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 黄天骥 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桥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特约撰稿 朱圆 日期: 2018-08-15

学术上能融合创作与研究、知行合一,教学中能给学生学问、生活和精神全面的照顾与提升……在黄天骥身上很容易见到前辈学人的影子。“老凤将雏过小桥”,他对自己生命的期许是“当一座桥梁”,这成为他六十多年教学生涯的注脚

6月12日,中山大学怀士堂门口,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陈饶纪念讲座基金”捐赠签约仪式开始前,学生们正分列阶梯两边预备合影,黄天骥轻快地拾级而上,满头银发在风中颤动,微微泛红的面庞含着笑。身着学校白色纪念衫的他一出现,人群中便形成一小股呼唤“黄老师”的声浪。

一名工作人员从礼堂走出,迎上前和他打招呼:“黄天老师!”

“你们在干嘛?”

“我们列队欢迎您。”看着她狡黠的眼神,黄天骥的表情迅速转变成了 “我不相信”。他在阶梯上停住,也不说话,圆睁双目作质询状。对面的人知道被识破了,笑嘻嘻揭开谜底,引着他往前走。

几天之后,中大举行全校的毕业典礼,人文学院场次的权杖,一如既往地由黄天骥手擎。为了这个缘故,他“只好戴领带来”。那天下午,又正好是我们约定的访谈时间。

摄影师给他拍照前,他取出领带,“你看我不用镜子,自己就这样打……人家都知道我是打得很熟练的。我要拍照,所以只好装模作样了。”话还没说完,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许多熟悉黄天骥的人说,没有哪个老师比他更能跟学生打成一片。如今,他在中大任教已是第62个年头,同侪、弟子习惯称呼他“黄天”,有些晚辈,则干脆管他叫“黄爷爷”。

今年5月,15卷的《黄天骥文集》出版,里面的学术著作跨度颇大,既有戏曲本行的“创作论”作品,也有诗词领域的论著,甚至还有一本《周易辨原》。文集出版前,黄天骥白天的时间都花在了《全明戏曲》整理,他的很多书是晚上写出来的,本科生的一百篇作文,也会坚持每天看一些。

在学术写作之余,黄天骥以“老广州”的视角为报纸撰写专栏,集结成岭南文化散文集,又把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求学到执教的中大往事记录成册。

“我这个文集无非就是说,几十年来,我和我们这一辈的学者思想发展的过程。让读者能了解我这一辈学者,不是很好嘛。”

黄天骥自认从来不是大师,他总是以“一座桥”来表达对其个体生命的期许。

 

杏坛风雨得同归

1952年,17岁的荔湾少年黄天骥负箧康乐园。漫漫治学之路上,黄天骥遇见了三位“明师”——戏曲研究巨擘王起、董每戡和词学大家詹安泰。他们的学问面目迥异、各显所长,恰好从各方面启发了这名后学。

王起在黄天骥班上讲课时,就注意到他不像一般同学那样埋头记笔记,而只在偶有会心时,双眸炯炯,用左手搔他的鬓角和耳轮。

如何引导这样一个思维活跃、调皮好动的学生?王起长于版本校勘和文献研究,于是让黄天骥来校对最复杂的、有几十个版本的《西厢记》,三四年时间,磨炼他养成踏实严谨的态度,能够坐稳冷板凳,也打下了校注、考证的基本功。

既是戏曲史家,又是编剧、导演的董每戡,在研究上,重视文本与舞台表演相结合。黄天骥问学于董每戡,留校任教后,还遵师嘱跑到剧团实习,翻跟头是学不了了,唱念做打,基本的程式都能够接触。从此,看戏剧文本,黄天骥的心中有戏,人物都是活泼泼的,突破了拿戏剧只作案头文章看的局限。

给学生讲课时,黄天骥操着一口“不普通”的普通话,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并且讲着讲着,一定要表演。很像董每戡当年的讲课风格。

一次,黄天骥在礼堂上课,讲的是梅兰芳演白娘子、即兴救场的片段。

“你这个负心汉!”他伸出指头,满脸愠怒,狠狠地“哼”了一声,引起哄堂大笑。“谁知道呢,有一次,糟了,这个俞老先生(许仙扮演者)跪得太近了,本来应该‘哼’,就对了嘛。谁知道,‘哼’!”他现场取材,拿麦克风当许仙,戳了一指头,又在它倒下之际,拽回原位。看到老师激情的表演,学生们乐不可支。黄天骥复又坐下,徐徐道来这场表演大受好评的原因,“正是这一推一拉,表现出白蛇对许仙又爱又恨。”

