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丨“匆匆”而去 “背影”长留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李乃清 日期: 2018-12-06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匆匆》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匆匆》

1948年8月12日,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教育家朱自清在北平病逝,迄今整整70年。

一代文宗,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门生故旧、亲朋好友、学界耆宿,以至蒙其著述恩泽的普通读者,都纷纷撰文悼念,由此形成影响一时的文化事件。此后每逢周年都有追悼、忆念浪潮,回声余响持续至今。

2018年恰逢朱自清诞辰120周年,从扬州朱自清故居到北京清华大学,甚至海峡对岸的宝岛台湾,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

“同样谈古论今,陈独秀独断,胡适之宽容,闻一多决绝,朱自清通达。”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在近日发表的纪念文《于秋水长天处寻味》中评价朱自清,说他“犹如一泓平静的秋水,清澈、宁静、澄明”。

“在当时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中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自清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李广田)

朱自清的散文清新淡远,自成风格。他用字洗练,行文细腻,情感真挚,作品有着“斯文通骨肉”的亲切感,“读下去真像与他面对面坐着,听他亲亲切切地谈话。”(叶圣陶)。

白话文能出口成诵者不多,但凡念过朱自清散文的读者,总可默诵几句,他的《背影》、《匆匆》、《绿》、《荷塘月色》等名篇皆属文情并茂之作,选入课本,流传至今。

朱自清字佩弦,取自《韩非子·观行》:“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弦,绷紧,性刚劲。虽然朱自清性格温和内敛,但他的一生与其所处时代却有一种剧烈的张力,他有独善其身的自清精神,又具心忧国难的爱国之情。

朱自清笔下的文章,折射出民国的血雨腥风和战争硝烟,除了散文大家,他也是民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见证了时代的病症。抗战军兴是朱自清人生的转折点,他的生活、治学都烙上了战火的印记。

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出淤泥而不染。人们追念朱自清,也是在尊崇他的这种风骨。他有文人的才华,但无半点文人的陋习,实实在在做学问;他教书非常认真,对待学生慈和,不像有些教授,以才名自矜,或有种古怪脾气。他的洁身自好与严于律己,令后人景仰。“他的逝去……是苦难的中国失去了一个最有良心的好人和学者。”(郑振铎)

“平生六男女,昼夜别情牵(朱自清诗《忆诸儿》)。”朱自清走后留下四儿三女。当时,长子朱迈先在军队中服务,次子朱闰生在《中央日报》工作,留在扬州的三女朱效武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无力升学,朱乔森和朱思俞尚在念中学,大女朱采芷大学毕业出嫁了,小女朱蓉隽尚在念小学。

朱自清和叶圣陶、夏丏尊合称“三大国文教育专家”,他将大半生献给教育,但他众多子女中,只有长女朱采芷和幼子朱思俞、幼女朱蓉隽读过大学,其余都没有机会,长子同次子中学毕业后就各自负起生活的担子,因此朱自清在给子女的信件中,常表示歉意。  

1921年12月31日,欢送俞平伯赴美国考察时在杭州合影。右起:俞平伯、朱自清、 叶圣陶、徐昂若

朱乔森曾撰文悼念其父:“他从幼年到壮年,又到老年,一直承受着家庭给他的痛苦,以长子身份负起沉重的担子,供养兄弟,而现在却又要养活我们一家。他这样忙忙碌碌地过了一生,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长向文坛瞻背影

扬州,古运河畔,文昌阁旁,青石铺就的皮市街上有两家雅趣小书店,沿对面小巷往深处走,蜿蜒曲折几步路,便到了朱自清故居(安乐巷27号)。

四方小院,青砖黛瓦,清清明明。11月22日这一天是朱自清诞辰120周年,空中飘着蒙蒙细雨,滴落在古旧的院墙上,生出几分苍凉。

朱自清一生清贫短暂,仅活了“匆匆”50个年头,他大半时间在外奔波劳碌,但总称“我是扬州人”,曾以此著文,抒发对故乡的深情——“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朱自清的旧居不大,一进院子,几间厢房,屋内陈设简单,甚至有些简陋。每间厢房除了墙上挂着的旧照,便是褪了色的老式家具。

“这种凄清正是当年他病逝前后朱家生活的写照。”

朱自清嫡孙朱小涛,现任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散文名篇《荷塘月色》中的“闰儿”便是其父朱闰生。带领本刊记者参观旧居时,朱小涛颇为感慨。

旧居别院小屋内有张稍微像样的桌子,案上有一只笔筒、一个笔架和一支毛笔。

“那是祖父用过的一支毛笔,虽不是什么上品,却勾勒着他最初的人生。”

