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丨阿涅斯·瓦尔达 在我这个年纪, 死亡的确就是我的梦想了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宇欣 日期: 2019-04-11

“我不想成为一个严肃烦人的社会学家。 我试图将社会学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18年,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凭借纪录片《脸庞,村庄》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也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女导演。她和奥斯卡几乎一个年纪了。颁奖礼前一周,瓦尔达受邀到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她坐在讲台后的高脚凳上,两条腿高高地悬空——“我想我太小了。”她说。过去几十年,她常常对外调侃自己身材矮小,不过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天真的孩子。

瓦尔达的发型像一块西瓜皮:娃娃头留了快一个世纪,头顶新生的白发是一个白色的圆,逐渐向下扩大,和她那些印满了圆点的衬衫、裤子、围巾相映成趣。如你所见,她是个波点控。“啊,是的,波点的形状令人愉悦。它是多么有生命力!”

在她身上,年轻、天真、热情这些美好的特质好像从未消退。《视与听》杂志在给瓦尔达做的专题回顾中写道:“如果她没有出现在现实中,她可能由马赛克或者漫画代替,比如她的朋友克里斯托弗·瓦罗画的三角形的烟斗形鼻子肖像。”她如此顽皮:75岁那年,突然爱上了装置艺术,把700磅土豆运到展厅,又给自己套上一件庞大的土豆装,笑眯眯地迎接威尼斯双年展的观众。在去年的奥斯卡提名者午宴上,她寄去了自己的人形纸板作为代表出席,引得梅丽尔·斯特里普、格蕾塔·葛韦格等一众好莱坞明星围观。

88岁那年,瓦尔达决定和35岁的艺术家JR开一辆载着摄像机和大型打印机的面包车环游法国乡镇。他们每月出行一周,花了18个月,拍摄了矿工街上的居民、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妻子、给老妇人送苹果的邮递员……把他们的大幅肖像贴在楼房、谷仓、巨石和集装箱的侧面。这段经历被瓦尔达剪辑成《脸庞,村庄》。

这时,瓦尔达的视力已经极度衰弱,走路也有些困难,但旅途仍然充满快乐:在美术馆,JR会坐在轮椅上和瓦尔达“赛跑”;JR偷偷把瓦尔达脚趾和眼睛的照片贴到火车车厢顶部、梯子和小船上,让瓦尔达能目及远方。瓦尔达非常开心。“我只是一个有点退化的女人……但我一点也不难过,我仍然精力充沛!能量与身体无关。”

瓦尔达庆祝80岁生日的方式是在海边搭建了一座塑料的鲸鱼房子,在一条繁忙的街道上建造了一条微型海岸线——“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那么她就会拥有一片海滩。”去年90岁生日,她开了一场盛大的宴会,还到海里游泳。如无意外,今年的生日她应该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度过。遗憾的是,这个3月的末尾,经过与病魔短暂的斗争,她在周五的早上于巴黎家中去世。

 

“全部交给偶然性”

阿莱特·瓦尔达出生于比利时。她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法国人。12岁以后,她们一家定居法国南部的地中海小镇塞特。18岁时,她给自己改名为阿涅斯,到索邦大学学习文学和心理学,然后短暂地学习过艺术史和摄影,开始了她的摄影师生涯,但她对摄影艺术不够满意:“太沉默了。‘快照前后是什么’引起了我的兴趣。”

她读过美国小说《野棕榈》,故事的结构是两线交错,第一章讲社会问题,第二章写一对情侣,第三章又回到第一个故事。“看这本书的时候,我选择了跳跃的方式,一三五七章和二四六八章连起来读。我同时读了两本不同的故事。完成跳跃式的阅读以后,我又把这个故事顺着原来的排序方式读了一遍,然后我发现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两个故事之间本来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它们合在一块,却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情绪,一种共通的感受,这种感受有时候是独立的,但又能有所呼应。我就想拍出这样一部电影。”

几乎是完全凭借天然的艺术直觉,27岁的瓦尔达一章一章地创作,处女作《短角情事》(1955)诞生:一半是渔村的现实处境,一半是夫妻的情感纠葛。那时她连指导演员表演都不会,但打破古典叙事、建立间离效果已经驾轻就熟。当时作为影评人的特吕弗在《电影手册》评价《短角情事》是“一部需要阅读的电影散文”。

正是从处女作开始,瓦尔达创造了一个词:电影书写(cinécriture)。在往后的作品中,她都试图像作家慎重地对待词语、句法、章节那样,用书写的方式拍摄、剪辑,“不单单是为一部小说或是一个剧本拍摄一个影像,而是把所有能够运用的元素联合起来去创作一部电影,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跟写作是一样的。”电影史学家哈登·盖斯特曾评述:“她是一个诗人。她极少被提起的一面就是她作为作家的能力。”

对瓦尔达来说,打破电影语言的陈词滥调很容易,因为她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这些规则。“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没看过电影,既愚蠢又天真。不过,如果我看过很多电影,也许我就不会拍电影了。”她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

