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丨W·S·默温 我触摸到白天/我品尝到光/我记得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李乃清 日期: 2019-03-27

默温从未停止过对暴力的抗争,他感到忧心和绝望,写作也更加紧迫,渐渐舍弃语法规则。他后来的诗风常被形容为混乱:赤裸表达、警句式语言、频繁跨行,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几乎完全抛弃了标点符号

“这是三月而黑色的尘埃落出书本,我即将离去……”

威廉·斯坦利·默温(William Stanley Merwin)曾在诗作《这是三月》开篇写到自己的“离去”。诚如预言,3月15日,这位91岁的美国桂冠诗人逝世于夏威夷毛伊岛家中,带着他超现实的梦,沉入永恒的寂静中。

W·S·默温是20世纪美国“新超现实主义”(又称“深度意象”)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被评为美国桂冠诗人,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两次普利策诗歌奖。

“默温的诗歌意图像宇宙一样博大,同时又如耳语一般亲密。他从地层深处提炼出一种甜美简洁的语言,以此来表达自我的感觉,彷佛漂浮在天空、大地和隐秘的地下之间。”(《大西洋月刊》评论)

诗人、译者、神秘隐喻、生态意识、国家图书奖、普利策诗歌奖、和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这些关键词组成了默温的一生。

“我将把它呈现给谁?”

在默温最短的诗作《挽歌》中,他只写了上面这一行字。

“死亡不是消息。那块我成为的石头,他进入我的寂静,而我将依然为他静止。”(《墓志铭》)

默温曾多次在诗作中凝视死亡,甚至预想着自己的“死亡纪念日”:“一年一度,我竟不知道这个日子/当最后的火焰向我招手/寂静出发/不倦的旅行者/像黯淡星球的光束//那时我将发现自己/已不在生命里……”(《写给我的死亡纪念日》)

生与死、消逝与永恒、伤痛与欢乐,在晚年诗集《天狼星的阴影》中,默温把垂暮之年缄默而复杂的回忆情绪转化为各种光影效果。诗作《阴影之眼》中,死亡是在黑色门槛外等待的阴影,当它如天狼般吞噬生命、伸张对未来的主权时,默温在静默中温柔坚定地予以回应——“我触摸到白天/我品尝到光/我记得。”

2010年,默温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唤起未知力

默温1927年9月30日生于纽约,在新泽西州的联合城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长大,他的母亲早逝,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默温曾在父亲的教会创作赞美诗。“我差不多一会写字就开始帮我爸写那些颂歌了。”

据默温自述,最早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家不是诗人,而是小说家康拉德,随后是托尔斯泰,直至进入大学他才开始阅读诗歌。16岁时,默温获得一笔奖学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在学校的马厩里,他成了诗人兼评论家布莱克默(R. P. Blackmur)的学徒,并结识了布莱克默的诗人朋友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受他们影响,默温开始认真阅读并创作诗歌,后来,他将诗集《移动靶》(1963)题献给了布莱克默。

在一首题为《贝里曼》的纪念诗中,默温生动描摹了贝里曼的形象和性情:“他还没蓄胡子/也喝酒不多可是他/已在自己的浪里深潜许久/斜着下巴歪着头如抢风航行的单桅船//他看上去老得很/比我年长得多他三十几岁/话语从鼻子涌出带着口音/我想这是在英格兰待过的缘故//说到出版他建议我/用退稿附条裱墙/他谈论诗歌满怀激情/嘴唇和长长的手指随之颤抖。”

“他说诗歌中使一切成为可能/并且能够点石成金的关键/是激情/激情无法作假他又赞扬了运动和发明//我还没读过什么书/我问你如何判断/你写的/确实过得去他说没办法//你没办法没办法/直到死也不知道/你写的东西是否过得去/如果你想知道个确切就一行也别写。”

