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丨笛安 如果不职业化, 怎么写一辈子?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宇欣 日期: 2019-01-12

“你可能有一点小天分,但很遗憾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多。你要学习像对待身体的一部分那样接纳它,不要被它统治,也不要总妄想着去统治它。你知道它不可或缺,但是仅此而已。剩下的那简单了”

从龙城到北京

作家笛安习惯把乡愁寄托在高速公路上。

母亲蒋韵对她说,第一次看到有人对高速路怀有如此感情。这并非笛安年少熟悉的风景,记忆中,家乡大规模修高速至少是初中以后的事。“我一直都觉得,高速路的景色可能全世界都差不多,似曾相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喜欢。”

2009年,笛安研究生毕业,从法国到北京生活。拿了驾照,作为一个“糟糕的新手女司机”,她白天不敢上路,晚上常常在机场高速练车。九年后,在她的新书《景恒街》里,男女主角夜晚驱车在机场高速散心。“他们俩可能是从霄云路准备上三环,堵死了,只能岔出去。”笛安笑着解释。

《景恒街》是笛安写的第一本关于北京的小说。此前,她的故事大多发生在龙城,一个虚构的北方城市。污浊的空气、永不缺席的沙尘暴是所有爱情的背景板,频频借叙述者之口带出。 “没有几个人认为自己生下来是为了在这个鬼城市过一辈子——这城市潦倒也罢了,闭塞也罢了,最不可原谅的是连荒凉都荒凉得不彻底——满大街粗制滥造的繁华让人反胃。”《告别天堂》的主角周雷抱怨过。龙城在风貌上很像笛安的故乡,山西太原。她的归属感很淡。“我自己是太原人,我们那儿的人都很祥和。但也就这样,我不觉得我必须回去。”但她似乎也没想好对龙城应当怀抱怎样的感情,所以小说里总是有人逃离,有人留下,有人回来。

笛安的父母都是作家。父亲李锐是北京人,年轻时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扎下了。母亲蒋韵大学毕业于中文系,普通话是一项重要考核标准。“在80年代中国内陆,突然听到一个普通话异常标准、吐字清晰的爸爸在跟小孩讲成语,大家都会回头看一眼,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无地自容,好尴尬。”直到发现一个同学的爸爸是话剧演员,普通话也很标准,她非常开心。年幼的尴尬曾被夸张地移植到她的半自传作品《请你保佑我》中:“我”的作家父母用排山倒海的排比句吵架,在菜市场吟诵和新鲜蔬果相关的诗词歌赋,“不约而同地用一种无意识间雕琢过,并且精心修饰过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类似的场景总是让她“羞愧到无地自容”。

笛安(右)与父亲李锐(左)和史铁生合影

笛安现在对这些表示释然。“我知道了,有的人要为方言写作,那我可能真的就为母语是普通话的人写作,对吧?大家分工是不一样。”现在,她一年回一两次太原,太原话水平愈来愈捉襟见肘。

采访中,她对龙城没有太多的表达欲,“也许会写,但是长篇暂时不了吧”;迅速否认了将之作为终生写作对象的可能,“那个也很吓人了,写一辈子龙城。人家福克纳至少写的是《喧哗与骚动》”;倒是主动提起她一个不太知名的中篇《威廉姆斯之墓》,作为不只写龙城的佐证。小说的女主角从龙城来到横滨,港口的风景排解了她独在异乡的孤独。“港口城市的风景不要多么缤纷的,因为反正水手的醉眼看过去,没有分别。”她写道。

离开生活19年的山西,笛安开始写龙城;到北京九年,她成为了职业作家,终于决定为这个城市写一本书。“我只是想写我熟悉的,以外人的身份来这个城市并度过了一段重要岁月的一些人。你可以认为你属于它,但是这个城市不属于任何人。”

