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丨100年前的未来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卫毅 日期: 2019-05-10

100年前的科学小说,承载了知识人对未来的创造性想象,这种想象同时成为反思当时中国现实的参照系。现实和虚构世界的现代性,早在百年前萌生、交错、演化

此刻与彼时

北京大学校内,纪念“五四”的一个论坛活动在“五四运动100周年”前一个月便已经举行。早上8点,会场已无可坐之处。甚至在只能看到直播画面的教室里,连地面都要坐满人。北大教授陈平原走上台去,自如地主持,他在这所大学里不知谈论过多少次“五四”。

此场景让我想起梁启超在1902年所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书中设想60年后的中国,举行了万国博览会。“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梁启超在小说中特别提到其中一所学校。“单表内中一个团体,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因此在博览会中央占了一个大大讲座,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演讲。”各种讲座中,最吸引人的是孔子第72代后人孔弘道的演讲。“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讲演,那日听众男男女女买定入场券来听者,足有二万人。内中却有一千多系外国人,英、美、德、法、俄、日、菲律宾、印度各国人都有。”各国听众都懂中国话,“因闻得我国第一硕儒演说,如何不来敬听?”

场面如此之浩大,“夏志清甚至将其与《法华经》开篇佛祖说法的场景相比。”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在《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里写到了这一幕。而此时,2019年3月底的北大,王德威在陈平原的介绍下出场。我看到身旁一位因起得太早趴卧桌子的北大学生翻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直到王德威讲完。

作为研究晚清的专著,《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文版导论的标题叫作“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王德威当年试图藉此重理晚清文学文化的脉络,并挖掘“被压抑的”现代性线索。他整理了狭邪、公案、谴责、科幻四种小说类型,视之为现代情感、正义、价值、知识论述的先声。他认为在西学涌进之前,晚清作家想象、思辨“现代”的努力不容抹煞。这也给他招来非议——认为他太不看重“五四”。在“五四100周年”来临前,他干脆写了一篇文章叫《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五四100年之后,文学对我们仍然有意义的话,我们所面临的文学风景是什么?”王德威站在台上自我反问道。

“五四运动以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所号召的‘文学革命’为肇始点。由文学所承载的批判性及创造力,成为启动、支撑革命想象和实践最重要的资源。汉娜·阿伦特曾有名言:革命的意义无他,即在于引发人同此心、共创新猷的感染力。这一革命性的感染力见诸五四,就是文学。”王德威认为这里所谓“文学”,不再仅限于学院规划的纸上文章,或文学史所罗列的大师经典,而是“一种应答并改变世界的方法,一种石破天惊的活力,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

八年前的一次采访,我曾问王德威:“文学区别于政治和历史的本质是什么?”王德威回答,文学追根究底的基本问题是去引起虚构性。“我们是做虚构性的,而且把它当一个问题来做,我们把虚构的问题嫁接到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里面,投射未来跟过去。”彼时,他在举例时马上提到的一个作家是刘慈欣。

八年前,科幻作家刘慈欣还不像今天一般为大众所知。 此时,在北大的讲台上,王德威没有讲大家已经熟知的刘慈欣,他讲到了中国当代另一位科幻作家韩松。他演讲的题目就叫《鲁迅,韩松,与未完成的文学革命:“悬想”与“神思”》。

“韩松在当代科幻新浪潮中被认为是对鲁迅最有自觉的继承,他的作品往往有意识地回应鲁迅的一些主题。”这是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的观点。“《医院》三部曲(韩松作品)也犹如一部《狂人日记》式的作品,贯穿着韩松关于疾病和社会、现实与真相、医学与文学的思考。”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2018年5月,韩松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亡灵》。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得以完成。这中间,100年已经过去。

 

流浪与殖民

2019年春节,刘慈欣小说《流浪地球》改编的电影已经在院线上映,两个多月之后,票房超过了40亿人民币。《流浪地球》讲述的是地球濒临末日,地球人带着地球驶离太阳系,去往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系。这是科幻在此时代跃上大众观赏平台耀眼的一幕,不免让人想起清末科学小说所经历过的热闹情形。100年前的回声,其势也大。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