黄天骥写过有关纳兰性德、吴伟业、陈维崧、朱彝尊等一系列文人及其诗词作品的论著,一些观点至今堪称经典。这些成果,彰显了其融会贯通的学养,自然也与老师詹安泰的指教分不开。

“反右运动”中,詹安泰、董每戡被错划为右派。1967年,詹因绝症离世。而董在1957年后离开校园,迁家湖南长沙。

长沙的生活极度艰苦,买不起稿纸,董每戡把捡来的烟盒展开,在上面写作。往日,他由于右手病颤,字写得歪歪斜斜,通常一张稿纸写不了十多个字。为节省纸张,他竟将字写得小如蝇头,齐整工细。他以右手横握笔杆,左手推动笔尖书写的方式,写出了百万字的书稿。

“文革”结束后,董每戡得以重返中大。天意偏弄人,仅在九个月后,他因肺心病不治,溘然长逝。

两位恩师的学术贡献,黄天骥皆曾撰写专文论述。三大卷的《董每戡文集》,也是黄天骥与另一位学者陈寿楠合作编定的。为了整理手稿,黄天骥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他一个眼睛的视力,还因此急剧下降。

“文革”时,王起受到了冲击,健康受影响,晚年生活起居由妻子姜海燕一手操持。黄天骥等一众同门没想到的是,师母染登革热,先一步而去了。

当天晚上,黄天骥派学生董上德去王起家“侦察”,让他看看王先生现在家里的灯还亮不亮,如果不亮,睡觉了,说明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算紧张;如果灯亮,就是一直在等消息。

家中没有亮灯。确定了老师的情况,大家又想到,不能马上把消息告诉老人家,黄天骥于是想了个办法——师母在广医二院,那么让老师也去那儿检查身体。万一他听闻消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方便抢救。

王起住进病房后,黄天骥每天向他报告师母的“病情”,有时“严重”,有时“缓和”。一段时间后,才向他报告了实情。经过这样充分的铺垫,王起安然渡过了难关。

那年春节,在一派喜庆热闹的气氛中,黄天骥尤为惦挂自己的老师,“他和女儿静静地守岁,心情不知怎样?”年初一大清早,他带了些糕点,赶往老师的寓所。当看到王起家门上贴着一副老人亲拟的、红彤彤的对联时,他不禁眼眶一热,心上的那块石头,也落下了。

 

老凤将雏过小桥

在学生心里,黄天骥是个“资深年轻帅小伙”,丝毫没有年龄的隔阂。“偶然校园里碰见,居然从脚踏车飞身而下,打个招呼,说声‘游泳去’,转眼就不见了人影。”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为中大学生的陈平原说。

中文系教授董上德是黄天骥早年的博士生,作为同事也一起共事了多年。他提到黄天骥生活中有另一大爱好——“喜欢看足球比赛。”“哦!世界杯。”“噢不,世界杯是一方面,他是很特别的。他特别喜欢恒大,凡是恒大比赛必看。然后呢,排球,只看女排不看男排。”

黄天骥一直频繁往返于学校和家。除了给博士生上讨论课,2000年,中大办珠海校区,他请缨为中文系本科一年级上了一学期的基础课,此后也常为本科生上专业课和开设讲座。2016年,他讲了一学期的《诗词概论》。去年,他还与董上德合开了一门校公选——中国戏剧史,给80个本科生上课。

有记者问他心目中的好学生,他说没有一定标准,能提出跟老师不同意见的便是好学生。

曾有一个本科生,撰文“挑战”黄天骥关于李渔的“权威”观点。学生的结论很稚嫩,但是黄天骥很高兴,认为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并且文章写得很扎实,他亲自推荐去发表。

黄天骥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散步,可以看作是他培养学生的一种另类方式。

当年董上德经常与老师一同散步,黄天骥会讲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故事、当年轻教师时的故事,种种悲欢,他毫无保留地讲给自己的学生听。作为一个老师,把从社会、人生、历史里面所得的感悟告诉学生,潜移默化中,学生获得的教益不言而喻。

文史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刘根勤师从王起、黄天骥的博士生黄仕忠,向我讲述对黄天骥这位师爷兼师伯的印象时,感慨地说,“他作为老师啊,是超强的。他最领时代风气的,是他的人缘和人伦。这个伦就是师生之伦。”

2016年秋,一册《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出版。各个年龄段的学生,用一篇篇回忆文章或论文,表达对老师的敬爱。回忆师恩,除课业的尽责辅导之外,生活中的关怀、精神上的熏陶更是屡被学生提及。

