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丨点指泰迪罗宾 电影的寿命绝对可以比我们长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欧阳诗蕾 日期: 2018-12-25

我知道一定有对错,但不容易去分解,那是我中学最后一年,那时我才知道这个世界黑白难分

香港这几年电影的新人似乎接不到棒,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怎样快一点去接棒呢?第七届香港影展广州站,《我爱夜来香》展映后的交流沙龙,有观众向泰迪罗宾抛出这个问题。

泰迪罗宾,素以饰演鬼马风趣的角色及打造另类港片闻名;银幕之外,他看起来更像一位老派绅士,彬彬有礼,但诚恳言辞中也能觅得鬼马气韵,他的普通话字音圆润饱满,时不时蹦出个儿化音。

提问在他的预料之中,近几年观众对香港电影未来的忧虑越来越重。在他看来,眼下对香港新导演而言是一个屈求的时间点。“重点是整个中国内地的市场转变太大了,令我们百分之八十的香港高手全都上来了,剩下的那些导演还暂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坦白讲香港唯一的好处就是能让你任意发挥,但是香港现在匮乏的条件太多了。”

“而我们很幸运在70年代末,电影新浪潮的时机就发展得很成熟了。”他说。

自上世纪50年代末,一批电影人在法国掀起电影“新浪潮”以来,世界各地的电影新浪潮运动相继展开;七八十年代之交,香港的影视行业发展极为迅猛,一批拥有专业素养和海外求学背景的青年导演自发地破旧立新,迎来了“香港新浪潮”。其中,泰迪罗宾在1979年监制的电影《点指兵兵》被视为开端作之一,那是他的首部监制作品,电影导演章国明后来也成为新浪潮的名将。

接下来,港片盛世十余年,游走于主流港片与另类电影钢丝间的电影人不在少数。泰迪罗宾与麦嘉、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一同成为“新艺城七怪”。“如果要说有个偶像呢,泰迪罗宾真的就是我偶像。”黄霑曾在香港谈话节目《今夜不设防》中说道,倪匡也表示《点指兵兵》里由泰迪罗宾创作的主题曲令他深受感动,“之前精神状态很困苦,听到他这个歌之后就有很奋发的感觉,很励志。”

《点指兵兵》1979

儿时跌断脊骨后,童星关维鹏与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作别。上世纪60年代,中学生关维鹏组建并担任主唱的“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乐队成为香港首支华人乐队,一度掀起香港的“夹Band”热。接下来的电影新浪潮运动中,出品、监制、导演、编剧、演员、配乐……他以“泰迪罗宾”一名频频出现在电影各项职员表里。

“其实电影的商业层面和艺术层面,我没有权衡的考虑。我觉得好玩就尽量争取,把它变成电影。”他视角另类,常常剑走偏锋,与李碧华合作的《川岛芳子》《诱僧》可作为最佳注脚。

“我这个人比较花心,很多嗜好,我不只喜欢音乐,我也喜欢电影和歌谣,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分散到很多地方。”66岁时,泰迪罗宾凭借《打擂台》中沉睡30年的“太极罗生”一角与他创作的电影音乐,拿下第3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如今,“新艺城七怪”还是会不时聚会,吹一吹当年。当下的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太多原因让香港表面上看电影是越来越差的,暂时是这样。但其实整体来看,我还是觉得很有信心,无论香港电影也好,中国内地的电影也好,高手如云,不要太过悲观。”

“无论电影制度,还是电影的发行、宣传,我觉得未来会有东西要改进。”今年泰迪罗宾73岁,还在电影行业第一线,“电影的寿命绝对可以比我们长。到我这个人消失之后,可能还有人会说起这些电影。可以给人很大安慰,这就是电影。”

 

1966 “band仔”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都有股组织乐队的热潮,香港叫“夹Band”热,当时的香港乐坛可以说跟整个世界刚刚挂钩吧。

Teddy Robin & the Playboys乐队成立于1966年,我那时在读中学。我们算最早一支走红的中国人乐队,唱的是英文歌。我们是生正逢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组了个乐队,就一举成名了,后来变得好像是个历史人物似的。

组乐队之前我是童星,在香港一个有线电台“丽的呼声”里讲故事。我们组乐队就是玩儿嘛,我是主唱,也玩吉他。反正我们到处去唱去比赛,到学校玩radio show,然后慢慢歌迷出现了。当时整个社会气候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很多superstar,那时也没有媒体对我们有兴趣。我们其实没有目标的,也没有什么梦想和机心,只是玩,也没觉得音乐可以玩一生。

