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 杭天 候鸟之鸣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邓郁 日期: 2018-06-28

杭天对音乐内涵的追求、对现实的表达方式,与翻滚的时代潮汐屡屡错位。从13年的清静旅美生活复出后,国内音乐演出市场的勃兴为他打开了一扇开阔之门

舞台灯光下,坐在竹藤高椅上的杭天,脸有点略微发烫。台下,四五百歌迷的阵仗,那些热切的、微醺的脸庞,不断叫着自己名字的急切,梦幻而真实。

上一次在这样的舞台上释放自己,应该是13年前,香山迷笛音乐节。就在那场结束不久,杭天在CD咖啡开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冷水浇头》的发布会。会后,便和未婚妻、美国女孩Krista一道赴美,成家、生子,头也不回。

那些被当头浇了盆凉水的歌迷,只好从他的首专《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里去咂摸醇厚布鲁斯的滋味,在他粗砺而直接的歌词里感知他对社会的观察和拷问。他们还来不及从第二张专辑里去了解杭天的转变,便要接受他颇有弃绝意味的离开。

“杭天,杭天!”

2015年末的这个夜里,听闻杭天回国参加江湖九周年店庆的演出,老歌迷们蜂拥而至,在灯光明暗交替、汗水肆意流淌的空间里攒动着身体,争相要和久违的“老杭头”(朋友对杭天的昵称)接近。

主角没法不被这情景感动。也正是这份出乎意料的热忱,让杭天打定主意从美国回来,重新拾起音乐。和摩登天空签约之后,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十二年后》,在2017年完成了19城巡演。

广州巡演场结束,最后的“芥末”(Jam的中文戏译,指多名乐手即兴表演)似乎成了中国蓝调口琴群英会,这在19年前“油炸的蚕豆”时期,不可想象。“当时见过十孔单音口琴的人都寥寥无几。包括那时正处青春期彷徨寻觅中的少年张晓松(此次巡演时同台),更何况吹了,以至于我在当时竟成了中国最早吹奏蓝调口琴的几个‘高手’之一。而现在在张晓松和他的学生们面前,我只能祭出慈祥的注视!”杭天自嘲。

没有几个他的粉丝会猜到,回到北京的杭天,对于复出的紧张与谨慎。因为琴疏技荒,怕露怯,复出时他不敢带吉他上台,转而拿了个平底锅敲节奏。

“我擦掉弦锈,却已忘记旧曲,该如何弹奏。”《十二年后》的歌词,其实是演唱者的真实写照。

 

布鲁斯是个壳

45岁的杭天,面庞是健康的浅棕,一头黝黑的中长发自然捋到脑后,恍若上个世纪的发型,和中年杭天的气质如此熨帖,为他博得“越老越帅”的评语。人中到下巴的一圈胡子略显斑白,却毫不萎靡。一群人里,杭天挺直的腰身和自然炼成的肌肉线,极易照出旁人的松垮。狮子,这张脸和这副身板让我总不免想到这个形象。

20年前,杭忠强尚是一个从唐山来北京念书、心高气傲的愣头青。不喜欢本名里过于时代气息的“强”字,他给自己改名“杭天”。

在工商大学读经贸读得实在没劲,三天两头翘课。好容易毕了业,青年杭天没去工作,甚至没去面试。

在一盘《大西洋布鲁斯(合集)》的打口带里,他忽然接触到一种沉郁苍凉、百转千回的美国音乐。“感情色彩浓厚,又凄凉,又幽默自嘲,五声音阶滑音,吉他的自由solo(独奏)忽而激烈,忽而沉静。”

17到18世纪,大量从非洲贩运过来的黑人奴隶在美国南部的种植园内劳作,连工作时相互交谈的自由都没有,他们逐渐用俚语歌唱来排解苦闷、沟通交流。随着农奴制的瓦解,这种种植园歌曲又转变成了表达凄苦与无奈的“田园呼喊”。

“不好听,太苦了。即便是欢快的旋律里,也透着苦涩。”今天和杭天合作的贝斯手王铮、萨克斯手王庾说起初听布鲁斯的感觉,纷纷摇头。20出头的杭天却很快陷落在根源蓝调的质朴与忧伤里,并且以极好的悟性抓住了布鲁斯的要义——“groove”(律动)。