为什么黄天骥能给学生学问、生活和精神全面的照顾与提升?董上德沉吟片刻,认真说道:“一方面,王起先生的榜样作用是存在的,因为王先生也是这样培养学生。而另一方面,也跟他个人的性情、胸襟有关,他真的是无私地培养学生,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有诗人情怀。诗人一般都是很真挚的,无功利的,但又是全身心地来投入,去帮助一个人,去爱护一个人,去培养一个人。”

 

 

有一位年轻教师,出了本古代文学的论文集,托人带给一些师长。师长们工作繁忙,只有黄天骥给这位素昧平生的年轻学者亲笔回复。当时,黄天骥任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工作亦十分忙碌。

 

 

“忽闻花外啼声脆,老凤将雏过小桥”,是黄天骥伴随王起游武汉东湖,有感而书的诗句。这位昔日沐浴在融融师生情谊中的学生,如今已成为“老师的老师”,六十多年过去,黄天骥又护佑过多少学生度过他们人生的桥呢?

陈平原在中大读了本科及硕士,1977年入学,正值久旱逢甘霖的时代。黄天骥经常与学生在家中围坐讨论。不过,由于性格羞涩,加之念大学时只顾补课,陈平原极少拜访老师。跟黄天骥熟稔起来,是他念研究生乃至毕业以后的事。

他告诉我,“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黄老师对于桥上走过的无数学生的在意。我多次见到,黄老师与毕业多年且未谋面的老学生见面,居然能叫出对方名字,让老学生热泪盈眶。这虽是异稟,也见性情。”

 

薪尽火传光不灭

起初,黄天骥的兴趣在于诗文,后被董每戡发掘,从事戏曲研究,但对诗文的关注一直不减。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很想重拾诗文研究,便和几个人聊自己的想法,其中一个是中大历史系教授姜伯勤。姜先生反对,“第一,搞诗文的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第二,如果你不搞戏曲,那么中大戏曲团队会散,这个学科会衰落。”黄天骥听了,确实不好意思,也深知传承的责任,因此决然减少诗文方面的力气,重心继续回到戏曲上。

1984年,黄天骥与王起共同招收首批博士研究生薛瑞兆、康保成。往后,王起再没有单独带过博士,都是与黄天骥合带。因此在中大的戏曲研究团队里,黄天骥对许多教授来说,是亦师亦兄长的关系。“王起老师考虑到,他自己年纪大了,我当时还年轻,不同年代的教师,老中青,当时我是属于中了,那么大家会有不同的角度去影响学生。当然了,本身也是对我的一个锻炼。是合作,也是锻炼。”黄天骥娓娓道来先师的用心。

他紧接着说:“我们无所谓合带不合带。”这已成为戏曲团队一个特殊的传统。研究生报考导师,只是名义上的。上课时十个导师分为两组,与学生讨论,课下一起辅导。“如果他的论文选题我不太熟悉,某位老师熟悉,那他也可以去找那位老师。名义上是我的学生,但是往往求教于他们,更多于我。”“转益多师”,始终是黄天骥坚持的教育理念。

他试过在别的团队推行这种做法,发现做不到。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个学科有个传统,另一方面,团队内老师比较团结,不至于说“切,你的学生怎么找我呢”。

评职称是高校教师最切身的问题,“义”与“利”的交锋在此尤为激烈。曾有两位老师同时有资格评职称,但指标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但不争,反而一而再地互相礼让。为了让团队能够精诚团结,互相砥砺,黄天骥多次向后辈讲述这个故事。

黄天骥的学生、学者周松芳在《〈西厢记〉创作论》一书的前言提到:“黄先生先是协助王先生整理出版了分量极重的《全元戏曲》,如今又领衔整理校注《全明戏曲》;这两大项目足以奠定中大戏曲学科在全国的中心地位。”前有王起牵头出版《全元戏曲》,今有黄天骥领衔《全明戏曲》项目,不仅让人目睹中大戏曲团队作为研究重镇的实力,也看见了背后的传承。

此外,他还和康保成主编《中国古代戏曲形态研究》一书,这被认为是中大戏曲团队走在学科前沿的标志。

黄天骥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将广州人的品性归纳为“生猛”与“淡定”,而这两个词也非常符合他本身的气质。陈平原曾说,像黄天骥这样“有学问,勤著述,拿得起,放得下,能雅能俗,没大没小,这样的教授,我在北京没有见到过”。黄天骥能做扎实、有分量的学问,也能担负将近十年的行政工作。