同时期的台湾歌坛很厉害的。不过风格很不一样,我们的音乐受西方影响,唱英文歌,台湾主要是国语歌。我在新加坡认识邓丽君小姐时,邓小姐15岁,说她是我的歌迷,后来大家是很好的朋友。对比起来,我们的音乐看起来好像很反叛,其实邓小姐蛮反叛的,她内心很ROCK。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她每次出专辑,都要尝试一下我们这种音乐。但她最厉害的就是唱自己风格的歌,在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对手。

乐队成功后大概第八年,我觉得走到了一个比较困惑的境地,音乐上像没什么进步。那时候乐队说停下来,大家都找其他的工作,有的转行,有的转幕后,我想到外边去见识一下。那时香港还不是大都市,面积小到在地图上找不到,我老觉得像在乡下。而且我们音乐根源就在外国,我就到外国流浪了四年半,主要是在加拿大。哇,到了外国海阔天空,虽然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加入不同的乐队和不同的人一起玩音乐。

我1974年离开香港时,整个香港都在唱英文歌。等四年后我回香港,因为粤语电影和电视的流行,音乐潮流也改变了,唱的全是粤语歌,我不适应的,我说我不唱歌,我要做电影拍电影了。

可能有些说法,说当时音乐把香港划出了流行派与传统派这两种文化,可我老觉得没有那个界限,那都是后来的人去分隔的。你看,其实香港80年代成功的音乐,所有的幕后都是60年代的band仔,band仔就是玩乐队的那些高手。比如我的乐队弹吉他的高手,郑东汉,就是郑中基的爸爸,他是我们香港宝丽金在80年代最高的CEO。他们的成功不是上报的感觉,他很低调的,但是整个香港的流行音乐都差不多在他们手上。

除了幕后60年代音乐的推动,TVB也有很大的推动力,比如说罗文唱了很多电视剧的主题曲。那时候的音乐已经开始商业化了,观众喜欢什么,就往这个方向去走,真就是创造明星。现在整个世界又变了,我觉得变得好像有点像60年代,都是靠自己喜欢,然后在网上把自己推出来。

1968年的新潮舞会对我影响很大,那是我对政治的第一个认识。在那个时代,我们小孩子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大概知道有左派右派之分,也不会理会。那个活动终止了,第二天我们居然上了报纸最重要的政治版,有一派说我们是天使,说音乐对年轻人如何好,另一派说我们是魔鬼。我当时好困惑,噢原来这个世界可以这么……因为政治立场不一样,所以同样的表演变成了两个极端。我知道一定有对错,但不容易去分辨,那是我中学最后一年,那时我才知道这个世界黑白难分。

 

1979 “不要太嚣张”

新潮舞会之后,第二年我就拍电影去了。差不多也是乐队最红的时候,邵氏电影找我签四部戏,他们为我量身写了一个剧本,蛮有吸引力,让我演的主角是一个反传统、很凄凉的角色。我只签了那一部,因为我觉得自己身体有缺憾,也不想做演员大明星,我只是个rock star。我尤其不相信自己可以在银幕维持那个popularity。

我接戏的原因就想看看电影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看了之后觉得原来这么复杂,然后我才知道不可能一步登天。

后来我去外国流浪的时候,在外面看了很多在香港都没机会看的电影,一路自学。因为我很喜欢电影,70年代初认识了一些拍八厘米电影的朋友。章国明是我第一个老师,实验电影比赛五个奖,他一个人拿了三个,那时大家是好朋友,我跟他学拍那些八厘米的电影。

当我从外国回香港时,郑东汉已经是宝丽金的顶头大哥,他叫我不要放弃继续唱。我说温拿(谭咏麟、钟镇涛等五人组成的乐队)已经成名了,许冠杰已经在天王地位了,我离开香港的时候他们还在我的后面,现在我出来干嘛。后来我说我想拍电影,他提到,你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把音乐和电影连接起来。

那时章国明在TVB已经是很有名的新编导了,我回香港时,他第一个找我演电视剧,是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角色。演了后,我就找他走出TVB去拍电影了。因为我有歌迷和业内朋友的基础,去找老板就比较容易,我帮他找了梁太(梁李少霞),梁太是我的学妹,她的先生做大生意,然后她介绍我跟她先生做了朋友,用梁太名义投资“珠城”,支持我们拍了第一部电影,我做监制,章国明做导演:1979年,《点指兵兵》。

