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丨阿来 语自在者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卫毅 日期: 2019-06-13

阿来觉得,通过熟悉的语言写熟悉的内容,才能避免误解和误读,才有助于抵达情感的深度。他有一部散文集叫《语自在》,那是一种自由的言说状态,他认为自己在“语自在”之中

“5·12”中断了阿来两次小说创作。一次是2008年,他正在写《格萨尔王》,成都的高层居所剧烈震动起来,他用了几秒钟反应过来,这并非书中神灵触怒,而是眼见之现实。另一次是2018年,他正在创作关于探险家的小说,“5·12”十周年纪念的警报声在成都上空响起,他瞬时落泪,开始动笔去写之前曾刻意避开的关于地震的小说。一年之后,有了《云中记》。新书用三页交代了创作的原因。其中一条让人感到有些意外:向莫扎特致敬。

阿来坐在我的对面,讲起莫扎特。

“5·12”地震之后,阿来和许多志愿者一样,去往灾区。某天晚上,在映秀跟汶川之间的一个地点,阿来一个人躺在他的车里。尽管很累,但他睡不着。离车不远处,一台挖掘机不舍昼夜,仍在工作。距离“5·12”已经四五天了,废墟下面没什么活人了。除了个别的生命奇迹。

阿来待在车里,感觉有些麻木。他在想,当人不再哭泣之时,似乎没有一个更好的对待死亡的方式。地震死去的人太多了,连充分释放痛苦的机会都没有。阿来想着车上应该有点声音,他看到有一盘莫扎特,就塞进了音响里。《安魂曲》响起,是悲伤的,又是庄重的,在音乐里头,他感知有生命在升华,并没有随着肉体的消逝而消逝。此后,这个声音常常环绕他周遭。“写作这本书(《云中记》)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阿来会想到对《诗经》的言说——哀而不伤。节制是对生命的尊重。这些他都懂,但在映秀和汶川之间的那个晚上,他感到此说头一回那么真切。夜太静了。他心中并无恐惧。他躺下,看着满天星光,四下无灯火,只有挖掘机“咣咣”之声渗入《安魂曲》中。

十年前中断的《格萨尔王》,他此后用了九个月写完。一年前搁置下的探险家小说,他至今没有继续。他仍在《云中记》里。

《云中记》仿佛一本意外之书。震后十年间,他并没有想过要写一本关于地震的小说。

地震之后,阿来去了灾区,帮助救援。他还去了北京,和友人为灾区募款。阿来那时候的想法是,应该先忘掉作家的身份。他不想写关于地震的任何东西。媒体打电话约稿,他说不接受采访。“我既不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我也不会写。”他只是给关于地震的一些口述史写过序。当时谁想写东西,他会帮助他们。“灾民往往分两种情况,一种什么都不想说,一种特别愿意倾诉。我可以帮助那些特别愿意倾诉的人。倾诉对他们来说是某种心理治疗。” 这是他接受的文化人参与震后重建的方式。

2018年5月12日,情况发生了改变。他几乎是坐在家中和十年前同样的位置,警报响起时,对面的楼没动。阿来发现楼模糊了,一向克制的他,泪水流了下来。

地震后,阿来见过阿坝州一个副州长。他一见到阿来,就哭了起来。阿来问他为何?他说,这里的城镇、乡村、道路、房屋,各种基础设施,我们干了三十多年,一夜之间全都没了。他比阿来还大两岁。他说我们不可能再有个30年了。“这等于说是把他一生工作的意义全都取消了。”类似这样的情感,到10周年那天好像有了一个总爆发。“我突然想都没想,就开始写起来。”这是《云中记》的开端。

阿来来北京,是因为《云中记》的出版。他所住酒店房间的桌子上,还摆着一本书。他拿起来,给我看,是《苏词汇评》。这是苏轼三百多首词的全集,而且把历代对苏词的评价附于其后。“这书做得很好,不是流行的那种做法。”他每次出门带的书都不一样。大概每三年左右,他会把中国的诗歌、散文有选择地重温一遍。这是为了保持语言的感觉。语言的感觉不会凭空而来。在他看来,从网络上捡点儿新词,这些是可以的,但是那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拿起手中的苏词,“他们才是非常讲究的。”

苏轼是阿来的第二爱,他的最爱是杜甫。在他眼中,这两位在书写领域当中,几乎无所不能。苏轼既能“大江东去浪淘尽”,也能“十年生死两茫茫”。杜甫能写忧国忧民之诗,也能写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他们不拒绝内心的各种感受,这是非常真实的全方位的生活。”

阿来的行李箱里有好酒好烟,身上衣服是奢侈品牌。他对生活品质有要求。他同样对此警觉,精神世界的探究不敢偏废。阿来的生活保持规律。他不像一些作家,要下午才起床。早上9点开始的采访对他并不构成问题。“我没有当过职业作家,我朝九晚五都要上班,每天7点之前肯定起床,没有早上睡觉的习惯。”

