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丨萧乾 文洁若 逆风飞扬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19-05-17

“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自诩“平凡人”的萧乾为自己许下平凡志向,那何尝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2019年,萧乾先生离开我们20周年了。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萧乾以他在文学、新闻报道、翻译、编辑等领域的突出成就,在人们心中刻下不可抹去的印迹。

萧乾是那么爱笑的一个人,即便历经少年的惊惧抑郁、中年的骤然受创,生命之热忱依然澎湃。后半生投入翻译,晚年撰写回忆录,是满腹才华的另一个出口。

今年92岁的文洁若,既是萧乾一生最重要的生活和工作伴侣、后半生的坚强支柱,也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物质享乐、家庭变故、飞短流长和社会变迁,统统让位于她最投入的翻译事业,“只要有活儿干又还能干,我就心满意足。别的我都不在乎。”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数次造访文洁若,我们眼见她埋头于日文小说翻译和译著《尤利西斯》的再版,心无旁骛。

“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气的中国人来推进,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自诩“平凡人”的萧乾为自己许下平凡志向,那何尝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嘿,你来看,这是刚出版的《尤利西斯》,好看吧。”

92岁的翻译家文洁若从她每天待得最久的书桌边起身,慢腾腾挪着碎步,从里屋端出深绿封皮的三套本新版译著,兴冲冲地给我们展示。

先盖上红印章,丈夫萧乾的,接着盖上自己的名字章,再加上“后乐斋”三字章——取自范仲淹的名篇,也是夫妻俩对这老屋的爱称。来访的不管熟人新友,文洁若必让你在她的小蓝通讯本上写下名字(已婚者还要加上伴侣名),她再拿签字笔一笔一划地照着写在扉页上。

“再写点什么吧。要不写钱钟书形容萧乾的: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可惜不会保护自己,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好不好?就这样。”她像是问你,其实早已做了决策,又开始工工整整地写起来。

今春到访时,文洁若刚刚为一家媒体写完《我与萧乾》的文章。3月里某天再约,她说那天她要去拜访中央文史馆现任馆长袁行霈——这个职位,萧乾生前也做过。

在复兴门外这个杂乱无章的套间里,除了少许照片和著作,并不容易见到丈夫的痕迹。但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文洁若的生命里。自1999年文学家萧乾去世后,编辑他的图书文集,向客人讲述和回忆丈夫,成为遗孀文洁若的日常任务。但她不会漫无边际,对于回忆二人的恋爱细节也没兴趣,“谈那些鸡毛蒜皮干啥。”

她最爱聊的是两人共同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光。“那四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当时她六十开外,萧乾已过八旬。

林徽因赞萧乾“用感情写作”;冰心夸萧乾是多面手,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然而天资聪颖的萧乾,中年时却遭遇坎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满腹才学和新闻志向都只能放下,从记者、编辑转向文学翻译。朋友们都说他浪漫而感性,爱交朋友,长相活似弥勒佛,讲话叫人如沐春风。但同时又忧郁、懦弱、犹疑不决,自比为“断线风筝”,多次身处逆境。

文洁若则心无旁骛,潜心笔耕70载,成为翻译日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晚年更以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一鸣惊人,被中国译协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工作是她人生第一要务,也是最大乐事。她个性与萧乾颇为不同:率直坚定,说话不绕弯,对物质要求几乎为零,不打量人情世故,也丝毫不顾忌他人眼光。

“我从来不哭,发泄一会儿就完了。说起来,我们没碰到过真正的坏人。要有真正的坏人,我不但保护不了萧乾,自己也赔进去。”文洁若大咧咧地说。“他(萧乾)当时看不到未来。嗨,中国文明几千年,还能这点儿(波折)都挺不过来?”

耄耋之年的她,在坚持翻译日英文学的同时,还在整理和补充《萧乾全集》,要等到2030年萧乾120岁诞辰纪念时推出。

“再活20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牙医都说了。”她笑得像个孩子。

 

“惊恐中,我喝到一生中最美味的热可可”

北四环以南,宽阔的双向四车道马路上,天桥飞架,桥两侧高楼林立。鲜少有人了解,这里曾有一条军机处胡同,从今日的中关村西区穿过北四环到北京大学。

胡同的北半截已于解放初期修路时拦腰斩断,成了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只剩下两棵百年以上的老槐树佐证这段历史。南半截也在修筑五环路过程中,被夷为公路的路面和绿化带。

昔日的军机处胡同8号,便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华的宅邸。

上世纪初有段时间,萧乾天天泡在老师斯诺这个中西合壁的住宅,听他畅谈。“他第一天来燕大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萧乾看来,这个美国老师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虚怀若谷。

 “斯诺从来就不是热门新闻的追逐者。他总是喜欢认真观察,并通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斯诺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满足表面的一些公告或数字。他看到了一半记者所容易忽略的事实,在中国,那就是良心。”

