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史丨程永新 一个人的文学史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19-01-18

中国的珀金斯并非一日炼成

头图:程永新 图/彭辉

 

1986年底,刚在《收获》杂志上发完《青石与河流》的年轻作者苏童“老开心咯”。

他不擅长寒暄和感谢,但也终于提笔给《收获》编辑程永新写信,自我介绍是个“貌似平和俊秀,实则古怪”的人。彼时苏童正在写《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要把诸多可爱不可爱的亲人写进去,“也许因为太认真太紧张,竟然不能像写短篇那样顺,写起来真是痛苦得要发神经的样子,但也许真情流露只此一回,所以我揣着现有的两万字像揣着一个妖魔。”

几个月之后,“妖魔”到底在次年第四期的专号上释放出去,连同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孙甘露的《信使之函》、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张献的话剧剧本《屋里的猫头鹰》,一道在文坛惊艳亮相。这些作品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爱用隐喻和象征,多描写梦境与虚无,充满意识流动,被称为“中国先锋文学的号角”。那号角的冲击波犹在,余音袅袅,高低曲折,尚无定论。

好编辑并不乏,程永新的幸运是身处大刊,踩在时代浪尖,和一群最富革新力的小说家一道创造了历史。而他性格当中的细腻又直接,严谨又包容,深情念旧,又让他成为人缘最佳的文学编辑。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半数以上都曾与之鸿雁往来,引为知己。难得的是,那些珍贵的手写信,他都细心地保管在办公室的铁皮柜里,妥帖如旧。每每翻开来,总忍不住笑,忍不住泪。

在友人的撺掇和出版社的鼓励下,他终于在2007年,把那些压箱底的通信、作家手稿、书评好好拾掇出来,整理成《一个人的文学史》。新版又加入了邮件、微博微信和更多的评论与访谈,越发丰厚。

二十余年过去,不再青涩的苏童读到当年的信,怎么也想不明白,如何会自诩“貌似平和俊秀,实则古怪”?“大概是为了引起‘永新君’的注意吧。”他打趣,重读穿透了时间的私言私语,“像是闻自己的袜子。”

说这笑话之时,苏童正在人大和出版机构为这部书操办的研讨会上。身边一众高知、评论家,将《一个人的文学史》作为学术课题,郑重其事地分析,抛出了“文学史的民主化”“原生态”等等新概念与命名。

而坐在主席台位置的程永新,压根儿没有想过,以半生职业所成来著史。在他,所做的无非是完成编辑的天职:当作家的忠实读者,做那个“为作家提上衣的人”。

 

慧眼

关于程永新,在当初那帮文学青年口中必提的,是他的帅气。头发乌黑烫成流行卷儿,剑眉下的眼睛清澈如泉。余华称他“年少俊美,是上海巨鹿路上的潘安”。贾平凹每每念及程永新,都是他的魅力,“尤其有那种笑。”

那是怎样的一种笑?今天可能再难寻觅。三十来年后,我在上海和北京见到的程永新,都着一身运动款的深蓝色羽绒服,脚蹬着跑步鞋,身段随意不拘。拍照时,嘴角从当年舒朗的下半圆弧线,变成了如今略持重的上弯线条,一双眼睛却始终是清澈、洞若观火的。

慧眼,正是文学编辑的首要素质。马原说,程永新是他认识的人里“少数真正懂小说的人”。上世纪80年代,程永新从《上海文学》小说组组长杨晓敏那儿收到一篇湖南作家徐晓鹤的小说,不满意,还了。杨又拿了一篇题为《院长和他的疯子们》的小说给他。看完这篇,程永新说“我要了”。杨晓敏一个劲儿地在办公室里跟人说,“这个小家伙真鬼,还真不能小看他。”原来前面那篇小说她自己也觉得不好,《疯子》那篇是她想用的。拿给程永新看其实是测试他。“没料想我看中了她就不能反悔了。后来《收获》发了,反响不错。”程永新笑着回忆。

李洱说,所有的人都知道,想给《收获》寄稿,或者说想给程永新寄稿,是马虎不得的,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写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过硬才行,碰运气是碰不过去的。

像格非的《迷舟》,最初拿来时“像马尔克斯小说的翻版,叙述语气太像了”。程永新跟他说,模仿的痕迹还是要拿掉一些,另外,这个故事是不是还可以写得更完善有力些。“格非的了不起就在这个地方,他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改完,看了之后我很惊讶,跟以前的小说完全是两码事!”

