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丨毕赣 世界上最甜蜜的房间 应该是什么样子?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宇欣 日期: 2018-12-30

“写剧本的时候,起来了不洗脸,不刷牙,就抽烟听音乐。写卡了,我就以为下一分钟会把它写出来,结果三天以后还是这样。最后我基本上都会解决掉,我总有办法解决的”

拍完处女作《路边野餐》后,导演毕赣最大的变化或许是接受了导演作为一份职业的存在,接受采访、走红毯、上节目,都是需要敬业精神的“上班”。我们见到毕赣的那天,他被安排了精确到分钟的连环采访,薄外套里露出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以下简称《地球》)的logo,logo下是没打算藏起来的肚腩。

采访前,我的摄影师同事请他坐在楼梯上,透过围栏看向镜头。他主动开玩笑:“这样会不会像一个动物?”他接着说,之前有别的摄影师让他在顶楼对着一面玻璃墙走来走去,“感觉像只老虎一样。”

毕赣从小喜欢动物。他初中的志向是去动物园工作,在塔可夫斯基之前最喜欢的电影是《导盲犬小Q》,大学报考了山西传媒学院电视编导专业,隐约觉得以后可以多拍拍动物。他的毕业作品就叫《老虎》。

但他长短片作品中更受瞩目的元素是时间、意象、湿漉漉的梦境。毕赣小时候住在一个澡堂边,房间总是渗水,他因此对这样的空间充满拍摄欲望。《路边野餐》里,一对夫妻住在瀑布边,互相听不清对方说话,整天跳舞。《地球》中,毕赣构想中男女主角偷情的地点看起来“要像一艘停泊的废弃的船”。

大学毕业后,毕赣回到贵州凯里,待过广告公司,做过婚庆摄影。他的大学老师掏出积蓄,二十来号人挤在凯里两间80年代的房子里,拍《路边野餐》:陈升为了寻找侄子卫卫,到荡麦遇见了过去与未来的人和事。毕赣用40分钟的长镜头展现了这个实时的空间,学者戴锦华在一次与毕赣的对谈中说,“他在试图表现时间的不均质,或快或慢,或完全停滞,或者逆转倒流。”

《路边野餐》拍完,毕赣托关系考了爆破证,打算当爆破员,因为这很摇滚。然而他接连获得了洛加诺最佳新导演奖和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及奖、金马奖最佳新导演等奖项,被影迷给予“中国阿彼察邦”“贵州王家卫”等爱称。那些奖杯现在陈列在他的公司荡麦影业。毕赣于是延续了虚构的荡麦梦境。《地球》在今年5月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

《地球》是一部关于梦的电影,是比《路边野餐》更为彻底、技术更精美的自我表达。毕赣起初拿到了2000万投资,最终花了5000万,原定去年10月杀青,结果拖到今年春节。此前,他对电影工业无甚了解,只在乎美学上的成功。《地球》主演黄觉记得,开机第一天,毕赣在导演棚里坐立不安,原来他之前拍摄都没有监视器,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坐上前。拍摄一旦遇到困难,停机一天烧掉的钱就超过一部《路边野餐》。

《路边野餐》(2015)

影片由罗纮武出狱后到凯里寻找旧日情人万绮雯开始,结构“前一半是记忆,后一半是罂粟”,像保罗·策兰的诗。为了体现身处不同介质的观感,毕赣在电影后半段呈现了一个长达60分钟的3D长镜头,让罗纮武坐着矿车进入12年前的夜晚。这趟旅程长达三公里,人物借助索道跌落到台球厅,又跌落到广场,不断滑行至梦境更深处。拍摄地是一个废弃的监狱,那里是毕赣的王国,他常常站在梦境的第二层——一个坡面——朝下望着他的“臣民”。

“我们在看电影的无数年里,好像阅读电影的训练变得非常健全,健全到我们看任何的电影都带着一点点麻木。”他印象最深的时刻是小时候和爸爸看周星驰的电影,很多剑插到轿子里,他害怕得捂住眼睛。“我很想把那样的观影状态传递给大家,我觉得那是甜蜜的一刻。”毕赣说。

 

爱怎么说怎么说,随便

我不太明白“艺术家”这种界定。因为大家的界定好像也都不对。艺术家是对完成更多作品的人的一个称谓,我才拍了一些短片、一些长片,是一个刚开始做艺术的人。(别人拿我和塔可夫斯基、阿彼察邦、王家卫对比,)我真实的想法就是没有任何的想法,甚至不是嘲笑,不是苦笑,就是笑,啊,原来你们这么思考问题。