那时候香港的电影行业也处于低潮。我们的戏是个警匪片,也没有大明星,结果我就用一首歌把那个戏带出来。新浪潮导演很多都是高手,一些人也会把《点指兵兵》当作香港新浪潮电影的开始,其实因为那几年都是我们这部戏最卖座。我们的这部票房三百多万,按现在来说应该算三亿多吧。

在《点指兵兵》里署名还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是没钱。因为老板也是第一次做老板,他给的预算里面,我们不可能找很多高手,自己能够应付的都自己去做了。结果我就做监制,又做编剧,又做主题曲又做配乐,那海报不是全都是我的名字,还四个字,密密的。不行,我要把自己的真名拿出来,监制关维鹏,编剧关维鹏,主题曲泰迪罗宾,配乐泰迪罗宾。看起来就还好一点,看起来是两个人,这样就不要太嚣张了。

为什么做监制呢,因为监制权力最大,不然我就要听人家的话。当然我尽量给自由度给导演让他发挥,也尽量把我的创作能力给他。那一部配乐做得很普通,还没到家。但是主题曲跟戏非常合拍,都是说命运,也让观众感受到音乐和电影嵌合在一起。它也把我那盏灯点亮了,原来可以利用音乐去帮那个电影。

《点指兵兵》是我帮珠城监制的第一部戏,这部戏把我带进了电影圈。我们很幸运,70年代末,香港的电影新浪潮就出来了,而且时机发展也很成熟,因为(那一拨人)在电视台训练了很久,作为行业派也好红裤仔(自小随师学艺的科班演员)也好。我在外国流浪过,也带了一些自己学到的电影知识回来,大家就同一个时间爆发了香港的新浪潮。

新浪潮有很多高手,和许鞍华后来也都有合作,给珠城拍的第四部《胡越的故事》就是许鞍华导的。当时我给珠城监制了四部戏,里面最不喜欢的是《山狗》,不是说这个戏太暴力,而是说暴力的剧情要合理。一些镜头那时候没钱补拍,导演也觉得没问题,我也就很多地方都妥协了。想不到过了几十年,这部戏变成一部暴力经典,很多年轻人觉得蛮特别,觉得那个年代我们竟然已经玩得很大胆,而且也影响了很多人,后来陈嘉上跟我说《山狗》影响他很深。

《山狗》1980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花心,很多嗜好,我不只是喜欢音乐,我也喜欢电影和歌谣,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分散到很多地方,一会创作音乐,一会写歌,一会拍电影,一会又做编剧,所以弄了很多名堂。

 

80年代 “我只是不喜欢跟风”

新艺城也是个非常精彩的年代。那些大哥拉我进去,我不是老板,我只是他们的兄弟,每个晚上一起谈剧本,麦嘉、石天、黄百鸣、徐克、施南生、曾志伟,还有我。常常有很多其他导演来,杜琪峰啊,张艾嘉就是我们在台湾的管家婆,很多高手跟我们合作,新艺城还是偏集体创作为主。

我第一次做导演也是因为徐克。之前徐克找我演《鬼马智多星》,我的条件就是我要做监制。这部成功之后拍续集《我爱夜来香》时,徐克鼓励我做导演。林子祥和林青霞主演,我也在里面演,做导演很威风的!《我爱夜来香》拿了金像奖8项提名,但没得奖。徐克把我推到了导演位置,所以后来他找我客串《狄仁杰》,我怎么可以说不去呢?

《我爱夜来香》1983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厉害,但是为时很短。后来他们三兄弟麦嘉、石天、黄百鸣分家了,就剩下志伟跟我们。分家后,我都不知道跟谁好,后来我跟志伟一块弄“好朋友”(1987年,谭咏麟、泰迪罗宾和曾志伟成立“好朋友”电影公司)。那段时间我没有自己的作品,不演,也不做导演,我决心把主力放在监制,我喜欢去帮助那些我觉得不错的导演。我帮“好朋友”监制了四部戏,其中章国明的《点指贼贼》、林德禄的《应召女郎1988》和《女子监狱》,票房都还不错。

离开新艺城后,有人说我的另类和天马行空越来越强烈,其实也是受不同导演影响。倒不是说刻意要拍另类电影,我只是不喜欢跟风。其实我也没有一个方向,假如一个导演的东西我觉得有兴趣、好玩,我会加入,有的导演如果不是直接跟风、间接跟风,想法不错的话我也参与。这里面也有失败的,但我觉得可以蛮自豪地说大部分都不错。