他曾经评价作者李荣飞鉴赏能力很高,这话其实有点担忧他在创作时“眼高手低”。后来李荣飞去了河南,又寄了一篇小说《导师死了》给他。写的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不堪生活的重负而自杀,文字诙谐,笔调夸张,读得人喷饭。他提醒李荣飞注意小说的节奏,“当最后一稿改出来的时候,我有一种预感:一个好作家诞生了。李荣飞从此变成了李洱。”

中国的珀金斯并非一日炼成。

巨鹿路675号的《收获》编辑部位于沪上的法租界老宅里。路过一楼餐厅和会议室的水晶吊灯,再走上旋转楼梯,初访客不免有进入旧时空的恍惚。推开305的编辑办公室,文学杂志和小说满坑满谷,却不显杂乱,倒比身处其中的编辑更像主人。再掠过创始人巴金的题字,随手一放的自行车,墙壁上不知谁贴的明星画报,活脱一方粗细兼有、古老与摩登并存的天地。

如今,所有的稿件,无论素人或名家,都要在这间办公室里经过一审、二审,然后到旁边301办公室里,经由主编程永新或是副主编王彪审稿。

程永新的座椅上放着一个橘色橡皮圈,那是长年职业症候的物证。“坐久了肌肉劳损,垫着这个能舒服点。跟老巴金学的,他当年便用这个,后来我也去药店买了来。”

程永新与巴金

他眼前常常会浮现初去《收获》实习,老编辑萧岱挺着肚子、提着热水瓶去打水的画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担心他们保守,慢慢发现实际上他们很包容,并有自己坚守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一种无形强大的力量。像孔柔,古代文学的底子非常厚,完全可以当大学古代汉语的教授。萧岱人特别正,有一种博大的胸怀。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判断,形成了一种气质。”

而捋清一部作品中的人物线索,和作家讨论人物的合理性,则来自于杂志的主心骨、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的熏陶。80年代初,写《人到中年》的谌容,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张辛欣,都是李小林约来。拿着稿子和作家们讨论的她嗓音嘹亮,像“炸开的油锅”,别人需要快速记录她的意见。那些瞬间,程永新终于明白,一部小说如何出笼。他少年时期最崇拜交响乐团的指挥,李小林在他心目中就像一个指挥。

偶尔李小林会拿某个作家的稿子给他看,看完让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几句话。很久后他才知道,这张小纸条实际上跟考卷差不多,寥寥数语是在考核他的能力、理论素养和艺术直觉。

分歧时时有。作家须一瓜将一部长篇小说发给《收获》,李小林建议她对其中一处有关罪案的关键细节作一些调整。她坚持自己的意见,小说照样签发了,这就是后来改编为《烈日灼心》的《太阳黑子》。须一瓜至今对这份包容与尊重心怀感激。有时编辑会在作者的稿子上划一道铅笔记号。陈村感觉“那就好似开车被警察记了分,但又很讲道理,允许申辩和讨论,你要是说得有道理,他们就将铅笔印子擦去”。

就在从巴金、萧岱、李小林到程永新再到新一批编辑的传承间,独属于《收获》的文化养成。有作家归纳为:“尽可能地不抱偏见。平时它不跟你粘乎,但有了稿件就想和你谈谈。它不拖欠稿费,也会把税单寄给作者。它尊重手稿,作品录入后就寄还。它一直遵守着与人为善的传统规则,不过于亲近也不过于疏远……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对创作实在是利好。”

 

