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丨石井裕也 在东京完成人生 是我的宿命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明萌 日期: 2018-12-25

虽然我很穷,但是我相信我的人生会更好,不是经济会变得更好的那种更好,是我的人生会更好

在东京拍完《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之后,导演石井裕也终于接纳了这座城市。他在埼玉长大,从大阪艺术大学毕业,凭借毕业作品《日本曝光》进入日本导演界。埼玉车马人都慢,大阪也非一线大都市,习惯慢生活的石井裕对东京一度反感。此前他的一系列作品多集中在乡间生活,这部影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都市生活与年轻人的困境。

“现在日本的大都市存在着严重的伤痕,人们生活其中。东京的人们好像丧失了用语言表达他们的不安、不满状态的能力。语言化为字词,很难适当地表达出来。”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本是最果夕日的一部诗歌集,制片人提出改编成电影。石井裕也在原作的基础上,讲述了护士美香和打工者慎二的故事。美香白天是护士,晚上当小姐。因为过去的经历,她只想看到半边世界。慎二左眼失明,在生理意义上,只能看到一半的世界。单调的生活场景中,两人一再相遇。他们面临困苦,步伐沉重,扶持前进,彼此慰藉。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2017)

两个角色是原著中的既有人物,打工者是劳动的缩影,日复一日重复劳动,“是一种无奈的劳动象征。”护士与死亡的意象有深厚关联,在影片中也使用了诸多与死亡相关的文字,“死亡与活着,事实上只是一体两面而已。”

“半边世界”是勾连两个主角的关键词,为呈现这样的世界,石井裕也将表现男主角的部分镜头遮住一半,除去表达视障外,他认为,“对于社会上相对底层的角色来说,社会的全貌没有办法被看见,人生中很多事情无法被理解,世界上很多东西没有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被看到。”

在石井看来,故事中的人物都是城市的普通年轻人,他们的生存压力与日本社会的现状紧密联系。“3·11”地震已经过去好几年,但他并没有感觉到日本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地震、海啸、核灾、老龄化、生育率低等各种自然和社会问题给活着的人带来痛苦和煎熬,生命的存在渐渐失去了意义与价值,年轻人被城市异化成搬砖和奉酒的工具。

只在一些零散的镜头中,石井表达了希望。他拍了摩天大楼的高空障碍灯、水坑和玻璃中反射出的城市景色,还拍了一个在街头拼命唱歌的女孩,在影片的结尾,她作为女歌手正式出道了。“我希望通过反射镜头、俯瞰镜头展现都市中很多确实存在但被忽略的东西,人们看到但视而不见的东西很多。至于女歌手,她在街边拼命地唱歌,唱的都是正确而又重要的事情,然而没有人聆听,没有传递到任何人的耳中。她是孤独的。而片中慎二和美香大概也是这样吧。他们说的话无人在意,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我想借她的故事说明事情有顺利发展的可能性,可是比起最终出道,更重要的是慎二和美香注意到她的存在。”

在日本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旬报》公布的2017年度十佳本土电影与十佳外国电影榜单上,《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位列榜首。

此前,石井裕也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2013年的电影《编舟记》,由作家三浦紫苑同名小说改编。在一家出版社的辞典编辑部里,为了完成辞典《大渡海》海报编辑工作,马缔光也和同事们开始了辛勤的工作。历经14年,这部作品终于完成。2014年3月,第3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揭晓,《编舟记》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共计12项大奖。

《编舟记》(2013)

与《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不同,《编舟记》将镜头聚焦于一群简单又有热情的字典编辑身上。剧情也设定在了1995年,电脑尚未普及,编辑工作者必须采取手工的方式进行删除、拼贴、黏结等工作。电影节奏像字典编辑过程一般严谨而缓慢。“使用语言的是人,语言的高度就是人类文明的高度,如果我们忽视它、粗暴地对待它,我们也会变得粗暴。语言的价值降低了,人类文明的价值也降低了。有一群人在维护文字的价值,也就是维护语言的价值,他们很重要。”

《编舟记》是石井裕也为数不多基调明媚的作品,“以前作品里的角色,好像没有将来、没有希望,我也很想那些角色有光明的前路。或许因为自己年轻,总觉得描述这些角色很黑暗才对,又或者年轻时还未能真正感到希望、光明,拍电影也有一段日子了,近来才终于触摸到这些感觉。”

石井裕也对乐观的情绪极为克制,他总结35年的人生,能让自己感觉到出现在世界上真好的事情最多只有十件。最近一件是有了孩子,最远是22岁时第一部作品得奖,“不是因为拍了一个好电影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而是我被认可了。”悲观是他的日常,“我还没自杀挺不容易的。”

《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与《编舟记》合力完整了石井裕也当下的价值观:凝滞不前的复杂社会,人们(包括他)过着纠结的生活,情绪没有出口,但他们依然会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奋勇前进,尝试散发光和热。这件事情成为每个人生存的抓手,给他们热情,让他们强有力地活下去。

 

情绪的出口只能通过内在挣扎不断寻找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用生理上的残疾来表达情感上的伤痕?

