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 孔亚雷 写作是要成为上帝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孙凌宇 日期: 2018-09-07

“现在很多青年人担心跟社会脱节,我说这太荒谬了,他们怎么不害怕跟人类最美好的、伟大的文学艺术,跟托尔斯泰脱节呢?流行语、网红有什么好知道的,没有任何价值”

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搬到乡下。

他开始担心房子漏水、花园长草,甚至彻底像个农民谨记节气,念叨着清明一过就不能种树了。

乡下事情太多,周末和家人度过,周一到周五,他挤着时间独自阅读、翻译、写作。虽然偶尔觉得寂寞,但一去城里开会、见人,又觉得浪费时间。“你会觉得我在干嘛?我契诃夫还没看完呢!除非是见真的有感情的朋友。这就是我辞职的原因,我强烈地不能忍受浪费生命,像车一遍遍把我碾过。”

两年来,他的脾性并未被乡间的鸟语花香、竹林湖泊消磨,依然爱憎分明,说话时频繁使用“特别”“荒谬”“非常”表示坚定。唯一的改变是建立起了一套朴实的价值观,“有用”与否成了判断事物优劣的标准,能结果子的大树是好的,杂草是坏的;在健身房的机器上跑步是荒谬的,边种菜、干活边锻炼身体才是有意义的。

一切都跟生命有关系,“小说特别高级,容易写死,是特别难种的珍贵树木,要花很多心思,每天施肥浇水,要求特别高,不像草那么容易活,但一旦种活,就特别高大健壮,可以存活一千年一万年。现在大部分作品都像草,一个季节就没了,甚至草都不是,只是超市里的塑料花和塑料树。”

他一直想住在乡下,小时候在安徽县城长大,没有真正在村庄里待过,“也许是因为金牛座特别喜欢土地,又或者跟职业有关,很多作家都爱住乡下,包括特别愤青的托马斯·伯恩哈德。君特·格拉斯也在德国的乡村买了好多房子,这不是偶然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安静、空气好。”

杭州城里位于30层顶楼的公寓刚好和这里形成对比,雾气、霓虹灯、高楼,晚上从阳台看出去特别像电影《银翼杀手》,他往返于两地,感觉穿行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我还是更喜欢这里,太太很随和,在哪都喜欢,不像我,离开这里感觉就很难受。我在这里就不会想任何地方,把这里当真正的家,容不下任何其他地方,跟爱一个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她,跟她结婚,你还老想着别的人,那肯定不是真正的爱。房子也是一样,但我也挺喜欢旅行,这里有一个安定的地方,然后不时地去旅行,特别好。”

 

床单、食物、衣服

4月的一个上午,我像个包裹被扔在乡间的三岔路口,接我的人还没到,司机近乎逃跑,掀起一阵尘。从德清县来后村,20分钟车程,一路上树木掩映,风景养眼,司机仍忍不住低声抱怨:来这种地方,回去又得空车了。

几分钟后,孔亚雷出现,戴着草帽,载我来到他乡下的房子,进门后径直走到二楼露台继续晾衣服。短袖、内裤依次摊在支开的晒衣架上,他的美国译者Mike Day教他用这种方式晒衣服,以及仅用洋葱、大蒜、橄榄油、盐做简易而好吃的烤鸡。

房子去年夏天造好,Mike是第一个客人。孔亚雷为这座在莫干山脚租的老房子取名“莫兰迪”,石头基座,黄泥墙,木梁,灰瓦,面对竹林和茶园的大院子,外观基本保留,室内改造成混搭的欧式风格:巨大的原木长桌,壁炉,地毯,铸铁浴缸,枝形吊灯,整面墙的书架。大部分家具和物件买自杭州石祥路的旧货市场,剩下的从莫干山上抓,包括一只叫Milk的白色小野猫。

山顶有家Lodge咖啡馆,翻译第一本作品《幻影书》时,他每天下午作为唯一的客人去喝咖啡,和英国老板及他的广东太太聊天,回去时就从山上捡些上海人家废弃的西式家具——坐下时能明显感觉到弹簧的老式沙发、本不成套又看不出差异的餐桌椅,主色调是灰色和白色,尽量去除多余和繁琐,散发出一种修道院式的气质:干燥、节制而宁静。

