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 | 张黎 人不再少年,试语少年事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张宇欣 日期: 2018-09-05

拍出《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的历史正剧导演张黎,这次拍了《武动乾坤》。在外界眼里,这是一个资本与IP热潮裹挟下的产物,但在张黎的人生里,这是一个长者试图与年轻人对话的故事

全世界都在讨好年轻人?2015年,导演张黎接拍网络小说改编剧《武动乾坤》,消息一出,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念头。《哈佛商业评论》发文称,“为全球娱乐行业带来收入增长的是以‘后千禧一代’为代表的年轻人,因此,无论是处于娱乐行业中心的媒体、电影公司,还是各大品牌,都面临全新的问题——如何‘讨好’年轻人。”

可那是张黎啊,是观众口中“中国最好的历史正剧导演”,他的代表作《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讲历史转型时期的人物选择和格局变迁,厚重、严肃似乎才是属于张黎的标签。连张黎也不得不“讨好”了么?

答案说来复杂也简单。变与不变,都在片子和谈吐里。对年轻一代,张黎有他的理解,也有他的局限,可聊下来,分明摸到他最赤诚的那颗心,还是藏在那个寻找“我们从哪儿来”的历史脉络里。他的声音既轻且低,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儒雅与冷静,惟一一次,他话音刚落,突然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直着身子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隔壁房间。没人知道他怎么了。三分钟后,他再次出现,若无其事地坐下,继续拾起话头。

那是在我们聊到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后。

合作多年的制片人刘文武深知张黎不是一个迁就观众的导演。张黎有自己的固执,这次,换了一种方式。

 

机器崇拜

张黎的工作室里摆了一台大型胶片摄像机,德国阿莱(Arricam),五百多万,全新,比人高。张黎谈论这台机器的语气近似抚摸:“基本上到顶级了。技术,人机界面的亲和,到头了。它有上千个齿轮,每个齿轮的材质是不一样的,金属是不一样的。”他两手攥拳,比出齿轮转动咬合的样子:“如果这个软这个硬,它就没有噪音。它里面很复杂,每个都不一样,声音特别小。”

这台胶片机的开包时间他还记得清楚,是2005年跟冯小刚拍《夜宴》时。他认真地说自己有“机器崇拜”,聊起六七十年代,“那些年代什么牛,司机。”他模仿起转方向盘的动作。“后来在各行各业,比如电影制片厂里,谁最厉害?灯光师。灯光师是工人,他能决定一切,他高兴不高兴,可是导演都惹不起的。所以当摄影师的时候掌握的机器相对复杂,你就有了加持,你就有了装备了,知道吗?别人就让你三分。”

张黎一直是那种紧密跟进技术的人,直到互联网出现。世纪之交前后,张黎年近五十,发现自己学不进去了,首先卡在了五笔、拼音上。“我是败在互联网的。”但论对互联网和年轻一代观众的理解,他自认略知一二,其中的关键词是,“对外部空间的感知”。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他令外界意外地接拍《武动乾坤》的原因之一:“有一批导演制作人,认为玄幻不就是飞来飞去嘛?不是。是对外部空间、整个感知改变了。这在50后到80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那时候看《盗梦空间》,绝对觉得是神经病吧,讲什么?但你们90后就知道,除了三维,还有四维、五维、六维,打小就知道。”

 

用打磨历史的方式打磨想象

“劲儿是有,但周边的环境有点虚。”看过《武动乾坤》的初稿剧本后,导演张黎问编剧李晶凌:“首先,这个世界里的衣食住行是怎么来的?经济体系是什么?社会等级关系是怎样的?”