因缘际会,他慢慢和日本人大泽宽、意大利小伙子克劳迪奥(小可)、鼓手吴志军、吉他手张耘丰和蔡正东等人泡在了一起。其中的大泽宽年龄偏大一点,布鲁斯技法高超、又在音乐上有思考,张耘丰、王铮这些今天国内优秀的乐手都尊其为启蒙者。

“杭天买了Robert Johnson的磁带后,一个人闭门不出、专心用功地学他的吉他弹法,真厉害。”大泽宽回忆。

“是死扒,就是模仿,”“我手上功夫、音乐理论都不强。”杭天清楚自己的长短板。

大泽宽很欣赏这个小伙子的灵性和勤奋,但他一直在拦着杭天。“就跟我说你现在太早了,太早了。你要练,要练节奏。”杭天笑。

他尊崇大泽,但也无法阻挡自己旺盛到满溢的创作欲。很快,小样鼓捣出来了。“布鲁斯其实只是个壳,它是我表达内心的工具。歌词,才是我的灵魂。”杭天直陈。

 

“剪刀差”

我的心 是油炸的蚕豆 当你说你有点想分手

我的心 是泛着沫的啤酒 当你吻我的时候

我的心 是砂锅里的豆腐 当你靠在我肩头

我的心 是粉条炖的泥鳅 摸不准它在哪头

带着苍蝇馆子式的热乎和男人的深沉与“无赖”,音乐一起,却是地道的布鲁斯旋律,加上杭天浑厚的嗓音,这首《我的心是油炸的蚕豆》夹杂着西韵的迷醉与东方三四线城镇的诗意,又叫人忍俊不禁。不过,“油炸蚕豆”是典型的布鲁斯情歌基调,却不一定是杭天最渴望表达和感染听者的一面。

大泽宽曾给过他忠告。“他说:杭天,你别这样。你要是批评什么,要笑,要幽默!他一直跟我灌输这个。”杭天果然铭记在心。《我们都是快乐的牛羊》旋律简单欢畅,歌词里却道出一种“怒其不争”:

我们都喜欢这张网,它能挡住外面的牛虻,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它让我们感到很强壮……

被很多人赞到极富“预见性”的,则是与今天的“拼爹”现象绝妙吻合的《比比爸爸》:

一天到晚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小人物爸爸)

下岗名额中可别有他(沉默爸爸)

台下听众鼓起掌来唏哩哗啦(威风爸爸)

害怕收费的上门找他(农民爸爸)

做的买卖别人不敢而且越来越不喜欢妈妈(潇洒爸爸)

……

这些爸爸里,自然也有创作者父亲的影子。杭天曾说此曲的歌词是“在自家地里摘的”。只是,被他摘的这人不但不威风、不潇洒,反而几乎“毫无存在感”。

九岁以前,杭天在老家山东农村生活。父亲随着杭天的爷爷来到唐山,在一个化工厂工作。印象里爸爸有耳疾,显得智力也较常人稍低一些,属于老实巴交、沉默寡言、成日被别人呼来唤去不当回事的那种。“在家,也当没他这个人。更不用说,能在儿子受挫时教他为人处世的道理了。”母亲则特别聪明,继承了姥姥的勤劳善良,会摊煎饼,会给人做衣服。

“我父母的婚姻就是‘剪刀差’造成的。上头把农民种的粮食收走,细粮给工人,给城市的人,农民仅仅留下一点口粮,这个公平吗?农民受欺负了几十年。”杭天对此不平。

但母亲对未来的指望很快落了空。一张初看英俊却迅速颓唐的脸,羸弱的身体,平淡的眼神,每月如数拿回家的微薄工资,便是男人能给她的全部。也根本无暇顾及,化工厂的漫天灰尘正腐蚀着这个中年男人的肺。

得不到回应,更遑论体贴。母亲每每不高兴,就带上一个孩子坐火车回山东老家。杭天写过一首明快的《东西南北火车Blues》,口琴声如同蒸汽机车发动的节奏,很叫人心驰神往。但在儿时,火车对他只意味着漫长的旅途和提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叔伯。“舅舅每次送我们母子,都只能把我从窗户里塞进去。”日子难过到极点时,母亲时常趴在床上,嚎啕大哭。

