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 | “以我心感悟诗心”——赵昌平和他的古籍出版事业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陈竹沁 日期: 2018-06-06

赵昌平论文不多,但每一出手,必别开生面。1997年,赵昌平将14篇论文集结成一本 《自选集》,其中 《开元十五年前后——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 一文,日本汉学权威、唐诗研究第一人松浦友久先生曾多次提起,给予高度评价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15年前,撰文悼念恩师施蛰存,赵昌平脑海不住吟诵李商隐的这两句诗。回想先生描写暮雨的印象派典范之作,“有谁能如此现代而又如此真切灵动地心解古典诗歌的意境呢?是否真有所谓‘天意独怜才’?”

彼时的天问,如今留给了他的同道和后学。2018年5月20日,这位73岁的沪上出版大家突发心脏病辞世,这天同样飘着“碎碎的、晶亮到剔透玲珑的雨丝”。一部《唐诗史》专著早在腹中,延宕近三十年,却未能完成,令众多学人至交扼腕叹息。

近半年多,赵昌平沉浸于丧妻之痛,友人多有喟叹,其早逝或与此不无关系。昔日“好张罗聚会的大哥”,婉拒各色邀约,一日三餐必回家中,摆好碗筷,供奉佳肴,陪侍亡灵左右。周末携夫人遗像,至郊区别墅休憩,一如既往,入冬不忘在相框四周裹上毛衣,“怕她冻着”。

至情至性,犹存古风,据说朋友有越轨之举,他写血书劝谏。人生最后时光,他放下所有书稿,熬炼出近十万字悼亡诗,只为交付故人。悲怀难遣,尝与晚生言,“师母在叫我去了……”想到还要为小区流浪猫狗投食,才稍稍振作。

狭长的过道、昏暗的编辑室、满地堆放的图书,瑞金二路272号,上海古籍出版社小楼内,仍是八九十年代气息。赵昌平在这里呆了33年,其中19年任总编,乃上古社史上任该职位时间最长者。在他麾下,走出上海各出版社社长、总编多位,令上古有出版界“黄埔军校”美名。

“有人说,学者型出版人的时代结束了。赵昌平的逝世代表他那一代人的告别。以后还会有学者型编辑吗?未可知。”退休老编审蒋维崧向我感叹。

 

以我心悟诗心

赵昌平的追悼会上,未放哀乐,惟小提琴声余音袅袅,一如赵昌平去年8月为爱妻追悼会特意关照的。三百多人由各地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林庚

 

“热爱音乐的赵总一定喜欢优美的琴声为他送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袁啸波想起社里每年年终联欢的场景,先生一身西装笔挺,双手抚琴在嘴边快速移动。热情洋溢的一曲终了,“赵总将口琴向左猛地一移,头往后一甩,潇洒得像回到了青涩的少年。”

 

马茂元

 

他惯用玄宗所谓“英特越逸之气”论盛唐诗风,复旦中文系教授查屏球以为,“此亦夫子自道”。他曾自嘲,少年时因“卖相好”(沪语指外貌佳)入选少先队旗手,却因家庭成分取消,颇感受伤;及至晚年,在许多人的回忆中,他永远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生活吃穿都精致讲究,一副“上海老克勒”派头。

 

施蛰存

 

“早年参加学术会议,台湾人看到大陆跑出这么一个人来也很惊讶。我们穿西装像乡村企业家,他不但穿西装,而且还是白西装,上海味道很足。”复旦中文系教授、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笑言。据其他学人回忆,一天中的上午下午,穿两套西装参会,也是有过的。

2002年去布拉格开会,赵昌平买了一套香槟色刻花凉水瓶和水杯,应是极上品手工制作,原价要一万多人民币,因有一件微损,不到半价拿下。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蒋寅亦对此事记忆犹新,“引得一拨外国和港台学者说,还是你们大陆教授有气魄,我心说这也就是昌平兄,有这大手笔。”

高大体阔的他,没有传统上海人那种“精明小气”,却颇有几分北方人的豪爽性情。北大中文系寒窗五年,毕业恰值“文革”爆发。他去内蒙古军垦农场,后来又到公社中学教书。去时,一根扁担提200本书,途经居庸关,诗兴大发,“冻云迷塞北,落日照长城”;走时,学生们依依不舍泪如雨下,他又吹起了相伴多年的口琴,四年间乡亲们的关爱,让他每每念及王维的诗句,“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几十年后,做了全国政协委员,每年“两会”赴京,与中华书局同仁相约,总是指定吃某家西北菜。他还曾自述,上古社虽以学术品格享誉学界、出版界,但作为总编他总是要求编辑们多请文史名家为孩子们写些小书,就是源于40年前的这段中学情结。