在一块素朴的“朱自清家世简表”前,朱小涛说起了祖父和朱家的往事。

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祖上本姓余。朱自清高祖余月笙在扬州为官时因醉酒不慎坠楼身亡,他夫人跳楼殉夫,留下一子余子擎,由绍兴同乡朱氏收养,由此改姓朱,朱子擎后娶苏北涟水灌南县花园庄首富乔氏为妻,得子取名朱则余(大意为不忘本姓),这便是朱自清的祖父。

朱则余为人谨慎,出任海州(江苏东海县)承审官(地方法院院长)十余年,积累颇为可观,至1898年朱自清出生时,朱家亦算得家境殷实、衣食无忧。

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字小坡,八岁即能记账,被乡邻称为“神童”,早年曾在江西任盐务官,后任徐州烟酒公卖局长,但后来仕途不顺,长期赋闲,晚年贫困潦倒,脾气暴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扬州镇守使徐宝山趁机组建“军政府”,借“革”满清旧吏的“命”敲诈勒索。徐宝山以逮捕和杀头要挟,到朱家“索饷”。惊惧交加之下,朱家掏空了积蓄,还赔上了朱则余的性命,自此家道中落。 

朱鸿钧娶妻周氏,生有五男一女,其中长子、次子相继夭亡,仅留下四兄妹:朱自清、朱物华、朱国华、朱玉华。朱鸿钧对儿子期望很高,朱自清原名“自华”,父亲取意“腹有诗书气自华”,希冀儿子长大后能诗书传家。

客厅正前方挂有康有为手书对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可见朱鸿钧对后辈寄予厚望,尽管家道中落,他还是供朱自清读最好的私塾。

朱小涛比划道:“晚饭后,小坡公就让我祖父站在餐桌旁,照例拿出先生批改过的作文本,摇头晃脑低吟起来,边读边看,看到作文本上先生的飞圈多,后面有好评,就大加赞赏,把餐桌上的花生米或豆腐干拿给我祖父,以示奖励。但若看到这个作文没有飞圈,或是后面有差评,他就会发脾气,大声呵斥,甚至把作文揉成一团给扔了。”

在父亲近乎严酷的教育下,朱自清15岁考入扬州第八中学,级任老师李芳谟后来回忆:“他(朱自清)的个子不高,圆圆的脸长得很结实,不苟言笑,不曾缺过课,他在那时喜看说部书,便自命为文学家。毕业后校中给予品学兼优状,其时另有一位同学表示不满,怨校方奖状给朱不及己也。这位同学各科成绩均好,惟英华外发,与朱之浑厚不同耳。”

1916年夏,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这年寒假,他回到扬州,遵父母之命迎娶扬州名医武威三之女武钟谦。结婚满月后20天,朱自清动身北上求学。

关于改名之事,朱自清侄女朱韵(朱国华之女)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特意强调,他改名“自清”,并非要与父亲撇清关系。“大伯父暑假回到扬州,看到父亲已赋闲,家里经济情况急转直下,他思忖着如果按部就班读书会有问题。当时北大规定,新生要念完两年预科方得报考本科,最少六年才能毕业。所以,他改名‘自清’,投考北京大学本科。考场上,有个监考人员认识我大伯父,便远远举手示意另一位监考。那位监考看错了手势,查验坐在我大伯父前排的一位考生,结果人家预科已修满,证件也齐全,顿时,一阵骚动。为保持考场秩序,监考便不再追究,于是大伯父得以提前一年顺利考入北大本科哲学系,也从此由‘朱自华’改名为‘朱自清’。”

1917年冬,朱自清祖母病逝,因姨太间纷争,在徐州任官的朱鸿钧也丢了工作,回到扬州,他设法典当了些家产,又借了笔高利贷才勉强办完丧事。回家奔丧的朱自清见到满院狼藉,景况凄凉,厅上只剩下几幅字画和一张竹帘,原来摆在案上的巨大古钟、朱红胆瓶、碧玉如意及挂在壁上的郑板桥手迹等都已送进了当铺。面对年迈的父母及尚未成年的弟妹,朱自清心情沉重,暗下决心尽早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料理完祖母丧事,朱自清要赶回北京,朱鸿钧则要前往南京谋事,父子俩在南京浦口火车站作别,朱自清在车厢放好行李,这时父亲忽然看到对面月台上有小商贩在卖橘子,于是蹒跚地穿过铁道,由此留下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那个“背影”——“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地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1917年浦口火车站这一别,经过整整8年埋藏,最后沉淀为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期间那些年,父子俩有过不少矛盾,直至1925年朱自清初任清华教授,在京收到老父来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读到此处,朱自清泪水夺眶而出,当年分别时那个肥胖的、黑布大马褂的背影再次浮现在眼前……

