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 生活永远走在前面

稿源: | 作者: 本刊记者 蒯乐昊 / 编辑 杨子 日期: 2019-03-26

《史记》过了这么多年,依然充满现场感,传统中文简约生动,不大有议论,很少心理,与西方小说截然相反

上海作协所在的爱神花园,像过去大户人家的小姐,后来下嫁普通人家,身段儿和贵气还在,也学到了朴实。老式折衷主义的建筑,有着罗马立柱的门廊、气派的走道、盘旋而上的转角楼梯,让人联想起衣香鬓影的旧式舞会,但现在因地制宜,到处堆满了纸箱,以及落满浮灰的书和杂志——这也是一种折衷主义。金宇澄邀我在阳台上坐下,这里视野绝佳,蓝天在上,远处的屋顶晴光无价,眼前的花花草草以一种随机方式自然生长,播种的都是过路的飞鸟。另有一盆作物倒是人工载种,一大蓬密密麻麻的烟蒂倒插在花盆里,像巨大的仙人球。

 

没人在乎。这里有一种漫不经心的落拓和好看,像极了文学。

 

最近《碗》、《方岛》、《轻寒》三本新书同时面市,对老金来说是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淡然,毕竟这三本书中有两本是八九十年代再版,只有《碗》是首次推出。2018年6月,《碗》的繁体字版率先面市,得了台北国际书展的大奖。

 

 

记忆没有保质期

 

虽然文学色彩强烈,但《碗》是不折不扣的非虚构。松嫩平原上,曾有一位名叫小英的女知青落井而亡。30年后,当年的上海知青们打算故地重游,才知道小英死前,曾经秘密回沪,产下一女。在电视台的镜头记录下,一位已经年届30的姑娘,要跟随50位阿姨爷叔一起,去东北嫩江,给陌生的母亲上一次坟。

 

老金是这50位阿姨爷叔中的一个。1968年,金宇澄和他哥哥一道去了东北。当时有两个可能的去处,一是东北,一是云南,“原来我想去云南,幸好还是没去,因为南方一年四季都要种地,所以肯定比东北更苦。”

 

全家合影,中为金宇澄

 

几百个十六岁上下的少男少女到了东北——中苏边境的某大型农场,他们见到大片的麦子地,看不到头,开拖拉机都要开一整天。此刻下过大雨,麦地积水。城里孩子不懂农活,每人分到一把镰刀,却不知接下来怎么办。这时,连队干部打了电话,远方逐渐黄尘滚滚,来了五辆卡车,中间三辆载满了男人。三辆车开到这批上海孩子面前,停了下来,车上的人鱼贯而下,开始一个一个报数。

 

“当时我们一看,还以为下来了一群演员,衣服是乱穿的,有人夏天还穿着大皮袄,很多人也就三四十岁,脸是读书人的脸,手伸出来是老农民的手。我们都呆了,我们哪见过这阵势,边上武警架着枪,在田地的四角插上小红旗,趟水拉出警戒线,每个人十垄地分配完毕,就开始干活了,你可以想象,他们整体上就像一个无声的巨大的机器在水中往前推进。”后来金宇澄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囚犯,不久就全调走了,留下的一批都是刑满的,俗称“二劳改”。

 

这些人成分复杂,有右派老师和大学生、汪伪政权的官员,还有流氓——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红绿灯”,北京的“一跤震朝阳”等等,他们一直跟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作伴,教我们做农活。

 

“有位导演说,‘每个东西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会过期……我开始怀疑什么东西不会过期。’我想的大概是,死不会过期,鬼不会过期,回忆不会过期,纪录片不会过期。”老金在《碗》里这样写道。是的,纪录片不会过期,只会选择性上映。这趟以纪录片为目的的回溯往事之旅,最后留下的画面,只是金宇澄的书写,他传递了“为时间立传”的心绪、人与年代之间无法消弭的隔阂与伤害。

 

图 / 陈漫

 

在现实的富矿面前浅尝辄止

 

作为资深的编辑和写作者,金宇澄对非虚构写作始终抱有巨大的热情,在许多场合为非虚构鼓与呼,甚至格外留意非虚构题材和作者,像做媒一样希望把两头牵合在一起。某次听说苏州有个民营企业家采用封建文化的方式管理企业,他马上就打电话给袁凌,试图说服对方前去卧底调查。