《景恒街》的灵感来源是笛安看过的一篇讲述资本寒冬的新闻特稿。2016年5月,笛安找朋友搭线,认识了那篇特稿的作者魏玲。她们后来又进行了多次线上讨论,“她说她想讲一个当下北京的盖茨比的故事,一个梦幻泡影的故事。年轻人真实地投入自己的生命在这里。最后所有人都是可怜的,没有谁得其所哉。”魏玲说。

 

在景恒街

笛安以擅写家族故事而非单纯倾吐情绪被一些前辈作家和学者认为区别于普通的青春文学作者。她的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就描写了多种复杂的情感关系;“龙城三部曲”写尽郑家三代的离合,《南方有令秧》将一位守贞的年轻女子放置在一个徽州的大家族中。

“你很喜欢写亲缘关系的纠葛吗?”

“现在也没那么喜欢,感觉没什么意思。”

《景恒街》和北京东二环CBD楼群中的一条街同名。书里的男男女女都是茕茕孑立的都市人,创业、投资、约炮、翻脸,毫不拖泥带水。正如笛安在北京认识的大多数朋友,她们吃饭、喝酒、聊天,谁也没见过谁老家亲戚。女主角朱灵镜是一位风险投资从业者,总的来说处事成熟,心态平和。

她将写作习惯的改变归因于自己的年岁渐长与新增的母亲身份。一个长辈告诉她,“你这些年变化挺大,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感觉你就是一个精神不太稳定的少女。”一个她24岁认识的朋友也说,“我那时候觉得这女孩子有神经病。”她那些年觉得自己很正常,不过现在“性子肯定沉稳一点。至少好像没有人觉得我不正常了”。

只有少数场景流露出笛安过去的趣味。年会上,灵境为了给在酒店偷情的同事和上司Tony解围,从高空爬阳台到隔壁房间,打开房门,假装自己是Tony的情人,对着一走廊的同事微笑——“那是我仅剩的曾经的灵魂。我觉得读者看得会开心,我自己写得也很开心”,笛安为那个狗血场景的观赏性大笑,目光闪动,有一丝得意。

她当初看到的特稿叫《入侵的消息已经被证实》,里头有位烧完了天使轮融资的创业者,把补贴新用户的账户绑到了妻子的信用卡上,用户数和妻子信用卡透支数同步增长。“这个细节特别心酸。这里面真的有一种光荣和梦想。当一个渺小的个体开始对这个有执念的时候,等着他的可能多半都是悲剧。这个行业里个人命运的沉浮真的是很有观赏性,对于故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域。”

《景恒街》的男主角关景恒是一位过气的选秀明星,和同样过气的选秀伙伴搭档想出了“粉蝶”APP的点子,到灵境所在的公司寻求投资。

笛安详尽地写下“粉蝶”的诞生、火热、落魄。在这里,粉丝可以为自家偶像摇旗呐喊、花钱打榜,和经纪公司对话,发表YY小说,最有影响力的粉丝能够成为“蓝粉蝶”,即粉丝领袖。笛安停笔很久,构思产品逻辑。蒋韵认为,这对于一部小说没那么重要。有位职业粉丝看了小说提出质疑,自己就不会用这样的APP,有微博足够了。

但笛安将它视为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人物”。“‘粉蝶’像情敌一样存在,直接影响着两个人的情感和关系,你决不能把它不当回事。在想这个产品的时候,我的视角就渐渐地往关景恒身上走。”关景恒曾被粉丝推到聚光灯的巅峰,又被抛弃、遗忘。他想用一个APP证明粉丝的意愿、明星的前途都可以由他操控,不惜抵押房产、陷害投资人,结果失败。

“当然,他不会从另一个方向想,你就不是一个天生的明星。灵境知道怎么回事,你是一个观众,你也知道。但关景恒不认这个命。”

 

就求输,行不行?