 

《大明王朝1566》

 

在一个以虚构为底本的故事里,张黎打一开始最在意的还是“历史观”。他试着引导李晶凌思考青阳镇(故事发生地)的社会生态结构:故事中主要的两大家族雷家和林家,前者以财发家,经济命脉来源于后山的矿石,雷家人所奉行的价值观也更为实际;而后者是以武发家,内部是一个崇尚武力的集体,重名虚财。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货币功能逐渐彰显其势的社会里,雷家兴隆而林家衰落,便成了自然。剧作开头有场戏,主人公林动大闹家族集会,最开始李晶凌只想着表现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个性——但张黎看完,觉得远远不够,“人与家族的关系、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名、族人对家族普遍的态度与冲突,都要体现在台词里。”最后,台词改成了林动撕开族人耽溺虚名的虚伪面具之陈辞。

 

《四十九日·祭》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张黎先前的历史正剧作品。豆瓣评分9.6的《走向共和》,开场便高妙:李鸿章边吃鲈鱼边听政务报奏,内务、外交、军事等国家大事一概置若罔闻,惟在听到慈禧太后的鹦鹉有恙后放下筷子,语气里有了关切和紧张。

 

《走向共和》

 

这一语多关式的场景设计,当年确是张黎给编剧的建议。“李鸿章又叫李鲈,每日一鲈,每天得吃一条活鲈鱼,安徽人嘛。”从史料故纸堆里捕捉细节、再编织进剧情,对张黎来说,这些挖掘和想象随时随地,充满乐趣。工作室有一墙书,厚厚两套《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国晚清史》赫然入目。那是张黎的工具书。

拍《武动乾坤》,张黎这次很干脆地摇头说没有挖掘历史的乐趣了,但在编剧眼里,张黎只是没有意识到——他不声不响地把历史正剧的考究劲儿带进了架空世界。

他参考的是上古先秦时代的情形,怪力乱神尚存,恰好满足他格物致知的习惯——当年上学时他数学就极好,几乎全是满分,惟一一次99分的情形他现在还记得,追着老师要回了不该扣的那一分。《武动乾坤》里的人物吃豆饼、喝浑浊的米酒,食材都有讲究:上古已有五谷稻、黍、稷、麦、菽,豆类即菽,而当时庶民采菽并研磨制饼,也常见于《周礼》《诗经》中。加之林动出身没落之家,肉类难得,将蛋白质丰富的豆饼作为日常食物合情合理。

模仿动物皮毛的简陋服饰,贫民的洞穴式住宅,树干粗壮的原始森林,青阳镇天圆地方的建筑设计……当时在浙江象山拍戏,《武动乾坤》光摄影棚就六万平米,占了影视城的一大半。张黎越拍越发现现实里没有合适的取景点,只能临时出设计图,边拍边置景,道具布景组有超过1300人,由于素材量大,一个景最快也要搭45天。

张黎期望这些哪怕是虚构的人物,也能够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里。这种真实出自对一个虚构世界的完整构想,或者用他的话说,“青阳镇有一个体系、生态环境。”对媒体,对编剧,对团队,他反反复复说,自己不想做雷同的东西。

 

“等不了”

从开机到杀青历时10个月,加上半年多的前期筹备、八个月的后期制作,《武动乾坤》用了两年半。“给钱给时间,”媒体放映会上,投资人表明为这部剧投入的心血和诚意,“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已经尽了全力。”

两年半,并不够满足张黎原本的野心。那是摄影师与生俱来的对尝试新技术的迷恋,在视效方面,他充满贪婪和想法。还有什么比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更适合填充这些野心?恰好,2015年大量资本涌入影视领域,IP概念大行其道,拥有庞大读者基数的网络文学成为众多投资者趋之若鹜的香饽饽。就这样,《武动乾坤》项目找上了他。

对“被裹挟在时代潮流中”的说法,张黎不以为然。他觉得那更像是一拍即合、两厢情愿,何况当时的他并非没有别的选择,比如已打磨成熟的《曹操》,还有几个可选的电影项目。他不大看得上之前仙侠玄幻类型的电视剧,觉得它们“不对”,“应该有另外一个表现方式”,比如视效应参与叙事。直到一个猛子扎进去,张黎才知道水深、不易——尽管已尽全力,他自嘲现在的成片特效也就是“六毛八毛”。