 

 十多年前他在《南方周末》看到一个报道,念念不忘,认为是太好的一个非虚构巨著的题材。该报道提到沿海有一个小村子,那里的年轻人“劳务输出”到世界各地,老了落叶归根回到乡里,年轻一代又想方设法出去。村里总是只有老头老太,手头都是外币,生活很富有。不少外地年轻人来此开店,陪他们打牌,伺候这些老头老太,赚他们的钱。“我当时就想,我如果年轻,能听得懂这里的方言,我就住到这里来,听他们的故事:这些家族从清代就开始了,经历民国、解放……一代一代地漂洋过海,这里发生了多少传奇。“

 

几乎每次参加文学活动,老金都会提此事,几乎是吆喝。“我们的现状那么丰富,生活永远走在前面,虚构追不上非虚构,非虚构题材遍地是黄金,如果看过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或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作者该有这个野心啊,野心是好词,就是更高标准的真实感,你可以去那里,多多益善,一口吃个胖子,写大部头,耐心记录从清朝开始一代一代的家族漂流故事,从人蛇到渡海,写这个世界,写南美、巴西……”

 

据说还真有人受他鼓舞,去了传闻中的那个小村,在村里悄悄打电话,“金老师,我已经到了你说的那个地方了。“

 

“我激动得要命,我说你去搜集,一定要贪得无厌,要不厌其烦……要写一本砖头那么厚的大书回来。“

 

村人对忽然出现的陌生面孔很警惕,反复盘问:“你从哪里来,到底干什么的?”陌生的卧底人,确实也看到了意想不到的细节。“村里每死一个老人,葬礼当天就有一辆押钞车开进来。因为这里的人太有钱了,每家参加葬礼都送个几万,当天这一大堆钱怎么处置?所以习惯是县里的银行开押钞车过来把钱运走。这种魔幻的现场,在家里怎么虚构得出来?非虚构的写作和发表条件极为艰难,要掉一层皮,因此我也理解,作者面对一个丰富的非虚构矿藏,容易稍稍挖一点浅层的东西就撤了。”金宇澄说。

 

有养料的传统值得一次次回溯

 

 虽然老金信奉执着和勤奋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出真实,只要下够功夫,占有足够丰富的资料,就能写出像样的非虚构,就像往圣诞树上挂东西那么简单。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写作,在本质上是不可教的,无论是生活还是大学,无法调教出写作天才。优秀写作者,可遇而不可求。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老编辑,金宇澄见证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历程。在老金的记忆里,1979年市面上解禁西方经典小说,仿佛一夜之间开的花,书店出现了通宵排队的情况。“之前是一片沙漠,底下暗流涌动。什么中外书都有,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包括黑格尔《小逻辑》……不管它可不可读,这边看了立刻传给那边,各行各业的人都是书迷,电车卖票的、菜场小姑娘都看经典,别说这代人最没文化,他们对阅读曾经如饥似渴,有一种报复性的饥饿,就像走地鸡,不是农场大棚鸡,饥一顿饱一顿,吃到什么都特别香。”

 

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是在这样的环境储备下爆发的。“西方经典大量印行,让我们接触到法国新小说、‘垮掉的一代’……当年有很多时间消化这些文字,氛围就是,全民重视文学。到1980年代末,这种文学热才逐渐式微。”金宇澄所在的《上海文学》发行量曾有百万册,阿城的《棋王》首发在《上海文学》,文学给曾经的饥饿读者过度吞咽,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和影视开始分散读者的兴趣,九零年代经济热潮起来,万元户替代了诗人作家,成为新社会的偶像和追求目标,人们的兴趣转化为对金钱的持久饥饿感,文学类杂志的发行量因此“断崖式下跌”。

 

 1988年,金宇澄的小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奖。也是这一年,他调入作协,任《上海文学》小说编辑,从小字辈一直干到杂志主编,成为杂志社最老的那一个。或许是编得太多,导致写得太少,难用裁判员思路当运动员。发现了好作者、编到好稿件,会让老金惊喜,但总的来说,编辑是一种平淡的工作,惊喜的几率并不那么高。“好的稿子,你不能一下子全发出来,还得积谷防饥。”每期杂志,每个杂志的编辑,都这样精打细算、肥瘦相间搭配,如同巧妇之炊。

 