我最近每天一醒来就要和大家工作啊。到了宣传期,我不只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是团队中的一员,我的工作就是要确定每一个跟电影相关的东西是有美感的;还要跟记者上班。《路边野餐》那时候连大家知道的演员都没有,我的工作量就要大很多,(只有我一个人在宣传)也有很多副作用,大家可能误会了好多东西,我要一一解答,那些解答就会变成新的误会。

拍《地球》,投资人没对我提出什么诉求。毕竟是超支了,我的期许就是不要让投资人亏太多钱吧。当时同事拿出五个娱乐节目,我一个都不想去。我问他们,去了真的对电影有好处吗?他们说,至少有一点,努力下。反复说服我。我就挑一个呗,至少这个(《吐槽大会》)还有我认识的朋友。我就当成上班来做,会尴尬,像军训要你踢正步,不能不踢嘛,我就踢一个,我也知道我踢出来像傻逼。但并不是说踢正步这件事情就是坏的,只不过你自己知道你那个形象怪怪的,本身不是那样一个状态嘛。(节目里)他们都挺保护我的。

跟《路边野餐》一样,《地球》一上映,我就赶紧跑掉,大家爱怎么说怎么说,随便。当然被讨论是一种荣幸,我就不要参与了,让接下来的时间证明讨论的逻辑对错。当时《路边野餐》全网讨论,有些同事很贱,截个图说,导演你看你被说了哈哈哈哈。

 

但凡有一点点责任心,这个事情就得崩塌

(拍摄过程中)导演组每天工作都很累,体力的消耗比我还要大。我的副导演一个月3000块钱,做的事情非常多。虽然他们从来没跟我表达过,我相信他们每个月结钱的时候都会骂我:凭什么我拿那么少的钱要做那么多事情?又会想:热爱电影,继续下去吧。

晚上我都悄悄地跟制片组说,我们导演组要开会了,其实就是带他们在我的房间打游戏,一直玩到其中一个副导演实在不好意思地说,导演,明天工作还没搞完。我就说,再打一把就走。本来有五六个小时睡觉的时间,《王者荣耀》加打牌会占据我一两个小时,一般能睡三小时。我醒来经常发火,说凭什么让我睡这么少啊,大家就一起骂:是啊,凭什么睡这么少啊!一直骂到上车。一上车我戴着大耳机就睡着了,经常在车上打呼噜。

我是一个特别不善于交流的人,想到什么说什么。跟我合作的主创,如果他的能力越好,和我沟通的成本就越小。

我的主创都非常好。觉哥(黄觉)是提前两个月就进组了,其他的职业演员都提前一到两周以上。汤汤(汤唯)、张姐(张艾嘉)、觉哥三个演员都同时要在,所以特别为难三位。张姐是前辈,有很好的电影经验,也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电影导演。她会不断地告诉我,你现在这样做是已经到了多么危险、多么浪费的状况;又会说,还需要多少时间?我们一起去想想办法。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会发现张姐的戏份不多,但是是最重要、最动人的,她对电影的贡献也是最大的。

剧组的一段佳话是,(男女主角的偷情地点)我想要的“是一个宾馆又不是一个宾馆”,大家都当作一个笑话在笑。但刘强老师(美术指导)接收到的信息是:最适合表达一夜情的是宾馆,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二天就会走;但难道一夜情只能发生在宾馆吗?最后偷情的房子被设计在宾馆旁边,强哥太屌了。

刘老师喝多了会跟我说,“唉呀我真的每天好孤独,每天一起来,都要应对你的那一大堆问题,能不能让你太太来做一天美术指导?”特别搞笑。比如说,当他们走进偷情的房子,女主角会说,“这是世界上最甜蜜的房间。”我就问,世界上最甜蜜的房间应该是什么样子?找了好多图片,都不够甜蜜。最后刘老师给我看了一间被焚烧过的房子,我的兴趣就很大了。他们去到一个被焚烧的房子,他只能告诉她以前这有个灯,柜子在那边。那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房间,是不是?