1921年,朱自清与晨光文学社友人合影。前排右起:朱自清、汪静之、张维祺、刘延陵,后排右起:陈学乾、冯雪峰、程仰之、陈昌标、潘漠华

《背影》最初发表于1925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文章发表后,朱自清把这篇作品寄到扬州家中。朱韵补充道:“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当时祖父由于经济困窘,已从有几进庭院的平房迁到一栋二层楼的房屋里,祖父住楼上,由于腿脚不便下楼动作缓慢,就在窗口系了根长绳,挂上一个篮子,用于接收信件。那一天,当祖父像拉渔网似的将篮子收上来时,发现了儿子给他的这本杂志,他坐在楼上光线最好的南窗前,一字一句地阅读起来,情到深处,老泪纵横……从此父子关系彻底修复。”

 

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1919年新年刚过,一首小诗在北大悄悄流传。

“睡吧,小小的人”

你满头的金发蓬蓬的覆着,

你碧绿的双瞳微微的露着,

你呼吸着生命底呼吸。

呀,你浸在月光里了,

光明的孩子,——爱之神!

……

写下这首诗时,朱自清20岁,加入新潮社后,他开始创作新诗。

朱自清读北大时,蔡元培任校长,北大乃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朱自清读哲学系,有同窗回忆,那时的他整天埋头苦读,胖胖的、壮壮的,个子不高却很结实,不太喜欢说话。到了冬天,朱自清只有一床棉被,为了御寒,他将被子一端捆住,做成个大口袋,钻进里面,缩成一团,宛如一只大虾。

清贫大约是朱自清一生的底色。不少人记得《背影》里父亲给的那件“紫毛大衣”。据朱小涛介绍,北大求学期间,朱自清看上一本14块钱的《韦伯斯特英语大辞典》,14块钱的售价相当于他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买不起书的他最后忍痛割爱,将这件御寒的紫毛大衣拿去了当铺。

1920年夏,朱自清用三年时间修完四年课程,从北大提前毕业。毕业时他原本想去西方留学,迫于囊中羞涩,这个梦想变得遥不可及。当时江浙一带中学教师奇缺,朱自清和好友俞平伯结伴南下执教,双双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

经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推荐,1920年7月,朱自清来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开始了他的中学教员生涯。此后5年,他又辗转杭、扬、沪、温、甬多地执教。朱自清外表敦厚,讲台上,他矮胖的身体配件青布大褂,一口扬州官话不甚好懂,但他教学认真,备课充分,这位“小先生”颇受学生欢迎。

1921年夏,朱自清受聘扬州八中教务主任,实现了回家的愿望。然而,他在扬州仅待了半年,就辞职携妻儿前往浙江台州任教,其间的真正原因,只有朱家人最清楚。据朱韵透露:“大伯父有难以启齿的苦处,祖父失业后心绪不宁,家中人口众多,开销用项一时很难缩减,捉襟见肘的他竟寻到扬州八中,托了熟识的前任教务主任,悄悄把儿子的月薪给领走了,以致半年里大伯父没领到分文薪金。大伯父是孝悌之人,他默默地承受了,但毕竟有妻儿,还有朋友间的应酬,日子没法过。此外,婆媳纠纷也常令他头痛。大家都知道,大伯母武钟谦是祖母亲自选定的,但其实她老人家相亲时看到的是另一位姑娘,比大伯母漂亮,直至媳妇娶回家拜堂后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或许因为这一点,祖母对大伯母总看不顺眼,总爱挑刺。扬州当地有句俗话:头顶蓝尿布,到处说媳妇。年轻的大伯母也不大会讨好人,一次,婆婆又指责她把小孩的尿布堆桌上,屋子太凌乱。她竟反唇相讥:‘我先生不嫌,朱自清不嫌就不要紧。’大伯父虽应父母之命成婚,娶了位才貌平平的女子,但他真心待她好,疼她爱她,从没嫌弃过她,所以武钟谦才有底气这样来回答婆母。”

朱自清既孝敬父母,又体恤妻子,无奈之下携着妻子和两个幼儿,前往台州教书,在那里他才算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一家人住在楼上,书房临着大路,学生们常到他楼上来坐。入冬了,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信:“弟虽潦倒,但现在的态度却颇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就是我所企图的生活。”

此前的1922年1月,朱自清与好友叶圣陶、俞平伯创办了《诗》月刊,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份诗刊,创刊号发表朱自清新诗四首——《转眼》和《杂诗三首》。创刊号不久即售罄,两个月后再版。同年6月,朱自清与俞平伯等人在杭州西湖畅游三日,感触颇深:“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常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

同年年末,在台州教书时,朱自清撰写了他人生宣言式的长诗《毁灭》。“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毁灭》甫一发表便引起诗坛广泛关注,被时人誉为新文学中的《离骚》、《七发》,由此奠定了朱自清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叶圣陶评论道:“这种入世的实际的刹那主义,当时有些人颇受感动。这诗与他的两篇散文《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哪里走》充分表现出近几年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不是他一个人如是想、如是说,是他说了一般知识分子所想的。这所以引起多数的共鸣,这所以有他不低的价值。”