他觉得问题出在“不成熟”上,既是自己和团队在该类型上缺乏经验,也是整个行业尚未充分发展成熟。国内影视团队的管理水平、特效行业的发展与资本的无形之手,让张黎必须考虑成片效果与成本的平衡。过程中有争取有妥协,但最终总归要“与资方维持良好关系”。

他记得中国有部电视剧,本想请《权力的游戏》的特效团队合作,对方表示同意,但要求“第一年剧本准备,第二年技术准备,第三年开始拍,第四年才能出片”。中方拒绝了,“等不了。”

打磨精良的视效需要时间,但对资方来说,时间意味着成本,意味着真金白银。《武动乾坤》一拖再拖,在国内平均一年一部的制作周期里拖到两年半,在宣传口径中就已足够作为谈资。“一般在投的时候,投资方就已经有一个相对的愿景,签约平台,明年、后年播出。你往里硬装(超过制作周期的想法)装不进去。”

这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张黎回忆,本世纪初中国的影视剧行业尚是卖方市场,影视作品总量少、市场需求大,是先做好成片再卖,各电视台抢片子。再往前推,198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回到潇湘电影制片厂当摄影的头四五年,张黎拍的都是电影——那会儿电视剧只由电视台自己人拍摄。后来对电视剧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电视台才开始与制片厂寻求合作。而如今,国内电视剧每年约产出两万集,从去年开始,影视领域变成了买方市场,平台的话语权因此急遽上升。

在刘文武看来,2011年的《孔子春秋》是张黎“心中的痛”,原因也和行业变化息息相关。这部剧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刘文武将之理解为“道德文化的起源”,而张黎要做的是将抽象的命题影视化。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那时候,影视行业已市场化,剧集收视率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内发行的结果。

纵然对剧作质量要求严格如张黎,也终究摆脱不了这脚镣般的限制。“卡梅隆那个《阿凡达2》,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他的语气里分明有羡慕。

 

少年强则国强

编剧李晶凌最常从张黎那听到的话是“不够狠”。

天蚕土豆的《武动乾坤》原著是网络文学,有“爽文”特质——主人公如开挂般一路过关斩将,就算遇到阻碍,也能轻易解决,节奏快,给阅读者高密度的爽感。但放到张黎手上,这套路无论如何也过不了。剧本修改前期,张黎一次次告诉李晶凌:“狠一点,再狠一点,你心太软了。年轻人就得摔打。”

因为不适应电脑阅读,张黎习惯把剧本打印出来。李晶凌很快发现了判断黎叔对剧本满意度的方法:要是觉得写得有意思,导演就会一直看下去;要是他把剧本放下,开始看别的——“他什么也不说,但你知道那表示自己哪儿写得有问题,这简直是公开处刑。”

 

《武动乾坤》

 

不多会儿,张黎找编剧聊天,天文地理国家外交无所不聊,就是不聊剧本。当然,所有和张黎聊过天的人都很难不注意到他的广博,他爱聊历史,无论什么话题,信手拈来就是一段故事,从林则徐虎门销烟聊到捷克的利迪策大屠杀。聊完了,李晶凌一琢磨,黎叔的故事里藏着他想告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呢。

李晶凌是“80后”,张黎口中的年轻人,在《武动乾坤》团队里占了多数。“对年轻人的东西接受度相当高”“英剧美剧电影都看”“很潮”“官配、CP他都懂”,几名与张黎共事过的年轻人这样形容他。对张黎来说,他则是打心眼里明白,年轻人厌恶被说教。

这来自于他少年时期的经验。生于1957年,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在“文革”中度过。母亲学音乐,“文革”一开始就接受改造去了工厂;父亲是造桥工程师,带着学生外出实习,一去就是半年不见人影。张黎每周与母亲见上一面半面,大多数时候处于没有人管的状态。