石井裕也:这是一个抽象的表现方式,我用他只能看到一半来表现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世界的全貌,世界也不会让人看到它的全貌,这个角色隐喻“谁都不能清楚这个世界整个是什么样子的”。主要表达的是看不到,用眼睛用心用任何都看不到。

人物周刊:为什么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全貌?

石井裕也:我想从这个表现手法让观众感受到世界的结构,比如说政府呀、政治家呀、经济呀,他们如何构筑了世界。这个结构组织很复杂,你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

人物周刊:在这种复杂的展现里面,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人性的闪光点,比如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爆发,这是不是你想在构建世界中着力表现的部分?

石井裕也:我刚才说的能看到一半风景,有一部分代表着人的情感。对他而言,他只能看到一半的世界,对于这样的世界来说,人只能看到一半的情感。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是诗集改编的影片,整体氛围十分诗意,事实上这是残酷的现实故事,为什么选择用诗意的方式去呈现残酷的现实?

石井裕也: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残酷,我想表达在东京生活的年轻人,他们的一种情感、心情。通过一些故事,比如谁和谁相爱了,表现出现实的状态。东京的年轻人,他们是这样一个心情,他们的状态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这是东京大部分年轻人的普遍状态吗?

石井裕也:要看你对普遍的定义是什么。人是多样的,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有人有梦想、有人没有梦想,我在这里所说的是一般的东京年轻人,指的是所有在东京生活的年轻人内心深层次的状态。不管他外表怎样多变,内心深层次的恐惧、不安,依然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不光是东京这个大城市,这种因没有被满足而产生不满或者不平的心情,可能全世界大城市的年轻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情感倾向。

人物周刊:这种恐惧和不安是大城市造成的?

石井裕也:我觉得应该是。香港、柏林、北京我都去过。我把这个电影给他们看,都说非常有同感。我遇到的年轻人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但是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人物周刊:你通过什么方式捕捉到了东京年轻人的情绪?

石井裕也:并没有专门为了拍这个电影去捕捉。我本身住在东京,对东京的状态有一个广泛的认识,并且我也算是一个年轻人,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恐惧、纠结、不安、压抑的情绪。基于这样的(情况),拍了这个电影。

《我们的家族》(2014)

人物周刊:情绪需要出口,但是片中的情绪没有确切的出口,你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出口。

石井裕也:我确认一下,你是说年轻人现在有这种不安的情绪,想问他们怎么去突破这种不安的情绪,还是说纯粹一个发泄?突破的话,我没有答案。发泄呢,小的一些压力和压迫感,可以通过体育运动或者卡拉OK解决。但这也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通过这些人的内在挣扎过程不断地寻找,这是一个不停的过程。

人物周刊:在你的影片中,年轻人的生活不太有希望,或者说凝滞不前,在少数细节里面我们能感受到一些昂扬的东西,但这种小确幸在整个生活里可能难以面对它的残酷,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生活的残酷?

石井裕也:我并不是想宣扬我们的人生要成功,经济上要多么富裕,只要有最低限度、能够保证生活的钱就可以了。我想在电影里表述的事是思想,人的想法,人的精神。虽然我很穷但是我相信我的人生会更好,不是经济会变得更好的那种更好,是我的人生会更好。

人物周刊:但影片大部分时候让我们感觉很丧,不会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只在最后有这样的感觉。

石井裕也:一个人内心里,我想要活下去、生存下去的冲动和我想死去的冲动是在不停地博弈的。你想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像我现在,我想拍好的电影,我越这么想,可能另外一方面反对的冲动也会越强烈,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合不合适,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对日本,最爱也最恨

人物周刊:你曾说自己不喜欢大城市,不喜欢大城市的什么部分?后来又觉得大城市还挺有趣的,有趣的点在哪里?