这一年,朱自清和妻儿在台州的冬天过得颇为顺心自在,他的散文《冬天》中记述了这样温馨的场景:“一家四口子……有一回我上街去,回来的时候,楼下厨房的大方窗开着,并排地挨着他们母子三个;三张脸都带着天真微笑的向着我。似乎台州空空的,只有我们四人;天地空空的,也只有我们四人。”

1923年春,朱自清离开台州,应聘到温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教书。初夏时节,他创作了以妻子为原型的小说《笑的历史》,描述旧式家庭对女性的束缚和对人性的扭曲。当年暑假,朱自清回扬州看望双亲。8月的一个夜晚,他和俞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两人同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作白话散文,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1924年春至1925年夏,朱自清应夏丏尊之邀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国文教员,期间兼任省立四中国文教员,常在宁波与上虞之间奔波。

1924年,朱自清(左二)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与友人合影

“白马湖在甬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据说从前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仙去,所以有这个名字。”

在温州浙江十中任教时,朱自清已育有二女一子,十中每月薪资仅30元,养不了全家老小。当时春晖中学刚创办不久,国文科仅夏丏尊一人担任,急需增聘教师,夏就想起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相识的比自己小12岁的朱自清。

1924年3月2日,一个“微风飘萧的春日”,朱自清告别十中来到春晖中学,10月他将家眷也迁来,与夏丏尊成为邻居,两家人其乐融融。经夏丏尊,朱自清结识了丰子恺和朱光潜,几人在白马湖畔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艺圈子。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

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的住处背靠象山,面临白马湖,幽静怡适,“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他们几家虽居独家小院,却只有一墙之隔。夏丏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取名都很有意趣。

《儿女》插图。朱自清女儿阿菜四岁时,丰子恺作画,夏丏尊题字

朱自清曾撰文深情回忆:“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像,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上他家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

朱光潜忆及这段生活亦十分怀念:“我们吃酒如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朱自清红着脸微笑不语,丰子恺雍容恬静,一团和气。夏丏尊则纵声大笑,笑声响彻整个屋子,形成一片欢乐融洽的气氛。”

一次,夏丏尊、丰子恺同在朱自清家,丰子恺见桌上有现成肇墨,便为朱自清刚满四岁的女儿阿芷画了幅肖像,朱自清见画得实在可爱,爱不释手,就请夏丏尊题写几个字,因而画的上方有“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朱自清后来将此画制版,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页。

也是在白马湖畔,朱光潜因夏丏尊、朱自清的鼓励写成处女作《无言之美》。他们几人意趣相投,结下的情谊比白马湖的水还要深醇。难怪朱自清感叹:他在这里享受到了“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

陈平原在纪念文中评述总结:“朱自清始终稳扎稳打,有坚守有追求也有收获。平常心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和他那批在立达学园、春晖中学、开明书店共同奋斗过的朋友,如叶圣陶、丰子恺、朱光潜、夏丏尊等,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短期看,并非耀眼的明星,但放长视野,不能不佩服其精神与毅力。世人多喜欢绚丽的彩虹,那固然抢眼,可也迅速消逝;另一种景色,秋水长天,看似平常,但更恒久,也更耐人寻味。”

 

外面和光同尘,里面是一团火

初到春晖中学,朱自清的日子颇为顺心,但1924年底,春晖中学起了风潮,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等人集体辞职离开。虽然朱自清仍然留在白马湖,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

1925年2月,迷惘彷徨的中学教员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次月,他又给俞平伯去信:“弟顷颇思入商务,圣陶兄于五六月间试为之。但弟亦未决。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受益,故颇倦之。”

这一年,正巧清华托胡适物色教授,胡适找到俞平伯,俞平伯一下就想到朱自清,将他推荐给了胡适。1925年8月,朱自清受聘出任清华学校国文教授,9月4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感谢:“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自维力薄,不知有以负先生之望否!”