歪打正着,他恰好受益于这极度的自由,生活变得极有规律、“很有自制力”,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习短跑、游泳。他所在的中学隶属于湖南长沙一所大学,环境相对封闭,大学老师无课可上,便教中学生。数学老师讲直线,为了说明直线是无限延伸的,从黑板开始一口气把线划到走廊上,老师一直往前走,一班学生也一步步跟着出了教室;物理老师讲摩擦,是因为恰好骑自行车摔了个大跟头,顺势把后面的课程调前。老师上课“跟玩儿似的”,对那些懵懂少年而言,却打下一生的烙印——恢复高考后,班上44名同学,42名考上大学,两名考上大专。

某一天,张黎和同学们突然听说,那位划直线的数学老师自杀了。类似这样的事,是他们在那个年代时不时就会听到的噩耗。整个少年时代,张黎受够了来自权威和大人的说教,所有人都在告诉他:“别说这个事,别说。”

少年当是叛逆的,肆意反抗,不惧犯错,张黎深信这一点。那些过分顺从乖巧的、被体制规训的孩子,在他看来是丧失了某种重要的生命力。《少帅》有儿童群演的镜头,组里找了一帮五到八岁的小男孩。张黎说,你们过来打架。小孩说,不能打架,打架不是好孩子!

“男孩儿!真难受!”张黎心里暗暗吐了脏字。技术野心之外,这是他想拍《武动乾坤》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迫切想和年轻一代对话,想用年轻人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达他的价值观和态度。贪婪在他的语境里往往是褒义词:他对年轻演员如杨洋、张天爱对镜头的贪婪称赞有加,也承认自己还贪婪,贪婪于自我表达——因为“雄性生命以愈加广泛地传播自我基因为第一生命要义”,又因这贪婪,他得以知道自己还富有创造力地活着。

四十多岁时,他生出恐惧,害怕哪一天起床后创造力突然消失了。蒙古长调的歌者不知那些唱腔和长诗从何而起,某一天,脑中有了便是有了;却也不知何以终结,又某一天,没了就是没了,从前的行吟诗人,将与一个普通的老牧民丝毫无异。北野武说,他过不了一种没有创造力的生活,宁愿死。张黎想,他也是。

 

“这个世界就是由误组成的”

人物周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比如年轻一代对于空间的感受?

张黎:看美国电影吧。我虽然不会上网,但我知道网络是干嘛的。它形成一个虚假幻象,觉得跟全世界有勾连。其实扯淡,一点没有。这是没用的,那是你的想象,你觉得你有了。资本就利用你以为你有的(想法),挣你的钱。就跟大夫给你看病似的,你觉得有问题,好,看病吧,钱。

人物周刊:如果不是置身其中的话,会不会担心自己其实有一些误判,或是有一些想象的成分,对于新一代观众?

张黎:永远都是误判。姜文那句话说得特别多,人生就是被误读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从哲学角度人都是被误读的。误判就是误呗。这个世界就是由误组成的,都在误,都在误。

人物周刊:但这种“误”可能会呈现在你的片子里?

张黎:你说对观众、对受众的误判?对,会有的。但有些原则我还是很清楚的。首先我知道年轻人最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教训、被说教。很简单,这个悖论在哪,大人、长者对小孩子说教,产生于什么?产生于前面你先走这个弯路,你先造了孽,先做了错事,孩子啊这事你不能干。为什么?你前面什么坏事都干尽了,凭什么到我就不行。因为我年轻,我有足够的资本去犯错误,不能剥夺年轻人犯错误的权利。第二,何为错误?说教他们是最反感的。尽量少说教,不说教。尽可能共同分享一个体验。

人物周刊:像《走向共和》那类历史正剧,你觉得还会适应这一代观众吗?

张黎:不行了。为什么不适应?现在的观众对那个历史是真是假没兴趣了。

人物周刊:是这样吗?

张黎:当然是,大多是没兴趣了。100年前的事他有什么兴趣?跟我有一毛钱关系?没关系。

人物周刊:这样是不是把年轻人作为一个群体标签化了?年轻和成熟或者严肃被对立起来了,好像年轻就意味着娱乐?

