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丨陈其钢 我继续往前走,前途未卜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宇欣 日期: 2019-01-18

“(一旦)建立了标准,就死定了,就是僵化的。如果一定有标准,那就是:你是自由的吗?你是开放的吗?你是独立的吗?没有其他”

“作品将是我留在世界上唯一的遗产”

1998年的一个春日,47岁的陈其钢携新作《逝去的时光》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马友友任大提琴独奏,迪图瓦指挥,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是顶级的配置。陈其钢记得,演出完毕,观众反响极为热烈。“《逝去的时光》《蝶恋花》《五行》,很多人叫作‘牛逼三部曲’。”他笑着回忆。现今,这部作品已是全世界演奏率最高的现代音乐作品之一。

《蝶恋花》

然而,首演后的第二天,陈其钢就遭遇了作曲生涯最大的非议:“有人认为我是梅西安的学生,就应该创作先锋音乐话语体系里的作品,旋律就是罪过,把《梅花三弄》旋律融进来,更是不对的。”他一度郁郁。

时间线往前拉,1964年,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单簧管,“文革”后成为第一批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生,80年代初毕业后以教育部出国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赴法留学,成为法国著名作曲家梅西安的关门弟子。那些年,所有的老师同学都对西方的音乐体系趋之若鹜,他也是。

梅西安让他明白,创作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找到自己的音乐。从小受的中国古典熏陶在异国召唤了他。“我的运气非常好,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一点自我。”陈其钢说。

接受采访那天,他刚刚结束密集的国外演出,回国潜心创作。写作、排练、演出,几乎占据了他这些年的全部生活。陈其钢的公寓在一个小区深处,我抵达时,家里只有音乐的声音,显得分外安静。我等了大约五分钟,他走到客厅,寒暄片刻,抱歉地说明为何无法出席本刊的年度“魅力人物”致敬典礼,因为他很早就给自己立下规矩,不参加任何颁奖活动——当年凭借《归来》获评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时,他也没有出席,继续在乡下写作。

他最终没有修改《逝去的时光》的任何一个音符。“最后我还是相信自己。现在回看那时,如果当时看别人都在做什么,也去跟风做什么,那就把自己毁掉了。”

随后的管弦乐组曲作品《五行》(1999)以水、木、火、土、金为结构,抽象而精妙;《蝶恋花》(2001)又将管弦乐与民乐、青衣与西洋女高音结合,至今仍是“ 如此新鲜,一点不旧”。

指挥家叶聪评价:“在其钢的身上,西方和东方是一种神的结合,而不是形的结合。这里头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时候是中国的,什么时候是西方的。”

这些作品奠定了陈其钢在世界上的音乐地位。“但有限的生命里,还有很多领域可以超越,只不过很困难。不论成功还是不成功,必须改变。不能在你还活着的时候就说哪个时候是最好的,以后就不行了。”陈其钢抱着双臂,表情严肃。

一篇法国的音乐评论如是评价最新上演的《如戏人生》(2018):“他写了一个在技术和感觉上如此精细、但同时能够被观众非常容易地接受的作品。”2017年10月首次排练后,因为对作品不满意,陈其钢取消了5天后的世界首演和之后的美国巡演,付出重金赔偿,又花了7个月重写整部作品。“我没有后代,作品将是我留在世界上唯一的遗产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自己的要求会更加严格。”他曾在采访中说。

每一次创作,都是“实实在在地,很苦地,一点一点把它建立起来。就像一个建筑一样,从第一块砖开始,你就已经觉得这事儿真干不了,很累很累,但就是得一直干下来,到最后完成”。

2013年起,陈其钢应躬耕书院创始人戴建军之邀,住到浙江丽水乡下专心创作。《万年欢》(2014)演出时,戴建军请书院做餐饮、管财务的同事们去听,他发现大家都流泪了。“他的旋律真的直击人心。”

音乐人常石磊有类似的感受。他与陈其钢相识十余年,每次去陈其钢的演奏会都会观察所有听众。“很多人可能就去听个热闹,根本不在乎你是什么风格,是《老鼠爱大米》、贝多芬交响曲,还是东北二人转。但当你的音乐能量足以调动乐队的每一个乐手,在时空中产生共鸣时,观众是能懂的。那一刹那,我就能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陈老师的音乐段落吸引住。我当时发现,他的音乐能量是巨大的。”

 

“我希望他永远不要走出自己喜欢的世界”

2018年2月,巴黎管弦乐团、巴黎爱乐大厅联合为陈其钢举办了包括两场音乐会、一场讲座在内的回顾展,演奏了《梦之旅》《逝去的时光》《五行》等作品。“为什么法国会‘大张旗鼓’地接受一个来自中国的作曲家……这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人在过去、在这里是有争论的。它的意义在这里。”陈其钢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认为这可以激发中国的年轻从业者思考:音乐创作的标准究竟在哪里?