下楼梯时Milk在转角探头探脑,打过照面后我们走进厨房,他侧躬着为我做咖啡,又高又瘦,衣服松垮,像个掉队的影子。灰色短袖、绛紫色外套、深蓝色长裤,看着这身漫不经心的穿着很难想象他会如此在意生活:喝咖啡的时候听科恩,要不就晚上听,不适合这么明亮的中午;中午可以听点悠扬的意大利古典乐,或者Miles Davis的爵士,比较凉快。

谈话时他的声音和背景乐一样少有间断,眉眼耷拉着,沉默时显得忧郁,一张口表情又活起来。厨房的木质餐桌上只摆了一盘水果,一个绿色芒果、两个鹅黄梨、四个橙,定格如同素描课。环顾其他角落,陈列着可能是教堂里放圣器的木质展台、可能产自元朝宋朝的古董碗、写着“湖畔人家”的竹篮、昨天买的公鸡罐、铝制的鱼形盘。

所有的物件、家具,包括门把手、灯、窗帘架、窗帘、瓷砖,全部由他设计、挑选。装修房子花了五个月,其间孔亚雷一直在翻译名为《光年》(《Light year》)的美国小说,故事发生地,维瑞和芮德娜夫妇的家,与他的小房子有几个共同之处:乡下老房子,位于水边,有书籍、音乐、孩子的身影。

引发共鸣的不仅是表象,小说最打动他的内核,在于故事发生在1958-1978的20年间,但人类登月、刺杀肯尼迪、披头士乐队,所有这些大事件在小说里一个字都没有出现,笔下的人物无一不表现出对时代的极度漠视,他们听莫扎特、听巴赫、做菜、做衬衫、聊葡萄酒的品牌,似乎存在于一个没有政治、阶层、科技或流行音乐的世界。和只对生活的本质——“食物、床单、衣服”——感兴趣的主人公一样,孔亚雷也不屑热点,并视之为“时代的口臭”。

《光年》今年6月出版。“一般都是出版社邀请你翻译,我是相反,看中一个作者,介绍给出版社,然后我会翻其中一本我觉得最好的代表作。”《然而,很美》(《But,Beautiful》)出版五年后,仍常常有人跟他说这本书翻译得多好,并疑惑为什么不接着翻别的,“我说因为我要写自己的东西,都不翻了。”

他经常把翻译比作婚姻,3月份,《然而,很美》的作者杰夫·戴尔携新出版的《此刻》、《潜行者》在北京老书虫书店搞活动时,开玩笑道,你老说婚姻,但又不接着翻我的书,看来这是个开放式婚姻。

活动结束后他们和“正午”的年轻人聊天、喝啤酒,喝到很晚,杰夫·戴尔只喝了一个晚上,“他比较疲倦,还有语言的原因,可能我英语口语太差了,他有时候开玩笑,好像我的翻译需要翻译一下,我说你放心,虽然我们交流起来不是特别那个(顺畅),但我的阅读能力非常强,中文能力非常好。”

父母同为作家,孔亚雷从小看古希腊神话、《安娜·卡列宁娜》,但并未有过从事文学的想法。1997年,他从上海外贸学院毕业,在杭州的银行负责审单,看外贸单据的英文条款。为了打发六年来的无聊,他29岁时辞职,五个月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

两年后,儿子出生,太太很快恢复上班,孩子由他来带。出于绝望,他开始翻译,因为没法聚精会神做任何事情,除了看英文书。他吭哧吭哧看完保罗·奥斯特的《神谕之夜》,真正体会到英语之美,他着迷于每个句子散发的音乐感、节奏感,并因此同样形成了偏好使用最简洁单词的写作风格。他接着读雷蒙德·卡佛、约翰·厄普代克、罗素·班克斯,感到自己掌握了读懂小说的魔法,“然后我就试着翻一些厄普代克的短篇,在杂志上发表。纪德也翻译,其实大作家都翻译过,歌德说,只有懂外语,你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你的母语;顾彬说,在德国,最好的翻译家都是最好的小说家,最好的小说家都是最好的翻译家。”

 