张黎:它是阶段,有的人早两年有的晚两年。阶段就是这样。这个年龄就是玩儿的呀。就是整个对外部世界的贪婪地吸、肆意地反抗,就是这个阶段。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以前一年跳八个槽,你现在跳吗?不跳了。去享受这段年龄的所有,包括错误。错误相对于承认是错误,对你来说不是错误。

咱们就说美国。《阿甘正传》看过吗?美国70年代,青年去越战死了好几万人。毒品、酗酒、乱交、滥交。嬉皮士。今天看那些反战的歌,觉得西方世界完蛋了,可这帮人都是现在的精英啊。当时美国有个和平队,就是一帮学生,背个背囊去非洲、亚洲,死在当地了,没有墓碑。就是教孩子说英语,就是嬉皮士啊,吸大麻去的,但医疗、卫生、语言(都是他们教的)。年轻人那一段他爽了你知道吗?后面才有担当。从幼儿园就特别乖,小学老师特别喜欢的这种孩子,没戏。

人物周刊:你年轻或者少年时代有充分的享受。

张黎:有。享受什么?因为我们歪打正着,那时,所有权威没了,具体的老师、校长、父母,构不成具体每天对你的那种(约束)。

人物周刊:所以你觉得自己对年轻人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正面积极的。

张黎:是这样。首先我获益于此,我是这么成长过来。第二,你去横着看,看整个民族的近代发展,真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所以拍《武动乾坤》其实是希望把票从小镇青年里、从年轻人中夺过来。以前可能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看历史正剧。

张黎:以前是。对,你说得也对。就曲高和寡,对吧?关于看懂的这个事,其实是很虚无缥缈的。他看了未必懂。十年后,懂了就是懂了。跟我们小时候背唐诗似的,都不知道啥意思。过了十年二十年,云在青天水在瓶,明白了!小时候不知道。

《大明王朝1566》就特别简单粗暴地把25岁以下的孩子划出去了,等着二十多岁的孩子再过几年,30的时候。当然现在为什么得感谢互联网,如果是电视台他永远看不到。

人物周刊:相较之下,你觉得那些可能30岁才能看懂的剧,和面向更年轻受众的作品相比,在艺术性上有高下之分吗?

张黎:有的。艺术这个词是需要训练和熏陶的。不是说我生来就有,个别天才有,莫扎特有。艺术需要后天的学习、熏陶、训练,培养艺术感。因为艺术最终会跟你个人的经历融在一起。你所有的作品一定跟你自身经历有关,或者完全无关。

人物周刊:你觉得《大明王朝1566》是你最好的作品吗?

张黎:也不能是。还真不能是。对我来说,《四十九日·祭》是我非常喜欢的。放在湖南台这个平台上播。30万(遇难者),就是被虐杀,不是战场上你一枪我一枪,是你这个族群被虐杀,要死的心都有了。这是耻辱。我表达的是被另外一个族群虐杀,可以原谅,绝不忘记。30万人被虐杀,是吧?每个镜头、场景、拍法,它真的有一个主题,我现在要活下来。这个真的是很勇敢的。在绝望的时候,首先要不要活下来?

当时我做宣传说过一个事儿,捷克有个利迪策大屠杀,一个二百多人的小村庄,被德军从地图上抹去了。二百多人,从此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耻。战后几代人——利迪策是个阴性词——很多人家生女儿取名利迪策,他们的记忆真是……

人物周刊:你拍《武动乾坤》看似跟《四十九日·祭》这些历史题材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背后是同样的对下一代或者年轻人的一种期待?铭记历史也好,或者是希望下一代是有生命力的。

张黎:少年娘则中国娘。我们这代人都有(家国情怀)。首先要利他,我们小时候顺口溜,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集体主义。《武动乾坤》看似玄幻剧,其实想了很长很长时间。当然,两年前嘛,首先也是考虑这个题材传播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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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7期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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