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丨一个上海打口青年的现代变奏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杨楠 日期: 2019-01-03

“献给打口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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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杨楠  发自上海 /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打口的一代

1996年,即使14岁的王莫之每月有50元零花钱——那年上海市人均月收入为773元——他依然很不够用。

王莫之 图/受访者提供

某个晚饭后的例行散步时间,王莫之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用40元钱买了些新鲜玩意儿:美国乡村音乐精选,Roxette的专辑《Crash! Boom! Bang!》和《007黄金眼》的电影原声。

听碟贩子说,这些CD学名“打口碟”,都是从海外偷运而来的正版碟,能十来块贱卖有赖于外壳和盘面上的那道切口,切口则是海关对走私的惩治。

王莫之信以为真。虽然他费解于为什么走私犯这般愚蠢为什么海关手下留情:没有一张CD是完好的,但每一张破损的CD都能播放。

没有愚蠢的走私犯,只有精明的唱片公司。打口碟的真实属性是“洋垃圾”:高估销量的国外出版商为了避免向艺人支付滞销CD的版税,选择以切口、打洞或者碾压的方式销毁CD。这些受伤的CD被倾销至广东沿海,再以低廉的批发价进入各个城市。

上海人民对海外正版音像制品的渴切在1988年的电影《绑架卡拉扬》中可管窥一斑: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公司一楼人头攒动,年轻人拿着小纸片对售货员念出一串卡带编号。那时中图旁的弄堂里已有“拷兄”:复制原版卡带后出售,英国摇滚乐队Pink Floyd和Dire Straits亦在其中。

据王莫之考证,1992年已有打口磁带进入上海。1995年起,打口CD散落在半个上海城区的街头:五角场、音乐学院、华亭路、思南路、福州路、淮海路、复兴中路、大自鸣钟、虬江路、长顺路等等。1999年,摇滚画册《北京新声》在扉页上印了七个字:献给打口的一代。

碟贩们往往在黄昏后开始行动,一顿晚饭撑到深夜。他们用硬纸板和封箱带做成一个小箱子,立排四列简装CD。淮海路没音乐学院门口那么多乐迷,打口碟自然卖得也便宜些,十元三张,新货贵一点,每张五元。

诚实地说,买打口碟其实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碟挑人,而非人选碟。王莫之并不知道外壳内藏着什么样的节奏和旋律,他满怀期待地拆封,“bang”地与音乐撞上,欣喜若狂,然后滚雪球一般,建立起自己的迷你曲库。

去得早,懂得多,这是挑打口的关键。有的碟贩不懂洋文不听音乐,便成了王莫之少时的机缘:帮他们选货,他得装作很懂行的样子。

货藏在曲阜路附近,500张起卖,单价一元左右。三个安徽兄弟租下的民居成为三大碟头的窝点,阴冷潮湿,铁架锈蚀,墙壁起皮。老大说兄弟三人经手过的CD,多得可以填满黄浦江。老三常备两本残卷《唱片典藏300张》和《爵士名盘300》,若是顾客对报价不服,他便指着其中某页说:“这本书是我朋友写的,上面的碟都是我帮他搞的。”

在曲阜路,王莫之终于知道打口碟不是海关手下留情的走私货。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打口碟的伤口慢慢愈合,市场上开始出现“原盘”(外壳有损,碟无损)和“原盒”(毫发无伤)。上海文庙逐渐涌现几波“打口”潮,而聚集了一股“打口”贩子的华亭路服装街被拆除,便带动了襄阳路服装市场(2000年5月-2006年6月)里的唱片零售事业的繁荣。

2001年秋天,王莫之进入大学,他开始混迹于一个名为“现代变奏”的论坛,以“莫之”为ID,音译自他喜欢的英国摇滚歌手Morrissey(Moz)。这个论坛的版主是Bunnyman,上海后朋克乐队惊弓之鸟的吉他手章志强。

论坛里的常用缩写“DZMZ”实指“大自鸣钟”。自从王莫之弄明白这个缩写的意思,他也习惯于在周末清晨惊醒:是该去大自鸣钟淘碟的辰光了。

大自鸣钟是上世纪20年代在公共租界内建成的一座钟塔,虽然钟塔早已拆除,大自鸣钟作为地名却被保留下来。文艺青年口中的大自鸣钟是西康路宜昌路口的宜康电子电器市场,又称“大自鸣钟电子市场”。一楼卖碟,二楼卖五金,三楼卖碟,各司其职,绝不走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自鸣钟是上海的文艺符号,那里有CD、DVD,有原盘原盒,也有被修复好的打口碟。