青春

练就“火眼金睛”的程永新,成了作家最爱交心的编辑。写作者个性中不易得见的B面,在笔墨信笺间呼之欲出。

狂如马原,会在信里评点同代人的写作优劣;称自己拍电影“有信心达到安东尼奥尼的水准”,当写出好诗的时候,“真要抖起来,哼哼小调。可不是在发头条的时候。我的《星期六扑克》是一首绝唱,不信你出声音地读两遍!只要两遍就够了,足够。然后我将飘飘然等待上海诗人晓城(程永新写诗的笔名)的赞赏。”贾平凹直到2012年写《带灯》,用的还是稿纸和钢笔。言语间满是惴惴不安和让人想不到的低姿态:“可以在没人处骂我几声吧!永新!”王朔的字有点软,不是大家想到的那个浑不吝的朔爷,倒有点像内在的那个老王,温柔而脆弱。

王朔第一次去《收获》,趿着一双拖鞋,剃个平头,张口就说:程永新在哪里?谁是程永新?让程永新哭笑不得。后来王朔开了公司,程永新去北京想见见作家们。没想到王朔在长城饭店摆了一个很长的桌子,请了史铁生等一群作家来,“够仗义”。

《收获》笔会。后排左起:程永新、马原、扎西达娃;前排左起:北岛、冯苓植

程永新爱打牌,喝点黄酒。格非在华师大的宿舍是他们的老据点。程永新和马原的扑克组合合伙得“心领神会”。谌容、北岛、冯苓植等人组成的对子常被他俩打得落花流水。深夜聊得入港,只能翻过华师大的大铁门去宵夜。在他记忆中,马原人高马大,翻越大铁门时却轻捷如猿,一点不输给精瘦的李洱。

始终视自己为“文学圈外人”的汉子马原,说人生中写信最勤的对象就是程永新。在东北人马原心中,哥们儿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那是一种朋友之上的特别的关系。比家长,比女朋友,也不差。”然而翻阅《一个人的文学史》,最觉遗憾和不过瘾的是,手写年代,书中只见作家写给程永新的信,他写给和回复作家的信极少。并非他吝笔,只因在二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大部分作家历经种种生活变故、搬家,没有几个把程永新的信件留存至今。于是那些一语中的的小说修改意见,“小程、阿新”对作家们私下的观照和体察,我们都难得悉了。

 

“难友”

因为工作关系,《收获》新进编辑余静如常在楼道和办公室,和书里那些面孔不期而遇。她感觉,这些先锋作家好像才是她想象中的年轻人。“他们保持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兴趣。真的是从心里在找一种好的,突破的东西。而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没有那么多活力,差很多。”

不再集聚成团,难掩的“沉闷与荒芜”感,有个性使然,时代或难辞其咎。价值标准芜杂,成名与得利的手段日益奇绝,早已是我们无法躲开的世相常态。而在1980年代,谈什么?奔什么?什么能成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话题,改变普通人的处境?

文学是一个必选项。

格非的早期代表作《迷舟》曾被《上海文学》退稿。李洱陪他去《收获》碰运气。上楼到编辑部“碰巧碰到”一年轻编辑,聊几句对方就走了。紧张透了的格非,在回去的公交车上跟某个女乘客发生冲突,打了一架。下车以后还问李洱,为何没有上去和他一起打。“(他脑子里全是稿子这事儿,)我们两个散步,他不停问我:你说我今天能不能给编辑打电话?该怎么问?有一天终于打电话了,一打电话说稿子已经发了。”李洱笑着揭秘。

“张艺谋带着《红高粱》电影请上海专家看的时候,在北京火车站买了一本书,在火车上看完之后到上海就要找格非,《红高粱》之后接下来要拍《迷舟》,很快圈里面就传了。”不论这段子的真假,格非“碰巧碰到”的编辑程永新,的确帮他叩开了通往文坛与读者的大门。

