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 | 退学男孩的教育自救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邱苑婷 日期: 2018-07-12

痛苦的小学六年后,“学渣”江波在哥哥决定下离开了学校。游学、夏令营、创新小微学校、在家上学、职业培训,他几乎把普通人能负担的所有教育可能悉数尝试过。这条曲折的教育自救路,能否从隧道深处走到光亮出口?

“学渣”

江波今年17岁,他已经离开传统学校四年了。

放在任何乡镇,像江波这样的少年,在街坊邻里的八卦场中估计都会被冠以“辍学小混混”之类的评价。江波个高体胖身如大熊,不笑的时候,他一双几近眯缝的单眼皮细眼确实有种令人生畏的捉摸不透,像是黑帮大哥身边的保镖。但脸上一旦注入预备与人交谈的精神气,这种生人勿近的气场会迅速被温和亲善甚至有点软弱的气质所取代。

成绩差,被老师辱骂体罚,被同学排挤霸凌,父母不和……江波从小就觉得很奇怪,其他人的童年都是无忧无虑纯真快乐的吗?他的童年只有痛苦。小学一年级,班主任让全班同学“不要理成绩差的江波”,他被全班孤立;三四年级,新换的班主任看他不顺眼,挑刺、大吼“你滚远点”,他就此厌恶语文,“现在还记得住那老师的名字”、“特别恨”;六年级,班上调来了全校最凶的老师,拿塑料棒抽打学生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跟家长对骂,而差生江波成为了被特别对待的那一个,被打得狠时,他哭到哽咽,边认错边求老师别打了。遇到好老师全凭运气,让他怀有感激之情的老师是二年级和五年级的班主任,而他们做的无非是对学生一视同仁,主持公正,态度脾气更为和善。

从2008到2014年,在贵阳市区一所离家近的公立小学,江波就这样度过了六年充满恐惧和艰难的学校时光。家庭也不是温馨的避风港,父母频繁的争吵中有时甚至会迁怒于他的出生。

对大多数“江波”们来说,退学往往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的人生似乎从脱离体制开始就变得危机四伏,没走上歧途反而是小概率事件。但江波不一样——他有一个大自己十几岁、从事教育创业的亲生哥哥江文华。兄弟俩长相颇有些神似,只是体形有大小版本。不同的是,哥哥在学校成绩不错,在小江湖里处理人际关系游刃有余。

四年前,江波读初一,在哥哥江文华对父母的强势说服下,从当初托关系硬塞进去的贵州某实验中学退了学。

 

哥哥

江文华也顶着压力。为了让弟弟退学,他和家里人大吵了一架,几乎得罪了所有亲戚。江文华是从事教育行业的,他知道,跳出体制外的路也不少——他从大学开始做乡村教育方面的公益项目,毕业后创立了一所小型创新教育机构,正因在教育创新公益圈里,他接触过许多体制外教育的案例,无论是在家上学、创新小微学校还是各种职业教育路径。他掰着指头告诉我,选择在家上学的一般是这几类:基督教家庭,反异化的家庭,有特殊教育需求的极少数,以及在体制内其实也可以很出色、不停迭代人生目标的“学霸”,和完全无法适应体制、不得不自救的“学渣”。

“我弟就属于当之无愧的‘学渣’。”江文华打趣般地哈哈笑,江波在一旁边听边点头。我略有些惊讶地问弟弟:“你不觉得被这样贴标签很打击自尊吗?”他摇头,哥哥替他说:“他自己也知道,成绩差这是客观事实,但绝对不是智商低的意思。”

当时,刚升上初中的江波在学校的日子没有变得更好。亲戚托关系时一句类似“好好管教”的嘱咐,让江波被分到了一个特别安排的班——班主任以严厉著称。入学第一天江波就被老师打了,起因是因座位和新同学起了小争执。再后来,全班已无人逃过钢尺体罚,冬天时班主任甚至会让同学把手泡在冷水里五分钟,冻到红肿再用钢尺打。拳打脚踢是常态,脾气最大的一次,班主任直接把一名学生从讲台推到教室后面,一连推翻了好几张课桌。江波记得,有次为了惩罚一名犯错的男生,老师让班上其他男生轮流上去打。