双休日早上的24路公交格外拥挤,乘客们要在8点半前抵达澳门路站——迄今仍是距离碟市遗址最近的公交站点。8点半,伸缩门的铁链被一位上海老爷叔移开,碟贩和碟友一同涌入市场。场面总是会失控那么一会儿,碟友盯着开头箱,抢尖货,碟贩四处张望,试图阻止一定会发生的失窃事件。

精明的碟贩依据买家那张脸开价,他们必须清楚谁懂货。那年头跨省交易缺少支付宝这样的中介,外地的朋友还得靠本地人。今天我们能在百度贴吧里看到这样的留言:“以前都不大敢得罪店主,她开价高你要是不买,以后你去都给你脸色看。”

大自鸣钟最有名的碟贩是“苏三”姐弟:在三楼卖碟的苏北人。王莫之喜欢弟弟,因为弟弟给他的单价比别人低一块,姐姐顶多拉掉个位数的零头。不过姐姐才是主角(苏三后来真的成为一部短片里的女主原型,连名字都不差),她能用一口刮辣松脆的苏北话同客人们劈情操,黑泽明、阿巴斯、库布里克、库斯图里卡这些名字因此沾上了几分性感。

曾经的“大自鸣钟”,宜康电子电器市场 图/铁匠

那张《Crash! Boom! Bang!》身负重伤,最后三首歌王莫之就从没听到过。直到七年后,他在大自鸣钟找到了一张原盘。

 

“特别棒,特别摇滚”

十岁之后,王莫之再没说过新干话。

他是上海知青的孩子,在江西一个环山的小县城里长大。因此他熟练掌握了两门方言:新干话和上海话,后者是一门必须在江西家中和每年两次回沪探亲时使用的小语种。

回沪是一系列复杂的交通衔接。搭拖拉机到县城汽车站,乘长途客车抵达南昌、吉安或樟树的任意一座火车站——始发站取决于父母托朋友买的火车票。

上海比新干好。在上海度过的寒暑假里,王莫之看过最新的日本漫画,TVB的电视剧,还在楼下邻居家打了很多个下午的游戏机。

少时的王莫之寡言。十岁前,他困惑于如何与新干的孩子们交流自己喜欢的漫画和电视;十岁后回到上海,他那尚未回沪的户籍和借读生身份,又时不时被指指点点。

他自小就说一口最标准的市区上海话,却费了些时间学习成为上海人,比如不能随地吐痰这样的城市礼仪,比如补齐上海人的谈资。直到中考出分前,王莫之都担心自己会被送回江西。好在一切如愿,他收到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户口也在次年迁回上海。

少时王莫之交心的朋友不多,其中一个是杂志《音像世界》。第一次在图书馆碰上的时候,王莫之“很震撼”。那时候他已经没头没脑听了几个月打口碟了,周围的同学们正在勤奋学习,没人知道摇滚是什么。幸好,遇到《音像世界》就是找到了组织。

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音像世界》是字典也是情报,是王莫之能去帮碟贩选货的底气。王莫之着迷于孙孟晋的乐评,虽然他看不懂写的是啥,但“感觉特别棒,特别摇滚,特别抒情”。

孙孟晋是90年代起上海很有影响力的电台DJ。1993年他第一次录制电台音乐节目,带去了两张CD:The Beatles和Bob Dylan。在他当DJ的十几年里,他用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向上海的听众热切地分享了摇滚乐。

和他的电台节目一样,孙孟晋的乐评也常常夹杂着个人故事。他的文字有些苦闷,这苦闷正是他爱上摇滚乐的起点。摇滚乐不是日常生活的折射,它要造一个新世界。孙孟晋隽永的抒情和多变的词汇,正是摇滚乐般、富有诗意的黑色冲击。

乐评人孙孟晋

回沪后,王莫之喜欢上听音乐电台和粤语歌曲。所以他坚信,即使没出门散步遇上打口贩子,自己稍晚些也会进入摇滚乐的世界。“现在想来,最早听到的摇滚乐应该是《圣斗士星矢》的主题曲。真的,我放给你听一听。”

成为资深乐迷是进大学后的事情。那段时间洋垃圾井喷,市场上甚至出现了不少原盒的日版唱片,王莫之想买的更多了。入不敷出的时候,王莫之就在“现代变奏”上便宜卖碟。坦白说,几乎所有“现代变奏”的ID都在做交易。

“现代变奏”把王莫之变成了一个话痨。他对音乐的感受被勾了出来,“想表达的东西多了。”他在其中找到了不少知心人,他们拥有最高纯度的聊天:只谈音乐。

王莫之开始在周末去看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顺便卖碟,顺带社交。他常去的Live House有三个:田子坊的“音乐仓”、徐家汇的“哈雷”和新天地的“ARK”。