斯诺的课堂,使年轻的萧乾坚定了当旅行记者、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的决心。

1935年到《大公报》任副刊编辑之后,他曾和画家赵望云跋涉到鲁西水灾区。《林炎发入狱》和《刘粹刚之死》等特写便运用了这种写法,让人眼前一亮。

很快,这个自诩为“未带地图的旅人”,如愿地走向了世界的另一端。

1940年,萧乾在英国广播公司

1944年,萧乾正式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穿上了军装:美式,土绿色,头戴软帽,肩章上用金丝线绣着“中国战地记者”字样。所持证件背面写着:“此人如被俘,应依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待遇。”

《水底的火焰》一书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指出:有个事实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种报道、论文都把萧乾称为二战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事实是,除了萧乾,欧洲战场上还活跃着几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余堤元、李树清、丁垂达、徐兆墉、任玲逊等。

能够成为“几分之一”,已经是莫大的兴奋。

萧乾由驻地向供职的《大公报》发回大量文章,包括著名的“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和《矛盾交响曲》。《大公报》因此成了当时国内读者了解欧洲战况和战时英伦的重要窗口。

战时伦敦上空经常飘荡着大如飞艇的“防空气球”,多个成组合地同时放到空中,之间用钢丝相连成网,成为绞杀德军轰炸机的死亡屏障。萧乾管它们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当它们规矩时,可以保护伦敦不至于成为华沙。德机永远不敢低飞,因而也就无从瞄准。”

他既写轰炸的惨烈和英军的顽强,也用文学笔调写出乱世里伦敦人的乐观。

写至此,外面警报又号叫起来了,声音同炸弹几乎同时到来。听,救火车出动了,这是生死隔一层纸的日子,但是壮烈的。我得钻洞去了,因为高射炮就在隔壁。

伦敦居民对这玩艺儿有些怕,可又好奇。最初,不少人都驻足观看,等它在天空一打转,再找地方掩蔽。希特勒也真会开玩笑。后来他把飞弹的规律改了:它在天空打个转儿之后,接着又往前飞去,指不定几个回合才往下落。我住的地方挨过炸……

警报鸣了,人们四散了。聋子还低首用帽子讨钱。一抬头,人不见了。他丧气地说:“嘿,票卖得可真快呀!”

                     ——萧乾二战期间新闻特写节选

1946年,萧乾与前妻格温、友人陈紘(后排左一)访问住在剑桥的一位学者

漫天烟火里,他也曾逃过一劫。一次他到别人家去度周末,主人夫妇出去赴晚宴,留他看家。刚刚上床,就放了警报,敌机随即飞临上空。萧乾穿着睡衣连忙躲到底层楼梯下面。

“只听见那幢三层小楼一声巨响,原来它中了烧夷弹。顿时楼上一片火光,四下里黑烟弥漫,令人窒息。在浓烟中,我被民间自行组织的救护队员背出火场,一直送到附近救护站。在惊恐中,我喝到一生中最美味的一杯热可可。”

萧乾曾随英军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从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他都在场。晚年的他回忆,“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6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今天走进文洁若和萧乾曾共同居住近二十年的老房子,最显眼的照片就是摆在她床边桌上的那张黑白单人制服照。

面料软乎的拉链衫套着挺刮的白衬衫。抹了发蜡的大背头顺溜地侧分着,年轻人头歪向右侧,几乎要搭到右肩上。满满的开朗从眼眶溢出到眼角的褶子边。

“那是萧乾1942年的时候,在英国剑桥。”文洁若说。

春风得意,马蹄正疾。

 

风筝

“您喜欢萧乾什么呢?”我问文洁若。

“他呀,聪明,幽默,文章写得好,讲话风趣。”她不待思量地回答。

这也是大家公认的萧乾天性。

“他不是个乖学生,在辅仁英文系与系主任发生冲突,后来才转去燕京,他一点不和气、不老实。他喜欢歪着头照相,是个有天分的调皮鬼的样子。他二十多岁乘火车到山西、内蒙古踏访,我见过他在月台车厢前的照片,歪头笑嘻嘻。我由此知道了写《流民图》的记者是个不带地图就敢出游的旅人,是个富有朝气的、锐意进取的青年。”一位友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早年在北新书局打工和与京派文人圈的交往,奠定了萧乾对文学的悟性和人脉。

1933年10月,沈老师将我的短篇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他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那是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老师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林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这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很大的鼓舞。

——萧乾回忆

“沈老师”,便是他的文学启蒙师傅沈从文。

那时萧乾正在编《中国简报》,要采访沈从文, 于是沈从文请他到一家饭店吃饭。点完菜后,萧乾想把沈从文写的菜单作为纪念,沈从文却说:“不要保存,以后我会给你写许多信。”

沈从文对这位徒弟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萧乾后来“站在弱者群里”的人道情怀,也是受沈从文“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