有用的苍蝇面馆

中午我们去邻近的破败小镇吃面,镇上有菜市场、小加油站、仍替人修面刮须的理发店,和开了二十多年的没有名字的苍蝇面馆。“做面条的师傅让我特别尊敬,特别有用,他每天早上4点起来,手工做面,比如他哪天生病了,一天不开,好多清早出去砍竹子的人就吃不上面条。我觉得我的小说跟面条一样,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小说其实特别奇妙,看似特别无用,被时代边缘化,但它其实特别有用,它的用处至少跟食物一样大。”

他常常光顾,相熟之后视面馆老板为生活导师。想买石阶搭石头工作室,老板劝阻:不要买,你知道石头为什么叫石头吗,因为石头有10个面,所以叫石头,你把它拆下来就不齐咧,10个面要对应着。“我在他那听到好多闻所未闻的东西,要拿个笔记下来。”

 

孔亚雷(以下简称K):经常有些小问题,我都会来问他,比如说我想种树,到底是请园丁公司种大树,还是买小树苗。他说当然是小的树苗来种咯,小孩子从小养他会叫你爹,长大了养他还叫你爹啊?我说对哦,那种什么树好。当然是果树咯,花开了就谢有什么好看的。我就种了桃子、李树、石榴、桂花、香泡,唯一一棵不能吃的就是榉树,但榉树很吉祥,古代秀才中举,所以我让儿子种的。

孙凌宇(以下简称S):他成绩怎么样?

K:他学习很好,排名不在意,不要第一第二,前十最好,第一第二长大以后很少有特别优秀的。

S:你看《十三邀》吗?有一集嘉宾是王小川,他从小到大都是第一,现在一手创办的公司已经上市了。

K:我喜欢李安,而且我觉得许知远对他的采访很好。这次去北京,许知远跟我聊天,说很多我提到的书和电影都没看过,我说你们还办文学奖呢。

S:你得过奖吗?

K:迄今为止只有《火山旅馆》获得过西湖文学奖,我觉得也是迄今为止我最成熟的中篇小说,我自己也很喜欢。

S:那个标题是怎么想到的?

K:标题很奇怪,1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两个组合让我特别着迷,突然从天而降,像礼物一样。2011年还是2012年,在北京写的。现在有几个标题又放了七八年了,每个标题开始写之前我都会判断它能写多长。《火山旅馆》我就想了好久,写了几十个开头,写得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写到后来,它像个生命体一样,自动发生各种呼应。在小说中这种体验最明显,小说可能可以活100年,书评、后记只能活50年,所以,我们这种有信念的人,怎么可能去相信一个网络作家,一个一天写一万字的人,或者说一个非常高产的人。唯一一个例外,挪威的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写《我的奋斗》的,他真的每天写一万字。但人家特殊情况,跟我一样,憋了10年没写出来,他已经快崩溃了,决定放弃一切去写,结果让他找到一个新的文体。我现在每天能写个500字就非常开心了,有时候两三百字,但我心态很放松,只要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一天写300字,3万字要写100天,三个月,人家3万字可能就一个礼拜。

S:写作时间长短和作品的优秀程度有必然关联吗?

K:应该是有的。

S:你投入时间最长的是什么作品?

 

孔亚雷在厨房做咖啡      图/本刊记者 孙凌宇

 

K:我前期等待的时间特别长,真正开始写《不失者》,就写了五个月,18万字,非常快,我在北京状态特别好。2003年写完的,已经过了15年了,第二部长篇还没写出来,太可怕了,我得赶紧写了(边吃青菜炒面边低头喃喃)。

S:跟年龄有关系吗?

K:年龄只会让我越写越好,今天我要看一本书,一个波兰作家写的《另一种美》,花城(出版社)做的,松散的回忆录,都是碎片构成的,里面有句话特别好,建立一个政府需要力量和胆魄,成为一个作家也需要。

S:你现在有了吗?