好些年前在一个不太出名的中篇《歌姬》中,笛安写过一个落魄的选秀小明星。她这次给关景恒写下详细的人生前史:小城市普通家庭长大的学霸,有唱歌天分,不幸地在这条道走到黑。“在选秀里,你能看到很多普通的孩子费尽一切力气想去改变自己的人生,那是一种特别滚烫、特别火热的东西。他们命运也不一样,有的真的去开火锅店,但我不认为这些人真的会做生意。对于关景恒来讲,如果他不认这件事,他去干什么?”笛安说。

“‘他(关景恒)并不是那种真正的艺术家,一直是不小心地捡起了上帝从指缝间滑落到草地上的才华,他懂得这个领域的珍贵,但却并没有被赋予创造的任务,这就是他所痛苦的源头,你们并不懂得。’”魏玲念出这段原文,“你明显就知道那不是情节编织,她是真的这么想的,写到小说里是可以被识别出来的。”

大众熟知的故事是:笛安从小被父母告知没有写作天分,直到19岁去法国念书,为了宣泄独在异乡的孤单,写出《姐姐的丛林》。李锐和蒋韵惊觉她的文字“脱胎换骨”。

那时她不懂技巧,全靠直觉。“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写小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评价好开心,好像我找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如果一个人在19岁的时候开始找到了这个,能减少很多的迷茫。”

不过,《姐姐的丛林》也诚实、充分地道出了笛安的精神困顿:姐姐安静、乖巧,没有任何天分,一直平庸地留在原地;妹妹极具绘画天分,在众人的夸赞中怀疑自己究竟是天才还是“不错的普通人”;父亲的硕士生三年来勤勤恳恳一心学术,最后两个月,败给了一个跨专业考博的天才男生。

“这真的是独属我个人的。当你发现你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些才能的时候,你尤其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你和它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那么好处理。”笛安说。

写《景恒街》的过程中,笛安每写完或修改一章,就发给魏玲,魏玲会给出感性的反馈,过程持续到2018年7月。魏玲没读过笛安的其他小说,2016年6月收到第一章有些惊讶,“她居然可以在整个章节里保持着高分辨率,怎么会这么高清地看待世界?就像大家很日常地相处,其他人都戴着眼镜,她戴着显微镜。”

写完开头,笛安停滞了一年多,2017年下旬才重新提笔。第二次动笔,她加入了灵境进入投资公司前的情节:灵境所在的公司濒临倒闭,资方老板Tony伸出救命稻草。“我写Tony出现在灵境公司的时候,就想她要为这个好运付出代价。”随着故事发展,关景恒的APP蒸蒸日上,和灵境相爱、闪婚。灵境时常惶恐,这样的日子会不会突然消失?

“我就有过这样的强烈的否认阶段,这不是矫情。”2009年,笛安在法国赶硕士毕业论文时,《西决》意外地成为畅销书,上市两周便加印。她发现自己可以成为全职作家。此前,她笃定写作养不活自己,不好意思要家里养活,又不知道毕业后做什么。三年后,她凭借“龙城三部曲”580万元的版税,在中国作家富豪榜排到第11位。

如笛安所言,“龙城三部曲”都是瓶颈期的产物,她很不满意。自我表达的井水汲干后,那个年轻气盛、三个月写20万字的作者消失了。她步履维艰,越写越慢。“所有的痛苦是来源于,我知道什么东西更好,但真不是我知道了我就能做得到。”“三部曲”第一次签售,读者的长队从桌前排到书店外,“非常荒谬”。“心里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你们是不是搞错了,那个人不是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这个过程其实你没法和人分享。该怎么说呢?‘我真的特别难受啊!’这句话一出来别人就觉得,你又在作什么?当时特别害怕,觉得我有可能就再也写不出来了。”

她曾经试着和父亲交流,“我会不会以后不再进步了?”李锐回一句:“怎么可能!你还这么年轻。”

“但是你看,张爱玲最好的作品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写出来的。人家还是真正的天才呢。”说这话时,笛安坐在北京三里屯一家书店,望着窗外的街景,一瞬间眼神放空。

一个损友安慰她,写不好,也不会坏到哪去。《南音》写到后半段,她告诉自己,就求输,行不行?