萧乾很重视语言,是写讽刺作品的高手。“《红毛长谈》从头至尾用反语讽刺。《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反语讽刺风格,在萧译笔下,几乎不失分毫。”丁亚平说。

在翻译《里柯克幽默小品选》时,萧乾故意去学里柯克的“油腔滑调”,语言生动、俏皮,使人发笑。因为他深谙,“幽默家的笑里应该含着泪水,因为幽默家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恻隐之心。”

一切都拜生活所赐。

萧乾是遗腹子,打小就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小学同学追着他喊过不少声“达子”,而且穷得曾经断过顿儿。早年的简历,他不敢填“蒙古族”,连籍贯都不敢写“北京”。

他曾取过“萧恨吾”的名字,抒发年少时厌恶一切的强烈。不论在波峰波谷,他时常感觉被一种巨绳似的无名之烦缠绕——那仿佛是父亲系了上去的。他挣扎,抓挠,却脱不掉。哪怕一时高兴忘形,那条巨绳也还盘在腰间。

然而他又做不成隐士。“在工作上我极好胜争强,也极容易颓然失望。对于人,熟起来可以没有半层隔阂。但一经看出少许破绽,又即刻憎恶起来。”

幸好有母亲。纵使家里快断粮,她也会把萧乾揽在怀里,低吟《槐树黄》一类的歌谣。她教会萧乾愉快、乐观,好意地估量别人,对万物普遍地发生情趣。

风筝是萧乾幼时最爱的一种恩物。他神往它飘逸在蓝空中的悠闲。“然而傍晚,随便什么时候握了线桄的主人一有了倦意,任风筝在空中多么神气,顷刻之间,也还得顺了那线索回到他身边。”他怀疑活在世界上,也有那么一只手,顺着根线,在控制自己。

“飘在半空中,人似乎享受着绝大自由。然而,能逃得开那个傍晚吗?”

1957年5月,萧乾、萧驰、萧荔、萧桐、文洁若(从左至右)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以文明志

天真仗义而又悲天悯人,谨小慎微又顾虑重重。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萧乾传记作者傅光明说,从萧乾身上,既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一面,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内质软弱的一面。

文人的耿直与软弱,很快被现实狠狠地教了一课。

二战末期,萧乾吃惊地看到苏联的外交重实利远多于原则。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与东欧建国初期的事态,让他在1930年代向往的“天堂”,在心中摇晃起来。

“我真诚地希望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任何剥削的社会,倘若那个社会也讲法制,不随便拘捕人,岂不会更得人心。”

“不肯当白华,就得回到祖国这条船上。”最终促使他做出决定的,是那些童年记忆,和对海外飘零受辱的恐惧。

北京东直门城根有一座大蒜头式的建筑,俄罗斯的东正教堂。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白俄”,扶老携小,见人就伸手乞讨,做礼拜时嘴里“嘟嘞嘞”。儿时的萧乾老早就记住:当什么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在九龙搭乘“阿拉米斯”号前往英国。该船在西贡被法国政府征用,只得换乘另一艘船。当时不仅是萧乾等三等舱乘客,只要是中国乘客,一概受到歧视与屈辱。“国家地位好比是空气和阳光,平素间我们毫无察觉地享受其恩惠。只有当它们短缺时才会察觉其意义。”

带着回归母体的欣慰与忐忑,他踏上了归途。

回国没多久,萧乾所在的《大公报》社评委员会要他写一篇社评。他在这篇题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社评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动手改变我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这个世界,包括文艺界,便会充满希望。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

萧乾只是善意地希望中国作家能像萧伯纳那样保持创作生命的长久,去除陋习,殊不知这番议论为他招来大祸。

面对右翼作家的猛烈攻击,萧乾写下《拟J·玛萨里克遗书》。关于捷克外交家玛萨里克之死,当时的左翼人土认为是被历史淘汰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死亡。萧乾则认为,“他的死是由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济走不通的承认啊!”

在战后的国际时评《泛论民主与自由》、《论政治与暗杀——民主传统比民主制度更重要》等文中,萧乾将民主政治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尝试在法治的基础上提出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权利的话题。

“无疑,这样一种论述,在萧乾,庄严,同时快乐!但是,作为一种尖锐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符,这种倾向,太理想化了。”丁亚平指出。

萧乾刚刚回国时心忧天下和“出言不逊”,丁亚平认为和他的生活背景有直接关系。

当时萧乾因事到复旦大学,靳以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尽地主之谊。萧乾左手挎着“洋太太”(第二任妻子格温)的胳膊,右手牵洋狗,西服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有点离谱,也难怪会引起来自延安的刘白羽的反感了。长期在国外,他耳闻目睹所及,天真而开阔的一面,一直占了上风。回到国内,生活上西化色彩依然浓重。这些当然会流入他的笔尖,会少一点中国特有的人际顾虑、人情世事的东西。”