1925年8月暑假过后,朱自清一人匆匆赶往北京,结束了长达5年辗转不定的中学教员生涯。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改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成立时由朱自清好友杨振声任系主任,两人一起规划奠定了办学思想:新旧文学接流与中外文学交流并重,要求中文系学生同时打下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基础,着眼于创造新文学,课程设置上保持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课,开设几种外文系课程。

紧接着,就是朱自清的大动作,他自告奋勇,1929年春季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秋季讲授“中国歌谣”,前者年幼而朝气蓬勃,后者悠久但下里巴人。两门新课,关注当下,着眼民间,努力介入思想建设与文学革命,让清华中文系迅速获得生机与活力。

据浦江清《〈中国歌谣〉跋记》:“‘歌谣’这课程……在当时保守的中国文学系学程表上显得突出而新鲜,很能引起学生的兴味。”常风曾在回忆文中记叙,“他讲授‘歌谣’,自己编有讲义,把对诗歌的发生和生长最有关系的歌谣给了我们一个极有条理、极有系统、极扼要的叙述。”

朱自清是受过旧式传统教育而又参加过新文学运动的人,在与现代青年接触中,他感觉到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鸿沟。他在语文方面的研究工作如《经典常谈》,与叶圣陶合作的《文章精读举要》、《国文教学》几部书都是为了填平这一鸿沟。

1930年8月,杨振声赴青岛大学任校长,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一职由朱自清代理。自1930年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及后来主持西南联大中文系和师院国文系,朱自清都继承发扬着“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融会”的办学传统。

可以说,朱自清后半生的生活、思考和命运,都与清华大学紧密相连,除1931至1932年间短暂访学英国,抗日战争期间因病有几年不能料理教务外,清华的中国文学系基本都由他主持。像这样,一个学系由一个人规划、创始、主持达二十余年之久,在国内大学中颇为少见。他为清华大学乃至整个现代中文学科的奠定发扬作出了杰出贡献,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对中文学科影响深远。

朱自清早年写诗,后转向散文创作,但他却不曾放弃诗的研究。在清华教书他能专心做学者工作,严肃的著作如《诗言志辨》中那类论文是在探寻古人立言立意之所在,较为轻松的批评如《新诗杂话》、《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等几部书,则引导读者直面现实,看清时代病症。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

《标准与尺度》中,朱自清写下名篇《论气节》,如今读来仍具深意,这也印证着他本人的自清精神。“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

民国的政治风云,朱自清是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写过一篇《血歌》,狂吼着“血是红的!血是红的!”;“三·一八”惨案,他曾亲历,当他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躲避之间,朱自清被人挤倒,此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他以极悲愤的心情写成《执政府大屠杀记》和《哀韦杰三君》;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国民政府的屠刀让共产党人血流成河,3天之内,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三千多人失踪,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十分震惊,这年仲夏,清华园月色中的荷花池触发了文学家锐敏的情思,有感于军阀征战的国内时局,朱自清写下不朽名篇《荷塘月色》。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有评论家认为,《荷塘月色》表面绘景,实则抒志,朱自清独自一人在苍茫月色下散步,追求的是超然物外的心境,这与他后来遁入书斋钻研学问、不再过问社会风云的选择兴许有关。

在时代巨变的撕扯中,朱自清确实感到内心覆着巨大的阴影,在翌年撰写的《哪里走》中表达过自己的迷茫与惶急:“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朱自清的人生年轮浓缩着民国的政治逻辑和沉疴重疾。他有隐士性格,但实则血性,外面和光同尘,里面却是“一团火”。知交闻一多之死对于他的刺激,比早前“三·一八”屠杀更深也更痛,由此激发了他的战斗性。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贪婪致使抗战胜利后国内民不聊生,1947年1月,全国十个城市50万余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撤出驻华美军,废除《中美商约》,国民党政府仅在北平就逮捕了两千多人,朱自清对此深恶痛绝,在抗议宣言上签了名。报纸发表后,有朋友看到国民党黑名单,上面第一个就是朱自清,陈竹隐(朱自清第二任妻子)得知后颇为焦急,要他小心些,朱自清却是轻轻冷笑、毫无惧色:“不用管它。”

朱自清一生践行他在《论气节》中所指的“敢作敢为”与“有所不为”,直至最后拒食美粟而殁。朱自清去世后,陈竹隐在整理遗物时看到,他的钱包里,整齐地放着六万元法币,这点钱连块小烧饼都买不到……清华大学破天荒降半旗致哀;追悼会上,校长梅贻琦致辞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数月之内,社会各界纪念诗文多达160余篇,形成影响一时的文化事件。

人们凭吊朱自清,寄托哀思,是在尊崇一种气节,一种风骨,一种精神。1948年8月20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刊登题为《朱自清不愿做官》的短文:“朱氏年来备尝清苦,家累又重,常捉襟见肘,但朱氏淡泊明志,不以为苦。朱氏与朱光潜为旧友,而道不同,朱光潜已贵为监察委员,而佩弦清贫依旧。朱光潜离职后,曾邀佩弦出任,谓可于教部中谋得要职,而佩弦婉谢之……”。

朱自清逝世前最后一次出席座谈会讲话表示:“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知识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除了劳心以外,还要同时动手。”这也可以视为一代文宗对于后代知识分子的遗言。

 

