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号大街与一个农民工的30年

稿源: | 作者: 本刊记者 孟依依/ 编辑 周建平 日期: 2019-03-26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城的第一代打工者,目睹和追赶了经济发展最快速的30年,直到力气衰弱,“无法跟上发展的节奏”,有些告老回乡,有些继续打工,还有的徘徊在去与留之间

苏永禾与陈琴妹

 

刚到杭州任教的潘志琪住在城市东头的下沙区,2010年秋天,住处附近是正在建造的施工区,他入住的小区空荡荡,几乎只有他一人,连保安也费解为什么会有人选择住在这里。但他第二天起床时走到阳台,竟然听到一阵熙攘的声响,往下望看到一条初现雏形的棚户区,“生活气息特别浓”。

 

“在这么有规划和现代化的地方会有这样一些东西,破破烂烂,也挺脏的。很神奇,很魔幻。”潘志琪揣了一台小摄影机去了那片棚户区,此后七年,他都不断地在拍摄这里的人。

 

那是周围工地的衍生品:用废弃木材钉起来的桌椅、用绷紧的油布作屋顶和墙壁,春节时小卖部如果长时间没人看店,店主就取点水泥把窗口糊上,然后趁水泥湿乎乎的时候写上“春节回家”。而出没在这里的都是来自施工区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家属。

 

棚户区所在的街道以数字命名,叫24号大街。街道所在的下沙区是从90年代开始开发的,集中了大量工业和科教资源,曾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为“跨国公司最佳投资的开发区”。

 

“能不能把这些人的命运跟整个国家的大发展联合在一起?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他们这些人的权利应该如何去保障?”潘志琪的镜头跟着一对农民工在这里生活三年,然后离开24号大街、离开杭州、离开东南沿海城市,又回到24号大街,试图呈现一位一代农民工三十多年的生活方式和奇遇,并以这条街的名字为纪录片命名。

 

农民工——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大地上像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一样常见。其中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城的第一代打工者,目睹和追赶了经济发展最快速的30年,直到力气衰弱,“无法跟上发展的节奏”,有些告老回乡,有些继续打工,还有的徘徊在去与留之间。

 

一只澡盆

 

潘志琪起初想拍群像,因为这里就像“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的新区”。于是在棚户区转悠时,他选择了四组人物:那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男的叫国强,他“错过了90年代的深圳,错过了新世纪的上海”,如今来到杭州,在24号大街开餐馆;有一户生养着三个女孩的家庭,她们的父亲是工地的电焊工,噪音伤损了他的听力,所以讲话特别大声,有一次他大声告诉潘志琪,家里如果没有男孩的话,死了是不能进祖坟的;有一个中年男人,拿一杆烟枪,塞烟叶进去抽,他要赚足够的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改变他想法的是苏永禾和陈琴妹。

 

潘志琪注意到他们时,苏永禾正光着膀子在街上搭棚,叼着一支快烧到屁股上的烟,打算开一家快餐店。他方脸,背微驼,常戴一顶藏蓝色的鸭舌帽,皱纹、胡须和耷拉的嘴角让他看起来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而陈琴妹总是沉默地跟着苏永禾,看着他或者看着门口的路。

 

在外打工三十多年,来自贵州的苏永禾几乎去过中国的所有省份,去云南做包工头、往新疆挖金矿、跑海南找机遇、到三峡承包大桥,“他不是那种安分守己打工的人。”潘志琪曾形容苏永禾是一个“幽默豁达而又玩世不恭、唯利是图的人”,

 

越往后又越发现不仅如此,他身上的故事足够拍完一整部纪录片,“因为他很复杂,有多面性,才能折射出社会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苏永禾有一只一米来长的红色澡盆,红色塑料已经开始泛白,天气热的时候他就去拧开路边的消防栓,接满盆水,然后躺在里面泡澡,点一支烟,眯起眼睛惬意地说:“这个盆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泡个澡。”

 

“这个盆我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潘志琪把镜头往远处拉一点,会拍到穿白衬衫、西装短裙和高跟鞋的女人从躺在澡盆的苏永禾身边走过,又皱着眉头回头望几眼。

 

2011年,潘志琪从荒凉的小区搬走了,但还是经常回到24号大街。棚户区逐渐成型,那里白天晚上都变得热闹,更多人住过来。

 

到2012年上半年,这块衍生物要被摘除。好几个夜晚棚户区的人们都茫茫然不知所往,抱着小孩的女人想要连夜把冰箱运走,小卖铺的烟已经断货好几天,苏永禾有时候躺在椅子上说,“干一天是一天。”

 

苏永禾还是把东西往三轮车上一装,从棚户区所在的地方往外开了十里路,打算在外围的一片空地上落脚。那里的杂草长得有一人高,苏永禾辟出一块地来,支起毛竹搭棚屋,他预测这里会形成一条比24号大街还热闹的大街。