K:我没有,但我必须有。写作就是把直觉和控制力放在一个合理的尺寸,不是完全的控制,也不是彻底的放纵,这种情况特别美妙,有大致的方向,大概要表达的情绪,但具体的你又不知道,写着写着就发现了,比你设想的更加好,所以我现在不敢多想,多想会破坏它,人生也是这样的,此刻最重要。谁也讲过,作家最容易出作品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名气,不能一点名气都没有,不然缺乏自信,然后又不是很有名,很有名是一种威胁——就像我现在。

S:你这个状态已经很久了。

K:对啊,所以我要维持这个状态,因为我还没写出来。也没有很久,嗯也很久(沉默),10年吧。再10年我都52了,差不多,但写作真的可以写到几十岁,你看《卡拉马佐夫兄弟》,六十几岁才写出来。但体力很重要,特别是这种写大书的,像我就特别想写大书,像电话本那么厚的侦探小说。

S:写作环境对写作的影响大吗?

K: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影响,把我放在一个牢房里,我估计也能写,也许还能写得更好、更快。这里其实很多生活的(事情),照顾花园,因为我有洁癖,要井井有条,受不了乱七八糟,日常生活总是最重要的嘛。

S:比创作重要吗?

K:怎么说呢,创作已经成为我的命运了,不管重不重要,它都是你的命运是吧。我说命运是因为我写得特别慢。

走吧。

 

站在山顶与词搏斗

2012年 《城市画报》以“短篇爱情”为专题推出情人节特刊,孔亚雷受邀写了一篇《UFL(Unidentified flying love)》,关于一个无名的男人遇见外星人。第二年再约他写,怎么都写不出来了,他苦笑:“越来越难写。”随即又释怀:“我特别喜欢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里面说难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好的,孤独很难,所以孤独是好的。一件事情如果很容易,很轻松,特别享受,其实有必要怀疑这件事情,但这个当然跟整个时代背道而驰。我一直以来都特别艰难,特别慢,长篇还快一点,但到现在只写了一个长篇,从来没有轻松过。”

哪怕只是《光年》的译后记,一万多字,也从去年7月一直写到2018年,终于写完交给理想国的编辑时,他心情复杂,不知该为自己感到可笑还是可耻还是可敬。没有人写那么多字,也不会有人花那么多时间。

写了10年的小说更是旷日持久,他写了很多开头,天南海北地写。在海南岛岳母的公寓,小区里全是老人,两个月后他感觉一辈子都待在那里,没写出来;冬天在沈阳师范大学当半年驻校作家,每两个礼拜给研究生上堂文学课,教《爱丽丝漫游文学奇境记》,“我最喜欢的一句话,爱丽丝问柴郡猫,‘我到底应该走哪条路呢?’‘那取决于你要去哪’——我觉得这回答了所有的人生问题。”零下二十几度,他每天游泳,晚上看美剧,白天写作,“我又觉得我一辈子都待在沈阳的大学里面,还是没写出来,哈哈哈。”

 

K:我在北京为什么写得好,因为我住在宾馆里,根本不管。在大学留学生公寓,还是会弄得不一样,插点树枝,贴点杂志上的图片。这不很自然嘛,老外的房间都这样啊,你去看老外作家的书房,都很漂亮,你再去看看中国作家的,就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所以我现在写作特别困难,中国是个传统意识特别坚硬的国家,你看它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被软化。比如喝咖啡,人数不知道比日本差多少,包括葡萄酒、爵士乐……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我架空了,我不愿意写,但不写它们我又觉得不对劲。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生活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你写的东西根本不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孔亚雷为在莫干山脚租的老房子“莫兰迪”,石头基座,黄泥墙,木梁,灰瓦,面对竹林和茶园的大院子,外观基本保留,室内改造成混搭的欧式风格     图/本刊记者 孙凌宇

 

S:你不想写得太真实?

K:就是觉得美学上我接受不了,海明威写巴黎那些街道就觉得很入文,看得也很舒服,包括村上春树写东京青山道,但当你写到上海的时候,人民南路、解放路、中山路就觉得别扭,所以我需要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国际化的背景里,甚至不提。我的第一本长篇里,18万字,没有地名也没有人名。荷兰有个叫林克的译者,每年翻译我一个短篇,卖给当地非常老牌的文学杂志《向导》,第一年翻译的《我》,成了当年杂志网站上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很奇特,林克说中国小说一般在荷兰卖得特别差,也不是说写得不好,就是人物太多,看了没法记住。我的小说本来就像外国小说,所以他们很喜欢。这也让我遇到很大的困难,使得我的小说特别不接地气,中国人对所谓的接地气特别在意。近几年,甚至有一种偏好,只要你写接地气的题材,不管你写得多差,本身就已经加分,在我看来特别荒谬,因为我想写更加本质的东西。

S:一定要很有美感?