早年文史学者主动为大众读者写书,还不多见,赵昌平却始终身体力行。80年代,他曾留港半年,为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过一套中高年级使用的中国文学课本,留下一段佳话;90年代,他策划面向中学生的《文科十万个为什么》《二千年前的哲言》,后者成为上海市中学思想教育课程材料。

在古籍普及读物方面,上古社一度占市场半壁江山。古典诗词读本“从娃娃抓起”,覆盖幼儿、小学、中学多个年龄段,组织策划的《唐诗三百首》图文本曾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2006年,赵昌平又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40万字专著《唐诗三百首全解》,每首分注释、语译、赏析三部分。唐诗不可译,一译便失韵味,但他特别希望借此帮助初学者贯通诗脉,不惮迎难而上。

“昌平先生一向文笔省净,风格内敛,翻译绝句或律诗,都有说不出的熨帖、恰当。”学者戴燕如此点评,就连最难译的长篇七言古诗,也是“气韵生动、神态毕肖”,其精湛的语言技巧和深厚的积学可见一斑。

在书中,赵昌平将自己的读诗心得和盘托出:“诗要熟读,又要一字一字地读,反反复复比较着读,从中以我心去感悟诗心”,“心印、顿悟,本须有历久的‘积学’为前提。舍积学而论印心、顿悟,其不堕入‘狂禅’恶道者几希。企望以浮躁之心去印合精微的诗心,要不出错也难。”

比如李白的《行路难》末二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素多岐说。今人多注解为冲破艰难实现理想的壮志豪言,赵昌平却引《论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典故,兼以李白另一诗句“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作注,论证李白本意是期望建功立业后功成身退。联想李白安史之乱后的遭际,返观此诗,更使人感慨唏嘘。难怪注家评李白诗常“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

 

无新意不成文

“古代文学界做研究的很多,真正能读懂文本,感悟文学性的学者并不太多,而他特别重视对文学的感悟,反反复复强调文本的文学艺术性研究,以此形成研究个性。同时他还会做考证和注释,研究路数掌握得非常全面,思路开阔、左右逢源。”北大中文系教授葛晓音评价。

为赵昌平打下古诗文功底的,是一套《中华活叶文选》,推出这套文选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正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读初高中时,他就对这套书爱不释手,几乎篇篇都能背诵。就读北大,仍是每天清晨跑去图书馆背诵历代古诗文,积累三千多篇。他成绩很好,唐代文学课甚至获得班级唯一一个一百分。

“林庚先生教我们,特别欣赏他。我们同学毕业多年后,林先生只记得他一个人的名字。”葛晓音和赵昌平是同窗兼上海老乡,后来同为唐诗专家,“那时我们都是上课非常认真的好学生,经常在一起对笔记。”

“文革”后,赵昌平考取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先生的研究生,毕业答辩深得上海师范大学马茂元先生赏识,成为他的门生。这篇硕士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被公认为极具开拓性,揭示出诗史演变的脉络。

“前人没有提出过‘吴中诗派’,要深入到诗歌创作中去提炼发现。只有把大历年间所有人的诗歌一首一首读完,才能看出诗人之间的关系、诗风的相似性、诗派领袖人物的存在。这种做法是最难的,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谈起这篇论文,葛晓音至今深感佩服,“我们作为‘文革’后最早一批研究生,既要继承老一辈先生的专业知识,还要想办法在研究中有所开拓,这方面赵昌平是走在很前面的。”

80年代以来,赵昌平多篇论文在唐诗学界引发轰动。90年代,理论热、方法热盛行,他也写过《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这样的文章。学者蒋寅撰文回忆,曾问他此文为何与以往风格大异,赵昌平不无顽皮地笑道:“我就是要给那些人看看,这种东西算什么?我们不玩,不是玩不了。我这篇文章,就是玩一下给他们看看!”