荒江钓叟撰写的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于1904年至1905年间,在《绣像小说》连载。如同清末许多连载小说成了“烂尾工程”,此小说连载之中忽然就没了下文。小说之名虽然直指月球及更广大的宇宙,可是,小说“烂尾”之时,主要情节仍然停留在“地球之上”,或者说“地球上空”。因为是在《绣像小说》连载,小说插画众多,有意思的是,这些插画上满是热气球。“热气球”是清末人对于现代科技的符号化印象,仿佛宇宙飞船和太空站之于当下。

《月球殖民地小说》的主要内容,讲的是李安武与其日本朋友藤田玉太郎,乘坐玉太郎的空中舰艇四处漫游,为的是帮助龙孟华寻找其离散妻儿。历经艰险,终得龙孟华的儿子龙必大下落——他正在月球留学。龙必大乘着宇宙飞船回归地球,家人得以团聚。

坐在宇宙飞船中的藤田玉太郎,看着苍茫宇宙、静穆月球,内心的活动是: “单照着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另要遭一番大劫了。月球尚且这样,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加到无算的倍数,渐渐地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北海道大学教授武田雅哉研究晚清科学小说多年,他觉得藤田玉太郎这位日本老乡,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对“太阳系规模的政治学”感到苦恼之人物。

王德威则认为,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展示的是,彼时中国虽大,已非容身之地。有志之士希冀乘气球一样的宇宙飞船奔向月球,月球彼时被认为是地球之外规避乱世的最近场所。

 

科学与文学

《月球殖民地小说》太容易让人想到鲁迅所翻译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鲁迅在《月界旅行》的译序中表述了翻译之意:

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而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

鲁迅翻译《月界旅行》是在1903年,在他去日本留学一年之后。作为医学专业学生的鲁迅开始翻译小说,大概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此前一年,梁启超用“饮冰”之名在《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力推崇传递“维新”思想的“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鲁迅则说,科学小说可“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两人的句式都几乎一样。

鲁迅是那个时代较早接受自然科学教育之人,又深爱文学,结合科学与文学的科学小说自然便很快吸引了他。“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即儒勒·凡尔纳)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这是鲁迅后来的回忆。

鲁迅,1933年于上海

在1903至1906年间,鲁迅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等多部科学小说。宋明炜特别提到了这些年来越发为学者重视的鲁迅所译科学小说——《造人术》。“这篇小说的翻译过程曲折离奇,原作是一位美国女作家的小说,鲁迅根据一个不完整的日译本翻译,其中日译本没有翻译的部分,包含了两个重要的鲁迅主题:吃人、救救孩子。没有证据表明,鲁迅看过原作的后半部分,虽然更完整的日文译本在《狂人日记》发表前七年即出版了。这可能只是一个不应该过度诠释的巧合。”

宋明炜更关心的一个可能的问题是:作为科学小说家的鲁迅,和作为写实文学家的鲁迅有何种关联?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吗?“学者们常说,民国之后,科学小说消隐,写实文学兴起。这是一种便利的文学史论述。但《狂人日记》不是一篇便利的文本。科学小说的消隐,也终于变成一个文学史上的难题。提倡赛先生的年代,科学小说却失去了读者的青睐。直到中国文学经历过许多次运动,20世纪末,中国科幻小说再次经历创世纪,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回到一百多年前,当时众多名家加入了科学小说的译介或创作。蔡元培翻译了《妖怪学讲义》。这本书名酷毙了的讲义更多的是为了追寻“科学”。张东荪曾说:“中国之有西洋哲学,由来已久,然从今天来看,至少可算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妖怪学为代表。”

作为新锐翻译家和作家,蔡元培在1904年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新年梦》。在他的小说里,存有一处理想国,没有姓名的人民以编号互称。交通网络发达,语言统一,拼音文字得以普及。国家的藩篱被打破,人类做到了互助互爱,战争终结。人类的共同目标变成了征服自然。“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月球始终没有被忘记,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描述对象。