2015年,他在浙江的躬耕书院设立音乐工作坊,至今已举办了三期,初衷便是破除标准。

工作坊面向世界上所有青年作曲家,要求是提交几部个人作品、手写命题短文《作曲对我意味着什么?》,由陈其钢独立筛选学员。在为期一周的共同工作中,他和入选学员平等地进行美学辩论、探讨社会问题。“是在僵死但舒适的小环境中妥协而生存,还是在活跃而危险的大环境中探险,这个选择非常困难。但是,看清小环境的消极影响,挣脱小环境的精神控制,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重大课题,解决不好,就会成为保守环境的殉葬品。”第3期工作坊上,他对学员说。

参加了3期工作坊的学员李萌能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为了音乐美学和技巧争论到面红耳赤,烦闷低头,眉宇紧皱……敞开心扉是这里教会我的最珍贵的东西。”

 “工作量巨大,这个过程中他的身体多多少少会支撑不了,但是他很开心。”戴建军回忆,陈其钢吃饭也要和所有学员坐在一起,保证随时交流。第二期学员有近30位,只能分成三桌,陈其钢为了公平,每次抽签决定自己坐哪桌。

常石磊也曾被邀请去往工作坊和学员交流。陈其钢还鼓励他,可以自己办一个流行音乐的夏令营,“让有纯粹梦想的音乐人在这里聚一聚。”2007年夏天,还在闷头自己玩儿音乐的常石磊就是经陈其钢几番鼓励,加入了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团队,他试唱、编曲的《我和你》最后成了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

“我很感谢命运这么安排,很幸运我能够成为他作品中的一部分,那种喜悦和情感或者牵绊是很难言表的。”常石磊说。他把自己写的小片段分享给陈其钢,后者“几乎都是鼓励、认可的”,有时也会直言“根本就没用心”。“他说,你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你再做一遍。就像爸爸一样。我希望他永远不要走出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世界。”

 

对话陈其钢

立一个标准,让大家按着标准去(做),这不叫创作,是作业

人物周刊:在工作坊,您也会把您没完成的作品拿出来给学生点评?

陈其钢:作为老一辈的人把自己正在写的东西展示出来,征求大家的想法和意见,有的时候会有点压力。但是我要求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做到平等。氛围非常重要。它有点乌托邦,猛击你一下,然后让你清醒。离开了之后会觉得,那是真实的吗?

但是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老朽,一是自己对自己所学的自满;再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绝对认同,或者他不意识到自己在认同,但已经深深受其影响,这是最可怕的。看到这种的时候,就会觉得,我要避免。

如果没有工作坊,这些新作品我不一定写得出来的。我们把西方六七十年代作为一个先进的标杆,一直到今天。实际上那是个落后的标杆,非常僵化。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都是生活在一种惯性中间,认为我们找到了真理,我们就按这个走下去。

法国著名作曲家梅西安

人物周刊:西方主流还是认为六七十年代的现代音乐体系就是应该信奉的圭臬?

陈其钢:有一批这样的信徒。但是信徒没有什么建树,就在一个观念上绕来绕去,作品好似不同,实际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我最近看1999年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到中国巡演的视频,当时迪图瓦有一个采访,他说过去一二十年——1970年代或者1980年代,各个国家的现代音乐都是差不多的,是一个标准系统里下出来的蛋;而现在听到不一样的了,比如《逝去的时光》,他没见过这样的作品。他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把音乐标准化的危险,那就不是创作。

我想,怎么自己早没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是自流的状态,感受到了就这么写了,没想到歪打正着。一直到今天,20年了,我相信你去演《逝去的时光》,还会有系统里的人反对。

人物周刊:和当时的非议是一样的吗?觉得它有调性、旋律,不符合现代音乐那种标准。

陈其钢:对,他们认为我是守旧的,我认为他们是守旧的。其实这个争论没有意义,你就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让时间去说话。20年过来,时间已经说话了,但时间还不够,应该是至少50年,如果它还在那,它就是个作品,如果销声匿迹了,那就不是个作品。说什么都没用。

所以我们今天在做工作坊的时候,特别强调建立一个氛围,不是建立一个标准。立一个标准,让大家按着标准去(做),这不叫创作,这是作业。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伟大艺术家,哪个是做作业的?他们都是在表达自己活生生的感受。即便在苏联体制内,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也都是个性十足的人。 可能他们一生中某些时候不得已做了一些事情,但是绝大多数留下来的真正经典,都是追求内心绝对自由的反映。

只要按照标准做事,就不是创作者,就会销声匿迹。(一旦)建立了标准,就死定了,就是僵化的。如果一定有标准,那就是:你是自由的吗?你是开放的吗?你是独立的吗?没有其他。

人物周刊:您的作品会不会也成为某种学习的“标准”?

