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 | 吴秀波 四两拨千斤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杨静茹 实习记者 熊方萍 日期: 2018-09-19

作为一名50岁的男演员,吴秀波提供的可思索空间已经不止于偶像或表演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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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十三,因为连日阴雨,横店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的拍摄片场,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裹着厚厚的棉衣。导演张永新坐在监视器后面,盯完全戏的最后一个镜头,拿起对讲机说:“所有工作人员到现场。”

此时,刚刚完成最后一次角色诠释的吴秀波,还是戏中司马懿的打扮,发髻高挽、青衫大袖。他对着向自己走来的张永新张开双臂,两个人久久拥抱,起初还笑着,最后都哭了。

“333天,《军师联盟》杀青。”张永新宣布。他动情地说,“333,春是我春,夏是我夏,秋是我秋,冬是我冬。忍非常忍,直下担当。”

一年半以后,《大军师司马懿》上下两部都已播出,并分别获得豆瓣8.1和8.4的高分。张永新坐在北京的咖啡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恍如隔世”。记得杀青当天,“我俩之前说好了,到时候不带哭的,结果我走过去,一下子看到对方,控制不住了,太难了。”

在这部拍摄周期为一般电视剧四倍的戏中,吴秀波不仅是男主角,更是组局人,身兼总制片人和戏剧监制。

张永新记得,拍《大军师司马懿》拍了近两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在现场,他跟吴秀波聊当天的戏,吴秀波叫住他说,“导演,你的导演工作想怎么做,踏踏实实做下去,我替你把风雨挡在片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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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年前,吴秀波萌发了“做司马懿”的念头,当时就做了策划,也找了相关的人,但尝试未果。七年前又试,未果。直到四五年前组建了现在的班底,终于做了出来。用他的话说,“时机是一步一步成熟的。”

中国的戏曲行当里,“三国”故事有两个著名的奸白脸:曹操和司马懿。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众多文艺作品的解读,曹操的形象已经丰富立体起来,惟独司马懿,在民间依然是扁平化的负面奸佞形象。

接到项目之初,张永新对司马懿的印象也只停留在“大阴谋家”。剧组花了大半年时间梳理史料,得出了新的认识:此人有大功,此人有大过——功过两齐伟。“人格魅力、人格瑕疵都突出,这就给了创作者空间,这种角色是有追求的创作者都愿意奔赴的。”

在此基础上,剧本在两年多里六易其稿,从最初保守的“谋士”思路,到最后呈现出来的“人的欲望的故事”。张永新总结为,“司马懿从少年时期的不经世事,进入权力场当中进行博弈,到最后站在潮头位置,权力之于他,变成了重负,最终他能不能寻求小我和大我之间辩证的关系?”

吴秀波作为操盘手,组织了无数次创作会议,经常白天进工作室,第二天天亮才出来,“炼狱一般”。那段时间,工作室的墙上贴满了剧中人物,每个人后面备着几名演员,有时候一个演员的敲定都要大会套小会,层层分析讨论。

张永新说,“为什么我们排斥浮躁的创作方法?因为那样你不可能深下去。拍戏,省着拍是有办法的,但如果三下五除二完成,最后结果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明镜似的。”

此时距离吴秀波进入电视剧行当已经十多年了,参与过的戏大大小小几十部。他说,“什么叫戏霸、什么叫大牌?就是说这场戏我没想明白,我要再想想。为什么如此被人抵触?因为你直接伤害到了投资方的利益,你一停下,所有人都要停下,增加了很多成本。我拍戏就希望所有的演员都大牌,我就是制片人,我不会催你,让你赶紧拍完完了,我绝不。”

拍摄期间,《大军师司马懿》剧组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很多剧组已经省略的围读剧本环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二度创作,而是大家形成一个合力,彼此知道这场戏说什么、结构是什么、人物状态为什么这样。”张永新说,他们会把台词推敲到标点符号,“比如省略号,没说出来的话,就要用别的方式表现出来。”

剧中曹睿托孤那场戏,拍摄当天中午12点,演员集合开始讨论,等到第一镜开拍是晚上8点,全部结束已经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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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制片人和演员的关系就跟“天敌似的”。张永新佩服吴秀波能够在这两个角色之间跳进跳出的能力。