瓦尔达信奉头脑中的灵感,从未改编过文学或戏剧作品,“我只能呆在创作的快感中。”看到路上有人在拾荒,她就想做一部《拾穗者》;看到路上流浪的男男女女,她就有了拍《天涯沦落女》的灵感。

“我的电影不是关于奇观的。瞧,我不想成为一个严肃烦人的社会学家。我试图将社会学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阿涅斯的海滩》中有一个颇有深意的镜头:她拿出镜子,照照自己,再倒转过去,对准她想看到的人,“我想把镜子对准别人……对准那些让我能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人。”

瓦尔达一直自在游走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短片《德雷达街风情》(1975)是她在家门口拍的,她的邻居——杂货铺老板、咖啡店老板、理发师,都成了故事片里的角色,“别人看我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人物真好,我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人,他们是真实生活的人。”

瓦尔达和艺术家JR

《纪录说谎家》(Documenteur,1981),她又用documenter和menteur合成了一个新词。电影中的母亲非常伤心和孤独,这种情感无法与女儿分享。于是瓦尔达到街上拍摄了一些路人,以帮助那位虚构的人物表达情感。“有时候我甚至发现,我们在街上碰到的孤独场景可能更能够代表我们的内心,更能够让别人理解我们在想什么。”

拍《天涯沦落女》(1985),她找来法国南部的修车工、咖啡馆老板和修理葡萄树的农民本色出演,让拒绝同化、最后死去的女主角莫娜生活在真实的情境中。

从影六十多年,瓦尔达在叙事长片、纪录片和短片之间切换自如。“作品完成的时候,我不会去想‘我本可以做得更好’或‘我可能会做得更差’,我会努力去了解创作的过程。这不只是技术性的,我试着让自己更为自发地去做这件事。就是找到正确的影像、正确的语汇,最后是跟从本能。我真的是跟从电影的本能。”

正如她在《脸庞,村庄》里说的:“我们只是提前选了一些小镇,剩下的全部交给偶然性。”

 

“一切我说了算!”

瓦尔达起步如此之早,还要有四五年,特吕弗、戈达尔才会隆重登场、掀起新浪潮。于是她成了“新浪潮的祖母”。

在新浪潮的左岸(阿伦·雷乃等)和右岸(特吕弗、戈达尔等)派影人中,她是唯一一位女性,但她没有靠近过这个松散的电影人群体,自始至终保持了自我的边缘化,对资本、明星、名誉视若无睹。“我尽力保持我电影的质量。我不做商业片,不搞明星制,只做自己的‘小玩意儿’。”瓦尔达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拍电影的女人……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值得讨论的那部分。都是标签而已。就连‘新浪潮’这个术语都是为了包装我们。”

1959年,瓦尔达和导演雅克·德米坠入爱河。他们都决心重塑电影语言。德米创造了《瑟堡的雨伞》这样革命性的电影,让音乐之声潜入日常生活;而瓦尔达区别于新浪潮导演们的核心在于,她所有作品都关注了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电影书写中,她挑战了将女性作为男性从属的男性中心主义等级体系,破坏了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电影的男性语言。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2)聚焦一位被怀疑罹患癌症、等待体检报告的漂亮女歌手克莱奥。她游荡在巴黎街头,被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宿命论控制。导演安德鲁·海格认为这是一部“想法复杂,但同时又轻如空气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之前,巴黎年轻女性大部分以两种方式在电影里再现:彻底的负面形象(引诱男人的女人、妓女、堕落女性、撒谎者、骗子、谋杀者),或是被城市里的生存/道德危机困扰的不幸者。而克莱奥是一个现代女性游荡者,在电影的45分钟后,她像所有电影中的男性角色一样以自己的视角观察城市,从“被看的女人”转换成主动的观看主体,并在黄昏来临时克服了将死的恐惧。

三年后,瓦尔达又在《幸福》(1965)中讽刺了一个毫无愧疚地游走在妻子与情人之间的男人。男人的如意算盘因妻子的突然死亡而破灭。

1972年,瓦尔达和德米的儿子马修出生,她暂停了导演事业,“尽管我很高兴,我还是忍不住对我工作和旅行的刹车感到不满。”她在1975年的一次采访中说。两年后在《一个唱,一个不唱》(1977)里,她让一个反叛的少女帮朋友去瑞士堕胎。“没有爸爸,没有教皇,没有国王,没有法官,没有医生,没有立法者,一切我说了算!”这可算是她本人的宣言。

对车站、街头流浪者的同情让她创造了莫娜一角。《天涯沦落女》以莫娜的死开篇,通过他人的言语构建了莫娜面对冷漠的世界拒绝被同化、孤独赴死的过程。

但瓦尔达否认过电影的教化作用。“人们看电影不是为了被告知自己看到得不够多或者了解得不够深……我努力地创作诚实的电影,但我不会自命不凡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

如果瓦尔达一定有什么身份和标签,那就是女性主义。她说,自己19岁时就是一名女性主义者了,她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1971年,她与波伏娃等人一同联署《343荡妇宣言》,承认堕胎,要求法国政府将堕胎合法化,并在1975年获得成功;2018年在戛纳,她和凯特·布兰切特等81名女性影人一同走上红毯,抗议电影行业的性别歧视。

当她获得一系列重磅的终身成就奖后,《好莱坞报道》采访她:“你觉得是因为电影界终于能够认可你的成就了吗?”