陈其钢:我不知道,只能后辈人去鉴别了,我都不在了。那时候你可以替我看着点儿,然后给我写封信,放坟墓里。啊也没有坟墓了,你就写封信说,“我看到了……”(笑)

人物周刊:您什么时候开始反思的?

陈其钢:我们的标准教育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弄一个规矩,然后再套。西方,比如法国教育系统里没有这个,你考进作曲系,说不定之前对此一窍不通,有一些创新的观念就可以。比我们要自由,要开放。

不过西方也以保守势力为主。60年代布列兹影响了全世界。他建立了一个特别牢固的皇宫,你说他坏,不是,那是本能。一直到今天,他的学生们还继续施加影响。但时间还是非常非常厉害,没有受到影响的这些年轻人不就长大了吗?现在大家开始客观地去评价六七十年代欧洲的现代音乐风潮。但是新的权力又会建立。这都不好,所以我们不提倡风格,风格由自己去寻找。

我现在是比那个时候要清楚,但是岁数也大了,所以这时间花得挺惨的。如果能更早去有意识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可能效果会完全不一样。当然对自己开刀是非常难的。我会尽量说服自己,不要犯作曲家的通病,认为自己很棒。所以音乐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很必要,非常恶毒的批评也让你去思考。我们现在没有批评,只有吹捧了。

你看上海音乐学院,之前一个老师写了歌剧,有个学生写了一份音乐批评,最后就要公开做检查,引起轩然大波。这个风气在延续,一点都没有改,只能听好话。一个正常的文艺批评的环境还没建立起来。

人物周刊:国内对您的作品有好的批评吗?

陈其钢:没有。所以国内的年轻作曲家怎么建立正常的自我评价?没法建立。因为都是老师的实力和权力决定学生的命运,这很残酷。一些个家庭背景不太好、也没有强力老师支持的学生,没有希望。家庭背景比较好、老师也很有名的,在温室的保护中长大,没有经过风浪,也没有鉴别能力,一打就倒。也没有办法,怪不得他们。这个系统已经建立了。

 

你要有本事,做一个世界作曲家,才是牛逼大了

人物周刊:您刚到法国那些年,接触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识形态没有?

陈其钢:没有。是最近二十来年开始,到维也纳租个金色大厅,然后我们就征服了维也纳。后来小学合唱团都去,到这个程度。这个方式被大家识破了。现在是一样的,只不过比那时候更有钱,而且变得普遍了。怎么走出去?还是到国外租场子。但是毫无影响,只是把钱拿出去,外国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然后回来说反馈多么热烈、积极,这对于整个市场、环境的影响其实非常消极糟糕,大家去学样子,以为这个就是最高标准。

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比如柏林爱乐到北京来开音乐会了,甭管你多贵,最后一个位子都没有,为什么?几十年努力把自己的艺术标准建得高高的,自然就会有人来买你的账。怎么可能想象柏林爱乐到北京来,在国家大剧院租场子?

我在上海一场音乐会后碰到一个指挥,我说,以后合作一下?他已经形成惯性思维了,说,“搞到一笔钱,我们就开场音乐会。”当时吓我一跳。想想我这一辈子,没有一次是自己搞钱去开音乐会。学生一开始可能会搞点钱,给同学买点汽水,请吃饭,大家帮忙开场音乐会。如果市场上全部都变成这样了,花国家的钱为自己买演唱会,完蛋。那就没有质量可言了。

艺术是会长腿的,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质量的事情一定是有位置的,烂东西你怎么做都没有位置。不是说我拿这笔钱到国外去租一乐团,演完了,就变成了一个伟大作曲家。

但是我也是很有运气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也没努力就走出去了,也走进来了。(笑)所以我说这话也不一定有价值。说不定有些人觉得自己特棒,可是确实没有机会。有吗?我反正没碰见。(笑)我觉得棒的人自然就有机会,而且你不需要使劲儿说,我棒我棒我比谁都棒,没用的,只能让人反感。就是要从写作开始,慢慢做起来。其他没用的。

人物周刊:就您了解,现在国内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教学中会特别强调中国元素吗?

陈其钢:一定会,从一年级就开始,有些命题作文就必须做,每个人都要写。过去几十年教育都有,我也深受影响。是因为办了工作坊,才被学生们给点醒了。是国外的学生说,如果用中国元素才能说明作品质量,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没有中国元素,我应该怎么去做一个作曲家,我就不做了吗?