最早美术做了一个工厂宿舍,里面有双人床,因为最完整的剧本里男主角是一个泡沫厂的工人。我去到那个宿舍就说不对,今天就不能拍了。大家都习惯了,知道如果让我拍了,那场戏我肯定不会用。

我最后说,我也不知道它(房间)是什么,但是它应该像一艘停泊的废弃的船一样,他们在这样的地方偷情,才是偷情。最后刘老师做成了一个废弃的房子,一到下雨就会不断地漏水。我一进去就觉得特别好,真的像艘废弃的船一样——但是它好像缺少一个灵魂。刘老师就有点崩溃。

有一天我们再去看景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只羊站在一面墙上,墙又很窄。我觉得那个特别动人。就想说,如果偷情的房子里只剩下墙体的结构,床在断墙旁边,一片断墙:这个会是它的灵魂。

这就是我们最简略的一个场景设计的过程。每天解决这样的问题大概有五六七八个。

我有自己的制片组,我制片人记忆里是每天要跳楼,极其不顺利。但也不敢催我,催多了也没有用。当然,我自己当时知道面临着非常严峻、特殊的一场灾难。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已经超支了多少,我不能让我有那份记忆。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凡有一点点责任心,这个事情就得崩塌。因为最佳的办法就是把它拍好,拍成我心里面那种好,那标准没达到就是命。

我很害怕心里面出现的话是:睁只眼闭只眼吧,你有那么多好演员,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愿意支持你,赶紧把这个事情渡过,作品总不会差的,能差到哪去呢?这时候我就把塔可夫斯基的随便哪部电影打开,告诉我不要这么想问题,应该想的是我能怎么做好。如果我此时降低想象力、创造力、标准,最后作品出来不好的话,是对不起他们。这两个你选哪个?我选择做那个在现场最被人讨厌的人。这是我的能力,说白了就不负责任。

拍完《地球》,我觉得电影工业这回事情也可笑,我为什么喜欢举监视器的例子,就是我连这些最基础、最肤浅的都不懂。但一起工作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电影工业的经验也很差,他们以为他们好像是懂的,不懂。我会觉得这个难题不止于我,是每个工作人员的难题。

《地球最后的夜晚 》(2018)

 

这到底是个外星人还是人啊

《地球》的拍摄地(一个废弃的监狱)离我家开车大概两个小时,拍摄从去年6月15号一直到今年的2月9号。第一次拍完长镜头停了有一个月的时间,只有那个月我回了趟家。我家是在做《地球》前搬进去的,我都忘了多久搬进去了,唉我多久搬家了?都是我太太在做装修,(那次回家)我连灯的开关在哪里都不能下意识地找到。到现在我都不太熟悉家里面那些设置。我更熟悉的是拍戏的时候我呆的宾馆——因为成本有限,我挑了一个条件很差的,房间里就一张床,(现在想想)我这不是傻屌嘛。

我拍电影的时候就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场景。那个监狱是一个当地的朋友告诉我的。一进去就觉得你有拍摄它的欲望,你知道,在里面你可以把那个世界的一小部分给表达出来。

还是拍《路边野餐》之前,因为有场戏想在那拍,就去看看。那时候路还很不好走,一到下雨,路都走不过去,全是泥,树有可能被风吹倒,一直横在那里。是用朋友的车过去,朋友是《路边野餐》里面那个酒鬼,也在《地球》里演一个你们看不见的角色。酒鬼是当地电视台的副台长,他去帮忙沟通。后来当地的政府很支持我在那边拍电影,他们做了一定的基础维护,(路面)铺很多沙子、小石头,下雨了又不行(还要继续维护),那个维护工程挺麻烦他们的。《路边野餐》之前他们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我在做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觉得是打打闹闹,《路边野餐》完了以后,他们会觉得你是在郑重地做一件事情,就更支持你了。

我家人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所以不会有阅读电影的习惯。《路边野餐》他们看呀,看了觉得很晕。他们更多能体会到的只是世俗层面的,他们只会看,哪个熟人要出现了,谁又要出现了。艺术的价值,电影的想象力,其实他们都没往这方面想。他们更熟悉那个非常真实无聊的我,大银幕上面表达出来的东西太复杂、遥远,所以他们开始出现了认知焦虑,慢慢地在怀疑那个是不是我。一看电影就觉得,这到底是个外星人还是人啊,但一坐下来吃饭就好了。

他们知道我在外面搞电影很累,所以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尽量克制着自己。刚刚拍戏的时候,我妈跟我聊电影,我就说能不能不要聊这个呀。后来她就很理解,每次她来接我,不会说唉昨天跟记者聊得怎么样,就会讲我的小孩最近学会了干什么事。家人和朋友他们会更体谅。就像他们看你跑了一场马拉松,你满头是汗,朋友来接你,他肯定不会说跑得如何,就说,一会儿想吃什么?