“当年因为教育经费非常紧张,办公室主任和资料室主任为了一瓶浆糊吵架,差不多要打起来,并且办事没钱,七个教师要辞职下海,不干了。更重要一个方面就是,当时很多青年求学的热情非常迫切。”情势如此,身为系主任,黄天骥作出了一个在当时有些石破天惊的举动——办刊授(以刊物辅导为主的教学方式),并且许下诺言,要面授。一期招生,21万人报名,这边只有150名教师,他急中生智,让学生带着教授录好的音,跑到各个县去当辅导老师。

黄天骥觉得自己管理的胆魄,和指挥时控场的能力一脉相通。中大80周年和90周年校庆,乃至2018年春节晚会上,他挥舞双臂,指挥台下的人合唱,气度俨然一位专业的指挥家。

 

长留青眼看春星

“传承文化,为今日所急。”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斋里工作,黄天骥的视野常常面向社会与传统。

面对国内大众,黄天骥编过一些戏曲的选本,旨在提高一般读者的古典文学修养;面向国外读者,他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本写前言,介绍中国的文学成就。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者,黄天骥能够同时兼顾研究和创作,所写的诗词,收录在《方圆集》中。羊城晚报编辑罗韬认为这继承了一种知行合一的岭南传统,“五四以后,整个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现代化、比较西化,重分析,讲究现代学术规范,很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并不从事古典文体的创作。在‘行’上,其实是已经停止了,但是岭南的学者有个特征,就是在古典文学的创作方面是没有停止的。”

如果将这种旧体诗文功底比作一柄剑,平日的创作“为己”,如同磨剑,那么,为许多建筑、文化机构撰写楹联、碑铭,这些“为人”的工作,就如同亮出锋芒。最后达到的效果,黄天骥期望是“让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大致能看得懂;让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觉得稍有嚼头”。

影响最大的,还要数他长年在报纸专栏发表文章,介绍岭南文化。有一次,他的妹妹跟小贩聊天时谈起那个专栏,小贩得知她是作者的妹妹,竟特意给她打折。

中国历代文士,多撰笔记小说来记录地方文化,屈大均《广东新语》即是一例。黄天骥作《岭南新语》,隐隐可见追摹古人之意,其用心亦是让本土读者更热爱岭南文化,让广东以外的读者,获得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去了解岭南文化。

童年时,经历广州沦陷、日寇欺侮,亲见新一军来了又去,新中国成立;青壮年时,下乡下厂,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因见证过沧海桑田,黄天骥这辈人身上的家国情怀格外醇厚。

翻开随笔集《岭南感旧》,第一篇文章《八月十五竖中秋》的结尾写道:“经历过坎坷的前辈,营营役役,乃至抵受国仇家恨,不正是巴望着儿孙辈年年岁岁都能够真正享受节日的和谐幸福么!往事已不堪回首,往事也常应回首,这才真正懂得‘月有阴晴圆缺’的真谛。”

 

陈平原回忆,毕业后同学聚会,最常提及的是黄天骥的课,“因他学问好,讲课很投入,声情并茂”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对记录自己走过的时代,黄天骥有一份使命感。广州亚运会时,有学生说中国金牌拿得太多,比赛都没意思了。他不以为然,“我们这代人,经历过中国人受欺负、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年代,巴不得有多少金牌就都拿过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国家、民族是怎么走过来,他再去看一些事情,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态。”

在另一本同样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散文集《中大往事》中,黄天骥不仅以校园里发生的故事折射大时代变换,还为前辈学人的风骨存真。他说,“他们是榜样,让我知道什么叫作好,知道什么是个知识分子的本分”。黄天骥当时最敬佩的老师是容庚,他耿直刚介,虽多次蒙冤,仍用行动体现了读书人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容庚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天骥认为前辈高山仰止,他们的为人不易学到。然而在他身上,何尝不见前人的影子:他的子女虽就读于中大,毕业后全靠自己打拼,黄天骥没有运用自己的威望、地位为他们在中大谋任何职位。

访谈最后,黄天骥轻声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出不了大师。王起老师一辈四书五经的功底,我比不上。”

“大师在哪呢?”

“展望未来。”

 

“期刊分级本来不等于优良中”

人物周刊:您对“取消本科生论文”的呼声怎么看?