无限的隐痛,凄怆眷恋的气息

对于朱自清的人生,他的挚友俞平伯曾作概括:“家庭的贫困和社会的压力使他感受无限的隐痛,养成他的一种几乎过敏的感受性和凄怆眷恋的气息。”

1929年初冬,朱自清的发妻武钟谦病故于扬州。朱自清因为有课,没回家给妻子料理后事,直到第二年暑假,他才来给妻子上坟。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样的做法都令人费解,但于费解之中,人们或可解读出俞平伯话语中的深意。

武钟谦朴素、温柔、娴良,她与朱自清结婚12年,但夫妻共处时光满打满算不足五年。无论生活如何艰难,她都任劳任怨,骨子里认定嫁给才华横溢的丈夫是自己前世修来的福分,偶尔朱自清发脾气,她也不会吵闹嚎啕,只是抽噎着默默垂泪。朱家逃难时,武钟谦不忍舍弃朱自清的书籍,别人都说她傻,但如果拿书来衡量她对朱自清的爱,便可知书有多重情有多深。

1928年底,武钟谦生下她和朱自清的第6个孩子,身体每况愈下,她以为是痢疾。为了不影响朱自清工作,她就一直忍着继续操持家务,忍不住了就躺下,听见朱自清归来的脚步声,她又一骨碌从榻上坐起。朱自清发现后带她去医院检查,才查出肺部已烂了个大窟窿!1929年10月间,武钟谦带着孩子回到扬州,一个月不到就撒手人寰,年仅31岁,留下了从十余岁到不满周岁的三子三女。消息传到北京,朱自清痛不欲生。武钟谦离世后三年,朱自清写下《给亡妇》,细诉往事,寄托哀思。

1930年,朱自清已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朋友们见他孤身一人,劝他及早续弦,经清华大学教授叶公超作媒,没多久,陈竹隐走进了朱自清的世界。

陈竹隐原籍广东,1904年生,16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生活清苦,后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独立生活,继后又考入北平艺术学院习练工笔画,曾受教于齐白石、肖子泉、寿石工等人,又师从浦熙元学习昆曲,常到浦家参加“曲会”。

1932年,上海,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

1931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带陈竹隐等几个女生下馆子吃饭,在座便有朱自清,两人就此见了面,但席间很少说话。据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中回忆:“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派,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

饭局散去,同席别的女生嘲笑朱自清老土,自小独立的陈竹隐却很有主见:“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从此两人开始通信,感情不断发展。“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

随着感情升温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唯一的矛盾也暴露了,那就是朱自清的6个孩子,陈竹隐在回忆中坦承:“那时我才24岁,一下子要成为6个孩子的妈妈,真不可想象!一时我很苦恼。要好的朋友劝我:佩弦是个正派人,文章又写得好……是的,我与他的感情也已经很深了。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与他在一起是会和睦和幸福的。而6个孩子又怎么办呢?想到6个失去母爱的孩子多么不幸而又可怜!谁来照顾他们呢?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于是我觉得作些牺牲是值得的。”

两人终于在北平订婚。1931年,朱自清获得出国访学机会,西行游历欧洲多国,1932年7月由威尼斯回国,8月4日,他与陈竹隐在上海结婚。

1932年,朱自清与英国友人在伦敦

陈竹隐和武钟谦完全不同,她是新文化培育下的新女性,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朱自清的性格也不太一样,两人的结合曾有一段适应过程,新婚后感情的摩擦与矛盾在所难免。也许朱自清潜意识中用前妻的标准去衡量陈竹隐,曾在日记中表露过不满,“隐好动与余异……结婚以来,隐对清华孤寂之生活终觉不习……说起来隐的情形……现在却觉得瞭解太少……此或许是四川人与江浙人不同处……心中非常gloomy。”

尽管如此,朱自清并没一味责怪,而是极力调整两人的生活习性,他在日记中写道:“隐的好处不少,如知甘苦,能节俭等,非常令人感念。又非常大方,说话亦有条理。她唱戏的身段也非常美妙灵活,画虽非上上,工力也还可观。”朱自清尽量抽时间陪陈竹隐看书展、参加昆曲票友的活动;陈竹隐也照顾到他的情绪,尽量不在城里多耽搁,这常令朱自清感动不已。两人的互谅互让,化解了原先的一些矛盾与分歧。

1933年,朱自清和陈竹隐的第一个孩子朱乔森在清华园降生,一家人的生活平静而惬意,但美好的生活转瞬即逝。

清华大学档案馆藏朱自清教授证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8月5日,日本侵略军开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在日寇刺刀的胁迫下纷纷整理行装,准备南下长沙。朱自清在陈竹隐的帮助下收拾衣物,因动乱中携带家眷不便,他只得告别妻儿,独自前往长沙。9月22日,朱自清戴着一副眼镜,提着一个旧皮包,躲过日本人的搜查,挤上了去天津的火车,而后几经波折,于10月4日到达长沙。然而,战火纷飞,日本人的飞机又追到了长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