当年,贝里曼给年轻的默温不少建议:“别急着丢掉你的傲慢他说/年长些再那样做/太早丢掉的话/取代它的可能只是虚荣心”、“他建议我向缪斯祈祷/跪下祈祷/在那个角落他/说他真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写诗从来就不是一项你能够完全控制的行为。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写作是各种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些力你甚至完全不了解。你可以把它们形容成是你自己的心灵,如果你愿意的话,他们也许是的,但是还有其他各种各样能形容它们的方式,也很恰当,或者说更恰当——如缪斯或集体无意识。更具有暗示性的方式,因此可以说更加准确。我觉得任何能够唤起未知力的方法都是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7岁的默温加入了美国海军,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拒绝参与任何暴力行动,战争快结束时,他被遣送进波士顿海军医院的精神病房,在那里呆了七个月。在此期间,默温遇到了人生中又一位重要师友——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那时庞德正好也来这家精神病院就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默温在纽约街头

默温有才华,但庞德认为他还不足以写出伟大诗篇,为此敦促他每天写75行。默温后来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透露:“我没有每天写75行,但是一连几年我天天都会对着一张纸,凝视一会儿。这让人变成了某种怪物。你必须不断地把其他事物推到一边。写作这种活动,本身并不包含诺言,却被赋予类似专断的特点,恒久坚持非常重要。”

庞德也建议默温学习外语,以更好地掌握母语。默温听从了庞德的建议,战后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学业,沉浸在欧洲古典文学的研究中,这为他日后出色的拉丁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翻译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多年后,被问及自己和庞德的诗作,默温幽默点评:“庞德憎恨形容词,而我憎恨副词。”

 

不向往“主流”

24岁时,默温发表了第一本诗集《两面神的面具》(1952),作品一经面世,便被W·H·奥登(W. H. Auden)选入“耶鲁青年诗人丛书”。由此,默温的诗作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最终决选,还有另一位非裔女诗人在名单上,部分评委觉得选择黑人女性诗人的作品更具时代意义,但奥登坚持以文本为主,认为默温这些处女诗作技巧已相当纯熟,显示出他不仅“在诗歌手法方面训练有素”(奥登评语),而且还擅长各种传统形式──叙事诗、商籁体、六节诗、颂歌、回旋体等。默温最终胜出。

1956至1957年,默温担任马萨储塞大学驻校作家,此后他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游历,先后在英国、法国、葡萄牙和马约卡群岛等地从事学术研究,其间翻译了大量作品,包括法国中世纪史诗《罗兰之歌》、但丁的《炼狱》、智利诗人聂鲁达、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等不同语种、不同风格的诗歌,这对他自己的诗风转变也有很大影响。“翻译可以扩展可能性,你明白,不会叫人困住。”

在伦敦期间,默温结识了著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与她的圈子来往密切,她对默温欣赏有加;在马约卡岛,默温做过作家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儿子的私人教师。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诗歌伴随我成长,在我看来这些诗歌十分呆板。我觉得就像被关在板条箱里,我知道我必须冲破它。我住在英国、非常想回美国去的那些年里尤其想弄懂做一名美国诗人意味着什么。”

二战后,美国部分诗人汲取超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创作诗歌重视无意识中的深层意象,打开想象王国的崭新通道,展示出细致入微的情感世界,由此形成“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流派。1968年,默温回到美国,加入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新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成为该流派主将之一。

“你的空缺犹如穿针的线/穿透了我的躯体。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它的色彩一针针缝缀。”(《分离》)

作为“新超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人物,默温的诗作却非常独特,貌似松散甚至神秘,但内含一种抒情音调。他善于在诗里将自然和日常经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扑朔迷离的境界中去,因此他的诗常常用闪忽的、蜻蜓点水似的语言写成,具有开放而洗炼的形式、深邃而广远的想象力,以深入到一个“更为隐蔽的世界”中去。