1949年后,来自老区的干部喜欢说“进城之后”。一听,就知道是解放区来的。所有这些,不能不使萧乾以及其他由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如巴金、沈从文、胡风等,感到矮人三分。无法驱除的自卑情结,在不断的社会压力与心理压力之下,最终演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

转年冬天,乔冠华要萧乾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他的参访资格。他已能感觉出来,自己既受到重用,又踩在钢丝绳上。

努力摆脱这一现状的最佳途径,当然还是“以写明志”。

文洁若回忆,萧乾将自己在1949年前写的作品用麻绳捆起,塞在角落里,听任上面罩满灰尘。能够摆在书架上的著作,似乎只有一本用一个多月时间赶出的《土地回老家》。

而在文洁若看来,《土地回老家》不像是萧乾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

 

“一刻也离不开我”

世易时移。创作受挫的萧乾,心灰意冷,《好兵帅克》、莎士比亚、菲尔丁,便是那时受文洁若鼓励开始的翻译。

直到《土地回老家》得到肯定,要求各地学习。心气儿自然又回来了。

1957年,萧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接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不合时宜。一周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标志形势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被划“右派”,在大小批判会上受到严厉批判。有人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他很不能接受。到晚年,也始终不能释然。

北京豆嘴胡同41号。萧乾夫妇1962年买下的房产,混杂在一片窄小破落的民宅中间。那时高大坚实的院门外有呈八字的引墙和一对石狮子,面对着一家橡胶厂。而今这里一片车水马龙,连老北京人也有好多不知它的位置。

53年前,萧乾在这里走了一道鬼门关。

1966年8月23日上午,萧乾被押着进了胡同,接着双手给反剪了押到前院。满地狼藉。孩子萧荔和萧桐坐在小西屋门口瑟瑟发抖。

萧乾在后来的自述里回忆,只有在那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对他显得比生更为美丽,“因为那样我就可以逃脱无缘无故的侮辱与折磨。”

他采取了双重保险的死法:先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再去触电。又怕临时对自己下不了手,先灌下半瓶二锅头才吞的药。还没等扎到水缸里触电,人已经倒下失去知觉。

老天没收他。

 

我真有一副结实的胃!也谢谢隆福医院那位大夫。十二个小时以后,我又坐在出版社食堂里啃起馒头了……我太热爱生活了,那次自尽是最大的失误。我远远地朝着饭厅另一端,也在监视之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洁若发誓:我再也不寻死了。

                                                     ——《萧乾自述》

 

被救后,文洁若难过地说:“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萧乾却正色道:“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

结实的神经

不论是采访的几位传记作者,还是其他认识这对夫妇的亲友,都要说一句:那些年里,萧乾幸亏有文洁若。

“在丈夫挨批挨斗的日子里,她简直就像是生就了一副结实的神经。这位文静得平时连大气儿也不出的文弱女书生,忽然拿出了贵州人的脾气,犯犟了。几次开萧乾的批判会,她本应直接由出版社去会场,可她每逢开会,都坚持中午赶回家,然后陪萧乾从东总布胡同宿舍步行到王府井大街作家协会会场,去接受批判。”

“您不害怕?”我们问文洁若。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再说,我也没说什么,一个字也没说。他们抓不着我把柄。”她不以为然。

对局势的泰然,和她对婚姻的选择一样,无惧无畏。

1950年代的某个星期天,萧乾带着和前妻生的孩子铁柱(萧驰)约文洁若去北海公园划船。正在荷花丛中荡桨时,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同事撞见了,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

那时他43,她26。

有人和文洁若提出萧乾可离过三次婚,“在感情上不可靠。”文洁若也确实动摇过,给他写过三封断交信,但最终还是决定嫁给他。

“关于他过去的私生活,他一直很坦率,一点也没有隐瞒什么。他承认曾经遗弃过一个人,后来又两次被人遗弃。他谈了婚姻中遭遇的不幸,认为这方面的不稳定,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

萧乾的感情经历波澜起伏,着实叫人唏嘘:

第一段恋情便比今天的电视剧情还要跌宕。

在汕头教书时,他和自己的学生、潮州姑娘萧曙雯相恋,她也是萧乾最著名的小说《梦之谷》的女主角原型。那时广东有“同姓人不能结婚”的习俗,两个赤贫的青年寄望去南洋漂泊。正准备期间,萧曙雯却断了音讯。原来她被资助她读书的小学校长以求婚者和债主的身份控制了。

萧乾打算带她一起离开,临了只等到一封诀别信。此后经年,他一直将萧曙雯当作负心人。直到半个世纪后,文洁若以记者身份、带着萧乾了却心愿的目的,去福建探望萧曙雯,才得知真相是,“曙雯在船头看到有四个掖着手枪的汉子守在码头上,只要和萧乾私奔,他们就对他下毒手,所以没敢上去。”