家里仨男娃,老大跟着爹在唐山,是能吃大米白面的城市户,上着矿上的子弟学校。杭天和弟弟在老家吃粗粮,上的学校是村里破庙改的,每天自己带着板凳去,老师只是略懂汉语拼音的识字人。“我妈想让我们都来唐山念书。我一年级都上了半年了,怎么办?打离婚。(假)离婚之后把孩子判给我爸爸。我爸智商低,他吓坏了,以为真要离婚,我妈妈就跟他解释这个,费老劲了。”

缺乏父爱的少年,从《东周列国志》、金庸梁羽生里找到崇拜的对象,这与从小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融合。在农村长大,又使他对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有很多亲近感,他们成为儿时的杭天心中的英雄。“这种亲近感使我更容易接受民歌、民间文学,即使后来的西方摇滚,也是从根源民歌入手。”

从出道到今天,杭天身上始终没有一些摇滚人的“糙”劲儿。“我没有一般小孩那种比较表面的叛逆,我背着一些更沉重的东西。所以他们不认为这是摇滚。”杭天回忆。但他说自己从不仇富,而是在出版第一张专辑时喊出:音乐属于所有的人,穷人、富人、局长、农民。

 

失意

第一张专辑小样出来,杭天像当时那些漂在北京、等待冒头的年轻人,一家家音像公司敲门送上。那时的他短头发,穿着“土了吧唧”的衬衫,学生模样。磁带也是四轨机录的。碰壁可想而知。

1998年,正是大音量的天下。魔岩三杰余温犹在,万晓利、小河等民谣歌手还不为许多人所知,以外省青年为骨干的地下摇滚运动正在发轫前夜。布鲁斯,只在极小的圈子里酝酿。

没承想遇到当时在中唱公司自创工作室的侯钧,一个体制内想突破瓶颈的操盘手。当时他手上主要是尹相杰、黄鹤翔这类通俗民歌手,正缺乏有新意、有思想的原创作品。拿到小样的当天半夜,侯钧听完,就激动地给杭天打电话约见。

几个月后,双方签约。录音棚位于石碑胡同,录音师是业内受人景仰的前辈张小安。然而录惯了交响乐、民歌和流行乐,张小安对布鲁斯并不在行。杭天希望,出来的效果是六七十年代老磁带的感觉,更冲一点,脏一点。但这对张小安的精妙设备和多年经验仿佛“大材小用”。侯钧也坚决不同意,“快21世纪了,往老路走没必要。”

 

1992年,杭天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北京上大学,在天安门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最后的结果,张小安的理念没有彻底施展,杭天的“干涉”也没有完全到位。“音量偏小。饱和度不够。不过这种奇怪的组合也挺好,艺术就是如此。成什么样儿就是什么样儿。”杭天接受了处女作的成品效果,却难以接受一石扔下、波澜不兴的外界反应。《比比爸爸》和《你的眼》登上过电台榜单,但评论界没有给出多少积极的反馈。侯钧说工作室为这一张“冒险”的专辑投入了十五六万,最后销售和演出所得大约收回成本的三分之一。

20年后,杭天和侯钧重逢,才知道专辑遇冷还有个客观原因。“90年代广州每年开唱片订货会。中唱公司把磁带一摆,各地音像社来拿,也许一下就能铺开。偏偏98年订货会取消了。习惯了坐着等的中唱发行人员一下子傻眼了。”

当时满怀期待的音乐青年一下尝到了世态炎凉。“我天真地以为自己做到位了,有创新,就能够听到四面传唱。后来知道这圈子不是完全靠作品说话。”

专辑的封面照,是在北京马甸附近的一个旧货市场拍的。拍摄时,市场里走动的妇孺老幼,好奇张望的摊贩和看客,都自然入画。在杭天眼中,他们不光是背景,更应该是聆听和参与者。他把专辑寄回老家,希望小镇或村庄里的青年能听到他的歌。“我不穿皮衣好不好?我不戴墨镜、不留长头发,我是从他们那儿(村庄)出来的,我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认知有一些新的东西,能给他们一些这样的摇滚。就是打Blues标签也是为了回避那个90年代,所谓的人们认为黄金时代大摇滚的那种气质。”然而这种心愿也像棉花扔到空气里,没人接住。