黄天骥:不能取消。这个论文,本身就是一个训练,锻炼你去发明、思考,也是一种素质锻炼。我们所谓写本科的论文,不能要求你有什么大的发明。那么,写论文是什么东西,也不(过)是写作的一种方式吧,你写的是论文,跟项目有关系的议论文,那么其实是训练我们在本科阶段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主要是逻辑思维的能力。

如果不写论文,让大家(做)什么?读书。读书你可以动脑也可以不动脑的嘛。如果有些同学不自觉,东看一本西看一本,那不行的。写论文是要你专门研究一个问题,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来训练你的逻辑思维。研究生写论文,在本科阶段有个训练,有什么不好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可理解,如果这样提出来,起码我不理解。

人物周刊:可能是有些人觉得实际效果不行。有很多本科生的论文,这里抄一句,那里抄一句,也没有自己真正思考;从老师的立场来讲,就是增加了负担,而且有些老师也认为,学生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学到东西。

黄天骥:不错,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情况是错误的。你这个学生东抄一句,西抄一句,你学生本人不要考虑你父母给你的钱去读书是为了做什么?你抄袭去,当然是简单了,但那是错的,那不是对的。如果因为学生目前有这样的情况,就让他们这样(取消本科生论文),索性因噎废食嘛,那是教学管理的问题。如果从教师来讲,你本身就是负担国家给你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你觉得增加你的业务工作量不值得,你还是教师吗?

人物周刊:很多高校采用“非升即走制”,讲师甚至副教授有固定合同,在合同期内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科研与教学双重压力,常感焦头烂额,有人名之曰“青椒”。作为前辈,您怎么看待“青椒”的生存现状?

黄天骥:教师的任期情况、考核决定他提升还是按照合同的规定再选择另外一种职业,这个做法应该在世界上都是一样的。有些人,他胜任做教师,在科研上、教学上都有成绩,就做下去了。但是,如果真不适宜的,也应该是腾到另外一个工作岗位去,这对他本人、对学生、对社会,都是必要的。你不能一开始做教师,做不出什么成绩来,一直干下去,这也不行。这个情况,我看各个学校也都是存在的。

但是呢,我也觉得,目前一些评价的体系存在不足。比如说,我们高校老师其实是有几种类型的,一种是教学很好,科研有不足;有一些老师呢,科研做得很好,可是教学效果不是很好。能够科研做出很大的成绩,教学效果也非常好,这种人在全中国都是凤毛麟角啊。那判断青年教师的前途,到底在高等学校合适不合适,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弱,怎么样让他慢慢提高,基本上就是院系领导的一个责任。

我们评价的机制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比如说,现在往往判断一个教师有没有水平,那是看他的论文字数多少,这个论文在哪个地方发表,是不是申请某种项目得到通过,这个做法,我觉得,不符合准确评价一个老师真实水平的规则。

你那个文章,发表到什么地方,那个刊物到底是什么样,我们教育界、学术界,其实心中是有一杆秤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刊物分成一级、二级、三级,其实按照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原来的标准,并不是把一二三当成优良中这样一个分类的。过去1983年到1990年这一段,所谓一级,就是你这个刊物是否涵盖所有一级的学科,(对中文系来说)一级学科就是文学,能够中外古今的文学论文都在这个刊物发表。文学里面的二级学科,有古代文学、语言学、现代文学(等等),有一些杂志它们登载的范围就是二级学科里边的论文。三级呢,那就是比如说,古代文学里边,专门登载戏曲论文的刊物,分类分得更窄了。更窄了,就更专业了,那种论文的水平,有可能高于所谓一级的刊物。

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原来分类的看成分等。本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是学习范围的分类,现在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管刊物的人乐意这样干,你把我这个一类刊物作为优,那就是里面我放的论文就是最好的。最好和最宽这个范围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后来就混在一块,那么你发表在一级刊物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哪里能这样呢?

再加上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这个错误的、跟我们最初的判断不相符的做法,好啊,所谓一级刊物,奇货可居啊,那你要发表,你要挤进来,那各种手段也就不用说啦。有些论文是用钱买的,出现这种东西,我们圈子里边都明白的。

你如果按照这个来评老师的等,那怎么让年轻人挤进所谓一类刊物?那你叫没有成名的年轻人,除非用特别的手段,否则,真有那么多的杂志编辑能够慧眼识英雄,很快就把他们的文章抽出来?没有啦。你看这一来,年轻人怎么不焦虑。他要挤上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过去吗?

目前,评价高校教师没有从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结合来看一个教师,而在科研方面,也只看论文在什么刊物发表。当然我们也承认,有一些刊物历史比较长,也比较注意学术道德,他们比较清廉吧,也讲规矩。但在所谓经济大潮、不完善的评价机制情况底下,这一类的刊物,不多啊。年轻人的焦虑,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参考文献:《黄天骥文集》;康保成、欧阳光、黄仕忠编《黄天骥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贺文集》。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柏峰女士提供帮助)

 

黄天骥

1935年生,广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的教学和研究。担任系主任时,创立了“一百篇作文”教学传统。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2006年,获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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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7期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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