江波说自己和这名犯错的男生关系还不错。“那你打了吗?”我问。

“我能怎么办,只好稍微下手轻点,说声‘兄弟对不住了’呗。但是你知道吗,这老师还是省优秀教师呢。”江波满是不忿。所有这些盖过了班主任仅有的一次在教务处为他出头护短的短暂感动,他后来说:要尽可能回避还没生孩子的老师。

母亲和学校老师的沟通方式是示好示弱,父亲忙于生意几乎不管,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哥哥亦父亦兄,承担了教育弟弟的责任。班主任规定英语听力错一个罚抄一百遍,江波错了25个是2500遍,哥哥看不下去陪他一块抄,就这样还是熬到了凌晨两点。江文华去学校找班主任谈过,终究徒劳,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或许该下决心让弟弟从这个标准化的体系中脱身了。

与父母协商退学的过程是摆事实、讲道理,至于亲戚旁人的议论,则无非是面子问题。各种长辈轮番上阵劝阻,江文华一人当关,用一句“你又不出钱关你什么事”不变应万变。对哥哥来说,说服父母的难点并不在对江波出路的讨论上。实际上,这反而变成了最容易攻破的一环:弟弟的学校成绩和种种遭遇摆在眼前,只需稍微引导父母想一想未来,便能很清楚地让他们承认常规的高考升学道路行不通,出国也非这个普通家庭所能负担。他试图说服父母,在如今和未来的社会,“除非进体制内工作”,文凭其实已经越来越不必要,能力、资源和人脉才是关键。继续留在学校,弟弟的情况只可能越变越坏,与其如此,为何不干脆让他找找其他出路?

 

短暂的自由

一张医院疾病证明,换来一张休学书。江波突然不用上学了,大街上别人都背着书包去教室,而他在家打开电脑——终于可以玩游戏了。

江文华让弟弟先放纵了两个月,直到她自己也渐渐觉得厌倦。彼时,读大学的哥哥正计划骑摩托车去新疆旅行,顺理成章地邀请了闲在家的弟弟,打算把他从贵阳捎带到成都。

回想起来,兄弟俩骑摩托在路上的三天,是江波最开心的时光。那也是哥哥骑摩托最安全的一段——江波爱睡觉,经常坐在摩托后座上抱着哥哥就会睡过去,哥哥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开慢点,生怕弟弟掉下去。后来在新疆独自骑行时,江文华确实因为车速出过事故,还由衷地和弟弟感慨:“要是带上你可能就没事了。”

闹矛盾的时候也有,生气时,江文华曾把弟弟丢在小村子里,放话让他自己回贵阳去——哥哥骑着摩托真的一溜烟开远了,弟弟在原地等着,直到哥哥终于不忍心掉头来接。还有突遇大雨的天气,路上满是泥泞,井盖咕噜咕噜地冒水,他们在泥路暴雨中骑了一小时,不见人迹也没有避雨的房子。还有国道边的向日葵地、油菜花田,与路边卖西瓜的农户闲聊,听他讲怎样敲瓜听声……

江波说这些时,脑中分明唤起画面。哪怕当时的艰难经历,都成了好玩的回忆,这让他得出结论:“骑车旅行比开车好。”直到后来旅程即将结束,走进成都机场时,江波还戴着他的摩托车头盔。

9月将近,眼看新学期开学,父母辗转反侧,还是放不下文凭。瞒着哥哥,父母发动舅舅做弟弟的思想工作、以每月150元零花钱为诱惑,重新把江波送进了老家县城新建的一所公立中学。由于是第二次读初一,江波做了一小段时间学霸,但数学、英语很快跟不上,逐渐彻底抗拒学习;加上江波是从省会大城市来到县城的孩子,在城里普通的一身行头,到了县城却成了“土豪”,被老师区别对待,私下被同学当作炫富讨论。