在《大公报》期间,萧乾遇见了和自己惺惺相惜的女孩王树藏(他称她为“小树叶”)。但婚后去香港九龙应聘期间,他又对钢琴家雪妮一见钟情。本想与王办离婚,却赶上二战爆发。斩不断、理还乱的当口,萧乾只身赴英,和二人都失去联系。战后才得知“小树叶”和雪妮均已同旁人结婚。他跌入感情的真空,也终生对王树藏心怀歉疚,晚年还撰文忏悔。

第二次婚姻,他娶了英国人谢格温。谁料格温怀孕时,看诊的妇产科医生和她好上。萧乾形容这是“为歹人破坏,是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意兴阑珊的他,对下一任妻子梅韬的期望莫过于能够好好过日子。

在湖南参加土改期间,他给梅韬写过一万多字的信。不到两年梅韬摊了牌,说:“告诉你吧,我从来也没爱过你。过去不爱,现在不爱,将来也不爱。”一言既出,二人协议离婚。

萧乾说自己时常托着一颗滚烫的心巴望女人,“及至这女人稍一现露粗俗的本相时,我的心又伤碎了……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

这段恋情稳定下来后,萧乾曾请文洁若去看了一出以成渝铁路竣工为题的话剧。剧中人在台上说“我们四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萧乾对身边的文洁若说:“我四十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即便是婚后,文洁若也还会听到些关于他俩的碎嘴与非议。

“在干校的时候,他们老说,萧乾比我大17岁,你怎么跟他了?我说,他比我大100岁,大100岁,你们满意了吧?!腾腾腾,就走了。”文洁若向我们做“场景重现”,手指比划着,话音铿锵,自个儿也乐了起来。“有一个女的跟我说,萧乾有魅力,irresistible for women(女人都会迷上他)。我说哈,那倒也是,不然我怎么会和他结婚。”

她最得意的是,自己靠业务“好几次挽救了这个家”。

1954年5月1日,萧乾夫妇摄于北京紫房子照相馆

三年困难时期,萧乾下放干校,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文洁若身上,她以扎实的日文功底接下不少翻译的活儿,为家里赚到了生活费。“我花8天的时间,突击翻译了3万字,厉害吧?”她满是骄傲地回忆。

那是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的长篇小说《火凤凰》最后一章,文洁若因此拿到了约200元稿费,而她当时的工资才89元5角。正是由于这一笔笔外快,在萧乾戴右派帽子的22年间,三个孩子都“未受委屈”。

在干校的时候,上头分配给萧乾的工作是挖泥。文洁若自己把工作换了。“我来一勺一勺地挖,让他递泥。递泥轻松多了不是?他有一次连干48小时不回家,歪着倒在地上,得了冠心病。还让他值夜班。中午也没人给他打饭。我就代他值夜班,白天干活儿,晚上还工作。”

她说萧乾没她顶得住。“他老了住院。有一次我怕吵醒他,就坐在洗衣间马桶上看书,结果他看到行军床没人,也没看到厕所里亮着灯,就满世界找我,后来还是护士找到了我,说人不就在这里么!你怎么就那么紧张?他就是这样,一刻也离不开我……冰心大姐等等都是小保姆伺候,他绝对不可能,非得我守着,聪明人更脆弱!”

 

“不食人间烟火”

现在复兴门文洁若居住的这套房子,虽有个几十平米,然而举目望去,椅子上绑着塑料袋,兜着卫生纸。柜子上拴着袋子,把手上挂着衣架和衣服。满屋子被各种百科全书、纸片、杂物、杯盘瓦罐占据。客人要多来两三个,几乎无从落脚。

但文洁若觉得不能再好。“我三姐当时看到这儿就说,哪儿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啊!”

跟那个“门洞”房相比,这里的确已近乎“天堂”。

1973年,萧乾以看望孩子的名义,由干校回到分别三年半的北京。房子却已经被他人占为己有。经过将近半年的奔波,萧乾终于感动了房管所的一位副所长,他带着一个管理员当大工,萧乾和小桐做小工,将原来小南屋旁边的那个门洞堵上,临时搭起了可供萧乾容身的一间斗室。

斗室里摆了一个上下两层的小铁床,原来跟文洁若三姐挤在小南屋里的萧桐搬来睡上铺,萧乾则窝在下面。小床之外,只容得下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和一把椅子。顶棚上还吊着一把破藤椅,客人专用——万一来人,萧乾便把那个破藤椅放下来待客。

文洁若呢?“我晚上就睡(出版社)办公室啊。八把椅子拼起来,挺好。” 到星期天,她中午回到门洞,和家人吃顿团圆饭,再赶回办公室去住。

这样住了10年,她却说得轻描淡写。

文洁若老同学的女儿朱华那时就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院,经常受父母之命,把自家做好的饭菜端去给“文阿姨”。“她老不下楼,就窝在她办公室吃点黄瓜、胡萝卜之类的。很少见她去食堂。”

