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丨朱西甯 用语言寻找和创造故乡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日期: 2018-12-30

除了自身勾勒出台湾文学的脉络之外,朱西甯先生和朱天文、朱天心全家同时是另外一个视点当中的台湾史。他们固然也是以作品的方式负载着,但同时是以他们的家庭故事、传奇式的人生在传递着历史。 ——戴锦华 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张大春

错过

祖坟哪儿去了?

宿迁闹市区的楚街。整齐划一的时尚酒店、古董商铺,标配的灰瓦红梁,人流熙攘。朱天文和朱天心觉得好玩,又有点头晕目眩。若不是同行的亲戚还记得大概方位,她们压根没法辨认祖辈们仙去后栖身过的方寸之地。

“原来就是一块棉花田,旁边是大豆田。荒凉得很。”姐妹俩回忆。“现在上头就是个餐厅了,亏得姑奶奶们的后人能认出来,说是哪口井、哪棵树,我们于是就约在餐厅门口见。”

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生长于台湾。父亲朱西甯心心念念的故乡有两个:山东临朐,和他的出生地宿迁。

“我们在台湾的身份证件上填的籍贯都是山东临朐,1988年跟着父亲第一次回大陆的时候,才知道老家竟然在苏北的宿迁。原来百年前,父亲的爷爷从临朐出发,带着妻儿出去讨生活,也不晓得要去哪里,就往南去吧。一直走到宿迁。有一天在井边打水,一个地主看到这壮汉(朱西甯父),打的第一盆水是给他父亲洗干净,还为他准备饮水。能吃苦,又本分,就留他们下来当长工。从此朱家才在宿迁落脚。”朱天文描述。

轰轰烈烈的大陆建设潮,改造甚或抹去旧时的家园,对经历过台湾经济提速、城市更新的朱天文姐妹,本也不会太过惊奇。2018年秋天,为《他们在岛屿写作》的朱家篇拍摄纪录片,她们再一次返乡。这一回,“文明城市示范街”的建筑把朱西甯亲手修葺过的朱家祖坟旧址盖得严严实实,彻底从视野里清零。

“一直想找的黄河废古道,全部成了生态公园。还要走到很远很远的白马湖,再过一个非常浩渺的湖,到了湖对岸的一个小沙洲,才看到父亲笔下所谓的下湖。”

那么在乎故乡,为了修族谱、建祖坟、老家孩子上学倾尽力量的父亲,在天上有知,会不会难过?

朱天心觉得还好。“他固然在人世间有一个身份是为人子,可父亲很早就告诉我们,道统重于血统。我觉得他对血缘也尽了责任,是可以超越这些(变迁消逝),甚至笑着面对的。至于寻什么什么不遇,这也是那一代人或是我们的真实处境。你在历史上这页翻过去了,一点痕迹都没,只能用文字、用其他的什么来保留它。”

朱西甯很早就意识到,唯有文字可以永恒。他毕生大半时间笔耕不辍,被誉为“最后一位民国小说家”、“台湾第一位新小说家”。只是因了外省人身份,在岛内被有意忽视。大陆也是直到近60年后,才出版他早期的经典小说《铁浆》与《旱魃》。

朱西甯的《铁浆》和《旱魃》在大陆首发式现场 图/杨明

读朱西甯的作品,与探寻这个文学世家的生命旅程,难言轻松。尽管朱西甯本人反对用“原乡作家”来定义自己,但唐诺认为,抛开文学评论取向,正是朱西甯长达一生的书写,帮助作者不断地踏上返乡之路,最终抵达精神的家园。

 

血性

朱天心穿得素朴,样式简单的棉布衣裤,衬得眉眼越发清明透亮。初次在老家见到朱家后代,她发觉“那务农的、做黑手的、刚放学的……皆一脸雀斑、见人就脸红的神情,哇好像在照镜子,我既吃惊也眼热,原来自己(的雀斑脸)并非石头里出来的。”

过得再拮据,朱家餐餐都像除夕团圆饭,一定摆妥桌子,全家大小坐定了才一道吃。在他家住过的阿城曾经边抽烟斗,边望着那一桌惊叹:“真是山东农民!像要下田干活儿似的顿顿扎实!”