K:我也想写黑暗暴力,但也是在大的审美框架里。塔可夫斯基说过一句话特别震撼,“在我的电影里都是我愿意放在我家里的东西”,这跟我们以前好像不相同,以前觉得什么都要写,丑恶,社会各个层面,但其实大量有风格的艺术家,他就写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很正常,一本书就像我的一个孩子一样,为什么不能把它写成我想要的样子,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他的审美取向。我可能不会写一个乡村的故事,可能会写更抽象的,你现在去看卡夫卡,你会发现他的故事完全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

S:现实令你不满意是吗?

K:是,因为我喜欢全力以赴,喜欢纯粹的东西,特别讨厌不伦不类,又不是很乡村,又不是很城市,但整个中国的现实就是不伦不类。

S:你没有兴趣去展现吗?

K:我也有,但我觉得要等我年纪大点,需要很强的控制力,我想写一部那样的作品,反映中国的作品,名字都想好了,但那需要我更成熟,现在我的力量、阅历、兴趣还没达到那个力度,描绘现实可能需要更丰富的经历。

S:算不算跟现实保持距离。

K:这个距离完全没问题,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收邮件,看新闻,我想不知道都不行,完全不担心会跟这个社会脱节,而且这个社会也不值得跟它保持密切联系,我非常希望脱节。作家某种意义上都是以俯视的姿态在写,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沉迷在世俗中间,就像你要写一座山峰,难道一定要在山谷里待着吗,难道不是应该爬到山顶去看能够写得更好吗?随时可以下去,根本不用担心被抛弃。现在很多青年人担心跟社会脱节,我说这太荒谬了,他们怎么不害怕跟人类最美好的、传统的、伟大的文学艺术脱节呢,跟托尔斯泰脱节呢?流行语、网红有什么好知道的,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我的小说里不喜欢说人名、地名,因为我觉得它们离本质太远了,我就在怀疑可能一样事物能不能入我的书在于它的名字本身附带的本质性,巴黎一条街的名字可能真的比解放路这个名字更加接近本质,但可能有异域化的原因,筏头(面馆所在的镇,当地人读排头)这个名字已经几百年了,我就觉得可以用啊,写一本非虚构的书,关于我生活的这个地方。但我现在并不想写,我没写出我想写的小说之前,我什么也不想干,《正午》的人说,你写啊,写出来就出名了。

S:如果写出来也是你的作品。   

 

大部分家具和物件买自杭州石祥路的旧货市场,剩下的从莫干山上抓,包括一只叫Milk的白色小野猫       图/陈燕飞

 

K:但在我心中它俩是不一样的树,这些只是周边的产品,我总是在说,等我写完这本小说,我要干什么,但这两本小说一直没写完,所以这些事情也一直没干。等我写完小说,我要去旅行,比如纽约,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我一直想以作家的身份踏上纽约,而不是游客,所以我必须等,等我的美国出版商邀请我。耐心特别重要,对一个作家来说,那个长篇真的写了好多年,实在拖太久,快要被拖垮了,现在插进两个新的长篇计划,一个6万字,一个18万字,这两年把它写掉,再回头去对待那个巨兽,那个怪物。6万多字的希望今年9月份、秋天来临之前写完,题目想好好几年了,去年开始动手,特别慢,慢到令人羞耻,不用再提了。

S:《走在蓝色的田野上》的作者用八年时间写完八个短篇,这会让你欣慰吗?

K:很多事情都让我欣慰,但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艺术家,弗洛伊德画一个肖像画可能要半年,包括达芬奇,没有一幅画是画完的,很多作家也都有这样的情况,中国作家比较少,所以可能特别多平庸的作品、人物。我现在对速度的焦虑好些了,只要在写就很好,焦虑对写作真的没有好处。

 

把力量交给更高的力量

过年期间我做了阑尾炎手术,恢复得不是特别好,因为我特别瘦,肋骨会不舒服,过年的时候累了,呼吸都不顺利。我特别担心,人到40,好像看到那种死亡的地平线,我就跟太太说,别的都无所谓,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可怕就是小说没有写完就离开了,起码得写出自己想写的吧。

