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丨万能青年旅店 并肩莽莽原野荒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19-06-13

在艰难的自我辨识后,万青日益确证了他们既有的存在方式。“同行这么多年的动向,我们多少都了解,但好像从来不在哪个圈子里”

头图:2019年5月30日,石家庄棉纺厂排练厅,姬庚(左)与董亚千(姜晓明)

“底稿算是有了,现在看来还挺好的。”

5月底到石家庄,问起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第二张专辑的进展,主创姬赓和董亚千异口同声。

对这张磨合了好几年的新专,外界目前了解的信息仅限于:一张概念专辑,基于乐队冀西南山路骑行见闻而生发。在已经演过的《泥河》《采石》《山雀》和《墨麒麟》之外,还有其他曲目产生。但编排形式和结构,依然待定。

“编曲更饱满和复杂了,立体感和空间感更强,我们写旋律的能力和思维能力肯定比第一张要有进步。”姬赓介绍。

“有听众觉得,歌词里,乌云、雷声这些意象,用得有点频繁?”

他抬起头。“就是故意的。可以把这些理解成一个舞台的布景,设定性的词汇。我就是要重复到你特别讨厌,或者读出我想说的信息来。不过现在看来是讨厌的(声音)多咯。”姬赓自嘲。

花这么长的时间,精力都耗在哪儿呢?

“之前做的很多事情不想重复。以前用过的编曲办法啊,一些习惯,都想换换。特别是录音,首专我们是不满意的,太光滑,没层次。这回要好好整这事儿。”哥儿俩意见一致。

创作上的抱负,表达信息的纷繁,技术上的日渐娴熟,如何转换成成熟的作品形态,又不至于陷入迷乱,或许是这个阶段的万青要斟酌的问题。

“还会不断推翻,到最后就是做减法。”董亚千说。“为什么整这么长时间?录音的想法,也是要缘分的,你知道。”

快6月的天儿,他穿着件有点皱巴的薄条绒绿衬衫,扣子一粒没系,微起的肚腩敞着;头发照旧的油腻,“收拾屋子来着,没来得及洗。”他挠两下头,有点不好意思。

从2002年成立至今,万能青年旅店的音乐品位和态度,都和董亚千的造型一样,经年未变。写歌的瓶颈,生活的琐碎,市场的诱惑,音乐大环境的迁徙流变,多少也会如蚕食一般,撕啮掉一些热情。

但总有些宝贵的东西留了下来,至于究竟是什么,姬赓也说不上来——让他形容自己,总是一件诡异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专注与清高,潜沉与保守,已难分彼此。

“总还是越来越会变好吧。”这个信心,他有。

 

琴瘾

半个月里,董亚千去了香港吉他沙发(乐器行)两趟。

战利品三件:1954年的Fender Stratocaster by John English,1957 年的Gibson Les Paul,还有刚刚斩获的1961年Fender 元年吉他original Fender Jazzmaster。

对搞乐队的人来说,一把得心应手的乐器不只是工具,老伙计,更像soulmate(精神伴侣)。在棉二仓库附近的排练厅,董亚千的这些新老家什装在乐器盒里,一字排开。

“挨个宠,呵呵。”琴痴董笑得开了花。

“刚买的这把61年的Fender特别好,可能是我所有吉他里最好的。没有多余的声音。味道特别正。”他感觉Fender最出色的工艺年份就是1959年到1962年之间。“那个时候的琴,材料和做工都不惜代价。现在你必须买最好的Mass builder,才能和那时的老琴相比。”

“这和上世纪60年代西方浓郁的摇滚氛围有关吗?”

“也许吧。现在Fender那几个顶级的制琴师,都是吉他手。不过影响做琴的因素很多。可能和天气也有关呢。”董亚千乐了,语气却是认真的。

“音色这个东西也许有规律可循,但到底还是个人的体会?”我问他。

“嗯……弹出来,自己能知道,这个声音是对的。”倏而又补了一句,“琴会学习。你演奏的时候适应它,它也适应你。时间越长,就越来越稳定,越好。”

在家中练吉他的董亚千。2019年5月30日,拍摄于石家庄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09年,他们曾坐着火车到北京看前卫音乐家大友良英夫妇的现场演出。艺术家功力深厚自不待言。姬赓也记得大友的Gibson吉他好听。“哪怕是同一款,也必定是老琴好听。后来遇到制琴师,我还特别想买。”