一民先生——《新年梦》里九十多岁的主角,在元旦做了一个梦,梦中钟声响起,一民先生梦呓般喃喃道:“恭喜!恭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

北大教授夏晓虹认为,与同时代的守旧派将西方物质文明视为“奇技淫巧”、对其充满了排斥和厌恶不太一样,晚清科学小说中所传达出的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是积极的、欣喜的。“对于科学的威力,创作者们在敬畏之余还心怀羡慕,这一点与西方科学小说如《弗兰肯斯坦》中对科学的恐惧和怀疑态度也有明显的区别。”

陈平原发现,对于“科学”的迷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当时之人的是非观。《点石斋画报》刊登过一幅漫画——《气球破敌》,气球上配备大炮,“则水陆之兵可以废。”20世纪初科学小说中的“飞车”,基本上是杀人武器。“作家极力渲染配有大炮或毒气弹的‘飞车’如何威力无穷,而极少反省其大规模杀人是否合法与合理。”小说家动辄利用“飞车”上的新式武器,毁灭整座城市。唯一对科学发明被用来大规模杀人表示反感的是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所游览的“文明境界”,也有飞车队、潜水艇等战争武器,但他对“氯气炮”这种残忍的杀人工具深恶痛绝,理由是:此等“残忍之事”,不配存在于“文明世界”。

 

过去与未来

在当时的许多小说中,“未来”、“新世界”是以实体存在的。王德威称之为——未来完成时叙述。“这种叙述方式让作者不去处理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而直接假设未来已经发生了的事。”

此类小说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夏晓虹发现,《新中国未来记》的开篇结构与日本作家末广铁肠所著《雪中梅》颇为相似。《雪中梅》的开头,两位老者交口称赞国会150周年庆典时的强盛国力,然后倒叙当年的历史,“想起一百年前,人家都说我们是亚细亚洲里头最弱最贫的国。”

梁启超

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口号的《新小说》创办于日本横滨,与日本1889年和1896年两度创刊的杂志同名。日本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

《新中国未来记》的形式同样是模仿而来,整部小说就像一篇发表政见的超长演讲词。梁启超要求小说中的人物应该担起启蒙者的角色,讲一个好故事倒在其次。小说只是形式的外壳。这仍然是日本明治时代之风。政治家犬养毅曾对梁启超说:“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原本计划写作三部曲来想象中国的可能性。除了《新中国未来记》之外,另外两本是《旧中国未来记》和《新桃源》(又名《海外新中国》)。《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惨状”。《新桃源》描述的则是一群被流放的华人,如何于两百年前在一个岛上建立了“第一等文明国”,并帮助内地志士完成了维新伟业。

从“改良群治”可以看到梁启超主张的“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之意。这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产生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陈平原说他的许多治学理念与历史学者张灏相近。他们乐于从1898年开始谈起。“新小说的诞生必须从1898年讲起。”

“戊戌之前,梁启超虽也在《变法通议·论幼学》、《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谈及小说的作用,但只是以之作为幼学教育的工具,与后来的推为‘文学之最上乘’大有区别。”陈平原说,“实际上,在有可能施展雄才大略的年代,康、梁等维新志士都以政治活动为中心,而不屑于吟诗作文。康有为以‘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为当今大弊;梁启超称‘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谭嗣同则表示要尽弃全部‘旧学之诗’,因‘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关键在于文学确实‘无用’——无补于国计民生,于益于救亡图存。尽管康、梁、谭等人均为诗文名家,却都为了政治而自觉抛弃文学词章。这在戊戌以前几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颇有代表性。”

王德威   图/本刊记者 卫毅

在王德威看来,晚清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进化论,相信事物可以直线的方式推衍,朝着单一自明的结果前进。“严复及其同侪所提倡的进化论、康有为关于大同社会的文献,以及孙逸仙激进的革命思想,尽管意识形态的坐标有别,却都提供了一个线性的、前进式的时间观,与传统的循环时间观颇有不同。”在最新的时间观里,未来以某种进化的形态开始出现,人们对未来可能抵达的目的地充满兴趣。