“我就想试试,光吃生冷能不能活?吃了很多西瓜、葡萄、桃和西红柿。试了半年,还真成功。我们那儿的人说,你是‘不食人间烟火’,哈哈。”文洁若只觉得好玩儿。

这些在文洁若看来,都不算什么悲苦。她一再强调,刚随父亲从日本回中国那几年才叫“难”。

父亲是外交官。文洁若7岁到9岁时,跟随父亲和全家旅居日本。被免职回国后,父亲靠着变卖东西给孩子们交学费。在圣心学校读书时,文洁若穿的是四姐的一双旧冰鞋,把冰刀卸掉。上清华时,她穿着父亲的旧皮鞋。这些她统统不在乎,骄傲的是自己功课一直拔尖。“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进两次城去看美国电影的富家小姐。”

过年过节要送礼,大姐让洁若抱着下蛋的老母鸡送到她那儿,破例给了她两毛钱。她舍不得坐车,从东城的府学胡同一直走到西城的北太平庄,足足走了两三个小时。“省下那两毛钱,我在旁边的小摊上买了花生米。没走20步就吃完了,可是很开心。”92岁的老小孩儿笑眯眯地回想。

2018年冬,文洁若在北京家中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她的刻苦自律大概源自基因。童年时她曾每晚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合用一盏台灯,历时四年将十本一套百万字的《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转译成中文,翻译功底就此打牢。

“书呆子”这名号,她从来笑纳。大学里,下了课就进图书馆。选了好几门高年级的课,时间老是不够用。“在昏暗的校园里,每次遇到树林中喁喁细语的情侣,我就想:我可没有那工夫。”

三姐常韦患足疾,让庸医诊治耽误了最佳治疗期。到50年代,文洁若带着三姐去虎坊桥动手术,“费用也是我用翻译小说的稿费付的。”她很自豪。最津津乐道的,是自己在翻译工作中的纠错能力。

“刚到三联书店当校对,我看到别人从英译本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把“福尔摩斯”翻成“哥尔摩斯”,谁都看不懂。我就指出来了。另外一本书里有句cut me in the street。别人翻成,“他在街上砍了我一刀。”那不成犯罪了?我翻成:不理睬。(找到英汉词典翻给我们看)你看,有‘漠视,视而不见,做出极不领情的表情’的意思,对吧。”

“还有bald head over the blind。你怎么翻?人家翻的是‘秃子比瞎子强’。实际上,blind也可以翻成‘遮棚、窗帘、百叶窗’。所以我说,应该是,遮阳棚上面露出一个秃脑袋。哈哈。萧乾不是说过,我不会丢一个零件嘛,呵呵。”

 

 

传世之作

尽管在清华读的是英文系,前半生也译过些英文作品,文洁若的主业依然是翻译日本文学。她译过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数十位日本文学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松本清张和芥川龙之介。近年再版的三岛由纪夫《春雪》和《天人五衰》文译本,在读者当中相当受追捧。豆瓣上有人激动地给《天人五衰》打出十颗星,“原文五颗星!翻译五颗星!”

读者皮皮认为,较之其他译本,文洁若和李芒合译的《春雪》译本更易读、流畅,“给春雪赋予了色彩,特别是第一场和最后一场,读完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记得眼角湿漉漉的描写。”

文洁若原本以为,这一生主要就绑在日文翻译这件事上了。谁承想,老来,和萧乾摊上了《尤利西斯》。

萧乾《尤利西斯》译本前言手稿,李景端收藏

这个大活儿,找上门来的是译林出版社时任社长李景端。

此前,他曾先后找了王佐良、赵萝蕤、冯亦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等一大批老先生,所有人都婉言谢绝。钱钟书回信还幽了一默:“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他想到萧乾,听说此人英文甚好,而且在剑桥时便专门研究意识流,也啃过乔伊斯原著。果然,也被婉拒。不死心的李景端想到了迂回战术,从“另一半”这里突破。

文洁若了解《尤利西斯》的难度,有些犹豫,禁不住劝说,也想试试。“先不提合译。请文洁若翻译,萧乾校对。这总可以吧?”为求稳妥,李景端请文洁若先试译了部分章节在《译林》杂志发表,由当时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钱锺书的侄子钱佼汝来把关。结果反响还不错。

“萧乾对文洁若答应译,起初也不同意。不为别的,他有些怕,这么大一工程,老太太万一身体扛不住,怎么办?”丁亚平告诉我。

1982年的萧乾

一开始萧乾确实是校对,校着校着,精神头来了。他给李景端写信:“我生性疏懒。如今八十好几,更怕干重活。如果不是你来恳切怂恿,我是不会动手去译此书的。现在一边译一边觉得这真是一个非补上不可的空白。”

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萧乾担心曾在欧美被定为“淫书”的《尤利西斯》,在国内也会遭禁,专门撰写了几十篇书评、刊登和李景端的往来书信造势。“后来发现,是我们多虑了。”李景端笑说。

