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 | 社区“守门人 ”深圳罗湖社康:15分钟步行可达的全科照顾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邓郁 向思琦 何钻莹 杜莉华 顾杰 日期: 2018-05-30

罗湖医改团队致力于让社区居民能够在步行15分钟以内获得优良、有效的日常健康服务,把基层、社区做强,而一部分大医院能“门诊冷落”,发挥教学科研或者急重症救治的职能

在很多发达国家,优秀医生并不集中在大型医院,而是分散在社区医疗机构。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通的现象是,医学生毕业进入医院做住院医师培训,通过考试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后,一般继续留在医院工作若干年,待医术和声誉俱佳时,离开医院到社区自办诊所,开始独立或合伙执业,他们通常和医院保持着合作关系,或者在自家诊所和医院间多点执业。这样的医生在社区开诊所,自然会得到患者认可。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很自然地形成分级诊疗格局,社区居民看病,很自然地首选诊所而非医院。

而在中国,高水平医生积聚高级别医院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自然也就形成了基层医生水平低的社会信念,且日益根深蒂固并形成恶性循环,患者也越来越不信任社区医生。这是我们无法形成分级诊疗体系的根本原因。在“定岗定编定工资标准”和“收支两条线”的人事薪酬制度下,基层医生严重缺乏工作积极性……最终的解决之道,应该像律师行业一样,开放自由执业,建立一个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竞争充分的医生人力资源市场,形成规范透明的医生服务价格决定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

 

“你们知道全科医生这个行业吗?”知乎的这个提问里,有人回答:

全科医师=社区医院里只会开头孢和板蓝根的小医生=家里需要开处方药时要签个字的那个人=没技术没前途的进不了三甲的loser。

在今天的深圳,特别是罗湖、宝安等地,社康(深圳对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简称)里的全科医生会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

实行近三年的罗湖医改,让罗湖人民医院和下属的社康在医疗硬件、人力、转诊方面实现了自由流动,全科医生的信心、地位和收入都有显著上升。在这里采访的一周,罗湖中高层对医改的现状和前景还保持审慎,但在年轻一代社康主任和全科医生的身上,做事、创想、改变的激情呼之欲出。

 

“守门人”

深圳罗湖,北斗路。文华社康中心(以下简称“文华社康”)白底绿字的牌子,挂在一水儿门面最右侧。走进去,一楼是个通往小区的中庭廊道,社区医院要直接从门口楼梯上二楼,很容易被错过。

这里户籍人口2000,常住人口却有2.5万。因为接近文锦关口,属于商住两用区域,人口流动性大,很多中青年人在此从事进出口贸易、退税相关的业务,附近居民以30-40岁、带着孩子的住户为主,老人相对较少。

目前,文华社康拥有10名全科医生、12名护士,门诊量每个月6000人次,最多时能到8000。

 

2018年5月25日,深圳罗湖,文华社康中心的部分医生与护士合影      图/赵炎雄

 

傍晚8点15分,全科一诊室吴天龙医生的房间敞着门。从7点开始看起的第22位病人还坐在他对面。这个时间点,多半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就诊。不同于港大深圳医院门诊时的“绝对隐私”,时不时有病人直接拿着化验单,插到正在就诊的病人旁边叫吴天龙看结果;或者有不知该如何挂号的病人径直走过来问,“我这儿长了些泡,该怎么看啊?”

吴天龙皮肤黝黑,中等身材。下巴上的“福气痣”常常引起病人的好奇。但那些常来的,和他早就熟络了。“你女儿考得怎么样?”“不行啊……”“那谁谁读书成绩好,几个A啊。”这样的对话,夹杂在晚上他给一位邻里孩子看肠胃毛病的过程中。而对来治咳嗽的晓乐(化名),他也会打趣,“摸摸肚子,又长胖了吧?记住不要吃那么多肉了。还要记住少吃糖果、饼干、巧克力哦。”

 

2018年4月4日,深圳罗湖,文华社康中心的全科医生吴天龙看诊时,几名相熟的居民进其诊室聊天         图/赵炎雄

 

说话嗓门大,慢条斯理的言语节奏里带着掷地有声、不容分说的认真。在诊室,吴天龙看起来像个不失细腻的全科“鲁提辖”。脱了制服,他就如同一个开得起玩笑的邻家大叔。

几天前的中午,本刊记者跟着他还有文华社康主任陈晓敏,一同去看望家床(开设“家庭病床”的简称)病人,一路走过肉铺、水果摊和在树荫下纳凉的居民。隔着几米,就有人跟他开玩笑,“嗨,老吴,又下基层去?”看到拿着采访本的记者和摄影师,拿他开涮,“老吴,你这是要上头条了?”