新样气球,晚清《点石斋画报》

 

文人与士人

这些纷繁的晚清科幻奇谭之中,王德威觉得《新法螺先生谭》的创作水准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顶点。

《新法螺先生谭》来源于日本作者岩谷小波翻译的毕尔格小说《法螺先生》,讲的是西豪森男爵的冒险故事。日文版《法螺先生》传到中国之后,被一位年轻的女士看到。她请懂日文的丈夫读给她听。这位丈夫在为妻子阅读的同时,也迷上了其中的故事。他把此书推荐给在“小说林社”做主编的友人。友人阅罢,甚喜,邀请他做此书翻译,而自己则动笔书写中国版的“法螺先生”。译稿和书稿最后合为一册。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了《新法螺先生谭》。译者是包天笑,作者是徐念慈(笔名东海觉我)。

在此小说里,月球已经不是中国太空移民的终点站。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法螺先生,独自前往太空探险,他的目的地是更遥远的宇宙。王德威认为这个未竟的尝试是“晚清科幻奇谭最迷人的时刻之一”。

“小说中的法螺先生是个深具科学思辨精神、立志打破传统习俗的学者。”王德威认为,法螺先生不欲“局局于诸家之说”,成为“一学界之奴”。他经年苦思突破现有之知识僵局,日夜冥想至为复杂深奥的问题,终致“脑筋絮乱,忘其所以”。受神秘力量驱驰,他奔上36万尺之高山,偶适“诸星球所处之各吸力”的交点。在极速狂风之中,法螺先生的肉体与灵魂也被震荡分家,从此展开灵与肉的冒险。

法螺先生的灵魂在经历了地心之旅后,练就了“不可思议之发光原动力”,他自身发出的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劲。他的灵魂飞遍全世界,便是强大的光芒照耀全世界。途经欧美,民众热情,科学家震惊,他成为明星。可是,经过中国时,情状大为不同。中国的老百姓正在午休当中,没人要关心这个会发光的不明飞行物。那些醒来之人更关心的是怎么吸上几口手边的大烟,进入他们认为的飘渺太虚之境。法螺先生为此感慨,要唤醒民众,不仅要发光,还要发声。

“这不仅仅是一位半吊子科学家的探险狂想,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文人对家国危机的戏剧化呈现。我们可以说,法螺先生体现了晚清士人常显现的两种原型:浮士德式僭越既定人生经验、知识的渴望,以及普罗米修斯式为全人类的福利不惜自我牺牲的激情。”王德威说,“法螺先生光彩夺目的灵魂飞越欧洲与中国的旅程,显现灵魂与肉体、黑暗与光明、进步与倒退、此世与彼世等等意象。尽管这些意象于中、西文学传统中并无新意,但放在晚清的语境中,仍形成了不同的格局。对物理学与形而上学的混合参照,凸显了当时文人将科学与道德等同起来的愿望——正如严复与谭嗣同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愿望不久就会成为五四文学的动力。”

陈平原研究了提倡科学小说的《新小说》杂志之后,发现其中故意将“哲理”与“科学”并列,梁启超希望“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合而为一”。“这预示了中国科学小说的发展方向。没有纯粹的求知欲望,有的只是如何利用‘科学’,达到某种或高尚或不高尚的政治目的。”

1891年,李提摩太开始译介的美国政治小说《回头看纪略》(又译《百年一觉》)中,毕拉宓(Edward Bellamy)想象了2000年的美国。此书对晚清知识人士影响颇深。20世纪初的许多科学小说家,已经不满足于讲述“求知”或“探险”的故事,他们在“未来”和“科学”上,展示的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思考。

 

一天与永远

王德威的演讲总是文辞华丽,观点独特,叙事有物,立论有据,能精准地打动人心。陈平原说,王德威的演讲给学文学的人争了大大一口气。王德威则说,100年后,我们奉五四之名所向往的众声喧哗是否实现?抑或我们不得不退向晚清,重新想象鲁迅所召唤的“真的恶声”?