按文洁若讲,二人的分工是,文负责“信”,萧负责“达、雅”。萧乾说“是文洁若的小车推着他这辆大车跑”,文洁若也坦承“饭虽是我做的,然而沙子不少,吃下去不香,只有经过他的英文校订和中文润色,才能像个样子。所以合译,绝不是借他的名望,而是名副其实的合译。”

四年时间里,他们每天平均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甚至半个月不下楼,经常和衣而卧。

那段时间去探望过夫妇俩的访客都记得,每次进屋,眼前一片花花绿绿的“万国旗”:书房上方挂着细绳子,写完翻完的稿子、信笺,没完工的稿件、回信,都用夹子夹着,琳琅满目的,伸手就能拿下来。

甚至两人有公干外出几天,也会随身带着原著和稿纸,见缝插针地翻译。

1992年,在昆明接待过萧乾文洁若的黄豆米,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所用的稿纸都比普通的大几倍,纸边还拼出大大小小的纸条来,仿佛鱼鳍。俯身去看,稿纸的格子里和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字,‘鱼鰭’上全是红红蓝蓝的字。两种笔迹,一种潦草,长脚长腿;一种清秀规矩。原来前者是萧乾手迹,眉批和边角上的字都是他的,整页的格子里都是文洁若写的字。”

为使译文专业,夫妻二人光少数语种就请教了杨宪益、季羡林等十余位大家,更不用说音乐、医学、经济、法律等多个学术门类。全书共标出五千多个脚注,其中第九章的注释文字几与正文篇幅相等。“萧乾原来是不太喜欢做注释的人,但这本书翻下来,他认为这些脚注连同译本,已经可以给后来人做研究用,传诸后世。”

谈起这段往事,已经退休的李景端十分感慨。

“冰心讲,萧乾退休后,很会‘享福’,享福了一本《尤利西斯》。她说这话是佩服又玩笑。杨绛讲过,你能把萧乾说动来翻译,不可思议。年轻的都不敢接啊。我想那些名家们最后听说他们译完,是既意外又羡慕的。但也没人后悔。毕竟是《尤利西斯》啊。”

坊间对于萧文译本和金隄译本的高下争论不休。前者遵循将原文“化开”的追求,不少地方代替读者进行了阐释,后者更忠实于原文意识流的特点。

李景端认为两人都是严肃的翻译家,各行其道,应尊重他们各自的翻译观。何必比较斤两?他至今难忘的是,在初稿校样出来后,萧乾发现后面附录的《乔伊斯大事记》中,把“金隄的节译本在中国问世”一项删掉了,大动肝火,甚至为此和文洁若吵了一架。“他认为这样不科学、不客观,无视旁人的劳动成果。表示如果不把这项放进去,就取消《大事记》。”

时隔二十多年,这一版的《尤利西斯》共卖出18万册,还在陆续再版。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陈列当中,主要展出的萧乾作品,也是两人合作的《尤利西斯》手稿首页。李景端把萧乾、文洁若的这件翻译巨著比作“艰难环境里挤出的牙膏”,“只有当时的中国,只有这帮人才能完成下来。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珍品。”

人到老年的萧乾,在舒乙看来,到了大气候阴转晴的时候。“过上好日子,萧乾先生的天性立刻浮现出来,仿佛一粒千年莲子遇到了水,又顽强地复苏、冒芽、长叶,还能开花结籽。”

在外面永远西服革履,一副绅士派头,但是在家里,萧乾爱踩着一双老布鞋,而且不好好穿,踩着后帮,趿拉着走,舒服。衣着也随便,以宽松为好。“他可以最洋,也可以最土。”舒乙说。

客人坐下之后,谈得兴奋了,萧乾会出其不意地问:喝什么酒?是威士忌?白兰地?还是黄酒?他要边喝边谈,而且不就东西光喝酒。拿出两个小杯子,各倒半杯,边喝边聊。

他特别爱和年轻人聊。80年代还在读现当代文学硕士的丁亚平曾经想以萧乾为题写论文,于是经常登门访问。后来这个题因故放弃了,萧乾也不恼。和丁亚平聊写作,聊人生,一谈便是半晌。

丁亚平想起一个细节:聊天时,萧乾或者站起来,或者在门口,或者在椅背上,常常拉着自己的手。“胖乎乎的一个老头,手很热,很软和,很舒服。”(大笑)“他绝对不让你感到陌生,好像你是外人,绝不让你感到有距离、有隔膜。”

 

 “对抗”

到2019年2月,萧乾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二十载。自他走后,文洁若辞掉保姆,不去日本和姐弟生活,也不去国外儿女身边颐养天年。

在几十平的蜗居里,翻译、写书,便是她生活的全部。

采访时遇见翻译家杨苡的女儿、画家赵蘅也来探望,“我每次都跟文老说,你是我的榜样!她说,我要向你妈妈(杨苡已百岁)看齐,你妈妈要向杨绛看齐!”