我合作最多的就是方令正和罗卓瑶,他们真的比较另类,而且跟市场的距离比较远。《我爱太空人》反映的是香港移民的问题,当时idea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过瘾,那种与众不同我觉得很好,但是那个戏票房不太成功。幸好还是有很多作品保留下来,《我爱太空人》现在看也不觉得过时,只是不那么大众化。

《打擂台》(2010)

电影的理念刺激和感官刺激我都喜欢。做监制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我都尊重导演,但我会把自己的创作放进他的作品,给导演去选择。我和导演合作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最成功的就是大家能不能用到我的东西,能的话,我就更开心,不用也没所谓。

后来“好朋友”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我就跟曾志伟到嘉禾去做卫星公司“友禾”,监制了《川岛芳子》《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等。《川岛芳子》和《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的编剧是李碧华,我跟李碧华很有渊源,一开始她还没成名的时候,我们已经一起弄剧本。 她是我非常欣赏的女作家,她性格也蛮特别,什么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有侠气,而且天马行空。她写了好多东西,唉,可惜有的不能拍电影的。

 

73岁 “继续天马行空”

泰影轩是1992年我和宝丽金一起做的电影公司,郑东汉找我谈的,宝丽金后面的大老板是德国的资金。老外要东方的市场,我希望冲出香港。其实90年代时香港电影正在走下坡路,香港观众对港片评价已经越来越低。当时在香港根本没有内地观众这个概念,因为那时所有的东西都是盗版,没版权,所以老板不会当这个市场存在的。

《诱僧》(由吴兴国、陈冲主演,讲述青绶夫人为杀死遁入空门的大将军石彦生而剃度为尼的故事)是我第一次跟内地合作,但是没有在内地上映。编剧是方令正和李碧华,导演是罗卓瑶。那个戏拍完其实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们一起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故事的桥段非常商业,但是拍出来非常艺术,舞台剧的感觉很重,总之很特别。

《诱僧》1993

我们是香港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它带我去了威尼斯,很威风的,放映时观众一直在拍手掌,掌声长到我们以为自己成功了,结果没有得奖。而且电影又超支很厉害,有点亏本。这是我做监制在预算上最失败的一部戏,感觉是商业和艺术两边都够不到,但是我自己蛮喜欢这个戏的。

《诱僧》亏钱了,后来拍《青春火花》《香江花月夜》也没赚钱。但到我拍《香江花月夜》的时候,突然间在内地拿了个大奖。但很可惜,当时跟内地很多合作都没有谈成,情况很复杂的,题材上我可能也不太妥协,唯一合作的是《狄仁杰》,因为是徐克喊我嘛,到横店去拍的。当时想既然香港有得拍,我就在香港拍了。

有段时间很难找老板,香港也难,内地也难。拍《八步半喜怒哀乐》时,找投资我用了不止九年,最后还是自己的朋友黄百鸣投的,他其实也觉得我这个不够商业,但是我已经尽量去弄得商业。我很喜欢费里尼,受他影响好深,这部戏也是向他的《八部半》致敬。我到现场看的时候,希望观众有的反应他们都有,想笑都笑,想怕他们也怕。我挑战自己看能不能在新一代的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但我其实觉得蛮伤心的,因为我期待观众能有一些思考性评价,虽然影评也不错,但都是文化界的反应。

香港娱乐片比较多,大家好像越来越不愿意花时间在意义这个层面。现在这个时间挺屈求的,不是一个令人很兴奋的时间。无论电影的制度也好,还是电影的发行、宣传,因为现在很多东西还是蛮混乱的。整个气候不一样了,年轻人太多东西玩了,游戏机啊,Facebook啊。但我们那一代之所以有新浪潮,因为那批导演还是希望能够拍一些有内涵的东西。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乱搞一通的话,我又不能够接受。

《八步半喜怒哀乐》2018

我73了,我还希望拍戏,现在希望能找到一个放之四海都可以的题材,成功的小东西,我不喜欢拍太大的东西。我是桂林人,很想回家乡拍一部戏。当然,我很花心的!还有很多东西都想拍,继续天马行空。

 

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发自广州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网友评论

用户名:
你的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3期 总第601期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08日
 
©2004-2017 南方人物周刊 版权所有
粤ICP备10217043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联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