从这我才引申来说,过去那些伟大艺术家,难道是因为写了一个德国作品,作品才会流传出来的?不是。就是写了一个伟大的作品。作品本身的人文精神和质量是核心价值,其他的都不会给它添彩。反而你看二三流作曲家——我说二流可能大家会不同意,比如说西贝柳斯的《芬兰颂》是不错,但是民族主义就是有局限性。为什么说贝多芬的《欢乐颂》是超越国界的?它没有在歌颂德国。

我并不是泛泛反对中国风格、中国元素的运用,你愿意用、用得好都是很好的,但这绝不是唯一的标准,甚至不是主要的。比如我写《如戏人生》,一点中国风格都没有,甚至很多人说这绝对听不出来是哪国作曲家写的。大家对这个作品有感觉,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你要有本事,你做一个世界作曲家,你才是牛逼大了。

人物周刊:您现在会觉得您以前一些作品不够有世界性吗?

陈其钢:不会。这个问题不是我创作的核心问题。我只是从小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很多元素天生就有感,而不是在贴标签。标签可以贴得挺顺溜,但是它就是一个好听、通顺的作品,成为不了人文精神的一种标志。你想把中国的元素贴了标签,推到国外去,然后大家都喜欢,门儿都没有。只会是一个怪胎,猎奇好玩。

 

就我这一个人往小胡同里头走,也很好

人物周刊:您说过,很多作曲家的作品背后其实是一个主题。您的作品背后有什么不变的东西?

陈其钢:以前多数是内心世界,回忆,或者是有感而发。现在多数是人生哲学。一种文化的产生,一定建立在一个时期的一群人对这个时代的理解;而对时代的理解,绝对不是喊口号,是每一个人把自己可能很小的一个角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最终勾勒出这个时代的一个画像。

人物周刊:想到《我和你》,您把奥运会的命题落到了很小的地方。

陈其钢:是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我和你》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你就做了一个你自己有感觉的,很亲切、家庭式的东西,它在奥运的历史上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特立独行的一个小玩意儿,人家都那么伟大,它怎么那么渺小? 其实它也是一种革命、创新。因为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就我这一个人往小胡同里头走,也很好。

人物周刊:您现在会重写一些以前的作品?

陈其钢:《梦之旅》是。我很想把我1992年的长笛协奏曲重新写过。我不太愿意把自己认为不理想的东西就这么放出去,当时水平有限,之后的眼光不一样了。但是有的人说应该保持历史的完整性,过去是什么,就把它留着,它是你从小长到大的一部分,你不能把那个地方改成现在。但是我很难抑制自己,我宁愿把它销毁。我的作品版权全部转让给了出版社,出版社不同意我销毁,所以跟他们协商。

人物周刊:最后能销毁吗?

陈其钢:不能销毁,只能是放在那,不推广,也不销售。因为作品它已经存在了。可能还有人继续在什么你都不知道的地方演奏。

人物周刊:想到它还会在不知道什么地方被演奏,心里难受吗?

陈其钢:是啊!我会难受。他们有的时候非要让我去看看排练,我去看,但是我拒绝出席演出。也没办法,你不能拒绝人演出,只能尽量不看,是吧? 但是我不看,观众看了,这就是掩耳盗铃啊。(笑)

人物周刊:您之前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写歌剧,现在呢?

陈其钢:一直没有写。我现在有个想法——构思还没开始,想写一个大的纯管弦乐,不带独唱,40分钟以上的。这我没写过,以前都是20分钟内的,放在上半场。下半场往往都是柴可夫斯基,老肖。我最近也有这个想法,我应该可以到下半场去玩儿。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自己有阅历了,也有技术的积累、表达的欲望。我每次作品演奏,你看我音乐会的那些广告,陈-普罗科菲耶夫,陈-马勒,陈-肖斯塔科维奇,总是和西方那些大师们并列在一起。每次在音乐会听到这些人的作品,多数时候会觉得我的作品可以放在这;但少数时候觉得自己差太远了,觉得有差距的时候,我反而问自己,这样的经典作品你能写吗?你自己有能力把它结构出来吗?最近我看音乐会做笔记,我想,应该可以写。应该有魄力和胆量去继续突破自己。到时候了,时间不多了。

人物周刊:您似乎说过,一直想要超越自己,其实也是脱离了音乐的本质。

陈其钢:有脱离音乐本质的危险,但是即便有危险也必须要改变,不改变就等于死亡。这次《如戏人生》,首演之前我在荷兰,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谱子写完的时候我很犹豫,是不是要演?真正演完,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观众、乐团、指挥、乐评,特别积极。这也是经过一两年努力之后的结果。我接着继续往前走,前途未卜。人生就是这样。

                                     (感谢实习记者聂阳欣协助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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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1期 总第589期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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