“以昌平兄对唐诗史乃至文学史的认识,看当时那些宏观叙事或所谓新理论、新方法,不用说会觉得花哨而肤浅,鲜有理论和方法的效用……但平心而论,这仍是很有价值的一篇大文,对诗史的认知方式提出了透彻的见解,虽然在他本人只是随手戏仿之作。”蒋寅写道。

学界共识,赵昌平论文不多,但每一出手,必别开生面。1997年,赵昌平将14篇论文集结成一本《自选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收于“跨世纪学人文丛”。葛晓音如今一一翻看这些文章,仍然赞叹它们视角多样,有开拓性,其中《开元十五年前后——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一文,日本汉学权威、唐诗研究第一人松浦友久先生曾多次向她提起,给予高度评价。

“每临楮墨,必以敬忱;使无新意,断不成文。”赵昌平曾自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愧不能全面履行,然而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我庆幸自己没有成为跟风派。”

要知道,这些论文都是他白天在出版社忙完,回到家中“开夜车”的成果。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与赵昌平相识三十载,“他和夫人很恩爱,每天下班回家先陪她看电视,等她休息了,23点多开始看书写文章。一个晚上一包烟,两罐啤酒。”自1982年毕业分配进社,工作第5年,他已经在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上发文7篇,让许多学者自愧弗如。连司机都惊叹,“你们赵总都不睡觉的吗?”

蒋维崧回忆,80年代,普遍工资还很低,出版社里有些给编辑的“自留地”,例如标点四大名著,相对容易,也有稿酬,算是“福利”。赵昌平不乐意干,专心参与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的《唐才子传笺注》。蒋维崧后来也对年轻编辑举这个例子,“赵昌平的成功是多年学术积累,你想在学术上做点事情,就要拒绝做平庸的东西。”

 

瑞金二路272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古社人才济济,放眼望去皆是“学者型编辑”。有一批从1930年代过来的老文人,如金性尧、王勉、周劭、何满子等。还有一批50年代的大学生,以魏同贤、汪贤度、李国章为代表,正是年富力强。再往后就是19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赵昌平早早从中崭露头角。

现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1985年毕业进社,在校对科轮岗时便已听闻这位北大高材生的“传奇”,什么难稿交到赵昌平手里,都能审出不少错误。后来他亲手组建的编审室,有一支强大的编审把关队伍,在全国出版同行中“堪称一绝”。

一屋子烟味,桌上堆着书稿,夹满签条,几十年如一日。高克勤记得,有位知名教授的文章,赵昌平不太同意,审稿意见就写了十几页;某学者标点《周易》不知所云,他看了好几天,干脆“全部抹掉、重点”。袁啸波也讲,哪怕退休返聘做编审,一部地方文献催着发稿,他还是认认真真看了一年,“原稿问题很大,不搞好怎么能发呢?”又是十几页审稿意见,看不懂的推翻重点。

2005年,《中华文史论丛》改刊,在学界重振声誉。赵昌平“点将”蒋维崧为唯一专职编辑,让他放手去干。蒋维崧顶佩服赵昌平的学识,“我能看出论文好不好,但他知道怎么改能更好。”有一期编完,赵昌平看过目录,一位魏晋南北朝史“大家”的文章放在首位,他觉得有疑问、还可以探讨,把它移到后面。蒋维崧当年起草的《改刊与约稿启事》,赵昌平特别加了一句,“本刊谢绝商务广告与出资刊文,以严肃学术,崇高品格”。

90年代中期以来,受市场经济冲击,专业出版社竞争激烈,普遍经营艰难,“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体”更被同行自嘲为“苦联体”。曾有著名学府邀请赵昌平去做教授,赵昌平踌躇一番,婉言谢绝。那时,有的古籍出版社转做教辅,或开发历史教材,而赵昌平参与领导的上古社仍坚持以专业出版为中心,大、中、小型项目亮点不断,保持了稳定的图书质量。

“赵先生做5年、10年、20年出版规划,对长期项目稳定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张晓敏曾任上古社副总编,“当时出版界存在出书难问题,尤其社科读物比较冷门,社里怀疑会亏本,有一批学术著作面临退稿。他同意我们留下来,等条件合适,5年、10年再拿出来出版。”顾炎武的《肇域志》就是其中之一,从1982年立项、1996年初步点校整理完成,到2004年才告出版,三年后即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同一时期,中华书局亦面临经营波折,两家还因复刊“中华活叶文选”起过争执。几年后,在赵昌平亲自策划推动下,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文史中国”丛书。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还记得他当时的话,“古籍出版这么小的行业,中华上古要加强合作,只有两家形成合力,在出版市场化的时代,才有古籍出版的声音。”他有关“基本书”的一套出版理念,令徐俊受益良多。