虽然朱西甯一步不曾踏进山东,但摘高粱叶儿、栽红芋、抓蚂蚱、牲口打号子,夏天躲伏、冬天烤火的民俗农情,两地相差无几。

少时颠沛,成年后迁去台湾,而立之后动笔写《铁浆》的朱西甯,缘何可以将童年记忆保有得如此清晰,把农耕世相写得那么充满质感?

“我猜他幼年就是一个寂寞的小男孩在乡村里头,跟屁虫似的整天跟着爷爷奶奶。老人们也只好编造故事给父亲听,里头会混杂很多山东的风土人情,故事传说。那些道听途说,恐怕已经比他当时所处的世界更生动鲜活吧。”朱天文这么看。

新书发布会上,演员赵立新朗读《铁浆》中最为戏剧性和浓烈的一段 图/杨明

新书发布会上,演员赵立新选择了《铁浆》中最为戏剧和浓烈的一段朗读。为了与老对手沈家争夺官盐承包权,也为了一雪父亲孟宪贵被打败的耻辱,孟昭有展开了孤注一掷的血拼,以自残的方式激将对方,只求为家族赢得主控权:先是在小腿上插匕首,后来齐根剁了三个手指。不分胜负后,他实施了最后一回合的较量,将血红滚烫的铁浆像灌进沙模子一样灌进自己张大的嘴巴里,“凝固的生铁如同一只黑色大爪,紧紧抓住这一堆烧焦的烂肉。一只弯曲的腿,主儿的还在微弱地颤抖……”

庄户人的侠义、有种在书中不断涌现。《贼》中,怯懦的狄三因母亲病重偷了主家的首饰,未曾想长工鲁大个儿冒着族人的敌视,挺身而出为他顶罪。《刽子手》里,受刑的汉子把乡董杀了,提着血刀上衙门投案,冲着堂上老爷们将唾沫吐过去,骂道“我庄稼户唾沫是吐到手心里做活的,今天吐你们赃官,算我这口唾沫白糟蹋了” 。

到《铁浆》,生的渴望与强韧、死的悲愤与尊严,更是到达极致。张爱玲因此赞美这本小说集:“有如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了错过的一切。”

但血气之勇逞罢,剩下的恐怕只是闹剧和无力感。厦大台湾研究院助理刘奎指出,清末民初乃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时代,而沿海省份山东所感受的历史晃动尤甚。小说里的乡间小镇即将铺设铁道,必然遇到乡民的抵抗,因为会破坏村镇风水,类似的情景在《旱魃》中呈现为乡民毁坏电线杆,因为“电线杆”的杆与旱谐音。

问题在于,火车所带来的现代化完全淘汰了旧的运输方式,加之后人的蒙昧和不进取,都让孟昭有惊绝一时的自我牺牲彻底失去了价值。乡土社会既有的仪式和尊严、伦理和道德,也逃不脱崩解的宿命。

有读者感叹,“那样撼人心魄的时代和写法都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吧!”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后现代研究的戴锦华,直言自己是朱家姐妹的粉丝,但从没读过朱西甯的作品,“是一种熟悉的写实,意味着某种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学和80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当中,逐渐生长出来的那样一种文学基因。”

话音婉转,意思却是明了的,还是有些“传统”和不合个人趣味。

对于朱西甯悍厉、干脆的文风,少见异议。读他的小说,在鲜活的画面感和细节之外,常会有心口提着的紧张与被锤击的痛快。莫言形容朱西甯的语言“强悍、饱满、意象丰富犹如激流飞瀑。这样的语言需要奔跑着阅读,这样的语言扔到水中会沉底。”还直言,如果早几十年读到,怕也不会有勇气写《红高粱》了。

 

底色温柔

没到晚年,朱西甯一头浪花般翻卷的银丝,只剩鬓角的一点黑,被老三朱天衣打趣“八哥会拿去父亲的银发做巢”。身板清癯,鼻梁照挺,下颌骨的线条几如直尺。朝向远方的眼神,却柔和得似乎可以包容天地。