“《被压抑的现代性》出版已逾20年。许多未必完备的论点已有后之来者的补强,而曾经被视为末流的晚清现象,居然引领当代风潮。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的勃兴甚至引起全球注意。而历史当然是不重演的。将过去与现在或任何时间点做出连接比较,划定意义,本身就是创造历史的行动。”王德威说。

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是否能承载被压抑的现代性?在王德威看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改变人心。如果穿越时空,他或许可以与汉娜·阿伦特产生共鸣。阿伦特强调叙述——说故事——是构成社会群体意义的根本动力。

陈平原的博士论文是在1987年完成的。彼时,他就特别强调“晚清”和“五四”的关系。“两代人是同构的。”陈平原说,“比起强调‘五四’来,我重‘晚清’,比起重‘晚清’来,我会强调‘五四’。我始终认为他们完成了同一个进程。”

“虽然我写过关于‘五四’那一天的论文,”陈平原说,“但大的视野不应该集中在‘五四’那一个时段。这样你才能看得出整个大的演进进程,讨论的问题也会更为丰富。”

陈平原的治学似乎在冷热之间切换。当大家对晚清科学小说少有论述之时,他报以巨大的热情。此时,当大家似乎都愿意谈上几句“科幻”时,他却保持了自己的距离。他并没有看《流浪地球》。“就是因为太火了,我也不看了。”但这可是那位把“晚清科学小说中的飞行器”当成论文来写的陈平原。他在北大二院的办公室里说这段话时,这栋楼里的许多个厅室正在展开关于“五四”的各方面的探讨,屋外讲话声此起彼伏。

陈平原说他特别喜欢鲁迅的一句话:“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科学小说是把科学和人情作为纵横、经纬搭建起来的这种小说。所以,科学小说,强调的是科学,不是幻想;今天的科学小说其实强调的是幻想。”

“晚清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对于文学形态的追求,而后又不那么热闹地存在了将近百年呢?”我问陈平原。

“哪个地方缺什么就要什么。对于晚清的人来说,可能你都没想到,他们最重视的,一个是政治小说,可以发议论;第二是侦探小说,这种刺激的小说类型让他们觉得很惊讶;还有就是科学小说,它可以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在那之前,以科学幻想为基点所作的小说,传统中国是没有的。”陈平原说,“到了后来,当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多了,他们发现这些类型小说并不是第一流的小说,他们就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去关心别的小说了。”

对于“科学小说”的思考,到了新世纪,越发深入。此时“科学小说”已成“科幻小说”。许多作家,比如韩松,在科幻小说类型上的创作,表现得更多的是鲁迅的文学传统,而不是鲁迅当年所译介的“科学小说”的传统。

宋明炜在纪念“五四100周年”的文章《回到未来:五四与科幻》的结尾深情地写道:

1918年4月,在补树书屋写作《狂人日记》的鲁迅,他写的是一篇无可名状的小说,异象幻觉重重叠叠,透露出的真实情景惊心动魄。这篇小说引起的革命,成为五四的重要面向。此后,鲁迅等了整整一年,写作《孔乙己》,中国写实文学的都可以模仿的范本出现,但此时《狂人日记》文本中密密麻麻不可见的黑暗,已经充斥在刚刚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了。

在北大“五四100周年”论坛上,王德威的演讲最后落在了韩松在2018年5月完成的《医院》上:

 我们想到《医院》三部曲的开端。亘古永夜的太空里,三名僧人驾驶“孔雀明王”号太空船航向火星,他们寻找佛陀,看见医院。经过多少劫毁,三部曲的结尾,火星医院出现一位女性,她来探究真相,陷入迷阵。她最后的希望系于救援濒死的儿子——救救孩子。但真相可能就是幻相。“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曾如此默想。辗转其间,文学作者一如既往,他们知道那是一场未完的,永远不完的,文学革命。 

 

(主要参考资料:《晚清小说新论:被压抑的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飞翔吧!大清帝国——近代中国的幻想科学》《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五四@10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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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3期 总第601期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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