采访那天,董亚千民心河畔的住处,还来了位乐队的朋友:假假條乐队主唱刘与操。齐肩长发,破洞仔裤,带度数的墨镜,光着脚丫和董亚千坐榻榻米上,逍遥自在,声浪却大过主人数倍。

“他可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爵士吉他表演、爵士作曲双专业)的高材生,理论很系统,民乐非常精通。”董亚千盛情介绍。“这不还在看他借我的教材呢。”他指了指书架上的《爵士作曲理论与实践》。

“听了他们新专的排练,感觉如何?”我问刘与操。

“不错。吉他线性的riff更好了。”他爽快地回答。他说最欣赏亚千的,还是他对审美的坚定。“有的乐队心里是没有一个声音的。他很响亮。”

“其实我俩在审美上差异很大,经常发生争执。不过这没影响,哈哈。”董亚千接茬儿。

 

食粮

买琴成瘾,一方面是好琴越来越不容易买到——像巴西玫瑰木已经停产多年。但也有很重的补偿心理:“以前没钱,现在爱买琴囤琴,也算报复性消费吧。”董亚千老实承认。

穷,是那代独立音乐人的共同记忆。但在一片贫瘠里,难得的是遇见好恶相投者。

近20年前,考到湖南的万青经纪人赵亮,也是主创姬赓和小号手史立的大学同学。大一时,赵亮身在话剧社团,意兴阑珊,一时半会还脱不开身。关于姬赓,他很早注意到此人,摇滚范儿,头发略长,看着和其他人不那么一样,后来终于找机会认识了。

“学校有个小礼堂,有次亚千过来找老姬玩儿,他们俩一起排练。我好奇,进去听。那时我听的东西不多,问了下亚千是谁的歌儿。他说了个谁谁谁,我根本没听明白。”赵亮说,后来才知道,他们玩的是Stone Temple Pilot(石庙飞行员乐队)。“西雅图之声那路的。X,这也太酷了。”

图书批发市场不时来学校做书展,他时常能捡着“宝贝”:“其实都是好书,滞销的,5折算高的了。那时大家都穷嘛。我尤其穷,几十块能卷回来一大摞。记得有套人文系列,有朱文的《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还有摩罗和谁来着。起身一看,哟,他(姬赓)也在买,趣味相近哈。”

话剧团,就此作别。借磁带,换书看,喝酒,聊通宵,就这么近乎了。赵亮记得,木马和沙子的第一张专辑,都是在姬赓租的房子里听的。他见证了乐队从The Nico更名为“万能青年旅店”、第一张专辑的出炉,乃至后来成为同事。但赵亮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首专之前那张完全没有词的DEMO:编曲里有萨克斯,和他之前听过的所有音乐全都不同。

“感觉乐队的想法特别多,他们把那些想法全都塞在了那个DEMO里。现在看可能不太成熟,也能听到不少国外乐队的影子。但当时听的人仍然感到很兴奋。”

托打口碟的福,董亚千和姬赓在青春期一头扎进西方摇滚这摊泥。早期的根源布鲁斯和先锋爵士汲取自Jimi Hendrix、SRV、Frank Zappa等大拿;后来渐渐趋向于迷幻和前卫摇滚,则少不了King Crimson和宇宙塑料人的滋养。

这两支乐队的共同点是成员多为艺术家、诗人,来来去去,自由无碍。不光有很强的音乐和人文素养、演奏技术高超,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和庞杂的器乐结构与编排。风格在前卫与旋律性之间游走。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听过宇宙塑料人后感叹,“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

那个时候的姬赓和董亚千,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消化系统比较好,学习能力也强。那个年龄做什么事都特别重要,那时候听的音乐是绝对塑造性格,反而现在听多了,影响就没那么深刻。”

杂食是必须的。去排练厅的路上,董亚千让刘与操给他推荐一些古典音乐的必听曲目。

“《巴赫平均律》,贝多芬交响曲之一三五七九。《贝九》太好了。”

“继续说。”

“德沃夏克《自新大陆》,马勒二(第二交响曲),《春之祭》。肖斯塔科维奇一般。肖邦的练习曲可以有。巴洛克时期听巴赫就行。我觉得你会喜欢古典,浪漫到现代时期,和声好的。对了,勃拉姆斯也不错。”

刘与操呼啦啦地列了一长串,到排练厅,兴奋地拿出手机里录的自个儿的新歌,逐首放给姬赓听。对方直夸他唱功好,他乐得屁颠屁颠儿的。饭桌上,董亚千若有所思地问,我是不是也得练练唱?