就像你如果是一个画画的,别人会说帮我画一张,亲戚朋友也会提出让我给他们拍电影。如果是长辈问,我会乖巧一点,点点头就过去了;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会笑着骂过去。(笑)

 

自己对着墙打了好多年乒乓球,是不是该谈恋爱去了?

我有个短片叫《金刚经》,英文名叫“诗人和歌手”,所以有个人念诗,有个人唱歌。《地球》里的角色不是诗人,唯独出现了一首诗,变成咒语一样的存在。《路边野餐》之后我有段时间蛮闲的,这首诗是我的存货。

这一年我都没有写诗。电影是各种各样的秘密混合在一起。诗是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秘密。写一首诗和写一个故事、剧本都没什么区别。你脑海中要有很多素材,有叙事,有结构,有意象的整理、词汇的穿梭,要有你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像个礼物;还得变成一个崭新的有想象力的作品,它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量。目前我没有这份闲情。别来采访我,我不上班的时间就可以写。

大家很想了解我怎么写作,我都是随便说说。我到今天为止还没看过一本关于写作的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看那个。写剧本的目的是要把它拍成电影,跟写小说不一样。(比如)今天你来采访,你戴了绿色的围巾,穿一件灰色的衣服,采访的场景特别斑斓,这些都得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表情,会有个括号,它属于要交代的状态,想不到你就不写,先把结果写上去。它没有任何的阅读感受,就是一个蓝图。

我在写作上面(和别人)交流非常少。我有时候去台湾找张大春老师,他是《地球》的文学顾问。有时候会给我一个遥远的朋友打个电话,问他,唉,你觉得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偷情)怎么怎么?又给另外一个人打电话。我可能还会问我妈,问我孩子。我需要的是一个真实日常的普通人的反馈。

我的习惯是会把灵感在第二天想起来的时候随便记一记,没有目的性。想不起来的都不是好灵感。

(写剧本的时候,)起来了以后不洗脸,不刷牙,就抽烟听音乐,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如果音乐好听就很顺利,可以开始写。音乐不好听,就一直找好听的音乐,找到为止;找不到,除非逼我写,不然就打游戏去了。写卡了,我就会以为下一分钟会把它写出来,结果三天以后还是这样。最后我基本上会解决掉,不解决就拍不了。我总有办法解决的。

我很不愿意做这份工作,我是一个懒惰的人,我确实是很享受创作,我享受的是我想到开场怎么杀人,怎么回忆起那个人,整个的叙事设计,我就会特别高兴,高兴完了我就听歌去了。

我不想有交流沟通,但电影就是一个你要跟所有人沟通的艺术,你要上班,你要告诉你的主创和工作人员。所以挺矛盾的。对我来说,角色该说什么、该干嘛我都知道,我想有另外的编剧来做,他们在旁边打打打打,我嘴巴一讲,就去玩去了。也试着去找过,但没有一个编剧可以比我想得更快。我还得跟他解释一遍,当我把整套给他讲完的时候,我已经把字打完了。这个工作不得不做,我就很不高兴。

但(拍电影)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是在活着。之前你不知道,拍了电影以后,你会觉得以前好像是一只动物一样,更孤单,现在更像人类一些,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更健全一点。就像你听了一首好歌就会快乐一样,这是一种生理反应。你听歌的时候会快乐,你会更在乎你自己。

我想每一个导演都会遇到这样的阶段,像作家一样:当你开始写第一部书的时候,一定是浑身解数,所有的人生经验、记忆在这里面,它们含混、有魅力;当你写第二本书的时候,你试图在整理、打开更深层次的、更遥远的东西,整个世界在建立当中。当你写完,你锻炼出了如何整理这些复杂记忆的手法,你会觉得很疲惫,又会发现更多吸引你的故事,那些东西已经不是你的自我。

我这两部电影包括前面的短片,已经把我自我的问题解决掉,接下来我肯定不会这么拍电影,反而是一个好事情。不焦虑啊,其实很轻松,我可以拍其他的故事。拍的过程痛苦,那肯定的。但对自我这一块你轻松了,就好像你小学老去打乒乓球,自己对着墙打,也打了好多年了,到初中是不是就开始谈恋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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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3期 总第601期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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