第二张专辑《冷水浇头》,他与中唱和平分手,自己和鼓手吴志军在家中录制。也许因为没有太多包袱,这张专辑更加自我。布鲁斯之外,杭天选择了根源摇滚、民谣、乡村、中国曲艺等不同音乐形式——表皮之下,内里都是摇滚。长达11分钟的《一切正常》里,他借主人公对迷茫青年的劝诫,奉劝听者“不要相信明星或者英雄,不要相信墙上的字虽然很大”,那种“感觉一切都很正常”的麻木与漠然,正是他心目中最大的不正常。

 

能量转换

第二张专辑发完,顾不得理会发行量(预估也不会好到哪去),杭天与女友远赴美国,一去经年。与音乐的缘分纠葛,就此切断。几年后,朋友偶尔再见到的他,已成为高古瓷、西夏瓷器领域里的资深研究者,风尘仆仆。

怎么迷上了这个?一切并非平地惊雷。表弟大炕记得,童年时别的小孩但凡有零钱都去游戏厅,这个表哥却爱闷在图书馆,或者拿着树枝在地上画画。家庭环境不好,父母不睦,都让杭天更喜欢封闭在自己的兴趣乐园里。虽然在学校颇受赏识,但性格并不开朗,内心的小世界逐渐形成。他痴迷宋词,对很多小令名篇倒背如流。参加各种书法比赛,“动力之一也是想走出去”。

 

1998年,杭天在北京卧虎桥旧货市场拍摄第一张专辑封面       图/周涛

 

2005年,杭天偶然在书上看到宋代磁州窑陶瓷,赤练童子和诗文相映成趣,尤其是黑釉剔花,暗叹“太美了”。查找资料,发现一个新的境域——西夏瓷。在杭天眼中,西夏瓷有刚健拙朴之美。“线条直楞,不讲究。很张扬又很质朴。像锥子,一下一下戳你。不像明清瓷器的流水线工艺,不能出错,死板僵腐了。”

“西夏剔花,有点像现代油画的笔触,一撮一撮的,不太符合以前国人对汝瓷那种素雅之风的欣赏习惯。还有就是观赏者内心不够强大,随波逐流。梵高的作品一开始也不受待见,他其实受到东方浮世绘的影响,打破了绘画习惯,把视觉图像平面化。你看他画的柏树,跟西夏瓷器上摆动的枝叶还有点像。这是巧合,也是一种艺术的相通。”

兴头上来,杭天不满足于手头资料,何况“其中还有不少错误”,而市场上的真品西夏瓷器,即使是瓷片也“一片难求”,于是杭天决定直抵西夏腹地:开始无数次坐火车去宁夏、内蒙、甘肃、青海的西夏古遗迹、古窑址考察。在贺兰山考察插旗沟窑址,他和朋友开车到离山还有十来公里的滩涂,弃车步行。第二天他告别膝盖不适的朋友,独自探路。不料遇上大雨,山里气候莫测,他只能遗憾返回。“最后在小溪边捡到一些残片,窑址实地并没有找到。一路看到好多岩羊骨架,全是白骨,很难忘。”

出于纠错和分享的意念,他打算自己撰写一本系统呈现西夏瓷器全貌和党项人文明的《西夏瓷器》。“他研究灵武窑,会思考上面绘制剔刻的婴孩的形象,发饰鞋帽,和党项人当时的生活图景能否对得上。如果对得上,是一种有益的对照。如果对不上,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研究陶瓷史的,很少这么做。一般把瓷器放在这儿,类型划分,断代,结合文献,就马上要得出结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陆军指出。

也正是因为为此书搜集图片,杭天认识了美国顶级古董收藏家、有“明朝之王”称誉的安思远(Robert H. Ellsworth)。安思远对这个半路入行、寂寂无名的中国青年敞开怀抱,无偿提供撰书配图,并且在世时以颇为低廉的价格将所藏若干件宋瓷转让给自己,这一直令杭天充满感念。“或许就是有眼缘吧。”不论如何,那一批珍贵的“安氏”瓷器改变了杭天一时拮据的生活,也给了他更大的自由去投入音乐。

在美国十来年,杭天的生活淡如清水:妻子在南卡大学教书,他在南卡大学孔子学院教人书画,带带孩子,打打篮球。瓷器研究,既像一处心灵寄托,又如旁逸斜出的能量转移。但终究没法给他足够的满足。