其实上学那会儿董同学就跟着所谓专家上过声乐课。就一堂,再无下文。他解释道:“我以前挺爱唱歌。后来就不太爱了,光爱弹琴。觉得学唱歌有点傻X。可是吧,年纪大了,还得练练声,调整气息。录音时老抽烟,得了咽炎,也得戒。身体好了,才能搞音乐对吧?”

2017年,石家庄,左起:小号手史立、主唱(作曲及吉他)董亚千、鼓手小耕、吉他苏雷、萨克斯杨旭、作词兼贝斯姬庚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跨越

铁轨。商场。学校。民心河。篝火。板面。烧饼。卷烟。胡侃。呓语……

那些属于世纪末和世纪初的画面,在后人嘴里咀嚼成传奇,当事者却只当日历般,撕过便了了,何必再提。

连照片都不曾留下几张的乐队,面孔和质地,还是当年的样子:董亚千和姬赓,仿佛就是少年心气与少年老成的代言。而“傻鸟”与“废人”,是社恐症的他们早年的自封,也被惺惺相惜的同类引为理解的暗号。

在放纵与窘迫中熬过最初的几年。终于,《不万能的喜剧》不插电版出来。创作者音乐上的浩瀚野心和编曲上从容的法度呼之欲出。长笛,曼陀铃,大提琴,萨克斯,口琴,次第穿透寥寥几句歌词,先明丽而后磅礴的乐声,令人耳边一亮,很快在网络上聚起乐队的第一批粉丝。

董亚千清澈的嗓音,和姬赓抒情而节制的词,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接着是那一首首此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曲目。有一些是总结了之前的动机,譬如《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主旋律原本就耐听,后来得以继续发展。后期的《大石碎胸口》《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和《乌云典当记》或可归属于更自觉的创作。相似的基调、歌词,都直接反映出主创姬赓的思考,而抒情的部分多半来源于作者本人的阅历和认识。

器乐和编曲上的气势,特别是史立的小号,在《秦皇岛》里酣畅淋漓。有的听者想到了王小波的《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 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退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

2016年底,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广州草莓音乐节上演出 图/麦启烜

 

到反响最大的《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崩塌如叹息,“杀死”更文雅如戏谑。万青的成员虽然三十未至,却在这张专辑里,实现了少年至青年、到中年的跨越,如地火一般卷裹和击中了网络时代的听者。回过头看那股狂热追捧里这张首专获得的共鸣与解读,在非音乐性上的意义也许盖过了音乐性本身。而这,并不以乐队本身的意志为转移。

首专发表的2010年,中国摇滚已经走过二十余载。就在离石家庄不过两三百公里的超大都市,重金属和朋克的兴起,圆明园和霍营村落的扎堆,北京新声的聚合,电子和实验音乐的登场,民谣的走红与昔日乐手的流行化——潮浪迭代了一波又一波。这个十年之末,就连中国的商业巨头和大众综艺也看上了Rock N’Roll,创作者、平台和受众,从互不理睬的几端,到相互试探,乃至热烈拥抱。

不管这引发了多少争议与褒贬,在摇滚乐等各种音乐形态里,中国人越来越释放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分众、分层愈加明晰。

而万青,在艰难的自我辨识后,日益确证了他们既有的存在方式。“同行这么多年的动向,我们多少都了解,但好像从来不在哪个圈子里。”姬赓说,他们好奇新人,也怀念“地下怒潮”时代的气息。朴实粗糙,决绝清醒。“那挺值得珍惜的。”

 

根据地

初夏的石家庄,天不算透亮,但足以畅快呼吸。董亚千推开自家阳台的窗。“你知道几年前从这儿看出去是啥情形?乌突突的。这两年真是好了不少。”

姬赓接了句:“都没啥重工业了,全改卖地了,肯定得好起来。”

无论成长于斯的这座城如何变,他们是笃定在这儿了。几亩几分田的方圆,家、单位、排练厅,不论啥交通工具,十分钟皆可达。创作渐趋稳定,还能捯饬捯饬琴啊,古玩啊,隔三差五来北京的画廊会会朋友。音乐节演出,就一单一单走着,乏了就歇,紧了就调。毕竟是积累舞台经验和人气,也要攒继续做音乐的本钱。