“他的位置很尴尬,处在一个矛盾拉扯中,(很多演戏之外的事物)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这就看一个人的生存智慧和人生阅历了。”张永新说,“秀波这么多年在影视界摸爬滚打,做过制片,懂得制片的游戏规则;他又是演员,懂得演员需要保护的东西。他能把两种力量中好的部分最大化保留,把互相拧着的危害,降到最低。”

投资四个亿的项目,从第一天开始就面临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障碍:周期过长怎么给资方解释,演员超期如何协调,甚至横店影管中心工作人员见到他们组的人都头大:怎么又来了?张永新说,“因为我们不要脸是有名的,要了一个景,四个月出不来,像‘钉’在那里了。”

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吴秀波都开玩笑说,他去刷脸。

剧中很多演员都是靠他刷脸刷来的。诸葛亮的扮演者王洛勇记得,剧组第一次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他因为父亲病重婉拒。吴秀波得知后,写了一首关于“父与子”的长诗送给他,劝慰他“先把父亲照顾好,不必为戏的事情多虑”。

王洛勇“非常感动”,他觉得吴秀波“很谦卑,遇到事情不是轻举妄动,很有智慧”。因为这份信任和好感,为父亲尽孝之后,王洛勇同意加入剧组。

他记得拍戏期间,吴秀波几乎每餐都和大家一起吃盒饭,“他吃素,吃得很快,吃完也在那坐着和大伙聊天。”将近一年的拍摄,演员来来去去,除了必须要处理的事务性工作,其他时间吴秀波全拴在组里。

张永新评价吴秀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同时,转过身就能在片场进入状态”,“既可以长袖善舞、又可以本本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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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师司马懿》剧组有个共识:好的历史剧一定能够打通时间的壁垒,用一个过去的故事呈现当下的价值观。

剧中崔琰有一句台词,“哪怕后人说我迂腐也罢,我总得做点什么,哪怕是微弱的一点光,我也给后人照点亮。”这句话是创作人员现场编出来的,虽然没有史料依据,但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态度和对魏晋风骨的崇尚。

从演员的角度讲,在吴秀波处理过的角色中,司马懿是难度很高的一个。从少年到老年,跨度近半个世纪,剧中所有人物都围绕他展开。司马懿一生隐忍,靠不显山不露水和坚守走到最后,这让人很容易将之与吴秀波本人联系起来:他真正进入大众视野,已过35岁,人生曲线和司马懿相似。

 

吴秀波(右一)、张永新(左一)与演员在《军师联盟》拍摄现场合影

 

王洛勇记得,拍摄司马懿蛰伏阶段的时候,吴秀波把自己潦倒时的经历掏出来与大家讨论,用以贴近角色状态。心路历程的接近让他有机会借助角色的外壳,更顺畅地表达自我。最终,他找来“依依东望”四个字嵌在剧中,作为司马懿毕生追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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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今年50岁。已经是可以塑造重头历史人物和一代宗师的年龄,他却经常把“流浪”挂在嘴边。他总说,如果到了人生最后一天,他希望自己死在路上,而不是死在床上。

“我之所以说我想去流浪,是因为我自始至终没觉得我在哪住下过,或者说没有觉得任何一种状态是我可以安住的。”他说。

作为1960年代末出生的北京人,他的生命历程与时代发展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

青春年少正值浪漫懵懂的80年代,而立之年撞上市场经济变革期的挣扎与探索。吴秀波身上既有和父辈一样对踏实稳定的渴望,同时也有对梦想和自由的憧憬。

他16岁考进铁路文工团话剧学员班,四年后进入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当时卡拉OK兴起并成为风靡一时的娱乐方式,因为偶然的机会吴秀波开始在歌厅唱歌,成为当时北京有名的“夜场一哥”。

他曾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我非常喜欢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到现在依然非常留恋。我每天晚上想唱什么由我自己决定,底下的人爱干嘛干嘛,但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给我花儿,一定会有人喜欢我,也一定会有人为我鼓掌。”

80年代,大量新鲜的东西进入吴秀波的世界。他把头发留长,穿上喇叭裤和高领毛衣,一边唱着罗大佑和李宗盛,一边试着把年少躁动的心绪写成歌。

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冷,夜里下着雪,吴秀波和喜欢的女孩从建国门桥沿长安街一直走到复兴门桥,“天特别冷,心特别热,外面刮着风,心里能听见歌。”

“那是一个非常快乐而单纯的年代,那时候爱上一个人不是因为他有房有车,而是那天下午阳光很好,他穿了一件白衬衣。”