1992年的冬天,余华走进格非宿舍,向正在下军棋的哥儿们宣布,自己写下了一部题为《活着》的小说,“对这个题目沾沾自喜”。后来余华和程永新去了华师大招待所,房间有四张床,他和程永新各占一张,他逼着程永新马上读完。“程永新靠在床上读,我在另一张床上躺着等待他的反应,他中间去了几次卫生间,我听到他在里面处理鼻涕的声音,我以为他感动得哭了,结果这小子每次出来时都说自己感冒了,让我很失望。终于等到他全部读完,已经是晚上,他总算说了一句赞扬的话,说结尾的景色描写很美。”

如若说,格非、余华们的写作天赋以及京沪的文学土壤和人脉给了他们相对有利的条件,三四线城市写作者则要艰难得多。某些人的写作史,正如同现实版的《活着》。给程永新写信内容最长、情感最充沛的写作者里,有一个少为人知的名字——丁伯刚。和我微信时,年近六旬的丁伯刚正打着雨伞、穿着胶靴在外散步,语气里依然存着一分谦卑。

《收获》杂志创始人巴金在世时赠给程永新的签名版书稿《随想录》。程永新 不慎遗失,后来又花几千元从二手书网站上再次购回。程永新常会提到,《收 获》的包容与严谨之风,始自巴金 图/彭辉

从老家到江西修水山区落户时,丁伯刚在学校教书,身边还带着弟弟和妹妹。父母是走街弹棉被的手艺人,收入微薄。他不仅要负担全家的日常生活,还要承受独自在外的飘零。母亲患肺结核大吐血,因为晕车不敢送到县医院,只能在乡下医院挨着。结果血吐了两个多月,守在旁边的丁伯刚干看着,一筹莫展。所有无人理解的苦闷,不曾停歇的家庭争吵,都只能通过写作来排遣。“那时的写作简直不是写作,是低吼,是绝望的咆哮。”

在那样“窒息”的环境里,他同谁写信都滔滔不绝,更直呼千里之外的程永新为“难友”——因为觉得这样的生命体验里,每个人都是受难者。

他原本想不到能有这样的际遇。当时的华师大中文系研究生吴洪森把丁伯刚的中篇小说分别推荐到《关东文学》《上海文学》《雨花》,都没有刊用。不料最后发在了《收获》上,“那种意外无法形容。”寄回来的稿件上面有许许多多的折页,程永新告诉他,那都是主编李小林阅稿后留下的,需要修改。丁伯刚也不知是不是折页大的地方就要大改,折页小的地方就小改。总之欢喜又不敢怠慢,举轻若重。但他记得最清的是,程永新跟他谈到小说语言的透明度问题,他不甚明了,终有所悟。

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扎西达娃等作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 给程永新的信,他都珍藏在办公室的柜子里。这些信中的精华部分收录在新版 《一个人的文学史》上册中 图/彭辉

因为在《收获》发表了两篇小说,丁伯刚得以离开乡村中学,调到地级报纸《九江日报》做编辑,编文学副刊,“轻松了许多”。二十六七年里,他业余仍在读书写稿。总想“能写一点与任何功利性、实利性无关,只对自己心灵有所负责有所交代的东西。甚至能不能写出来都无所谓,只要一直在写,不停止,就够了”。

 

攻守

就在程永新新书研讨会前几天,阎连科接受《新京报》采访,直言“一个伟大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结束”。尽管后面跟着一句,“新的伟大文学的时代会到来”,意味却是远远弱过头一句的。

程永新则在十多年前,便早早意识到和点出了“文学的黄金时期已过”:“社会转型期,全社会的创造力都迸发出来,文学引领社会的核心议题,才会造成那样一个文学繁荣的特殊时期。90年代以后,文学和文学期刊都慢慢地回到了正常的位置。”

但在整体的正常之下,每个微小的个体,依然有着长久的焦灼、迟滞,乃至脱身而去。

扎西达娃,困顿于西藏文学圈的保守闭塞当中;马原离开西藏,去往海南,生了几场几乎致命的大病,娶妻生子,20年不曾动笔,他说自己从未离开文学,从未停止读小说——但也只爱读“死人写的东西”;洪峰因为当街乞讨上了新闻,现在也是相妻教子,在云南会泽开起了全省数一数二的土特产淘宝店……

孙甘露一度做起了都市媒体和艺术圈的策划,程永新十多年前曾发出惋惜之问,“他缺席小说创作的内在原因,是时代的大变革和他的精神层面发生了冲突,还是他的叙事方式在转化中遭遇了巨大的困难?”