在蒋维崧眼中,赵昌平不仅“紧紧抓住”上古“看家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不断物色好作者,在各类选题开拓上也极具眼光。据其回忆,上古社曾翻译出版日本京都学派著名学者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在合作洽谈中,谷川很欣赏赵昌平的学术水平,曾以内藤湖南的诗作相赠。由此书发轫,上古社策划了“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带动了社里做学术书的风气”。

高克勤也说,“他不是个迂腐的人,视野很开阔”,90年代末他就策划过一批女性作家写女性历史人物传记,丛书取名“花非花”,“寻找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契合点,一直是他的出版理念。”

“专家型出版人往往喜欢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他不是,特别鼓励年轻人开拓新领域。上古社从以古典文学为主的出版社,后来覆盖到传统文化各个门类,和他的编辑思想有很大关系。”张晓敏说。

 

遗恨《唐诗史》

学术研究逐渐搁置,有点空闲只能读读《全唐诗》,但赵昌平始终心甘情愿,为出版工作中一些不落名的“小文章”费神。由他策划的小型书“蓬莱阁丛书”、“书韵楼丛刊”,起名已是点睛之笔,出版说明和序言更令同事赞叹“如大厨烹小鲜”。张晓敏一直记得他的教诲,“编辑就是为人作嫁、甘于奉献,如果一本书上老出现编辑名字,或者编辑名字大过作者名字,就不是好编辑了。”

 

赵昌平与上古社前社长李国章讨论工作

 

“一是才华,二是奉献。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社里,厚道、公正,业务能力和人品俱佳,无人出其右。”蒋维崧感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几年前就向赵昌平邀约,要出版他的文集,“我跟他说也可以在自己社里出,但他觉得已经退下来了,不要使社领导为难,他很注意这个事。”

陈尚君将马茂元选注的《唐诗选》评介为当代最好的两种唐诗选本之一。令他特别感动的是,该书历时30年反复斟酌增订,定稿于马先生缠绵病榻之时,赵昌平亲承遗意,投入很大精力缀补完成遗著的写定,最后出版时不肯署名。“这本书可以视为两代唐诗学者的学术结晶,也可以见到老辈学统和道德的继承发扬。”

“在吟诵中体会唐诗内在的韵味和脉络、变化、气势、句法等,是赵昌平独到的地方,这种做法也是马茂元先生的传统,和80年代以前学者空泛地谈思想性、艺术性有很大不同。”陈尚君说。

事实上,一部《唐诗史》,也是马先生的遗愿。“寻求宏观和微观的汇通,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求更深层的内涵,一点点抽绎出诗歌史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是他的基本理念,也是他写唐诗史的方向。”葛晓音说,多年来,赵昌平与她研究理念都很一致,近年特别重视诗歌体式研究,“他打通了意势声象这四个古典文论概念,形成自己对唐诗的理论性认识。”

当年编选“新世纪古典文学经典读本”,赵昌平列出选目,约葛晓音写《杜甫诗选评》,自己写《李白诗选评》,成为半个世纪友谊的见证。他也曾跟她开玩笑,如果自己的唐诗史写不完,由她帮忙续写,她不肯答应,“虽然思路相近,我也写不出你心目中的唐诗史来。”

退休后赵昌平已在着手整理写作一部诗学理论的论文集,但“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找到他,他用了一年多时间撰写学术文本,只为把每个细节考据清楚,仍是忙到深更半夜。朋友劝他,没必要把时间花在非专业的事情上,但在他而言,“为中华文明探源”却是多年来的愿望,有重要意义。

“很多年,我一直在催促他把整个唐诗史写出来……可是他先在出版社当总编辑,被各种琐事纠缠,后来又当版协主席,为各种公务操劳,直到退休也没有拿出来,再后来他夫人包国芳先他去世,他更是无心于此,现在已经是广陵散,想来真是可惜。”学者葛兆光与赵昌平相识三十多年,噩耗传来,念及前些年去世的章培恒、朱维铮、陆谷孙诸先生,顿感“知交半零落”。

葛晓音则说,“不管怎样,他的唐诗研究仍会给其他学者很大启发,这些年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生几乎都要引用到他的论文。如果他不搞出版,在学术上肯定能做出更大成绩。但他在出版业的成就,惠及的是更多人,贡献比单纯做学者要高。”

 