1995年前后,吴秀波从话剧团辞职。他记得,当时的电视剧多数只有上中下集,团里的演出经常青黄不接。“没戏拍,你就是一个再好的演员也没有任何用处。”相比之下,唱歌是真实的,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被认可、挣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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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从20岁唱到30岁,10年间,歌厅之外的世界早已转换。1990年代,国企改制,新市场发出召唤,资本和财富不再是被遮掩的词,大批工人离开原本打算耕耘一生的单位,进入自由但未知的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秀波告别了青春期的“肆意妄为”,突然间有了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责任感”,当他接收到时代列车飞速前进的信号时,内心开始发虚。“在我30岁出头以后,开始害怕这些唱歌厅了。”吴秀波说,“你没有什么可以怀旧的资历,又匮乏了青春的快乐以及无畏,就觉得在那种场合再继续工作的话,会害怕哪天那辆车突然把你推下去。”

离开歌厅的理由与当年离开话剧团的理由一模一样,他想要“务实”,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社会状态,不见得给老实人留下那一条路。”

吴秀波的这种不安定感几乎贯穿了他所有的职业选择。如今,即使在演员行当已经颇有名气,他对这个职业的评价依然是:“我能不能找到让我做一辈子的事?至少现在我认为我这个选择没错,起码老演员也有饭吃。”

《大军师司马懿》剧组的一位年轻驯马师说,“只要做这一行能把自己养活,能养一个家就行了。”这句话与吴秀波表达对演员这个职业的感情时说的话如出一辙。

从歌厅走出来的吴秀波,举目四望,无处可去。“大锅饭没有了,企事业单位的人开始下海,到了某个事业单位(找工作),人家说我们还往外开呢。你只能去做生意。”

当年的大潮中,流传的都是创业成功的神话,然而现实是大多数普通人屡试屡败、勉力维生。吴秀波是其中不幸的那个。他做服装、开饭馆、办美容院,终于在新世纪之初,把自己折腾到身无分文。

他形容,当时的自己连“破帽遮颜过闹市”都算不上,“连那一顶帽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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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前的故事已经不新鲜了。经商失败、妻子待产,万般无奈之下吴秀波找到昔日好友、演员刘蓓,通过做经纪人、音乐编辑、串场演员,他回到了这个当初自己主动离开的行业。

此时,电视剧市场生态早已转变,2006年,“制播分离”政策实施,电视台对电视剧制作的主导地位被打破,民营资本迅速进入,机遇摆在了曾经无戏可拍的演员面前。2010年,电视剧《黎明之前》播出,吴秀波凭借刘新杰一角迅速蹿红,那一年间他接受了两百多个采访;2013年,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上映,他成为“国民大叔”的代名词。

2013年,张永新筹拍《马向阳下乡记》时与吴秀波相识,当时他不确定自己这个“土掉渣的农村戏”能不能吸引炙手可热的吴秀波。初次见面,张永新讲了70年代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经典片段,吴秀波听得热泪盈眶,张永新感觉这事儿差不多成了。

“什么叫正义战胜邪恶,那场戏做了一个淋漓尽致的表达。”张永新说。类似的片段也在《马向阳下乡记》中出现。

张永新生于1972年,25岁入行,见惯了演员从寂寂无名到一夜爆红的转变甚至扭曲。他说,“演艺圈就像一个真空的试管,直接面对的是名与利带给你的荣耀与残酷、光环与镣铐。”因此,真正清醒的局中人要清楚“你是谁,你到底要什么”。

《马向阳下乡记》拍摄结束前,吴秀波跟张永新提起了“司马懿”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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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自称是个“随波逐流”的人。外交官家庭和寡言的父亲给了他安全但孤独的童年,当那个脖子上挂着钥匙的男孩真正走进社会、被卷入时代的浪潮,他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生存哲学。

最近,吴秀波在演员竞技节目《我就是演员》中担任导师。节目导演吴彤说,吴秀波在圈内人缘非常好,懂礼节、有礼貌。他第一次与吴秀波合作是录制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嘉宾分组游戏环节,吴秀波和汤唯一组,与沙溢、胡可夫妇比赛。当时汤唯不小心犯规把一杯水泼在了沙溢身上,现场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汤唯不好意思地躲在主持人身后,吴秀波见状,伸手拿起一杯水浇在了自己头上,尴尬气氛瞬间化解。