唐诺说,“朱先生年轻的时候非常俊美,一辈子没有重过50公斤,到老满头白发,非常好看的一个人。看天文、天心长得不错,其实是不及她父亲的。”

这样一个人,却可使出强悍凌厉的笔调,刻画出一众个性鲜明的乡野人物。

身兼阅读达人与朱家家人的双重身份,唐诺看朱西甯,强烈之外终有一层温柔的底子和悲悯。“和鲁迅的口诛笔伐不同,朱先生不会像铅一样一沉到底。对人性可能的勘探,较之他人更添几层婉转迂回。这或许和他的宗教信仰相关。”

朱西甯曾告诉唐诺,真正的悲剧不是善跟恶的冲突,因为善恶本不相同,“了不起就是说哪一个获胜的时候是让你欣慰开心还是让你难受而已。他说真正让我们有意识的悲剧是善跟善的冲突,即我们所说的价值之间的冲突。”

 他的小说《破晓时分》写的是一个审判时候连呼“威武”的年轻衙役,第一天上工就碰到一个偷情的案子,女生要被浸猪笼。最后到底是个冤狱。然而朱西甯无意把审判官老爷们写成没心肠的坏人,“没有人有心要让审判歪曲。可是经过整个过程,不知道为什么走到后来,就成了一个叫人叹惋的冤狱。”唐诺解释。

收入《铁浆》里的《贼》,以目睹招贼抓贼全过程的孩子视角来写,其中的父亲(大先生)体恤狄三的懦弱,也会斥他“敢做不敢当,差劲儿”,还在鲁大个儿勇敢承担、受罚后,给鲁敷药,安排好妥帖去处。朱西甯无疑对大先生这样世故通达的明智者怀有偏爱——如同沈从文、钱穆乃至新时代寻根文学笔下的乡贤,好像可以把残酷纷乱的世界给解开来,对乡间社会的安稳至关重要。

“有些时候太强烈会有危险,像鲁迅或朱天心都会有。朱先生肯多看你一眼,他肯给别人机会。”唐诺说。

朱西甯夫妇加三个女儿,五个B型血。朱天心调侃父系如父亲和六姑清严正直幽默、凡事入眼入心,母系则好玩好吃,依赖退缩怯懦,而天心的天真勇烈一以贯之。“我看人很容易看到缺憾的部分,非常非常敏感。该做的要做,该得罪、该决裂的,也绝不含糊。”

1967年农历新年,朱西甯携妻刘慕沙,女儿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返回妻子的苗栗娘家,看望亲人 图/理想国提供

1976年,客居台湾的胡兰成搬到朱家隔壁暂住,开讲易经和禅学,文坛各路人马络绎不绝来听讲,朱家进入“鼎食期”,出现“不得不采以拿破仑阵列式,分批次几人一组,盛饭盛汤后行礼如仪,分别捧碗退下的盛况”。到80年代中期,蔡琴、杨德昌、侯孝贤、詹宏志、张大春也成为朱家的常客,朱家成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策源地。

再忙乱,朱西甯也会腾出时间给到访的年轻学子讲解和指点。渐渐长大的朱天心觉得父亲有点离谱了。“他对学生耗费了过多的时间。有学生把很烂的习作给他看,他也当成一个大师之作认真地读,认真地给别人意见。有一次我直说,某某人其实是要来追天文的,不是来那什么(求学)的。可是父亲就说,他在流亡时期那么地痴心文学,他觉得那个时候只要有一个前辈可以在关头上点拨一下,他便可以少走多少弯路,从此可以有一个很不同的创作景象。”天心有些释怀地笑,“所以他用这个心来对待那些大量的来追姐姐的年轻人。”

 

回,不回

冬天的台湾,雪是稀罕物。媒体报道里,朱天心清晰记得这样一幕:“四五岁的时候,很冷的一个清晨,父亲把我们从被窝里挖出来。我们很不情愿被带到房子外面,第一次见到叶片上是白白的。他好小声对我们说:这就是霜。老家的冬天,早晨都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小声,好像怕惊破了这个画面。”朱天心说。

朱天心(左)和朱天文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如此浓郁的乡愁,缘何在22岁的那年,毅然做出弃文从军的决定,南渡来台?女儿们多年后方才明白。