石井裕也:不能一竿子打倒所有的大城市,如果只把焦点放在东京,我觉得东京不是一个适合人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也这么觉得。后来我又喜欢这个城市,是因为我内心接受、容纳了这个城市。人生可能就是这样的,不自由,在痛苦当中生活和前行,其实这样的人生也不坏,所以我又喜欢上了。

人物周刊:你对自由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石井裕也:没有恐惧,没有担心,没有不安,我可以非常温和平稳地度过一天,这就是我认为的精神上的自由。

人物周刊:那么像这样的精神自由在日本哪个城市能够达到?

石井裕也:冲绳、北海道,这样的城市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但不是说这就是一个人最后的归宿,它不是一个天堂,有些人可能住在离大陆很远的地方,有时候他又会回家。不是拘泥于某一个地点就可以形成精神上的自由。

人物周刊:东京没有办法给你精神上的自由,但是冲绳可能可以给,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东京继续生活,尝试接纳这个城市,而不是去冲绳?

石井裕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另一个是东京给了我恩惠,让我受益了,我逃不掉了。从大的方面讲,日本未来30年间,被大地震袭击的概率大概在80%,可能现在没来,但我觉得有一天总会来的。这么大的自然灾害,我也希望保护我的家人,可能带着他们移民到国外更好一些。但是另一方面,我出生在日本,又在东京工作,我又觉得不管未来这个地方发生什么变化,有什么事情来袭,我都要在这里完成我的人生,这是我的宿命,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这样的想法。

2011年发生地震、海啸,核电站发生泄露事故,这些放射性很强的核能已经威胁到东京了,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东京已经处在这么危险的状态了,我还要待在东京?但不是说这里危险,你们逃吧,就逃了。我不能动,就在这里生存下去。这是我苦思冥想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不管发生什么,我最终还是要在这里。

人物周刊:根源是你对国家的情结吗?

石井裕也:要说起对国家的感情,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对于我来说,我对这个国家又爱又恨,最爱也最恨。

人物周刊:恨什么呢?

石井裕也:所有。什么样的契机会爱上呢?其实也是从我周围所处的环境、我所隶属的国家、这个国家隶属的组织中发现,什么样的状态是最好的?他们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的?我们有义务去验证,在验证的过程中,可能会爱上。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怀疑,任何事情都可能存在黑暗的一面,去怀疑,去验证,最终爱上。

人物周刊: 你在怀疑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接纳你不太喜欢的国度?

石井裕也:说到这个有一点我特别想说,这在日本社会是一种禁忌,不能说。可能在外国说也不太合适,但我很想说。在日本的近现代,因为一些事情,日本国家的形态出现了问题,这也正是日本国民性变得复杂的根源,也是我现在正在花很大的精力验证和研究的部分。

人物周刊:你认为在近现代之前日本的国民性是纯粹的?

石井裕也:是的。大家都很温和、祥和、和平地度过自己的生活,像武士时代后期日本闭关锁国政策——当然跟中国还是有一定贸易往来的——那个时候日本民众的生活在我看来是很幸福的。这是我的想象,可能当时也会存在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带来复杂性的事件是什么,科技的发展还是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

石井裕也: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禁忌,不能说。但让我最感觉痛苦的是别人的眼光,东京人很多,大家的竞争意识也很强,在这样一个竞争社会里面,大家觉得我要穿高档的衣服,我要上高档的班,我要生存在上层社会。你要意识到别人的存在这是很痛苦的。

人物周刊:那你是怎么面对和接纳的?

石井裕也:目前还完全没有解决。生活时间长了你会习惯,不管是好是坏你都会习惯。然后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一些情绪会不断地累积和累加,这些堆积的感情无法用语言去表述的。我想把这个部分拍到我的电影中去。

 

(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采访中提供帮助,感谢刘夏女士协助翻译。)

 

石井裕也 (Yûya Ishii)

1983年出生于日本琦玉县,日本导演、编剧、制作人。

2005年,执导个人第一部长片《日本曝光》,开启了导演生涯。2008年,石井裕也获得首届“纪念杨德昌”亚洲新秀大奖。2013年,凭借剧情片《编舟记》获得第3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导演。2018年,凭借影片《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 获得第12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他的作品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聚焦奇特乖谬的景象,有强烈丰富的声色效果。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薛秦骞  发自广州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网友评论

用户名:
你的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23期 总第601期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08日
 
©2004-2017 南方人物周刊 版权所有
粤ICP备10217043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联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