说到底,写作的痛苦,是生而为人的迷与痛。突围,也在于对存在的突围。

以先锋姿态立足后,很多人开始反思写作技巧革命的持久与合理性。毕飞宇表示要正视当下的生活,重新思考现实主义。《欲望的旗帜》发表之后,格非搁笔10年,转而投入理论研究,认为“写作的问题只可能是精神问题”,回归后的《江南三部曲》,以中国叙事和哲学重新布局。

在海内外声名卓著的余华,新作引发的争议最为喧嚣。《兄弟》和《第七天》,被评论视为“强攻时代”的代表。一次深度对话里,前《收获》编辑走走曾与程永新有过激烈讨论。走走认为《兄弟》的下部失控,“为了浓缩所谓的真实,人物全都漫画化,类似绘画中的政治波普,看似有力量,却缺乏真正的悲剧精神。”

“你觉得余华下部的小说是乱写了,那这个时代什么都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为什么不可以变一变?下部就可以写一个完全放大、恣肆汪洋的状态,这难道不是时代造成的?”程永新如此回答,并坚持认为《兄弟》绝对是一部重要的、能经得起时间沉淀的作品。

“这样的说法,会不会不够尊重走走作为读者的直觉?”我问他。他说在这样光怪陆离的时代,会使作家产生一种飞起来的感觉。“但余华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被盯得太紧。写了上部二十多万字,出版社着急要签合同,那就签了,签了就出了。如果上下部风格统一些,能更好。”

外部力量的裹挟,同样会作用于文学期刊。出版的商业化,网络兴起,读者分流,招架不住的文学期刊要么增加其他类型的作品、玩“花活儿”,要么广告迭出,要么,干脆退场。

“《收获》至今也不登广告。老巴金的遗训,他不想杂志变味儿。”程永新说,巴金始终是《收获》的灵魂。日子还能撑。只不过,期刊给作家们的稿费多年来还停留在千字百元的水准,低到可怜。好在几年前,上海市开始每年贴补200万给《收获》,稿费提高到千字500-800元。最高的千字千元。程永新从不哭穷,七万的发行量、员工的稳定,《收获》没有发愁过。

《收获》编辑部 图/彭辉

作为体制的一环,文学杂志也面临舆论的考验和质疑。

1998年5月,朱文与韩东在一次聊天后,向全国数十位青年作家发出一份问卷,不少问题犀利、挑衅甚至玩世。随后《北京文学》发表了56份答卷,以及韩东的《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引起文坛的轩然大波。其中一道问题是,“对《读书》和《收获》杂志所代表的趣味和标榜的立场如何评价?”有人直接回答了“平庸”或是“腐朽”。

韩东的解释是,希望“以游戏、恶作剧的心理刺激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意识;提醒大家对个体化文学给予应有的价值鉴定。”而多年后朱文在与汪建伟的对谈中表示,彼时体制内的秩序开始接纳新作家,处在那个当口,是加入还是断裂?设置问卷本身是“断裂宣言”,也是一次行动。

行动后,朱文告别文坛,当起了编剧和导演。韩东,还是作家韩东,与文学界也并未一刀两断。不过程永新被问及此事,仍有些不痛快,“《收获》对他(韩东)可是有知遇之恩的。”可视为这件事的尾声的是:2015年,韩东以长篇小说《欢乐而隐秘》重回《收获》,登上当年第四期杂志。

在程永新看来,从老巴金时代开始,《收获》就不是一本保守的刊物。当年《收获》发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后,有人批评它是黄色小说,倾向也有问题。编辑部压力很大。“巴金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小说确实有点‘黄’,这个‘黄’用了引号,但他说这是一篇好小说。还有安妮宝贝的《莲花》,小四(郭敬明)的《临界·爵迹》都曾登上《收获》,争议声很多。我们很谨慎,但也很开放。”

