是很喜欢现代性的东西。我离农村很远,没有什么乡村体验,也比较警惕所谓的乡土伦理。”

潘向黎认可的现代性与人的自我控制高度相关。当失控发生时,她在意的是作品中的自制脱离轨道,下一步秩序混乱,下一步底色模糊,她的精神世界将一片狼狈。

她将这次失控归结于年龄渐长。上一次,年龄让她感到狼狈是在40岁时。那年,父亲去世,她顿觉被世界抛弃。“人永远准备不好面对生离死别。生我的人,亲人兼导师、知音、知己,就这样离我而去。天啊,我有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感觉。我惊恐、伤心,不停自责、自我怀疑,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那种深刻的痛苦,无法摆脱,无法投降,很残忍。”

这段持续两年的混乱和低谷可能是她至今为止持续最久的狼狈。“我特别讨厌狼狈,之所以放弃好多东西,就是因为我怕显得狼狈。我曾经这样认为:只要去争,只要在乎,就难保不狼狈,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了,这样就可以不狼狈了。但是我忘了人会老,生老病死终究会面对,所以人生其实是无法不狼狈的。”

走出低谷的方式是直面狼狈,她注视内心的狼藉,感受窘迫、哀伤与虚无。灵魂抵触漂移,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千军万马,小仗大仗有个结果就成了文字。《穿心莲》中女主角的多次独白,都像是她对那段时间的自省。穿心莲是去了心的莲子,不苦了,也再发不了芽。

年华老去比想象中快得多,不过潘向黎似乎学会了应对,“大不了就是老了。”一次一个男作家对她说,现在眼睛花了,很苦恼,她哈哈大笑,“原来我老了变丑了,你们也看不清了。”

在不会轻松的年龄段,她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如果潘向黎不到40岁,永葆青春,那40岁的潘向黎作品谁来写?如果她不老,潘向黎50岁的作品谁来写?“我的中年危机就这样过去,就这样稳定下来。”丈夫对她说:“你中年这口气喘匀了。”

三五知己也是她的精神支柱,她希望自己和好友们就这样,“越老越默契,一直像现在一样年轻地交流。”

在她与好友的众多约定中,她最在意一点:不管多老,谈作品,永远对我讲真话。不要照顾我苍老的心灵。如果有一天,我把年轻时候的一切都断送了,写出来都是油腻的陈词滥调,而我自己还不知道停笔,我希望你们说,别写了。那一天,拜托你们对我喊停。

“不过我不太担心,我想我会自己宣布封笔。”潘向黎说。

 

长期淡定的灰溜溜

人物周刊:你作品里面的爱情好像都没有好结果?

潘向黎:好像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人性的悲观。有人问我,你是一个什么状态,我说我是长期淡定的灰溜溜。我对什么都不乐观。人间有没有神仙眷侣?我觉得没有,有人说你看某某和某某就很完美,我觉得那是别人看出来的,我不信。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问题。

但是我在彻底灰的情况下,反而生出一种信任,信什么?信人。还是有人值得尊敬,还是有人可以坚持自己的一套,老了也不油腻,和时间打一个平手。

还有就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特别让人动心的感情。它会附体在很多人身上,有的变成男女之爱、有的变成朋友、有的变成哥们、有的变成闺蜜。那种情谊的珍贵程度,确实让人觉得人间很值得。我讨厌竞争,我争不过人家,我也不想争,需要争来的东西也不是我想要的。但人间的这种情义恰恰不需要争。这一点让一个悲观的人比较淡定地活了下来。

人物周刊:你这样讲好像没有特别在意的事情,但其实按照你刚才的描述,对待工作和写作你还是保持赤诚?

潘向黎:人家问我有没有在乎的东西,我以前说茶要好,朋友要有趣。我现在要加一条,还是要尽量让自己满意,不然这个人就没形状了。总要保持一点心气在,工作要讲一个职业操守。这是你的职业,这是你的专业,是一个技术活。你应该对自己有专业要求,有职业的荣誉感。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编辑,也是一个认真对待文字的写作者。

我肯定是有一些不常规的选择,导致了有些东西必须放在作品里。然后作品在遥远的地方会安慰到我的同类,也不一定都像我这么废物,有的人也挺有用——但是他内心另外有一个灵魂是他的日常不能安慰的。

我有时会听到有的人说喜欢我的作品,我特别意外,我说我里面那么灰,有个波澜也都是灰调,你这么社会栋梁,怎么会喜欢?蛮有意思。

人物周刊:你觉得那种灰度是都市男女里面普遍存在的吗?

潘向黎:很普遍吧,要不然我的读者在哪?我的书虽然不算畅销,但从来没有卖得差过。读者们用掏钱包这种很朴实的动作,告诉我他们也是认可我的“灰”的。年轻时候我写爱情,收到的信都来自女白领或者女大学生。现在男性读者的反馈也多起来了。所以我以后如果再写小说,可能男的读者会多起来——我有这么一个预感。

我曾经想老了肯定没好事,我现在觉得不一定,比如对我的作品,说不定男读者多起来了,说不定两代人同读的情况多起来了,那我会开心。

也不总是灰的,也有意外的喜悦。因为写作和工作,我常接触到比较好玩的人,进行远离日常的对话,这种对话很奢侈,别人都在讲股票,在讲房价、讲移民、讲孩子升学,只有我们在讲些不着边际的闲话。但是这些闲话,就是很有意味的细节。你觉得我是个无用的人,是个废物,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不连累别人给自己提供衣食住行的情况下,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一点任性是合理的。

有一次,一个朋友拍了碧蓝的天空发给我,说:“天气太好了,无处抒情,只能告诉你。”前不久,我到另一个城市看一个朋友,注意到他公司花园里的一棵花树,过了几天,他拍了盛开的花发来,微信说:“你走后的花。”当看到天很蓝,当看到花开了,想到来告诉我,这对一个写作的人是很大的激励,对一个和成功不沾边的人也是一个温暖的奖赏。

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这是写作者的命,我早就认了。

但,天很蓝,花开了,需要找到一个人说出来的时候,就幸亏有我这样的人了,是不是?

 

潘向黎

写作者,生于福建泉州,12岁移居上海至今。文学博士。

出版长篇小说《穿心莲》,小说集《白水青菜》《十年杯》《轻触微温》《我爱小丸子》《女上司》《中国好小说·潘向黎》,散文随笔集《茶可道》《看诗不分明》《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 《万念》《如一》等多部。

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第五届朱自清散文奖、花地文学榜散文年度作家等奖项。

 

(感谢张宇欣在采访中提供帮助。实习记者张玮钰、牛岩青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潘向黎著《白水青菜》《穿心莲》《看诗不分明》《梅边消息》《无用是本心》《茶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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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0期 总第608期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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