五六月间,我来杭天位于北京宋庄的工作室拜访。除了大厅条案旁立着的陶瓮、地上箱子里一些破碎的瓷片,看起来西夏瓷器在他而今的小环境里比重并不大。

杭天坦承,虽然在美学上喜欢,也出了一本可堪记入专业史册的研究专著,但进入瓷器,更多是谋生之道。

“音乐在我心里,一直像是靴子扔了一只,等着另一只什么时候扔下来。书法,练到基本定型了,我觉得写得很好,慢慢写,可以偶尔出个集子。这里头,唯有瓷器带给我的成就感是最低的。我之前和人合伙开过一个古玩店,成天得到处转,还得琢磨市场,这个挺耗时间精力的,也是我退出的一个原因。”

 

踟蹰

2015年底,随着老朋友、贝斯王铮和江湖酒吧老板天晓的力邀,杭天参加了在麻雀瓦舍的江湖九周年演出。意想不到,消失十来年,他的出场居然超越之后出场的布鲁斯大拿菊田俊介,获得满满的欢呼。对他的复出,微博上也一片怀旧和欣慰之声。属于杭天的“另一只靴子”,似乎是掉了下来。

他在北京租了房,装了排练厅,每有演出,表弟大炕便从秦皇岛过来,给乐队做饭。萨克斯手王庾说,杭天给的演出费不高,但他身上自有一股力量能凝聚起大家。

情况似乎在改善。但岁月的包浆里,总会藏着外人难以捕捉到的艰难与黯淡。音乐人黑刀几年前拍摄的纪录片《再见理想》里,杭天是第一个出镜的主要人物。片子里,他好几次坐在路边,头垂着,拳头相搓,眼圈泛红。

“我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向,没有迎合听众,没有随波逐流。可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说妈妈素来理解支持他,在家人眼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但他固执地选择艺术的道路,没有给家里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

“这个巨大的代价,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采访时我问他。

他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我妈曾经问过我,你唱什么不好呢,唱个《常回家看看》。如果就是唱歌,随大溜儿嘛,唱流行的,对吧?或者金属摇滚,别是现在这样的,就能混得好一点。对吧?早点买房。

我爸爸去世之后,虽然他俩关系不好,但是我妈妈一下子也挺空的,当时她就抑郁症,我给她带到北京治好了。后来她又找了一个老伴,多年后,后老伴去世,那边的儿女和她闹,怕她占房子,将她扫地出门。

我在美国也没顾上,假如说我混得好点,有个小房子让她住。也许就不是这种情况,结果我妈就崩溃了,又是抑郁症。

我当时飞回来了,开导她也不行。后来我明白,她是觉得,老伴也去世了,空了,然后她又没有自己的地方。这个社会又特别强化了对房子的重视,好像房子象征着一切,你有房子你人生就成功了一半。这让这些老年人觉得,没房子我们就飘着,她自己也没有一个着落,被抛弃了一样。但是我的心思没在这,房子我从来就没惦记过,没有特别看中过,现在看是错了。

说到这里,杭天苦笑了一下。

她晚上睡不着觉,来来回回地絮叨。心里各种解不开的结。

我特别后悔的就是我没有耐心,我甚至还训斥过她……但是我得走了,往返机票早已订好,我走了。2009年冬天,走不出来的抑郁让她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这段采访结束,他带着我参观工作室。看到墙上孩子的照片,语气和神态立刻明朗起来。“老大叫Degan, 中文名杭烈,字德敢。弟弟叫Damien,杭向,字德勉。”杭天让我猜,谁的性格活泼,谁比较敏感。我以为,每年飞去美国三四次的候鸟生活,虽然不够理想,也多少能告慰他对家人的思念。

 

2017年12月,杭天(中)在巡演广州站演出       图/陈介从

 

“他和丽达(妻子Krista的中文名)还好吗?”采访时,乐手、好友们都小心翼翼地抛出这份关心,但都不便从当事人那里获得答案。发稿前几天,杭天告诉我:2016年他已经结束了这段婚姻。一直没公开,因为还无法适应目前的状况,不知道选择的对错。黑刀拍纪录片时,他正和前妻尝试分居,所以是片中那种痛苦胶着的状态。