 

灯绳

2018年下半年,《收获》在第四期推出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九位作家里,除生于1984年的郭爽、1986年的班宇和1987年的董夏青青,大部分为90后或80年代末出生。

曾经,文学期刊、评论家充当了作家的发现者、庇护人和声援者。今天呢?编辑吴越提到,如今文字好、有文学自觉的文学青年不会被埋没,“真不会存在哪一个作者是没有写作前史的,就算从来没在文学期刊上发过,也往往是网络平台红人了。我们对他们的关注和扶持的重点不是发掘他们走上文学道路,而是从他自身的创作出发,以我们的经验尽力帮他们更多地去找到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确立他们自己的路向。”

金宇澄设计的封面草图

在沈阳做图书编辑的班宇,“豆龄”长达12年。他以“坦克手贝吉塔”为笔名在豆瓣上写乐评,开过专栏《东北疯食录》,读者过万。

虽然此前他也在《大家》和《鸭绿江》上发过作品,但并不清楚《收获》在期刊界是怎样的存在。“文学期刊对我来说太陌生了,还是豆瓣阅读的编辑引荐给《收获》的。我给吴越看了两篇,她都不太满足,这点我也惊讶,《收获》要求这么高吗?很困惑。后来她问我还有没有其他作品,我说刚写好一篇,你随便看看,也就是后来的《逍遥游》。”

小说当中的“我”对同伴赵东阳有一节关于“人如鲨鱼”的呓语,是表现内心荒凉又还未沉底的一段,接近200字。程永新觉得,其中有一半是作者自己的想法。如果能去掉一些,在人物推进中呈现,而不是让他全说出来,会更好。班宇一下便明白:作者应该更自信一些,不必什么都讲给读者听,不必什么都告诉。作者也要对读者有信心。他果断地删去了冗余的几十字。

这篇发表之后,班宇认识了很多期刊编辑,发小说也变得更顺畅。2018年底,《逍遥游》被九位评委高票投选为当年度“收获文学排行榜”的短篇榜首。一切都出乎他的意料。他还和青年专号上的大头马、王苏辛等同辈作者,一起参加了清华大学与《收获》合办的七天工作坊。李陀、格非和程永新等人与年轻作家一起,针对每篇作品发表意见,气氛热烈。班宇觉得,不仅眼界拓宽,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是有人与他同在一条路上,很受鼓舞。

在“全民低头”(玩手机)、共识难以达成的年代,文学真的不景气,是必然要承受的孤独吗?写了十多年的作家周嘉宁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衰败迹象。“2000年前后‘新概念’的繁荣确实制造了一个出版界的泡沫。那时出书容易,但对作家却并不是好事。这些年市场逐步成熟,文学形态越来越丰富,未来也不再适合拿80、90后这样简单的概念来区分和推介作者了。”

对周嘉宁与班宇这代,阅读资源早已与世界同步,生存也不算窘困。他们最大的心愿不再是凭作品进入文学史,刻下自己的名字,困惑也不再是探讨文以载道还是技术为上,而是用书写来解决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好些年前,苏童曾经这样描摹过他心中的小说世界:“那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哪一天能够摸索到那根绳子,把它往下拉,那骤亮的灯就会照亮你的写作,照亮你的生命。”

这段话,程永新一直难忘。其实,默默做了几十年幕后推手,他心头的那点儿文学念想并没断。十多年前他便完成了个人流浪三部曲中的两部:《穿旗袍的姨妈》和《气味》。今年,剩下的那一部长篇,也该提上日程了。

“让我们都别忘了继续寻找那一根根隐蔽的灯绳,照亮自己也照亮世界。”

 

(参考资料:《一个人的文学史》,《收获》60周年庆祝会、《一个人的文学史》人大研讨会及2017澳门文学节现场讨论记录。实习记者聂阳欣、章蒙熠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所有受访者及谢锦、柏冰玫、杨庆祥、阿乙、陈郁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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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期 总第581期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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