对几个不算贪心的中年人,这样的日子,夫复何求。

可终究还是有操不完的心。

万青的音乐都是母体式的:先有动机,接着找到新生音乐的一个基本精神,再捶打出一个成熟的经典的形态,最后就是携带母体精神的各种现场变体。所以每一次现场都是实验,不会在“重复”中耗损音乐的精神。

但演了几百回,他们的演出还是“冷”。冷度并非来自台下,而是成员自身——到今天也还不是那么热爱演出,羞涩,有时甚至发懵。“总在慢慢地适应舞台吧。2017年底在上海Modern Sky lab的那次专场,感觉就不错:千人左右空间,音响灯光到位,观众也有呼应。”

这样的地方,全国有多少,姬赓没统计过。“还是集中在大城市吧,但也未必,好多地儿我们都没走过呢。”

吃过三巡,他吐起槽:“听说有的演出平台现在做巡演,直接把石家庄就给pass(删)了。这不成啊。”虽然无法和一线城市的livehouse相提并论,但像守望者、红糖等音乐现场空间能在石家庄做起来,维持至今,挺不易。姬赓很为它们不平。

行业里有人多年来坚持全国巡演,带动中小城市的livehouse氛围,这令乐队甚为感动——“牛X!我们,还是有点懒呀。”

性格命定,似乎也没什么可多说的。再者,没有新作品,巡演意义也不大。

斜阳下,就着花生毛豆、钉螺扇贝羊肉串和福佳白,话头忽然转向了十一二年前的那次南方巡演。

 

第一次去广州,赶上春运,我在中间坐,旁边老太太晕车,吐得……馒头和王朗(当时乐队的两个老外乐手),两人喝着老白干,身长臂粗,好家伙。去深圳,驻场那几个干活的小年轻说(咱们),这帮北方乐队不理人,嚼着槟榔,穿拖鞋。还故意问,票卖得怎样?没人看你们。全是羞辱挖苦。其实那回,30到40块一张票,卖了一百多张,没亏。结果到长沙演完,收入有4600多,咱都傻了,两百多张票!

 

当时馒头激动得快哭了。他俩都是学中医的。馒头鼓打得不错。王朗是个怪吉他手,弹起来很爱尔兰。他唱歌好听。那几次演出都是王朗先唱半个小时,接着咱们再演。都瞎玩儿。

 

情人节,就连那些个脏宾馆都订满了。咱们住酒店,两百多一晚,啧啧,心疼的。后来斥巨资买了飞机票去深圳,玩了两天。欢乐谷,激流勇进,其他人都5块钱买雨衣,穿着背心,保护得特好。咱们舍不得花那钱,滋了一身。演出前,腿直发软。状态差极了……

 

“做摇滚,根据地还是得在livehouse,哪怕它整得像夜店,哪怕音响再凑合。你想想你十几岁逃学看音速青年(Sonic Youth,198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队),和你有钱了,四五十岁再去欧洲看大牌演出,完全不一样。”眼见的,姬赓情绪上来了。

转瞬已近20年。不管乐不乐意,生活秩序、工作方式和作息,都比从前翻了个个儿。那个血气方刚的赵亮,如今是万青和杭天的经纪,同时面向公司的几十组音乐人做企宣,还要照顾孩子,后两者往往耗费更大的精力。“我这个经纪人当得真不太称职。”赵亮颇有点自愧。

亚千没啥挂碍,每周都得有几天排练。有空就陪下老人。最近摩托车都不骑了。“有点儿过劲儿了。以前可沉迷了,看见(车)都得擦。”年少时的抑郁,唯有旧作为证。“现在看,哪个人年轻时不会抑郁?还好没拖到中年是吧,不然扳不回来了。”他自我总结。

姬赓则比我初见时越发的多思、谨慎,顾全大局。赵亮很理解这个乐队主持者的心境:除了管理日常业务,还要权衡各方,顾虑乐队的公众影响,避免各种不必要的争端。“如果不是他这么细心,这乐队可能撑不到现在。”

在万青的新作里,赵亮听到姬赓词里少有地显露出一些特别感性、特别个人化的东西。“其实看到的就是生活,就是爱与疼痛,不觉茫茫道路长;生活历险,并肩莽莽原野荒。也许他不这么觉得,可这是我所听到的。”

 

(参考资料:《在崩塌之前,地火之上》,感谢赵亮、陈郁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聂阳欣、张玮钰、刘蓓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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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28期 总第646期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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