 

“大批的人来我的店里,钞票大大地涌进我的口袋,这就是我的理想。”这个曾经做过小学代课老师的农民工说。

 

餐馆开张第一天,杭州下了雪子,还没炒的菜整整齐齐码在木板上迎接客人。苏永和在屋里玩扑克,一张接一张摆下去,摆不下了,拐了个弯继续。这一天,店里的营业额是11.5元。

 

很快城管又来了,让苏永禾20天后搬走。“他妈的。”他骂骂咧咧蹦出几句脏话,爬到一个小土堆上低着头踱来踱去,像在找什么东西。他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有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啊。 

 

2013年,他们起身前往苏州,潘志琪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潘志琪回到棚户区拆除的废墟上,还有人在城市边缘支棱着木板做生意。这里看起来就像回到三年前,棚户区还没有成型,高楼成群的躯壳立在那里,周围是蓝色铁皮屋顶的工人宿舍,再周围是一片荒草地,人们白天在工地打工,晚上在荒草地摆摊做生意,或者吃饭喝酒,逛一逛街,理一理发,夜里下过雨之后地上会积满浑浊的泥水。

 

在下沙区所有以数字命名的街道中,24号大街是最南边的一条,离江岸不到千米,离市中心21千米。钱塘江从这里再拐三个弯,就入了海。

 

两个女人

 

苏永禾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潘志琪,因为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开辟出第二个棚户区后,苏永禾很快收到城管说要拆除的消息,实际上最后的拆除是在四五个月之后。在棚子被拆除前,苏永禾把它转手出去,获得6000块钱。他拿出那份转让合同在镜头前摊开,忍不住咧嘴笑了一下。

 

潘志琪质疑苏永禾的做法,苏永禾于是担心潘志琪找到他后向他要钱,直到一年后,潘才通过苏的儿子联系上他。

 

在无锡见到苏永禾的时候,他年近70,坚硬的头发和胡子已经开始发白。到了无锡后,他和陈琴妹“生活安定下来了,明显不是那种漂泊的感觉”。他们进工厂去打工,每个月能攒下1600多块钱。苏永禾说,家里的祖坟因为建造高速公路要迁移,也许老屋也要拆迁,他说他想回家。

 

如果苏永禾回去,他将面临他年轻时逃避的生活——长辈作主娶进门的妻子黄稻芬和三个孩子,“你还能回得去吗?”

 

2014年底,潘志琪决定跟着苏永禾回贵州安顺,苏老家的村子坐落在几座山之间,农田还在,开发的挖掘机已经开进来了,声音跟24号大街上的机器差不多。

 

他们先到陈琴妹家,陈琴妹的父亲和苏永禾喝酒,责问:“你们这样生活多少年了?”

 

“三十几年。”苏永禾有点喝醉的样子,坐在床沿上身体晃来晃去,像个钟摆。

 

“你看看,这么些年了还是一无所有。”

 

“对不起啊。”他又在床边晃,然后转头对沉默的陈琴妹说:“跟我走。”

 

然后他又一个人回家,妻子黄稻芬不同意苏永禾把陈琴妹带回家,她是个更“传统”的女性,发髻挽在脑后,总是在家洗衣、做饭、打扫庭院,养育了子女以及子女的下一代。苏永禾在和大女儿吃饭时争吵起来“你这是要赶你爸爸滚,这里是我的衣胞之地,是我父母生我的地方!”

 

“你的衣胞之地?是嘞你的衣胞之地,这么多年你在外面租房子住,妈妈一个人把我们养大,你根本什么都没有做……这么多年你在哪里,我跟你讲我的底线就是,不准任何人欺负我妈,我可以容忍一切事情,你回家我们都欢迎。”

 

“我要你欢迎?我还不想看到你!”

 

“你晓不晓得,‘子不教父之过’,都是你错。因为你没教好,我在成长学知识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帮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吗?”大女儿一股脑儿地问出来,黄稻芬拦不住,大女儿在门外哭起来,“我跟你讲你很虚伪,养不成你就明讲我又不会怪你,说什么‘我在外面只想好好供你们读书’。骗子,超大的骗子!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他们争吵频繁,频繁到潘志琪在屋子里听到他们吵起来,仍能继续写其他片子的文案。“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这是很多农民工身上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因为两地分居,面临的婚姻和子女教育的问题。”

 

有一回,老苏站在村子的小广场上,刚下过雨,广场湿漉漉的,墙上刷着12个大字:劳务输出一人,脱贫致富一家。对于老苏来说,好像不是这样的。

 

他的这块衣胞之地要造高速公路,城镇化加速,村子不断发展下去,这里也会变成老苏不认识的地方。

 

潘志琪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理想主义

 