“对美国,我始终缺少归属感——尤其对深陷于文化和自我表达中的中国人来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差别太大,感情和日常生活中总觉得缺少默契。”他说这个决定犹豫了多年,至今不知是否正确。

个人生活,社会的芜杂多变,都在影响创作的心绪。新专辑取名《十二年后》,十二不仅是表盘和命盘上的一个轮回,更可以成为上升的螺旋,累积变化的力量。他意识得到变化就在周遭:国内乐队更多、更丰富,听众的接受度也更宽了,是好事。而另一厢,以前艺术作品垄断在艺术家手里,经过深思熟虑,大投入地制作。现在,随便一个想法经过小视频就能表现出来。“那种‘全民都是艺术家’的乌托邦,似乎已经达到了。对我来说,会觉得,我以前所追求的那种表达,还有意义吗?”

新专里收入了他多年前写的《我不属于这个时代》。“这种感觉不似当年强烈了,经常被淡忘,但偶尔会被唤起,每每此时就倍感孤独绝望。”但杭天仍然认为,历史的必然性在中国被人为夸大了。既然“偶然”能改变时代或者历史,个体的努力就是有意义的——可以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偶然,进而影响时代。

网上有细心人注意到,20年前,杭天透过《我希望》这首歌揭示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精神领域的诸多弊端今天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我希望,所有人能住上暖气楼房(住房问题)

我希望,大学生的母亲们能把账还清(教育收费问题)

我希望,没有人嘲笑,诗人太傻(社会对诗人的群体性嘲弄)

……

“他有牢骚,但对生活充满了希望——是那种真正的生机勃勃的希望,而不是混吃等死的享乐主义。”有听友评论。

杭天表示,再写歌,他不见得会直接描述和批评某些具体的社会事件,今后的创作将会更多地聚焦内心。

个人追求也会和同伴的理念相冲突。曾经合作的吉他手魏威、口琴张晓松先后退出。杭天都能理解,“他们想做纯正的Urban Blues(城市布鲁斯),无可厚非。只是我觉得这种音乐发展得越来越套路了,就是一段唱,然后吉他solo,音色越来越华丽,越来越甜,我觉得太窄了,我想做更丰富的音乐。”

几位乐手建议他巡演时多唱《姑娘你让我脑袋发昏》,有气氛,下面也能齐声合唱。他不赞同。“这首是挺有气氛的,但我想选择更能体现我的精神的作品。”

有珍稀高古瓷器在手,难免给人家底殷实、“物质不愁”的想象。但只有他自己和亲友知道,存货日益减少,境况堪忧。而音乐,暂时还是个“出多进少”的行当。他的乐队有两把吉他、一把贝斯、萨克斯、口琴、鼓手、键盘加主唱的“顶级配置”。可巡演下来,分到每个人头上,每场净得甚至不到四位数,他自己那份还得拿出来贴补。他也知道应该为大家争取。怎么争?他不知道。“让公司多安排我演出?我也没这份号召力啊。”

作家朱文看过杭天在美国拍摄街头音乐的片子,觉得不错。后来聊起来,“你呀,就是不会混。”

如果当时不那么“着急”,晚一点出国,也许能打开局面?

“应该也差不多。歌迷们始终没见过我,想看我演出,但是仍然是小圈子,就是这么多人。不会成为主流。”

十几年的心灰意冷和磨砺,他已经学会接受继续做音乐要面对的困难。但是最近半年还是有些游移:“挫折仍然很多,大环境又收紧,有一种无力感。另一方面是孩子、家庭,觉得错过孩子一定时间的成长,真的是不应该。我现在这样对吗?值得吗?”

6月21日,经历了24小时的飞行,杭天抵达美国南卡,和孩子们短暂相聚。两个半大小子,一人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

行李箱里,躺着彩图本的唐诗、中华成语故事。他希望孩子们能避免对中文的逐渐陌生。还有两个在国内周游时买的木质弹弓,“他俩肯定喜欢,男孩子嘛。我想好了,规定他们不许射动物,我会在院子里做一个怪兽形状的硬纸板标靶,但还没开始做。其实老大最近在迷恋自己做弓箭。我特别希望他俩将来能够适当地远离美国工业体系下的生活,更亲近自然,多尝试手工业时代的生活。”

至少这一次,他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个父亲。

(实习记者顾杰、杜莉华、宫健子、邢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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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34期 总第572期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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