2013年,《南方有令秧》动工。“不要有那么多的包袱,”笛安告诉自己,“你不能百分之百地供着它,精神会垮,你要学会正常地享受人生。你可能有一点小天分,但很遗憾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多。你要学习像对待身体的一部分那样接纳它,不要被它统治,也不要总妄想着去统治它。你知道它不可或缺,但是仅此而已。剩下的那简单了。”

2014年,笛安的女儿出生。从此地白天都用来照顾孩子,《景恒街》的写作大多发生在晚上10点到凌晨两点。她越写越觉得,自我表达不重要,作者的情绪也不重要。“我跟写作之间变成了更纯粹的一个关系。你如果不职业化怎么写一辈子?”

 

关照苦难非常虚伪

对笛安的采访是在12月中旬。采访前两天,她获得了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奖。12月初,《人民文学》相熟的编辑给她打电话:“跟你说个事,我们那个奖你听说过没有?今年给你了。先别说出去啊,过两天才会公布。”“啊?真的?”

“写这本书是为了读者高兴,没想到评委高兴了。”过了两天,笛安在和编剧史航的一次对谈中又讲到自己错愕的心情。史航接着话头调侃:“就像你在一个很小的群里发了红包,本来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抢,突然某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来抢你的红包。大家都被取悦到了。”

好几年里,笛安在媒体报道和文学批评中被频繁称作“连接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六年前,笛安被请去中国作协大楼10层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笛安有一个特殊的资源和使命、责任,肩负了我们这儿可能没干好、中断的,新文学以来的精英文学传统怎么跟80后的写作结合的问题。”学者邵燕君如是评价。

“那个时候非常尴尬,后来就决定不开了。请来这些前辈非要夸你也很尴尬,如果你被请去讨论一本特别无感的小说也很尴尬。”笛安回忆。她现在每年也会出席三四次别人的研讨会,“太多了也没意思。我会很认真地看,然后发言。”

她不会主动看关于自己的文学批评,“我能大概看出来这段是表扬,那段是批评,但有时候评论家说话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一个句子好长,不太知道他们这一句话到底主语在哪,我还得找半天。”当我告诉她知网上有好几页关于她的论文,还有硕士毕业论文就叫《笛安创作论》时,她再次爆笑,面孔涨红:“很荒谬,为什么论文要写我!写我都可以毕业!”

笛安七八岁的时候,李锐骑着二八自行车载她路过崇善寺,遇见一位没有四肢的乞丐,整个下半身塞在一个小椅子里。李锐停下车,给笛安一块钱:“你去给他,他真的需要。”一直到三十来岁,笛安还会见到那个乞丐。

笛安据此写了中篇《圆寂》,讲述一个天生没有四肢的人如何在乞讨中度过半生。很多评论家赞扬这篇小说,但她现在认为它非常虚伪。“受过一点点教育的人所谓的人文关怀、关照底层苦难,是可以按照配方来配的,换成是你,你也能写,可能区别只在于语言上面。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可得意了,一年半以后觉得好可怕。我没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不能假装我很了解。”

以前的长篇现在回看也很尴尬。她现在还愿意静下心看的是《莉莉》。莉莉是一只狮子,还在襁褓中,母亲就被猎人射杀。她由猎人抚养长大,并爱上了猎人,面临两难。“这无意中用一个童话讲了一些事儿,一个女人——作为狮子,用什么方式在面对人生的不测。”

“我写中短篇的时候有时经常会特别飞,跟写长篇的状态不太一样,另一个人格就附体了。”她说。

笛安很多年没写中短篇了。不过《景恒街》里,灵境投了一款有点白痴的小雪人游戏。小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救雪地下的麋鹿、圣诞老人、机器人等等,如果救起机器人,小雪人会瞬间被吹风机吹成雪花,Game Over;但机器人也有20%的可能感念小雪人的救命之恩,帮它进入下一关。史航说,他在这个游戏里看到了以前的少女笛安。

 

本刊记者  张宇欣  实习记者  聂阳欣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头图 本刊记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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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1期 总第589期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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