阿来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会经常说“深入生活”,但如果没有一个确定的职业跟社会身份,其实“深入”可能就有问题。“那可能永远就是个旁观者,是吧?但是如果有一个职业,职业中遇到的事情就都是非常真切的,不管是好的坏的。”

一个人身处各种真实的人际关系中,就会面对各种利益纠葛。“在这个时候,你的合作伙伴也好,你管理的团队也好,他们会迅速把你是作家这件事忘记。”阿来笑了,“比如我跟我的合作伙伴签订合同,他不会说你是作家,我让你两个点。我的员工有什么要求,也不会因为我们老总是作家,就让步。”阿来曾为人瞩目的一个头衔是《科幻世界》社长和总编辑。1996年,他从阿坝文化局去往成都,接手《科幻世界》。彼时《科幻世界》状况并不好,快办不下去。在他接手后,许多杂志上的名字开始被关注,日后最有名的是当时初出茅庐的刘慈欣。“现在的人喜欢说我发现了谁。我不喜欢这样说。我不喜欢这样说别人,也不喜欢别人这样说我。”

最近,阿来还做了电影《攀登者》的编剧,为了体验生活,他登临喜马拉雅山脉六千多米处。他自己并非特别热爱登山,环保问题似乎更能激起他的关注之心。珠峰脚下一地的垃圾让他反思,“商业登山真是必须的吗?”这和《攀登者》里六七十年代的登山有了太大区别。

阿来始终是个反思者。他认为批判和反思是作家的基本责任。但在他眼里,丈量文学最好的尺度是情感。“有的人经常说深度。说你要说思想嘛。如果是说思想的深度,有哪一本小说能比哲学家的书有深度呢?甚至你也不及历史学,不及人类学,不及社会学,因为他们是用一种非常专业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材料。小说是讲人的故事,而人是靠什么?情感。中国传统文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抒情性。”阿来说。

阿来觉得通过熟悉的语言写熟悉的内容,才能避免误解和误读,才有助于抵达情感的深度。他有一部散文集叫《语自在》,那是一种自由的言说状态。

阿来写了几十年。我问阿来,你在“语自在”之中么?

阿来回答:我觉得是。

人物周刊:《云中记》的写作是从哪里入手的呢?

阿来:几年前,一位摄影师给我看了一张他拍的照片,他问我,你知道这个村吧?我说,这还用猜吗?这就是那个村。这个村跟我小说里写的村很像。这样的村很多。这样的村,在地震中,房子破坏很严重,重要的是,将来它还会再面临同样的问题。地震造成的次生灾害会不时发生,并不适合重建,更多的是采取移民的方式。给我看照片的人还拍了村里祭司的儿子在废墟里敲鼓。祭司的儿子说,现在活着的人有政府在管,但是我们都走了,村里的那些鬼魂谁管?作为祭司,他要回去,管这些鬼魂。这个形象触发了我的写作,我开始动笔。

人物周刊:这是一个藏族苯教的祭司,这和你是藏族有关系么?

阿来:汶川就有很多藏族。可能我写藏族更得心应手一些。真要懂的话,得懂语言。这里是万物有灵论,万物有灵论就有自然崇拜。我正好希望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物周刊:在你的小说里,有神灵,也有科学家,你似乎是在让大家做出自己的选择。

阿了: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或者在自己所受教育的背景下,接受不同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我自己是相信科学的解释。大地并非与人为敌。因为除了依附大地,人无处可去,这就是人的困境,根本的困境。

人物周刊:现在全国好像有一股科幻热,你怎么看?

阿来:我认为没有什么科幻热。现在有刘慈欣热,没有科幻热。科幻总体在下行,其实当年的那支科幻创作队伍,大部分都已经瓦解。

人物周刊:瓦解?

阿来:对啊,很多人不写了。还有很多在写的,已经不写科幻了。更容易写的是玄幻啊,诸如此类吧。写科幻是有难度的。

人物周刊:科幻要有科学基础。

阿来:要讲道理。

人物周刊:你在《科幻世界》这么多年,没有想过写科幻小说么?

阿来:没有想过。我去那里不是去写科幻小说的,把这个平台做好,这对一个做杂志的人来讲更重要。如果平台不够好,没有推广能力,发现了好作者好作品也白发现,也不能造成影响。

人物周刊:地震的时候,你原本没有写小说的想法,这十年中是怎么慢慢变化的?

阿来:地震的时候,我认识到,我们中国人好像对死亡,并没有一个更深的考究。一个人生命的失去就是悲痛,悲痛完之后,随着时间的消失,慢慢减轻这种创痛,最后遗忘。中国人是最善于这个的,当时是非常悲痛的,但是过后又是迅速遗忘的。这跟西方有点不一样。西方文学中,比如最典型的灾难就是战争,西方人在写战争、写死亡的时候,好像能写出一些对生命本体的哲理性的思考。恐怕我们要写灾难也要这样。

人物周刊:这是非常特别的对生命的体验。

阿来:我觉得,对我来说,除了爱情之外,这个经历恐怕是最重要的。都不需要自己想,那些场景都会经常下意识地出现。它慢慢地内化了,成了你的一个创伤。

人物周刊:你写《格萨尔王》,是要对这个经典重新做一个解释?