她笑哈哈地答道:“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太老了,所以他们迫不及待想给我一些东西。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满满的柜子了!如果有人给我礼物,我会说谢谢,但在这件事上似乎有点不公平。其他女性导演应该得到这些荣誉……但因为我是最年长的,所以我成了一个充当门面的花瓶,他们将我供上了台座的顶端。”

 

“所有的死亡都将我引回雅克”

90岁时,瓦尔达被媒体问到,还有梦想吗?

她回答:“我想在平静中死去。在我这个年纪,死亡的确就是我的梦想了,不是因为意外,不是因为病痛,而是在平静中不知不觉离开。”

死亡的阴影第一次靠近她是在1990年,雅克·德米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瓦尔达拍了三部关于德米的电影《南特的雅克·德米》(1991)《洛城少年曾经二十五岁》(1993)《雅克·德米的世界》(1995),试图抓住关于丈夫的记忆。《南特的雅克·德米》是在德米去世前开始拍摄、去世后一周完成的,镜头轻抚过德米发皱的皮肤、干枯的手指、病变的斑痕和斑白的头发,好像贴在他身上一样。最后,瓦尔达对着镜头说:德米死后,我要学着长大了。

德米去世后,她消沉了近十年。直到1998年冬天,她坐在位于蒙帕纳斯的家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看到有拾荒者在屋外捡集市上留下的食物。于是她带上同行鄙视的小型数码相机,快乐而好奇地跟随着捡拾食物的人。在《拾穗者》(2000)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浪者在垃圾堆中寻找生活必需品,好心人想让环境变得更清洁,艺术家则是来这里寻找艺术原料。瓦尔达就是他们身后的拾穗者。

德米在世时,他们夫妻曾长期在努瓦姆梯耶岛上度假,那里有很多渔民死在海上,留下妻子和孩子。2006年,她深入采访了那些寡妇(“我本人也是一个寡妇,所以岛上的寡妇对我很信任。”),将访谈录像放在14个小屏幕里,所有小屏幕围着一个大的镜头,镜头里那些女人在海边散步(布景方式是受传统宗教画里圣徒围绕圣母的构图影响)。观众可以坐下来,戴上耳机,像瓦尔达一样聆听任意一位女士的声音,感受时间流逝的哀恸。“我不想让人们说它很棒,我想让人们说:‘这是献给我的。’”

装置艺术让瓦尔达开启了继摄影、导演之后的“第三人生”。她也曾开玩笑表示,自己拍电影实在是太老了,体力不支腿脚不便,但可以做一个“年轻的视觉艺术家”。

《阿涅斯的海滩》(2008)本来是瓦尔达的最后一部电影,110分钟里浓缩了她的童年、和德米的生活点滴、家庭照、她的作品和她的空想。她想把这些破碎的自我留给后代。但9年后,女儿罗莎莉把她介绍给了JR,见面三次俩人就决定合作。今年柏林电影节,她又推出了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这部获得金摄影机奖的电影完整回顾了瓦尔达的创作生涯,就像是一个休止符;而她也明确告诉媒体:“我确实要准备说再见了。”

但除此之外,她半点不在乎年龄的问题。“我喜欢皱纹和手掌。我对于一只手能发生什么变化有兴趣,那可能会是一幅可爱的图画。所以我很享受自己的衰老,也喜欢看到事物自然而然地、渐渐地被毁掉。”

她在《拾穗者》中同时记录腐烂的土豆和自己衰老的皮肤、布满老年斑的手。“衰老的马铃薯其实非常漂亮。所以你得细心体会。别觉得痛苦。就像马铃薯一样。”她伸出手掌做出向前抓的动作,并拒绝了伤感的解读——“难道我是想抓住飞逝的过去?不,我只是为了好玩。”

活到90岁,瓦尔达的旧识都陆续离世。她经常与好友、也是德米的长期合作伙伴米歇尔·勒格朗一起坐在酒吧,手拉着手,什么也不说,只是互相陪伴。去年,勒格朗也走了。她的猫茨古古也比她先走一步。她把茨古古埋在花园里,又为它做了一部定格动画,在它的墓上撒满贝壳和花朵。

在《阿涅斯的海滩》中她曾说:“所有死亡都将我引回雅克……每一滴泪,每一束花,每一支玫瑰,每一朵秋海棠,都是献给雅克的花。”

终于,她与德米重聚。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北京 /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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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总第590期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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