朱西甯祖父为清朝读书人,后举家受洗,祖父成了传教士。抗战期间,家族为参与游击队进行地下抗日而加入帮会,但也因此被逐出教会(或为迁徙至宿迁的主因)。在杭州艺专时,朱西甯读到与左翼作家风格迥异的张爱玲,对文学世界的兴趣由此洞开。于是,从遍地战火走来,唯独一本《传奇》始终塞在背包里,不曾放下。

另一面,兄姊们不是参加北伐就是抗日,也给朱西甯的爱国心和政治倾向播下种子,内化了他的民族胸襟。

1949年,应孙立人招募,朱西甯随军来台。后来因为文才被提拔,成为与司马中原、段彩华等齐名的军队作家。

 “北伐时的革命军是有光辉的,不是我们认识的后来那个腐化的国民党。孙立人这位名将是西点军校出身,七年新军,有别于黄埔军校的系统。父亲弃学从军是热血而又郑重的抉择。他说服了最亲的六姐和两位高堂,亲自送他到当时的南京立志社应征入伍。”年岁渐长,朱天文才悟出其中原委。

当1949年花果飘零,各自选择去路的时候,朱西甯对于孙立人的追随和他坚持的信仰不曾磨灭。几年后,“孙立人案”发生,一代名将成为权力斗争和独裁统治的牺牲品。朱西甯心中郁积的不平,多年后才借由一份自辩文剖白。

那是1994年的一个两岸三地研讨会,有位评论家写了一篇《怀乡作家的原乡情结》,把朱西甯与司马中原的作品归为“怀乡之作”。年届古稀的朱西甯一生不曾为自己的作品做过任何解释和辩白,居然写了一篇《岂与夏虫语冰》去回应。

“这篇文章里,他白纸黑字地写道,《铁浆》写的是家天下的不得善终。”朱天文在新书发布会上道明。原来,乡野人物的传奇、苍凉的北国生存意象、底层乡土社会的守旧和危机里,包裹着的是对孤傲孙将军的忠诚、对权力倾轧的愤怒。

像那时的数万南下同路人一样,朱家住过一个又一个的眷村。从凤山到桃园,从板桥到内湖……客厅往往不是放着床,就是放着碗橱、米缸和缝纫机的杂物间。板桥的浮洲里淹大水,整个眷村淹到屋顶差一截,姐妹们跑到邻居家的小阁楼上看着乐:“锅子瓢盆都漂了,我们就站在里间,腿都泡在水里头。床边的那个鞋子也漂啊漂。”因为这场台风和洪水,孩子们才知道他们其实住在一个沙洲上。

搬到内湖,夫妻俩才加盖了婚后第一间属于他们的卧房,可放下两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多年眷村生涯里的头一遭。

即便如此,朱西甯也从没考虑买房子。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里头父亲死后,母亲坐在榻榻米上幽幽感伤。家具一定要买竹的,这样回家(大陆)的时候即便丢了也不心疼;厚重、穿不上的冬衣要收着,再穷都不能变卖,不然等到回老家不是又要浪费?这深深戳中了朱西甯,因为“人同此心”。

“买什么房子,安家落户的,就不打算回去了么?!”父亲的执念,长年盖过了女儿们对更大空间的渴望。

关于外省人的命运,朱天文写过小说《小毕的故事》等作品。朱天心则借由写作《想我眷村的兄弟们》,终于明白,那些年间,父辈们为何从未把岛屿当作落脚生根处,“原因无他——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原来,没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作家乡的。”

解严那年,天好像被“哐当”砸开一道口子。随后,眷村拆除,成为历史。对一群人,这是一个更开明时代的起步。对另一群人,却是信仰幻灭的过程。“当初,父辈来台湾,付出了他们的自由、青春、健康甚至生命。天翻地覆之后,支撑他们可以过穷苦日子的这个信念变成了笑话一场。他们的党派、外省身份,有意被忽视,包括他的作品、他的存在。这个部分我是非常非常地替父亲不平的。”采访时,朱天心说到这里,胸口有些起伏。

从眷村走出,朱西甯终于在景美的山上买下了一个二层楼的小屋,从此居有定所。唐诺记得,“当时朱老师心情非常差,真的要安家在这里了吗?”