严格来说,真正的Live House只有ARK一家,其余的都是兼职摇滚乐演出的酒吧。ARK是上海第一个标准日式Live House,精致且专业,有日本人投资,也有日本调音师驻扎。

2003年,王莫之在ARK看了一场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上海乐队拼盘演出,“阵容饱满,打光考究,还喷了干冰。”

这一年的ARK有许多值得一说的演出。比如4月20日,上海摇滚乐队在ARK联演“我们这一代”,参演乐队有Junkyard、“髓”、“三黄鸡”、“发条橙”和“戈多”等。现场聚集了近400人,后来成为果壳网联合创始人的庄纳在当年写道,“对这些乐队成员和很多歌迷来说,摇滚是他们的信念,也是他们的生活。”比如年中,窦唯与不一定乐队在ARK举行了他们的首次公演。又比如年末,上海乐队水晶蝶、扩音器、顶楼的马戏团等和日本摇滚乐队Beanbag在ARK联演。演出组织者是与孙孟晋齐名的乐评人费强,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在台上大喊:“上海的摇滚是永远会坚持下去的!”

看完现场演出,王莫之还会吃“摇滚饭”:乐手和乐迷在新天地附近找家本帮馆子拼桌吃饭。王莫之跟着朋友的朋友混在其中,聊国外的摇滚,或是讨论淘碟资源互换。

2005年,上海新天地ARK酒吧

大自鸣钟和Live House迫使王莫之提早看到了“社会”。谎言欺骗,流言构陷,还有理不清的感情故事,“已经感觉这个世界比你接触的更深,学校还是乌托邦。”王莫之说。

他依然是本分的学生模样,涉世未深,对音乐之外的东西没兴趣。他和听友去看展,满脑子惦记的都是回家开尖货。多年后再说起这个细节,王莫之的语气有些自嘲。他说当他喜欢上文学,他发现无论三岛由纪夫还是罗布格里耶,或者《论摄影》还是《紫色》,他都曾瞧见过,或是在朋友家中,或是在交易中。

“我是纯粹的摇滚乐迷,他们是标准的文艺青年。”王莫之说。

大学四年,或许还要连上毕业后那几年,王莫之把自己烧在摇滚乐里了。他认识的乐队数从三位数变成五位数。在拨号上网的年代,他每天都挂在SoulSeek——一个世界版的VeryCD,点对点文件共享程序——的中国小组下载音乐,他将AMG(All Music Guide)——一个关于音乐的元数据数据库——奉为淘碟指南,绝不漏过编辑推荐。

很快,王莫之就是文艺青年了。以“现代变奏”为起点,王莫之成为了一名风格飘逸的乐评人,在圈内名声渐响。再后来,他成了杂志社的文化编辑,又成了小说家。他不定时发售100本自印的乐评集或是小说。总能售空,也总是赔钱,唯有一本乐评集赚到过200块。

2015年,虽然有些不太切题,但“现代变奏”成了王莫之出版的第一本小说的书名。

摇滚乐让王莫之和他的朋友们拥有了独特的幸福与激烈的快乐,并且延续至今。年岁渐长,聊天的纯度掺了些忧愁:空气质量,小孩上学,职场瓶颈。

 

310

2008年伊始,大自鸣钟成了一栋空的建筑物。过完年的3月头,原本卖洋垃圾的大部分迁入西宫旁的银宫商厦,一小撮搬进虬江路的电子市场,卖DVD的都去了叶家宅的事久建材市场。

银宫的几十位贩子,唯一的上海人姓王,娶了个台湾老婆,一年中有半年无预警轮休。轮休意味着小王回台湾了,且尖货即将到来。“没有比小王更懂货的碟贩了。”王莫之说。小王会语重心长地提示,这张伊能静如果不作为赠品的拼图,其实可以便宜些;那张张信哲的早期黑胶,奇摩拍卖的市价折合人民币超过700,开650是因为他有三张,这张成色稍逊。

银宫存活了九个月,之后碟贩们又搬去了新西宫和叶家宅。

叶家宅热闹的时候,CD作为音乐存储介质的光辉即将攀上抛物线顶点,而王莫之开始玩黑胶唱片。

改建前的叶家宅是个回字形,过道不足两米,外口是大小不一的门面,内口上半部分被楼梯占据,下半部分堆放杂物:二手家电、破箱子和卖剩的音像制品。多数时候,黑胶也放在这下半部分。

“那个阶段没什么人(玩),特别便宜。”仓库里摞着一箱箱日本来的洋垃圾,五块钱十块钱一张。王莫之打扮成搬运工的样子,戴着口罩,打赤膊或在脖子上挂一条毛巾,“真的很夸张”,他说。