新学年开始了,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登台讲授宋诗,他的授课照例认真严格,学生都要背默研读。离开北京后,朱自清一直记挂着妻儿。1938年5月底,朱自清得到消息,陈竹隐将带着孩子们从北平来到云南,心中大喜。 1940年,昆明物价暴涨,朱自清家中人口众多,陈竹隐这时又已怀孕,生活十分困难,夫妻商量后,朱自清将团聚不久的妻儿送到陈竹隐的娘家成都。

回到昆明后,朱自清与闻一多搭档上课之余,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写作,想以微薄的稿费弥补家用。朱自清患了胃病,原本胖胖的脸渐渐消瘦下来,单身一人的他随大伙吃大厨房的糙米饭,陈年霉米里谷、糠、皮、石、沙和老鼠屎应有尽有,一股霉味闻了就想吐。胃病厉害时,朱自清连蔬菜都消化不了,只好在嘴里嚼一嚼,再吐出来。此时朱自清才四十来岁,但长年辛苦伏案,他的背也驼了,健康每况愈下,然而,他依然奋笔疾书,在抗战中完成了《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等学术论著。

抗战中,朱自清拖着病体坚持创作研究,幸运的是,他身边有朋友陪伴,尤其是挚友闻一多。闻一多和朱自清在性情上有很大不同,前者热烈,后者温雅,但两人在治学上都颇为严谨。朱自清曾说,闻先生是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问如此,领导行动亦如此。

朱自清万万没想到,与自己惺惺相惜的挚友会遭逢一场浩劫。1946年7月11日夜,中国民盟委员兼支部负责人李公仆遭到暗杀,15日下午,在李公朴葬礼上,闻一多愤怒地跳上讲台,厉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无耻行径,在散会回家路上遭特务暗杀。

得知闻一多被害,朱自清悲愤、激怒,那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

朱自清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闻一多追悼会。二十多年没写新诗的他,悲愤地写下《挽一多先生》:“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如猛虎。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据朱自清幼子朱思俞在《我随父母南渡北归》中回忆:“成都消息闭塞,7月17日父亲才从报纸上看到闻一多先生15日被暗杀的消息。父亲异常震惊,手里拿着报纸很长时间缓不过神。夜间失眠……父亲和闻一多先生有着十几年的交往,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极为推崇……父亲喜欢闻先生朗读的声音,喜欢看他的讲稿,喜欢他性格的豪爽,佩服他潜学不下楼的精神。父亲特别看重他的意见,也了解他的心愿。父亲记得闻先生说过自己能活到80岁,可是在不满48岁的时候,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样结束了。”

1946年,朱自清与陈竹隐、朱乔森、朱思俞、朱蓉隽在一起

梅贻琦请朱自清主持闻一多先生遗著整理委员会,此后为亡友编纂全集成为朱自清余生的大事。朱自清去世后,冯友兰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中称呼这二人是“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柱石”,“他们二位先生文学的创作,作风不同,为人处世,风格亦异。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清华中国文学系何幸而能有他们二位在一起有十多年之久,又何不幸而于正在发展的时候,失去了他们。”

 

贫病交迫,“我活着的兴趣只剩下吃了”

许多人记得,朱自清走前岁月,曾借用李商隐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反其意用之,集成一副联语——“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将它放在书桌玻璃板下,以此鞭策自己。

朱自清给人印象喜幽默、好热闹,但据余冠英在《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一文中回忆,“……近十年来,他的心境却是常常不舒,有时流露在他偶然写作的旧体诗里,例如这样的诗句:‘圭角磨堪尽,襟怀惨不温。’分明见出他心境的阴黯、沉重……在他胃病较重的时候他常常想到死……有一次我陪他在黑龙潭公园黑水祠前小坐,他谈到死,说人生上寿百年也还嫌短,百年之内做不出多少事了。这也许是他抑郁的原因。”

朱自清怕生命太短就竭力做事,他嫌百年太短却只活了半百。他生平喜进零食,兼以常年累月周折劳顿,因而患有严重的胃病。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公教人员生活清苦,贫病交迫又加重了病情。

1947年,与家人在清华园北院宅前合影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宿疾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病况沉重,进北平北大医院开割,终以药石不灵,延至8月12日逝世。

朱自清的胃病,可谓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一个隐喻。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强近年对朱自清日记颇多研究,在他看来,“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朱自清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朱小涛提到:“我从他的日记里看到,1924年,在浙江温州,有次叶圣陶去看他,他没钱无法请客,就当了大衣四件,得二元五角。”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按说,清华教授待遇不薄,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日记里俯拾皆是。