学者型编辑的未来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与赵昌平共事过的编辑都对他感念至深。“他有宽阔的胸襟,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可能我们自己都没觉得做得有多好,他却一再鼓励。在我接触的领导中,他是对年轻人最偏爱的。”张晓敏感叹。社里有无数这样的佳话:他喜欢请青年编辑吃饭,为他们耐心指点修改稿件甚至重写;对于因待遇问题离开的编辑,他会感伤落泪;退休离社前,他的许多私人书籍留在办公室没搬,特别通知年轻人去挑选。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同为唐代文学著名学者、都是出版社总编,赵昌平的前辈傅璇琮先生曾引用杜甫的这句诗,喟叹“出版社工作的繁杂是学校和研究机构无法想象的”。而如今的出版环境,与他们扛鼎的八九十年代相比,繁忙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要用‘学者型’来要求所有编辑,条件已经不太存在了。”王立翔分析,赵昌平那一代“文革”前毕业生,进出版社前已经完成学术研究型人才的积累和转变,现在的教育体制和职业方式大为不同,而且出版业更强调图书的商品和市场属性,“编辑身兼数职,忙得不得了,书稿没到天天催稿,书稿没加工完就忙营销,以此往复,不断叠加,时间大量被事务性工作占用,很难像过去在安静纯粹的环境下努力提升书稿质量,更不用说自己的学术专攻。”

“以前是高校求出版社,老师没钱,多年积累的文章专著,希望有伯乐识马。现在国家钱多了,有意扶植学术,但项目制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学者乱申报,工作分发给博士生。虽然从培养人才角度是好的,但出现很多乱七八糟的稿子。前几年抓《中华大典历史典》,交上来发现都是学生标的,错得不堪卒读。”蒋维崧深有感慨,“作者有钱补贴出版,和出版社的关系都变成平等了,30万经费里拿四五万给你。很多编辑室的小编辑在跑,谁手上有钱,到我这出,拉赞助的项目,年底效益很高。赵总根本反对,认为这样下去创新管理、组织稿子选题的能力都会衰退。补贴书不能做太多,每年应该只允许一个编辑室有十分之一二,但是很难推,赵总也是无可奈何。”

“作者用补贴方式出版,成了出版社很重要的门类。稿件水平也在下降,我们80年代从事古籍整理的,都是非常有功力的学者,现在很多作者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王立翔亦有同感,“赵总也是非常辩证看待。古籍整理有高要求,不能一味看钱,超越出版社的底线。有些稿子,劝退、不接受就完了,有的有一定水平达到分量,但不够好,这就是编辑发挥作用的时候。”

徐俊也提到,每次与赵昌平见面,必谈古籍整理质量问题,“近几年古籍办加强了古籍补贴项目的质检工作,中华承担了大量任务,中华的书则交由上海方面检查。赵先生多次与我交换对某些书的意见想法,有些属于质检范围的具体问题,有些涉及如何更恰当地提升当下古籍整理水平,每每让我汗颜,令我警醒。”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赵昌平写过提案,特别呼吁高校评估重视古籍整理工作:

“古籍整理绝不是靠查查工具书或电脑就可解决问题的,一部优秀的整理著作,可以说抵得上数篇甚至十数篇论文。为此,对于从事古籍整理项目的高校教师、研究所研究员的学术评估,须打破逐年计功的评估方式,而改为时段约定,对于硕士、博士生的整理类毕业著作,可以考虑延长年限。

“由于国家支持的大型整理项目越来越多,而青年学者普遍反映自己分担的部分不被视作学术成果,甚至拿不到合理的下拨经费,这是大型整理项目质量上的最大隐患。建议对分担大型项目的整理者给予鼓励,充分保障他们的合理经费,计算他们的整理成果,使他们从‘打工者’成为负责任的学者。成名学者任主编者更应身为表率,大度有让,做一个古籍整理事业的伯乐。”

“赵昌平不需要溢美,他有自己的文章在,但我们有责任去追思。”先生追悼会前一天,已经退休的蒋维崧约我在社里见面,坐定,从纸袋中掏出三页手写稿纸,乃前晚费心思量的提纲。末了,他提出要抽支烟。

“赵总抽得比我还厉害,前几年他甲状腺结节出院来上班,去他办公室见他还在抽,我说趁机可以戒掉了,他笑说,那做人有什么意思呢。不知道这次怎么就……”起身开窗,楼外正是瓢泼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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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70期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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