最开始江波也享受被当成土豪“抱大腿”的感觉。他好面子,社交上难得满足的虚荣心,一下子靠金钱便可获得。他请同学看电影、吃零食、充值游戏,零花钱不够时,就偷拿家里的——直接和父母开口要钱会被责骂。他承认自己有许多坏习惯,懒、说谎……可下一秒,怒火会燃烧到家庭:“我有时候脱口而出的谎话,自己也讨厌,想改。但六岁时我爸就答应带我去游乐场,六年级了还是没去。他告诉我要守纪律、听话、打扫卫生,但他一样都没做到。那我会觉得,说归说,做归做,根本不是一码事。习惯形成了改起来很麻烦。”

弟弟重回学校的事,江文华是拐弯抹角地通过朋友的朋友知道的。江波印象中,那可能是哥哥最恼火的一次,“他在川藏线上吼了我一顿。”紧随其后的,是再一次和父母的声嘶力竭。

江文华后来想想,这次彻底的情绪爆发,其实源于自己的恐惧:这个决定究竟真心是为了弟弟,还是出于自己的控制欲?他无法保证弟弟的未来,却姿态强硬地要代替父母作出这样的决定,万一失败,他自觉难辞其咎。他和弟弟,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学堂

再次退学后,江文华要认真考虑弟弟的教育出路了。正值寒假,作为过渡,他先把弟弟送去了成都的建川博物馆冬令营项目,在展馆里泡了一周,之后又在成都待了一个月,做沙发客、看电影、逛公园、去都江堰……江波玩得挺开心。

在冬令营,江波认识了一个在成都先锋学校上学的朋友。成都先锋学校在创新小微学校圈子里颇有知名度——绝大部分创新微校集中于幼儿和小学教育,受制于生源、资金、经验等各种现实问题,涉足中学教育的极少,先锋学校算是其中成立较早、发展也相对成熟的一所。一名曾去拜访先锋学校的圈内人告诉我,先锋学校的氛围相当自由,而外界所谓的“问题少年”到了先锋学校后,在充分的爱、自由和信任下,其实都能各展所长。

这所学校,江文华也曾听闻并考虑过,他鼓励弟弟亲自去感受、抉择。江波跟着朋友到先锋学校转了一圈,了解到上课、作业都是自愿的,但实行学分制。制度严格?这个感受让江波有点发怵,他对自己的自制力毫无信心。

他决定再了解一下类似的其他学校。很快,贵阳的F学堂(化名)进入了兄弟俩的视野。就规模而言,它更像一所私塾,两栋房子一栋充当教室、一栋是宿舍,外加一个社区活动室。江波记得刚到那会儿,初、高中部共约十一二名学生,11岁到18岁的都有,混龄上课。哥哥试听过他们的课程,第一印象不错,推行全人教育,课程形式以讨论和实践为主,内容也极丰富,包括剑桥英语、射箭、瑜伽、声乐、戏剧、美术等,还组织游学,每周五有户外出游,或请一名社会人士开讲座,分享各行各业的见闻。

兄弟俩说服家里交了几万块学费,江波在学堂住了下来,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初中。校长就睡在他下铺——学堂希望营造“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氛围,由学生自定规则共同执行。但很快,江波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且越是人少,越无处可逃。他目睹过高中班的男生把人拉到楼道里打,他跑去告诉老师并请求保密——但处理问题时,老师还是把他的名字说了出来。这让初来乍到的他成为小团体眼中的告密者、叛徒、篮球课上被砸球的对象,甚至被带到小树林里威胁砍手。

他觉得自己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真心对付不了”的是表面阳光、老好人而暗地里玩手段“阴暗面很大”的那种。尽管老师也会和他们深度交流,但江波渐渐失望:这种心理疏导至多能缓解当下的情绪,问题却从来得不到实质解决。

 