从那时起,生活了30年的岛屿,成为朱西甯和女儿们不得不去正视和认同的归宿。

 

实验与焦虑

无论心情如何,朱西甯在文学上的革新尝试早早便开始。大陆1980年代出的一本台湾文学合集《爱的陷阱》中便有朱西甯60年代末的转型之作《冶金者》。

农业文明与写实文学的世界,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事,透明,完整。发展到现代城市,“你可能跟一个人擦身而过,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即使对他有感觉,也不知道他从何而来,去到哪里,所有的故事都没有了,变成碎片。”唐诺指着我手上的书封皮说,朱西甯后来的《冶金者》、《现代几点钟》明显的“反情节、无主题”。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天文姐妹也觉得,父亲写的东西不太能看懂了。张大春直言,“朱西甯以他一人默默完成了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实验。”

转型在两代人之间,前后发生。

对朱天文和朱天心来说,从眷村到台北,是一次具有断裂感的辞乡。仿佛甩掉了从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包袱和沉沉的“家国”梦,却又多了一层现代意义上的焦虑与困惑。

王德威说,朱天文“越过顾影自怜的藩篱”,将眼光从遥想的“家乡”转移到台湾本土,写作题材也开始转变。从《世纪末的华丽》到《荒人手记》和《巫言》,都市人无根无依,道德在小说中越来越退场。但因着早期的理念与教养,朱天文的颓废里依然浮现着传统的味道。

而朱天心越来越着重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种种表达。我是谁?乡归何处?诘问在后续作品中如影随形。现实当中,她和同道联合发起社会组织,针对政治人物撕裂族群的言论进行批判。

10年前,朱西甯去世,朱天心犹如断线风筝,骤然失去重心。父亲的离去意味着“居然你也有至亲的坟可上了”,但更可能预示着某种想象和期盼的凋零。

为父亲而写的《漫游者》,仿佛是在世界各地的游荡里走回父亲的原乡。除了抒发思念,还有另一重的表达。“他们这一辈(外省)人长期被讪笑和凌辱,价值被践踏。这一页翻过去,要是我不再吱个声的话,后人也不会有人知道。”

唐诺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她说姐姐天文和唐诺一样心如止水,而自己性子很急,“非得希望当下正义实现,对错清楚。”但她也有调适。父亲走后,她曾在纪念文章中质疑他1949年为何会随同国民党来台湾。然而渐渐地,她终于学会看人不以事后之明的懒惰分法,例如不再用意识形态、主义、信仰(及其所衍生的阵营立场)来分出一代的“好人”、“坏人”,而是好奇于分辨出心热的、充满理想主义、利他的、肯思省的……以及另一种冷漠的、现实的、只为自己盘算的两类人。“前者在任一时代,都有‘站错边’的可能,而后者,当然是‘从不会犯错、绝不会被历史清算、最安全舒适的’。此中有高下吗?求仁得仁而已。”

 

永恒的谜

女儿们构建起了她们的文学空间,父亲也在一天天老去。

不知从哪天起,朱天心的孩子谢海盟成了朱西甯最亲密的伙伴。小海盟最津津乐道的是,什么样的骡耐力最强,“神圣粪金龟”(屎壳郎)如何能团成一团粪,如何对付一只聪明狡诈的黄鼠狼。爷孙俩会在月黑风高夜出去偷摘别人家的香椿,回来拌豆腐好开心。

張爱玲1965年10月31日致朱西甯亲笔信 图/理想国提供

两人还都是戏迷。海盟喜欢老生戏、三国,朱西甯喜欢俏花旦、丑角、猴子戏。“所以海盟鄙视公公那个看戏的品位是超级差的。两个大头一白一黑叽叽咕咕的,每次争论要勾哪几个戏码(戏曲演出的节目),可以争论好多天呢。那时候都觉得好像永久会是这样子。”朱天心轻叹一声。