我脑袋里有很多计划,一本一本地写,如果这么早就结束了,太可怕了。那时我就决定,所有的事情都要推开,比如翻译。翻译还是挺诱惑的,因为都是大师作品,又很安全,我曾打比方,翻译就像做一个牧师,非常幸福,你有个上帝般的文本在那里,只需要传道,运用你所有的力量和能量,很虔诚地把他的精神传递出去。写作就不一样,写作是,你要成为上帝,你要创造一个世界。

我感觉到自己有这种天赋,不能满足做一个牧师,写作过程中这个世界自己形成的感觉,极其美妙奇特。如果一件事情完全是出于你的,必定是很低级的,我不说它拙劣,而且往往是死的,包括保罗·奥斯特很多作品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控制得太好、太强。对我来说,写作也好,生活也好,一方面要靠直觉,把你的直觉磨炼得越来越敏锐,然后跟随你的直觉;第二个就是同时放松,把力量交给更高的力量,这就是写作需要的。

 

我曾经跟朋友讲,艺术为什么那么难,因为真的要把你的心血付给它。我们现在还在读《荷马史诗》,荷马的肉体早就不知所踪了,所以你想要用这样一个有限的肉体去创造一个有一万年生命的物体,何等之难啊,要付出多少的精魂,不借助更高的力量有可能吗?

我去年受洗,五年前如果你告诉我我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会觉得绝对不可能,10年前我更加嗤之以鼻。搬到这里来之后,湖边有个教堂——但现在已经搬走了,要建一个新的——有时候我周末会去做礼拜。教会有七十多年历史,都是些村里的老头老太太,特别温柔,特别好,牧师是从德清来的,讲着讲着就变成讲土话。还让你吃中饭,土灶烧的农家菜,本地种的材料,特别好吃。

直到去年11月份,我决定受洗,有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我洗完澡一边放着唱片,一边看《埃克哈特大师文集》,我随手翻开其中一页,里面写道:你最应该觉得羞耻的是,你居然还会觉得羞耻。我当时觉得全身被电到一样,他就好像在对我说,你居然把小小的自我看得那么重要,你没有意识到自己跟整个世界,跟整个自然是一体的,这句话太震撼了。

我现在非常想过简洁的生活,我把对我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列出来,一家人,二写小说,三我的花园、房子。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感受到春天的存在,你看我种了凌霄花,前几天种的,每天看到叶子在长大,刚开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都是枯的,金银花也是,绕着藤,绣球花明年长大了就很漂亮,都是花苞。种园艺,种树,就跟写作一样,一点一点地长高,有生命的东西都是这样。

想想几个月前,下了一场大雪,路都封了,铲雪铲了好几天,车都开不出去,全部是白色,现在全部是绿色,所有的新芽都在开放,树种自己生长,我老跟太太说,太神秘了你不觉得吗!多么的不可思议!太太揶揄说,你又来了。

接下来我要写一本我的《挪威的森林》,真正的爱情小说,厚厚的。之前不写是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刚结婚跟结婚20年再看,感受不一样。叶芝说,人只能体现真理不能揭示真理,要通过明暗对比,主人公必须处在危险、变形、挣扎、绝望跟欲望的正面交锋之中,不然就没故事好讲了。我写过一篇《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那个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标题,很久之前就有了这个标题,我觉得背后一定有个小说,写了好几稿,最后定稿的故事是太太提供的——如果是这样一种死法,特别美妙。这就是现实与创作的分裂,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下才能去创造不安定的世界。

格雷厄姆·格林讲过,所有的真正的作家,心中都应该有一块小小的冰,这就是我说的不是真正的多愁善感,虽然我会说春天多么好,但其实心中永远都有一块小小的冰,有一块地方是冷静的、特别勇敢的、永远是低温的,对待这个世界不是无条件地赞美、崇拜、感动。

这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很难说作家是个幸福的职业,没有一个作家会全心全意地希望自己的子女当作家,一方面要献出所有的心血,创造那么一个恒久的、超越肉身的世界;第二个,像心中有块小小的冰一样,会是件很快乐的事吗?哈金说过,作家是个消灭自己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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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35期 总第573期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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