“嗯哪,哈。记得来量血压哦。”吴天龙笑着接过话茬。

许燕燕认识吴天龙之前,也像很多深圳的殷实家庭一样,有问题宁愿去医疗资源更强、医生相对耐心的香港看病。

直到六七年前,两岁的大儿子老咳嗽,她去香港看私家医生看了三四回也不见好。孩子咳起来止不住,当妈的心里也发毛了。

“来社区里看吴医生,哟,第一感觉那么年轻,(我心里)不太踏实。”结果,吴天龙给简单开了点药,三天后咳嗽就止住了。

“他没有说,你去验个血吧。就摸了摸孩子,我摸他背都感觉到(咳起来的)震动。吴医生便去药房拿了点止咳化痰平喘的药,为了方便喂服,碾碎为粉末开给孩子吃。还说要从生活上解决,把毛绒玩具扔了,把床具拿开水烫过,除灰尘,窗帘也打扫。”

两年后,小儿子咳嗽,吴天龙又给她推荐药房里没有的“XX痰咳净”。许燕燕说,药很难找,还是去到关外的小乡村药店买的。“一小瓶,才六克。问他为什么医院不进这个药?便宜没利润啊。”

那时候还未推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但许燕燕不管是在深港两地,还是带孩子出去旅行,一有不舒服,都会给吴天龙打电话。“他就在电话那头详细询问孩子的症状,我们家里这几个人他也知道怎么回事,身高体重都记得很清楚。”

充当了社区里的“守门人”,自家这一摊儿就很难兼顾。我们交谈的这一个多小时里,吴天龙上小学的女儿不时过来找爸爸借个U盘做作业,或者问爸爸何时下班。而他手机上的微信群里,隔几秒就蹦出这样的信息:

吴医生,预防针要不要去打?还是要缓几天?

吴医生,两岁多宝宝是不是要打手足口病的针啊?

吴医生,我这个文身的地方这几天好痒,要擦什么药?

吴医生,能不能帮我看看这个报告?

吴医生,你明天上什么班?

……

为了方便和病人的联系,吴天龙于2016年10月建了一个微信群,专门在下班后给社区病人的咨询答疑。很快,上限500人的微信群爆满,上个月他又开了一个咨询群。另一个200人的预约优先就诊群,由团队里的家庭医生助理管理。下了班信息不断,家人难免有微词。吴天龙给自己订的规矩是:每天群消息回复截至晚上11点。

在陈晓敏看来,入职时学历不高的吴医生,却是文华社康把全科和家庭医生精神理解和执行得最到位的一个。“不过每天十多个小时在线,这样的微信群也确实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我们也在考虑能否用一些科技手段,或者找公司外包助理来做信息整合,为我们的全科医生分忧。”

 

“侦探”

分级诊疗不是要建大医院,而是要强社区。

——罗湖医院集团院长 孙喜琢

 

毕业于武汉大学临床医学系、在深圳东门社康工作的张潇潇,眉眼弯弯,说话柔和又爽脆,同样有一张给人信赖感的亲切脸。在她看来,全科医生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方式,和专科完全不同。

“你不要打乱患者,得发散思维,让他去想,把问题全都提出来。再具体梳理,封闭地提问。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侦探。而且是全面的侦探。”

前段时间,一个男孩说自己肚子痛得频繁。来找她看。“遇到专科医生,多半朝胃疼考虑。可能会做胃镜,查查螺旋杆菌?”