一箱约80张黑胶唱片,王莫之挑拣的手速很快,肌肉因过速而大量的重复动作颤抖起来。“我们一个下午可以挑两三吨。”一吨约为三四十箱,先看完的几箱被拖到屁股下面当凳子用,“要抢的,动作慢一点好东西就抢不到了。”和自己这个壮劳力不一样,王莫之见过老外带着一个可移动的黑胶唱机,打开折叠棒,戴上耳机,现场试听。

有时候店主会煞有介事地说:“去年和日本方面订了一个合同,保证每月发我几吨货。”所谓的日本方面其实是汕头的几家料厂,处理外国垃圾,合同自然也是不存在的,但王莫之装作信以为真的样子点点头,真心称赞店主。

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是碟市的一场寒冬。碟在上半年都不能卖了,这一寒就逼得不少碟贩转行。搬到叶家宅一楼的苏三听话,把摊位改成了袜子铺,DVD交易蹲藏在柜台下面。次年4月,碟市回春,好些碟贩的淘宝交易已经超过了门面生意,甚至有些门面生意不过是淘宝订单的马甲:当面交易省运费又可以验品相。

2012年的淘宝屡屡刷新单日网购纪录,虾米音乐也即将被阿里收购,QQ音乐已经拥有超过百万首正版歌曲,日活用户4000万。

这一年起陆续有碟贩退市。一个月两三千的租金,却只有八九天的生意,赚钱不易。原盒越来越便宜。2006年一百多块的原盒,如今十元也没人要。叶家宅的二楼很快空了出来,物业拆掉一大块租给网吧。

客流量在萎缩。老面孔失踪,新面孔也不见顶上。“一直来的,该有的(网上)都有,(网上)没有的又买不到。而且你们现在那么懂货,还晓得上淘宝查价,买不起啊。”碟贩很沮丧。

除了在上述跳蚤市场淘碟,王莫之还常去长顺路一对父子俩的店里。长顺路靠着虹桥,那儿外国人多。店里也常有老外,虽然贡献不高。“最好和最戆的客户都是中国人”,老板总结道,“老外就是差差过。” 但总还是有那么一两个老外,偏好古典爵士这样的高价盘,买到积重难返,一单破千,老板开路虎相送。王莫之跑得勤快,一周光顾两三回,一年也能在老板那儿花上两万多。

拆箱装箱是个苦力活儿。老板得先分拣胶体彩色的彩胶,再分类单曲EP大碟日本这四类,其后欧美单曲还需要根据封套颜色细分“彩皮”和“黑白胶”。纱布手套是必须的,盘基薄的唱片抽插不当比刀片还厉害。王莫之跟着老板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如何辨别原始货:箱体上蓝色或棕色的不透明胶布在中国买不到,国产的透明封箱带代表了不可信。

长顺路的店开了八年。据王莫之说,老板起初卖CD,大二时就赚足了学费,之后吃这口饭吃了十年,没卖过一张盗版。2016年,王莫之从阿里旺旺上得知了老板的父亲往生,其后,老板关店赴美。

叶家宅则撑到了2014年,虬江路比它多半年。乱哄哄乌糟糟的市场被一纸关停。商户们的亏本甩卖,王莫之没参与。差不多2013年起,他就很少再去淘碟了。

粗略统计,王莫之大约拥有五千多张CD、两千多张黑胶、五百多盘卡带。而他电脑里三大音乐平台的曲库超过两千万首。

听音乐是最快乐的,这点永不改变。音乐巨大的吸引力会严重干扰王莫之的写作,他一度整月都没听音乐——我们是说,没有专心投入地听。但乐评是毕生的爱好,去年,王莫之又售空了一百本自印乐评集。

人不应该在三四十岁停下对音乐的冒险。近两年,王莫之着迷于爵士和黑人音乐,日子仿佛回到了少时在襄阳南路买打口碟,每天都有新的音乐在等待他。“爵士每张感觉都不一样,非常打开想象空间”,是无底洞的惊喜。

王莫之在35岁时开始了生活的冒险:他辞职成为全职作家。他说他们都是被摇滚乐改变的一代人,只是他被改变得更彻底了一些。他写了几个上海青年人的故事,以摇滚乐和文学为生活底色,名为《安慰喜剧》。王莫之说起话来有种抑扬顿挫的和善:“就写这代上海人吧。希望我的小说有社会价值。”

他将长顺路的故事写成了《安顺老伯》,收进了短篇小说集《310》中。“310”是上海人身份证数字的前三位。

 

(本文写作参考王莫之作品《现代变奏》、《安慰喜剧》、《310》等,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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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2期 总第590期
出版时间:2019年0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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