江波(化名)在回家路上        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入学时最初制定的规则,也轻易地被老师打破了。原本经所有人约定,初中班的常规日程是早读、下午读书看纪录片、晚自习,但某一天老师却心血来潮规定“从明天开始7点起床跑步”,民主协商变成了不可违抗的命令。学堂的校长是前省篮球队队员,特别重视体育,晨跑也由他亲自带领——想起来,体质增强是江波在学堂最大的收获,原来跑500米就气喘吁吁的他,逐渐能跑四公里、四分之一的马拉松了。

在见证了一次校长当众把桌子拍裂的发飙后,江波突然感觉,这个平时总是和自己以“睡上下铺的兄弟”相称的校长,其实“很远”。这真的是个大家庭吗?在老师毫无意识地打破规则、校长动怒等瞬间,他有时觉得这更像一种洗脑、留下生源的说辞。

 

在家上学

决定是否离开学堂之前,江波在房间哭了一场。尽管有诸多问题,但与他上过的其他学校相比,在F学堂的两年,确实是他相对幸福、有所收获的时光。他至今记得自己在重庆游学后做的PPT展示,从思路到设计、演讲都感到了自己的进步,自主性也提高不少。况且无论如何,“大家庭”的情感羁绊毕竟是扎下了。

离开学堂的导火索,源于哥哥对学堂课程变化的不满。最开始让江波觉得“挺好玩”的各种课程,约在一年多后逐渐改成了上午语数英、下午生物体育,和传统学校的课程差别越来越小,作业多了,甚至也要为中考做准备。在江文华看来,这是学堂管理趋于混乱的结果,“在应对每天填满孩子十个小时的压力下”,在课程上有明显的准备不足。他为此找学堂聊过,但收效甚微。同样不满的三个家庭一合计,打算每家出两万,组织三个孩子在家上学。

但离开前弟弟的哭声,哥哥也听见了。正是过年期间,江文华尝试敲开弟弟的房门,了解情绪由来后,找来纸和笔:“我们来把F学堂和三人在家上学的优缺点分别列出来吧。”

这是江文华在创业中熟悉的一套思维工具,也常用在“蜂窝儿童大学”的课程中。待江波的情绪逐渐平复,他们开始写下:三人在家上学的缺点是人脉交际圈小、认知面可能偏窄、自制力不足;学堂的吸引力在于感情上不舍、能开拓视野,但学习环境、老师对待学生的方法、对问题的解决方式是它的致命缺点……比起替弟弟作所谓对的决定,江文华更希望江波学会自主决策。

去年3月,由一名家长监督,从学堂出走的三个男孩租住在一块,制定了自己的在家学习计划:早上8点起床、做早餐,上午读书,下午健身,或打篮球一小时以上、或跑步不低于四公里、或选择器械训练。读书时间江波通常会找哥哥推荐书单,不过他喜欢读小说,比如东野圭吾、阿加莎·克里斯蒂、《三体》、《月亮与六便士》。

最初,计划尚能执行,但没过多久,每逢监管的家长不在,几个男孩便会一块打游戏,五天里能执行计划的大概也就三四天。半年不到,这个松散的在家上学小群体解散,另两个家庭各自找到新目标:一个孩子重新上补习班备战中考,一个孩子走上了职业保龄球员的道路。他们当初选择跳出体制的原因也并不一致:前者类似于江波,也是无法适应应试教育的“学渣”,较为被动;而后者则出于父母对应试体制的不满,是更主动地寻求改变。

这些现实案例与调查数据也形成了映照关系。据《中国“在家上学”调查报告(2017)》,在家上学的孩子中,68.66%“接受过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往往有过不愉快的学校教育经历”。而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原因中,“不认同学校的教育理念”占到73.13%,紧随其后的是“不认同学校的教学方式”(71.64%)。另外,从时间长度来看,只有24.63%的在家上学家庭能够坚持两年以上。