在家待了几天后,苏永禾又走了,“她们逼我走的。”

 

他回到无锡,住到了郊区。那个屋子原来是一家洗发店,苏永禾和陈琴妹每年付两三千块钱住进去。在一次给潘志琪的电话中,苏说“工厂给他一天降了十块钱,他不愿意,可能要换”。

 

他既无法在城市生活中立足,也无法完全退回到乡村里去。

 

有一年回家的时候,苏永禾打算开养殖场,“不想在外面漂了,想回来发展点事业,孩子也大了,自己也老了。”他去镇政府咨询过畜产农户补助费,但最终因为没有满足申请条件不了了之。他想养的是乌龟,“很奇怪”。

 

但是每换一个住处,苏永禾都要在附近辟块地种菜,作为“农村生活的保留”,或许土地还是能给他带来安全感。有时候喝了酒,苏永禾会拿出几张照片来,那里头是他三十多年打工时跟人家的合影,“一生当中就剩这么点东西了。”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潘志琪说,苏永禾总觉得事情会解决,就像他的两个女人一样。去年冬天的时候潘志琪去看他们,屋子地上铺了草皮,这是绿化工程替换下来的,红色澡盆新买了一只,被苏永禾塞在房梁上,盛着自己种的豆角。

 

潘志琪把剪辑好的纪录片拿给苏永禾看,苏说,那给琴阿姨看看吧,她在医院,中风了,也许能刺激她一下。陈琴妹中风厉害,医疗费花了两万多,因为没有医保所以不能报销,“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她和苏永禾的养老保险也只有每人100块钱一个月。

 

陈琴妹看起来很累,半躺在医院的床上,“她看原来生活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看他们自己开的餐馆”,但是到了吵架那部分就累了,苏永禾很快地把那部分拉过去,“不看了不看了。”后来陈琴妹告诉潘志琪,他们三个曾一起在昆明生活过一段时间,黄稻芬照看三个孩子,陈琴妹帮衬着苏永禾挣钱,“然后现在小孩大了,她就要划清界限了。”

 

苏永禾打算为陈琴妹在老家买一处房子,借钱装修,等陈琴妹能够自理,自己还是在外面打工,每年能够省下三万块钱打回去。潘志琪问他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回去呢?苏反问他,你让我回去吃土吗?他也问过陈琴妹,陈琴妹依旧沉默。

 

 

没有答案

 

苏永禾再次回到24号大街的时候是2016年春天,他要来看他的小儿子。

 

在外打工的时候,苏永禾会把生活费寄回家,有一年春节还带了一只手机给儿子,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在落榜后还让他复读过一年,又落榜。于是儿子毕业后就出来打工,在他停留过的24号大街做汽车修理工。

 

苏永禾下错了地铁站,在地铁站琢磨了一会儿,出去换乘公交。24号大街道路宽阔,两边高楼变得密集,工人宿舍和荒草地被沿街的店铺覆盖,路灯上还挂着成串的红灯笼。

 

苏站在十字路口仰着脖子在楼群间辨认一会儿,往西一指:“南山网吧那里,以前我的饭店就在南山网吧那个位置。一、二、三、四,第五个位置。” 

 

曾经出现在潘志琪镜头下的三组拍摄对象都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那对年轻的夫妇中,国强做过微商卖安化黑茶,又辗转北上追赶下一个风口,他的妻子后来得了抑郁症,崩溃失忆,留在家照顾孩子;三个女孩都长大成人,对着镜头开始变得腼腆,而父母依旧在频繁地换工作;拿烟杆的中年男人已经攒够了钱,回家盖了房。

 

关于被拍摄者最终能不能回“家”,潘志琪不知道,“我们不用给他们下结论。”

 

去年冬天下午的采访结束,我和潘志琪往中国传媒大学口述馆的路上走,晚上要展映他的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那时候有消息传来,这部片子入围了当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我问他是否有所期待。他想了想说随缘吧,“我们跟老苏一样啊,都不过是在压缩成本,寻求发展。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徒手搭棚子,只是我没有卖掉我的棚子。”

 

他曾经说,“任何一部纪录作品,都是导演与拍摄对象的互相陪伴。”

 

七年前,苏永禾刚搬到24号大街的时候,有一个晚上他光着膀子坐在自己的饭馆门口吃饭,琴坐在他旁边。苏永禾回忆起在外打工的三十多年,讲:“回忆这个呢,躺在床上,枕头一靠,眼睛一闭,就像看录像一样。人在世界上生存要想开一点。小潘,想开一点。能吃就吃点,能喝就喝点。”

 

他面上泛着油光,夹了一粒花生米放进嘴里,继续讲:“有机会能到全国各地周游一周,到老年的时候假如有机会,再回顾一下走过的地方,再第二次重游。完了,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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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3期 总第601期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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