抗日战争时期,典当、寄卖更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1942至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余拟售百二十元,(……)少年仅允标五十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

徐强点评道:“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无需以‘天降大任必先饿其体肤’励志,也从未作潇洒状地自称‘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相反,他每每大叹苦经。”

1941年4月26日,朱自清在成都和经济条件较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在日记中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

1946年抗战胜利后,朱自清重返清华园,他在《回来杂记》中写道:“想象中的北平,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北平到底和从前不一样了,手头不宽,心头也不宽。朱自清没想到,抗战胜利后吃饭变得更难了,没饭吃的日子也更多了。

清贫、压抑、自卑、神经紧张,这些大约都是朱自清胃病的病因。

小说家吴组缃曾在清华大学修过朱自清三门课,他在《敬悼佩弦先生》中称:“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

朱自清讲课极为认真,甚至到了有点拘泥的地步。季镇淮回忆在西南联大念研究生时,旁听朱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专题课,台下就王瑶一个学生,他依旧认真板书。师生俩一个写一个记,此举既见学风,也显性情。

朱自清自我要求甚高,故内心十分紧张。虽长期担当清华中文系主任,在学界及社会上声誉日隆,日记中却是不断自我检讨。据其1936年3月19日日记:“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翻阅祖父日记,朱小涛发现:“1931年至1936年的日记里有三篇都写到他夜里做梦,奇怪的是,所记竟是同一个内容:他梦见自己被清华开除,原因是他学识不够,或因研究精神不够,而且,三篇日记不是在一个时段,而是跨年度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明长时间以来,他内心承受着巨大压力。”

朱自清为人治学极其严谨,他总觉自己资质一般,为此不断学习,大量阅读。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以此巩固提高自己的外语。

据1935年1月17日日记:“浦告以昨晚我醉后大讲英语和日语,这大概是自卑感的表现。”如此不堪的梦境与醉态,朱自清居然都记录在案,目的是自我警醒,律己过严,或与他的胃病互为因果。

朱自清活得太认真,这认真也成了他的致命伤。

1948年春,冯友兰自美国回来,据其回忆:“看见佩弦,第一个印象就是太瘦。经过几个星期,又发现他办事比从前更谨严,几乎就近于拘谨了……我有次请他夫妇吃饭,他的胃病发了,不能来,还叫书记写一封信,他亲自签名,说明只有朱太太可来的缘故。我想这表示他近来神经过于紧张。”

对此,余冠英也有忆述:“我们常见他为一点小事提心吊胆。他赴约会从不过时,因为他时时看表……他的谨慎有时使人觉得过分,以为他胆小。他托人做事,有时叮嘱得太仔细,往往教人觉得好笑。”

谨严的工作之余,朱自清其实也有不少闲情小嗜好,例如他爱搜集影印画册,但因清贫,未见多少收藏;年轻时他喜爱看电影,余冠英初进清华,礼拜天去影院十有九次会遇见他;去世前一两年,他还常常参加舞会。1948年元旦晚会上,朱自清带着病,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一起扭起了秧歌,据陈竹隐回忆,“同学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兴奋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

但所有嗜好都抵不上他对饮食的兴趣,亲朋好友都知道他“馋”,筵席上常常见他最先伸筷子,这个严于律己的人,唯独对于口腹之欲不太能克制。明知花生米对胃病不利,他见了总要吃几颗,有时声明只吃三颗,却连吃了几个三颗。他不喜被人管束,如有人拦阻他吃不宜吃的东西,他甚至会厉色道:“我活着的兴趣只剩下吃了。”

朱自清酒量不大,但喝起来兴致很豪,早年他常喝醉,这也许是他胃病的另一成因。据余冠英描述:“朱自清一向爱喝酒,但深厌一般中国人宴会时强人饮酒和干杯时斤斤较量的习惯。他自从有了胃病以后,对喝酒很节制,但如有人强劝他喝,他总不说什么,举起杯来一饮而尽……他这样做并非因为面软,不好意思推辞,而是因为厌恶,不愿多噜苏。那时的饮酒是赌气,不是痛快。”

巨大的压力,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朱自清的身体每况愈下。1948年夏,他的体重越来越轻,最轻时只有38.8公斤。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2008年,朱自清之子朱闰生(左)向朱自清塑像献花篮

“‘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徐强在其论文《朱自清的清贫史》文末点评道。

朱自清最后给儿子朱闰生的一封书信中,提及还准备读一读舒新城编的一本《我怎样恢复健康》,岂知书刚寄去,他就与世长辞了。有为之年,抱负未伸,便离开尘世,这让人不禁想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句子——“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

网友评论

用户名:
你的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4期 总第592期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16日
 
©2004-2017 南方人物周刊 版权所有
粤ICP备10217043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联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