默温1963年出版诗集《移动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是他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诗作一反以往的严肃、沉闷,具有与众不同的超现实语感效果;此后出版的《虱》(1967)、《搬梯者》(1970)等又进一步深化了他的诗风。其中,《虱》常被视作默温对越南战争的谴责,但那些奇异的力量大都隐藏在弦外之音里。在弥散着忧郁的诗作中,默温为失去理性的人、垂死的人打开一片静默空间,让人们来倾听,他试图在诗歌中达成“一种类似回声但又不会重复声响的效果”,在绝望、混乱和暴力中寻求一种基本经验,既哀婉又富预言性。

“《移动靶》(1963)开始写于伦敦,而完成于纽约;《虱》(1967)开始于纽约,而完成于法国。如果它们不是写于国外,它们当然就与一种所属的感情有关,同时也与距离有关。我并不向往存在于他们称为‘主流’的事物里面,(笑)因为主流径直流向坠落的瀑布。”

 

在世界末日那天,我要种下一棵树

“现在我很清楚,没有一片叶子是我的。”

1971年,默温凭借诗集《扛梯者》(1970)获得他的第一个普利策诗歌奖,但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奖项。由于越战,他对自己身为美国人感到羞耻,之后他公开宣布,将普利策奖的巨额奖金捐给反战事业。

默温的反应引起奥登的谴责,奥登在《纽约书评》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将普利策奖政治化很不得体。但默温回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匿名状态下卷入邪恶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保持沉默是不合时宜的。

默温从未停止过对暴力的抗争,他感到忧心和绝望,写作也更加紧迫,渐渐舍弃语法规则。他后来的诗风常被形容为混乱:赤裸表达、警句式语言、频繁跨行,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几乎完全抛弃了标点符号。

“我从阅读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中,不断对标点符号感到不耐烦……那就像把胡椒粉撒在纸页上。我感到标点符号真的把写作束缚在纸页上,把它钉住了。它并不是我在诗里所需要的东西。我想让我自己的诗接近口语,口语毕竟是不用标点符号的。因此我需要语言的节奏来创造它自己的标点符号,就像它在我们说话时那样。”

1976年,默温避开人群与社交,开始隐居夏威夷毛伊岛,潜心研究禅宗并写诗。在夏威夷的家中,他经常身着一件长衫,打扮得像个禅师,甚至专门备了间禅房,供每天两次打坐之用。

默温在当地发现了一个没落的菠萝种植园,于是买下这块地,与第三任妻子保拉·施瓦茨(Paula Schwartz)一起努力恢复这片热带雨林。三十多年来,他每天起早照料这片园林,种植了2740多棵棕榈树,诚如他在诗作《位置》中的宣言:“在世界末日那一天,我要种下一棵树。”

2009年,默温因诗集《天狼星的阴影》再次获得普利策诗歌奖,耄耋之年创作的这本诗集,看似简淡透明,却意蕴无穷,中国诗歌中情景交融的自然、含蓄无言的表达也在这些诗作中留下了印记。

开篇诗作《漂泊的笛声》中,默温写下诗句:“但我此刻已经懂得/不再会问你/你从哪儿学会这乐曲/它来自何处/古老的中国曾有雄狮。”

三十多年来,他每天起早照料园林,种植了2740多棵棕榈树

与庞德、斯奈德、勃莱和斯蒂文斯一样,默温深受中国诗歌哲学的影响,在他的诗作《给苏东坡的一封信》中,默温对于时间的流动消逝和瞬间永恒的双重感受无疑是那个一千年前的中国诗人在西方的回响。

打坐禅修、植树造林之外,默温依然在写诗,他偶尔会在某张信封背面潦草地写下一些新诗,而这些诗和自然更亲近了,常常通过一匹马、一只狗、一只狐狸、一只鸽子,就轻易进入到不同的意识之中,或者是进入天启般纯洁的光亮中——“我又醒来,变成了那个笑着的孩子。”

(参考文献:《W·S·默温诗选》《五月之诗》《天狼星的阴影》《默温诗之欲望与无限性》等;实习记者许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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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1期 总第589期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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