对于生活,文洁若自有一套逻辑,明快简单,绝不拖泥带水。

保姆?算了吧,(我)容易受骗,以前上过当。

不整洁?反正自己能找到东西。

没人做饭?不用,有你们送来的面包就行。出去吃?才不去。耽误那工夫干嘛。

你们还有要问的吗?没有就快走吧。

拍摄完肖像,我们聊了半天。说着说着,她把头上的发套摘了下来。外头风声呼啸。我们关切地问,需要戴个帽子吗?

“不要不要,哪那么娇啊?!”她嗔怪。

“她可能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就走到你面前了。你走了她也不跟你客气,不会说,你好好走啊,下次再来啊,她绝对不说这个。”丁亚平讲。

来探望的同时,赵蘅好心把文洁若屋里的餐饮垃圾、废旧包装,装了两塑料袋,放在走廊打算扔掉。

2004年3月12 日,文洁若在家中接受爱尔兰电视台制片人David Blake 采访,左一为丁亚平

“欸,你别扔啊,你别跟我瞎弄,我还要呢。”老人家吭哧吭哧把袋子拿进屋,还特地收到角落里,以防我们继续“处理”。

叫人哭笑不得,又敬又心疼。

外人看起来如此粗陋的生活,偏生文洁若两腮红润,脸上褶皱都没几根。除了前些年跌过一跤,再没上过医院。“别人为房子孩子票子忧心,她绝不会。连病都不找她。奇了。”朱华不住惊叹。

窗台上的日历,每一天的格子里,都有“300字、500字”的字样,那是一天下来她的翻译工作量,数十年如一日。

治学的刻苦严谨令人尊崇,有些执着和价值观,就不一定能得到旁人的理解。

2018年的作代会,文洁若答应朋友要弄到些名家的题字,就让丁亚平搀着她,一个个地去找。“整个大厅上千人,她一个一个地找,不嫌累,不觉得麻烦。她就是觉得,我答应这个人了,我想感谢这个人,要帮他完成这件事儿。她有个信念,一定要拿到30张或者50张的题词。那些比她小的作家晚辈们肯定都依她签字,但都以为是签给文老自己的呢,唉……”丁亚平百感交集。

最近她在翻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想不通为何这么多年轻读者钟意这个作家。

“太宰治写的就是堕落,很糟糕的,书里没有一个光彩的人。”

“他本人的经历也如此,自杀了五回才成。对他的痛苦您不能理解?”

“为什么非得自杀?他就不懂得他为什么要活。日本的侵略,日本也遭到轰炸,好像都跟他毫无关系。太怪了。没有什么理想,什么都没有,只是活着而已。

他长得也不好看,不值得女人爱。芥川(龙之介)比他好多了。他要死就自己死吧,干嘛还要拖着女人一块呢?”

“您说没接三岛由纪夫《晓寺》的翻译,是因为其中有同性恋情节,但您又翻了《莫瑞斯》,并且很喜欢这部作品。”

“因为福斯特写得不脏,点到为止,写得挺美。同性恋,你们说中国真的有同性恋这回事吗?”

几次去现代文学馆,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了《尤利西斯》手稿、萧乾二战时戴的防毒面具等寥寥几件展品。而2008年便在内蒙古大学落成的萧乾文学馆,至今还在扩充中,知晓这个馆和到访的人数都很有限。“我们也很希望尽量扩大文学馆的影响力,还需要去其他馆多多取经。”萧乾文学馆执行馆长云韬表示。

与丁亚平聊起这个话题,他沉默了一小会儿。“这么多年,萧乾和文洁若的确没有受到高度关注,有些边缘化了。文老师她几乎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这种主观化是她自成一体的一种世界。她把人生、工作、文学、学术,全都理解为一个东西了。她的某些观点有过去时代和她个人的特征。但她和萧乾仍然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教育,自我教育。现在一部电影也好,一个事件也好,常常会有非常多的极端化的认知,碎片化的表达,很难形成共识。萧乾和文洁若,一生都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对抗平庸、庸俗,对抗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觉得文洁若是非常了不起的。”

截稿前,我们共采访了近百名各专业的大学生和毕业生。读过萧乾作品的不到10%。日文专业中读过文洁若的不到20%。有读过他们作品的学生这样认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文人,“心系国家大事,忧国忧民,文字比较深刻,不浮躁不夸张;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织,写作风格有撕裂感。”

不知看到如今在翻译和生活上一人孤绝到底并且乐此不疲的文洁若,天上的萧乾,是否会叹服?

 

(参考资料:《萧乾自述》《水底的火焰》《百年萧乾》《微笑着离去》《岁月流金》等。感谢所有受访者以及外研书店付帅、萧乾文学馆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邢璐、牛岩青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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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3期 总第601期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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