关于未来方向,江波也在找。在F学堂时,他做过一个职业生涯规划,结果是建议他读职业学校。当时他正好对吉他产生了兴趣,和哥哥商量过后,觉得当个吉他手或许也是条路。吉他学了半年,他觉得“特别累”,惰性上来了,半途而废。

对主导整个退学过程的哥哥来说,让弟弟尽快明确未来方向,也是不得不对父母有所交代。离弟弟正式成年还有两年,18岁就像条截稿的红线,江文华必须让弟弟交得出一份至少看起来能谋生的答卷。

 

光亮

江波开始重新考虑职业学校的选择。他喜欢玩游戏、看动漫,游戏策划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上网查相关招聘信息和资料,找开设类似专业的学校,他有点丧气:策划类工作对口的专业多是汉语言文学、影视编剧,对文字水平和学历有要求,而类似新华电脑、北大青鸟这样的培训机构里,要么没有设置相关专业,要么看专业介绍就觉得“虚”。

去年8月,三人在家上学解散后,江波来广州找哥哥玩了两周。这次,江文华对弟弟的自主能力褒赞有加——考虑学习动画设计的江波,通过朋友推荐和资料检索,筛选出了三所广州的动漫培训机构,匹配需求和能力后再筛掉一家,接着挨个电话咨询、预约实地考察。他选择了学费略贵、规模更大且环境更好的一家,但交费上课后发现,直播上课、略过基础内容的教学方式让他这个零基础初学者难以跟上节奏,于是又与机构协商退款、转去另一家学习。

“所有这些过程,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江文华对弟弟的成长十分满意。

10月,江波正式来到广州,搬进了动漫培训机构附近的合租宿舍,包里不忘装上他三个最珍贵的手办模型(没有涂装的模型套件,一种收藏模型和动漫周边)。这家机构坐落在广州尚在开发的新区,马路的一边是玻璃高楼、商务CBD区,另一边就是低矮平房与建筑工地。江波住在马路“另一边”,从培训机构走到宿舍大概15分钟,需要七弯八绕地走过楼间窄巷、长满绿藻的死水池塘、火车涵洞。房间挺小,一室一厅一卫的单身公寓被改成了里外两间宿舍,江波住的客厅放了两张大学宿舍常见的两层铁床,下层当床铺,床前一张木桌摆电脑,上层堆满私人物品。他喜欢的手办委身于洗衣液沐浴露之间。他的舍友们都比他大了不少,常用羡慕的语气和他说:“你才17岁啊。”

他先学场景设计,而后转到角色设计班,最初的兴奋持续了大概两三个月。最勤奋的一段时间,他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去机房,一直画到晚上10点左右才回宿舍,耳机里的日本ACG(动画Anime、漫画Comics与游戏Games)歌曲从早放到晚。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和QQ群里的朋友们说:“我未来可是要画漫画的人!”

但慢慢地,惰性卷土重来。床起得越来越晚了,9点半的课,他有时10点才起,匆匆忙忙赶过去。重蹈覆辙的恐惧有时会攫住他:我会不会像学吉他一样半途而废?

培训班毕竟是速成式的,江波知道自己的绘画基础不扎实,但眼下,他必须先倒腾出一些作品,好投简历找到一份实习或正式工作,哪怕薪水不高。这是哥哥和他商量后的共识:他的短期目标是先通过参加工作证明自己,这之后再找机会夯实底子,或许继续深造读美术方面的专科。

他发愁简历该怎么写。培训机构的老师说,简历可以适当美化。他想,那么自己是否需要对学历诚实?用人单位会在多大程度上介意这一纸文凭?在他面对社会历练前,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聊这些的时候,他走在从宿舍走去机房的路上。穿过一个光线昏暗的涵洞时,夕阳明晃晃的光束从涵洞上方的缝隙里漏下来。江波原本周身在黑暗里,只是向前多走一步,晃眼抬头,光线刺亮。

(应采访对象要求,江波、江文华为化名。参考资料: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在家上学”调查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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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9期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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