看到晚年的朱西甯在稿纸上写书,小海盟争着写页码。“从第一页简直像是个电线杆的1,到后来一个棍子两个鸡蛋无限大,到最后,因为写了十几年,海盟的字已经非常的工整娟秀。”

这本书稿,便是朱西甯花费后半生心血的力作《华太平家传》,写的是自义和团、八国联军、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纷至蜂起的不“太平”年代,主角却是一个名字反讽的孩童。祖父华长老传教办学,庄稼汉和洋人管家父亲营生兴家,两条主线并行。祖父不但用山东土语讲圣经,为人看祖坟风水、劝化土匪,也能用老子“反者道之动”来解说亚伯之命。

舍弃了新小说的实验,朱西甯以父祖之名构建了一座回忆之城,一个想象之国。现实中,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化融合之可能,恰是他毕生之所想。

在大陆,几番见到朱天文,她都穿着浅金色丝缎对襟袄,黑色鱼尾针织裙,一席薄如蝉翼的丝巾轻轻系着。声音温婉殷切,着实有几分古早时代的雅韵风致。

朱西甯坚信作家与本民族文化就像血缘的关系。用《文心雕龙》书名前两字为女儿取名,或许正是他的文学抱负与视野使然。上世纪70年代,为了更了解张爱玲,朱西甯开始访问胡兰成。接触胡氏学说后,对于“中国本位”的执着使得两人愈走愈近;两年后他更将胡兰成接到住所隔壁成为邻居。在父亲推动下,朱天文、朱天心联合一批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合力创办了“三三集团”与 “三三书坊”——希望唤起三千名“士”,实现那“无明目的大志”。最重要的方式,则是学习和传播诗书礼乐。

朱西甯因此得罪几乎所有老友。“最典型的是痖弦叔叔公开回忆说过,父亲邀他听胡讲课,他答:‘听你个头!西甯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 朱天心在《三十三年梦》里回忆。

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将那时“荒废小说”,极力供养“三三”与胡氏讲学的父亲,看作如同“敦煌壁画里一列列擎花持宝的供养人”。

朱西甯与胡兰成 图/理想国提供

再回首,朱天文说,自己错了。“他写《华太平家传》,里边的仁人志士无非就是想尽方法,用一己所能一生所学,来面对五千年来的大裂变。父亲一直很遗憾自己受的是新式的、教会里的教育,没有受过旧学。所以他碰到胡兰成的时候,发觉胡是把儒教推到汉以前,父亲就想把他的祖父、父亲所做的儒家与基督教文明合一,给两种看似冲突的文明彼此灌入新的力量。”朱天文说。“找到了这个,他满是求知欲,所以他根本不管外界是什么看法。表面上看,他好像有些年头放弃了小说家这件事,其实他一直在写。”

生命的最后岁月,朱西甯从楼上的书房移到楼下的客厅写作,回到最初来台时的状态。没有电扇,就从屋里牵个灯到外面,在藤椅上架上洗衣板,借着灯光写。在朱天文的眼中,父亲的那个小角落形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上校的工作坊,“父亲就像那个锻造小金鱼的上校。”

岁月却跟朱西甯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华太平家传》八易其稿。第七稿写了33万字,等朱西甯有天要重新看稿的时候,发现书稿竟然悉数被白蚁蛀空:向着书桌的那一面全部粉碎,一阵风即可吹散。写作的人替他痛惜,他却觉得,也许是上帝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告诉自己写得还不够好,于是从头再来。

预计写300万字的《华太平家传》,最终写到55万字中止。“本来《华太平家传》是要写出朱老师这样的家族,最后一个人莫名其妙因为时代的变迁,流落到南方的小岛,在那边成家,种种,直到当下。应该是一个世纪之书。”唐诺唏嘘,“天心有时候说,虽然她对父亲死是非常悲伤,但也许这样走也好。父亲怎么看待此后的景观,她也不知道。《华太平家传》真的写到今天的话会是一个怎样的笔调,无人知,因为这是永恒的谜。”

(参考资料:朱西甯新书发布演讲,《台北的朱家文学俱乐部》,《以父之名》。实习记者牛岩青、郭雪岩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理想国支持)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编辑  杨子  rwyz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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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7期 总第605期
出版时间:2019年0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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