阿来:《格萨尔王》诞生时间很长了,但是越往后,文本被改造的东西越多。我其中写到格萨尔王战无不胜。反正最后他打不过就是神来帮忙,就像这《西游记》之无聊也是这样。反正他过不了关,就有人来帮忙,天兵天将就来了,或者哪个神仙就来了。这有点没劲。我是让格萨尔王自己觉得,他们天天打胜仗没意思,他甚至想失败一次。

2005年,阿来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人物周刊:我挺好奇,当初为什么许多家出版社都不敢出版《尘埃落定》?

阿来:我们的市场一直在呼唤创新,但真正当创新的东西出来之后,其实它有点儿陌生,不知道怎么评判,没见过它就没把握。当时文学的市场化刚开始,我们中国人一想到文化的市场化的时候,其实总是往低处想的。不要那么高雅,不要那么高深,通俗一点,刺激一点,诸如此类吧。他们觉得《尘埃落定》没法儿做,提出的意见就是——改啊。

人物周刊:你的态度是怎样的?

阿来:说实话,现在很多年轻人达不到我当年的那个定力。我的书拖了四年才出版,我当时的意见是,除了错别字,一个字不能改。那个时候,我也是寂寂无名啊,也没钱。我只是阿坝州文化局一个编内部杂志的编辑。我愿意等。现在很多年轻人,让他改东西,屁颠儿屁颠儿就改了,生怕改不好。有时候,往往一改,就把好东西改坏掉了。

人物周刊:什么让你坚持不改?

阿来:我是要充分的表达。艺术这个东西是需要一点坚持。《尘埃落定》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己的小说,我都会说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有这样的判断。

阿来:我们经常看见有些人狂妄,对自己判断是错的,但是我不会,为什么呢?我不是瞎说的。我读了那么多书,看到小说形式从两千年前一点一点发生变化,一直发展到当代。不光是看中国的,全世界翻译成中文的,我都看。我是把自己的书放在这样一个体系里头去考察、去比较,不是说除了自己别的都不知道,然后就觉得自己这个好。这是一个客观的判断,不是顾影自怜。你既要尊重自己,但又不能把自己无限放大。

人物周刊:《尘埃落定》后来所达到的成就,是你预料当中的吗?

阿来:应该是预料当中。我们在物质方面拼命想要好的东西,只要自己经济能力达得到,买得起八千块钱的衣服,绝不买一千的,是不是?能开得起宝马,绝不开大众。物质上我们都是这种追求。难道文化上,我们只要坏的、只要低俗的,不要好的?可能大众文化有这个趋势,但是我不相信这个社会一点儿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没有,不可能吧?不要说什么雅俗共赏,即便是畅销书,你卖了一千万本,相对于十几亿人来讲,也很小众啊,是不是?

人物周刊:你会特别看重对藏族的书写么?只写藏族范围内的生活?

阿来:我写这些东西,因为我熟悉这些东西。我对自己没有限定。我也过了几十年城市生活,城市生活就几乎是脱离藏族社会的。我在《科幻世界》十年,没有藏族同事。我住的小区,没有藏族邻居。我自己做的工作也极少直接跟藏族社会发生交集。这是我一大部分生活经验。说不定哪一天,我写个城市小说,这是有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如何认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阿来:我同意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萨义德说,知识分子是能够把个人或者某一族群的这些特殊的经历,跟整个人类的普遍性连接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是文化的人、地域的人、种族的人,同时是人类的人。

人物周刊:你每年的版税收入都相当丰厚,在严肃作家里是非常高的,这样的经济状态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么?

阿来:这也是个考验。经济状态改变了,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我也愿意消费高一点,物欲有时候会损害人的内心世界,我对这个有警惕。不能因为多喝了几次茅台,就觉得我是多么高端的人。

人物周刊:更注重精神世界的东西?

阿来:对啊。尤其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能切掉自己跟中国普通社会的联系,而且这个联系不是姿态性的。你真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真能大家坐在一起,还能互相倾听、互相懂得,不光是你倾听他,他也觉得你跟他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你书写的对象基本是乡村,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乡村?

阿来:我反对现在那种到处泛滥的所谓“乡愁”的书写。城乡的差距,出城十里就能看见。我们的乡村建设还很差。乡村的基本面貌、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农业生产能力,都是低水平的,同时是高成本的,这些必须通过乡村的重建来完成。而且这个重建不光是盖房子,还有乡村结构的重建。

人物周刊:你写了三十多年了,持续的动力是什么?

阿来:我觉得我没有动力。我倒是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都会有一个最适合他做的事情,如果他运气好。我就算运气好的,就干了自己最适合干的那个事情,所以在这当中也不累,永远新鲜,而且也不需要给自己打气,因为这就是一个自然而然随时会发生的事情。你跟世界和社会的关系,都是通过这个东西来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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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3期 总第631期
出版时间:2020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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