1973年的金宇澄,他所坐的棺材,是小说《风中鸟》主角

 

先锋小说短暂的、实验性的爆发之后,中国文学留下很多可能的路径。“其实传统小说并没丧失它的生命力,就是都转移了,比如金庸的武侠,是分支到香港去了。五四运动把文言改为白话,实际就转为译文腔的白话,接受了大量外来名词,纳入到文学系统,是(对汉语)一个最大的影响。比如经历五四后残存一脉的鸳鸯蝴蝶派,明显的传统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到1950年代,这些老先生半文半白的饭就没得吃了,无法出版,只能在小剧团帮着弄旧戏本子。丁玲说过,这些半文半白的文字方式,应该判死刑。问题是传统文学其实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中文读者,仍然容易看得进去。当然,年轻人更习惯与西方嫁接的文学,确实现在可能连《红楼梦》都不喜欢了。但是我们看鲁迅那么反传统,他的文字充满传统的魅力,他基础教育还是传统文学的营养。这种营养一代比一代淡。因为是这样淡,所以我可以试试看,做得浓一点怎么样,自觉返回。”老金的经验是每隔一段时间依靠阅读,实现跟传统的链接,比如《金瓶梅》,比如《史记》,大量的笔记体小说。

 

“《史记》过了这么多年,依然充满现场感,传统中文简约生动,不大有议论,很少心理,与西方小说截然相反。老外都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么了解世界作家的状态,出版那么多西方作品,似乎我们的内心准备上,总觉得西方比我们好,那你自己一直就是来不及的心情,就永远跟着人家走,永远在别人坐标里确定自己位置。”

 

《上午》 金宇澄

 

 不会画画的作家不是好编辑

 

 除了文字思维,老金有“示意图”的偏好,青年时代在东北给上海朋友写信,会画几笔自己住房和使用的农具。南方人没见过北方大炕,为了让朋友搞清楚火炕的内部结构,他会在信里画详细的大炕剖面图。这种空间兴趣,常常溢出文字的表达,直至今日,只要记者问路,老金很乐意画方位路线图给对方。写《繁花》时,那种蛛丝和树根盘错的上海小弄堂文字,他觉得非要配示意图才看得明白。

 

画画是他从小的向往,没受过系统训练。小时候在上海住处附近,有个公园,能看到对面的东正教堂,经常看见有人拿着画板写生,画教堂的蓝色穹顶,让他好生羡慕。“我认识一位画油画的小青年,家在上海郊区,我去他家里玩。一个典型的江南大院,东西厢房,中间客厅里居然还挂着好大的祖先画像,穿着官服,很惊讶。正是秋天,一走进去,圆桌上一大瓶白色的菊花,旁边厢房是他画室,在一个很大的画架子上画画。”

 

老金始终记得那天的气息,“在一个无序的乱世里面,看到一个完全安静的所在。现在想起来都像一个神话。”

 

从《繁花》的涂鸦开始,老金一发不可收拾地画起来,钢笔、彩铅、丙烯,从各种媒材里找乐趣。“画画比写文章舒服,写作多纠结啊,画画非常安静,想好了画什么,以后的几个小时,你非常投入,非常享受。”

 

《葵花》 金宇澄

 

他的绘画,从最敏感的空间格局开始,往往是某条街道,或某个建筑、某个地理的所在,然后诡异地生长和纠缠:树长进了老洋房里;男孩的手伸进哥伦比亚海军俱乐部安放小船;《繁花》掀开一个角,里面跑出许许多多男女,边上有船,水缸似的,一小女孩在船边看着这些小人;沿街的老石库门房子里,许多马脑袋探了出来,像在等待什么故事发生;女人们端着椅子走向码头,而远处的巨鲸开始喷水……

 

这些奇情的意象,如同形象化的诗歌,在老金的笔下繁复铺陈。这意外的才华让很多人惊喜,包括他自己——李洱邀他为《应物兄》配图,外滩的版画工作室印物所把他的作品制成限量丝网版画,让他越发过瘾……而这些,似乎都可以视为小说《繁花》的隐喻,这位老编辑和老作家,在暮年到来之际突然杂花生树起来。

 

按照老金的说法,上帝仁慈,每个人的一生中,他都给三次机会,看能不能抓住。“我可能什么都没抓住,《繁花》是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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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1期 总第589期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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