类似的情况在《我就是演员》的录制中比比皆是。有一次主持人让导师间互相说一句狠话给台上演员示范声调和语气,吴秀波拿徐峥作完调侃的靶子之后,马上跑到徐峥面前,跪地求饶。“对方又舒适,又有节目效果。”吴彤说。

10岁的小儿子在作文里这样描述吴秀波:“老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冷静,我从来没有见他慌乱过。每次问爸爸问题,他总是能行云流水般的回答我,就算有时候我问他一些稀奇古怪他答不上来的问题,爸爸也总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应付着我。爸爸用辛勤的汗水来做我的榜样,他也很少冲我发脾气,这就是我的老爸,一个勤劳温柔而又聪明冷静的老爸。”

吴秀波看完哈哈大笑,“孩子如此天真可爱,又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本质。”儿子说的“冷静”和“应付”恰当地概括了他的处世原则:不“善于”与人为敌,是个挺“圆滑”的人,“我用比较安全的方式来达到我的目的。”

张永新拿他和司马懿作比,“司马懿遇到问题的时候,永远不是正面冲撞。正面上的像许褚,赤膊上阵,这本身还是幼稚的,因为必将头破血流。”

 

右起:吴秀波、章子怡、徐峥录制《我就是演员》

 

圆融周全几乎是外界对吴秀波的印象,因为跟人讲话经常双手合十、姿态谦卑,他被网友戏称为“合十哥”。而当被问及吴秀波的锋芒时,张永新说,“他当然有锋芒,锋芒不一定都是面目狰狞的,也可以是一种委婉的表达、一种平静的坚持。当他选择做司马懿这部戏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要做的是什么了。”

演员的精神气质投射在角色上,使得吴秀波演绎过的人物具有了相似的面貌。“我可能会去选一些边缘化的角色来演,我不是很喜欢特‘主流’的东西,特别主流会被定得很死,没有发展空间。”于是,无论是《黎明之前》里的地下党、《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落魄中年,还是《马向阳下乡记》里的第一书记、《大军师司马懿》里的三国权臣,他们身上仿佛都带有半格的游离和心不在焉。

“重场戏不一定重着演,你会觉得他演得很轻松,而且自带幽默感,这就是他的风格。”张永新把这种风格总结为:四两拨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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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杀青后,吴秀波脱下古装,离开自己亲手搭建的短暂的戏剧“乌托邦”,再次回到当下的生活。这一年多的工作,他概括成三个字“维朋友”:串朋友的戏,参加平台的节目。“工作时间越长,朋友就越多,你又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多长时间,生怕这些情没还了。”

在圈子里泡得久了,总会遇到些身不由己。8月的一天午后,杭州天气凉爽、蓝天白云,吴秀波在窄小的化妆间被节目编导、媒体记者层层围着,他穿一件灰色T恤,标志性的灰白发须还未打理精致,窝在沙发上时,啤酒肚依稀可见。尽管身边的经纪人再三催促化妆干活,吴秀波依然慵懒地坐着,甚至耍赖似的点燃一支烟,坏笑着说“抽完这根”。

这两年,吴秀波不是没想过退休。他喜欢打台球,奥沙利文是他的偶像。“他有一阵就不想打球,就想退休,就觉得这事儿没意思,天天拿一根棍子捅球。后来突然有一天,他特安静地说,我不打球,我干嘛去啊?”这句话对吴秀波的触动特别大。多年前那种害怕对命运失去掌控的感觉再次来袭,“我天天想退休,但如果有一天真的退了休,干嘛去啊?”

年轻又不知所措的时候,吴秀波曾经问一位前辈,“一个人怎么能更好?”前辈跟他讲了《心经》中的一句话: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他问前辈,“这句话什么意思?”前辈说,“没什么意思,这就是经,你就念。”

因为某种缘分或宿命,吴秀波真的从来没有去查过这句话,笃定地念了二十年。着急、害怕、痛苦的关口,这句话始终陪伴着他。

直到二十年后,突然有一天,旁边有个人听到他在念这句话,问他,“你怎么念这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吴秀波说,“这不是没意思吗?”对面的人告诉他,“不,这句话有意思,它的意思是: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彼岸是光明的世界。”霎那间,吴秀波泪如泉涌。

二十年来所有的行为、情感积累、快乐以及痛苦的根本,变成了一句诗一样美好的东西。及至今日,他依然以为自己所有的经历和努力都是从此岸眺望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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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37期 总第578期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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