她问男孩疼的规律。原来是每天早上疼。中午和晚上不疼。周六和周日不疼。

经过不断的引导她才发现,原来因为刚刚上初中,男孩上学的距离变了。从家到学校需要15分钟。吃了早餐来不及赶路,总是急匆匆地走到学校。“肚子痛是短暂性的痉挛,很快消失。休息了一节课,很快就缓解。”

通过蛛丝马迹来巩固经验与判断,同时也不能忽视“面具问题”。

“假设有一个人,他是因为反复的尿频尿痛、尿不净来看病的,有可能是普通的泌尿系感染,对吧?不可以忽视的问题是,有没有泌尿系的肿瘤?有没有泌尿系的结石问题?最有可能出现的危险问题是什么呢?肾炎要不要排除?要排除一下。那么面具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可能是抑郁?是不是有可能是老年性的阴道炎?或者一些其他的疾病掩盖掉了这个问题?很可能这个问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这叫面具问题。”

和全科医生、签约家庭医生熟悉之后,有的病人会无意地、不设防地泄露他们的内心故事和那些潜藏的隐忧。

不久前,张潇潇的一位同事L接待了一位代替奶奶来社区开药的男青年小A。

开完药,小A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在诊室里向全科大夫说出内心的秘密。

“原来他是个男同性恋,他的同伴最近查出HIV呈阳性,在服用阻断的药物。他自己也做了检测,是阴性。但他得知同伴的事之后,焦虑、烦躁,人际关系很敏感。”从L手上接诊了小A的心理科医生T表示。“如果全科医生和他的关系不太密切,他不会把这么隐私的事情说出来。”

在罗湖,有专门为企业(例如银行)打造的小型社康,也有根据社康里的某类人群专门“定制”的检查和服务。

看完家床的老人回来,周边小区的一位保安冲着陈晓敏喊了声,“我这血压最近又有点高嘞,减得不好。”

“哪天再过来量一量,药有没有坚持吃?”陈晓敏简单回了一句,接着告诉我们,有一年,小区一位物业管理人员夜里急性心梗猝死,“他每天喝两三斤酒,抽很多烟。”这起猝死事件给周边的保安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对同龄的吴天龙也造成一些影响。

隔了不多久,又有一位年纪不算太大的老人家下着象棋,忽然人就不行了。其他保安一时人心惶惶。

文华社康于是针对这个人群“生活作息不规律、抽烟熬夜多、易暴躁易怒”的特点,给签约的保安筛查血压、血糖、血脂、肝功能、肾功能。“花费不多。但找出了很多有问题的人。季节交换的流感接种,也跟下去。队长一叫,他们非常配合,就来了。距离就是这样一点点拉近。”

 

罗湖医改,有力与不逮

“获得感”这个词在深圳全科医学界里被多次提到,既可用来形容病人在求医问诊当中的积极感受,也可用于医生在工作中的体会。

三年前,陈晓敏并未从工作里领会到多少“获得感”和甜头。

深圳的社康实行“院办院管”,即由上级的医院统管。当时他在另一家社康工作,一切以不捅娄子为前提,管理社康如同任务。“虽然有大医院在后头,但社康不盈利,‘不听话’、业务不好的都发到这里。像垃圾收集场,不受重视。病人支付方式也是按项目走,纯亏本,没法竞争。”他看到职业的天花板。

新医改是个显著的分水岭。

无论是二三级医院,还是社康,深圳的医疗资源都难以和省会广州,更无法和北京上海相比。病人大比例流向广州、香港甚至东南亚地区。深圳被外界戏称为“医疗沙漠”。

2015年,深圳以罗湖区为试点,启动以行政区为单元的医疗机构集团化改革,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以基层为重点”、“以健康为中心”转变。集团整合了区属五家医院和23家社康中心,他们只有一个法人——罗湖医院集团院长孙喜琢。

孙喜琢曾在大连市中心医院当了12年院长,眼看医院规模翻了三倍,患者依然住在走廊。“医院建得越多,看病越难越贵。”从东北来到罗湖,他和医改团队致力于让社区居民能够在步行15分钟以内获得优良、有效的日常健康服务,医院注重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让居民少生病、少住院、少负担、看好病”。

“罗湖改革是集体智慧,也是众多偶然下的必然,这不是客套。”孙喜琢说,中国北方很多城市步行15分钟便有三甲(医院),深圳不然。“如果说三甲医院林立,再去从老虎口里夺,你夺不过来。 ”

罗湖新政迭出,每一项既有新鲜点,也像芒刺在背,或无法周全。

二十多家医院和社康合并之后只有一个集团法人,这意味着其中一些医院自主权的丧失。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社康主任尹朝霞         图/赵炎雄

 

此外,成为利益共同体之后,原本医疗实力不一致的医院,现在利益分配的标准是一致的。“弱的医院并到强的医院去愿意,相反不愿意。” 深圳市卫计委医改办处长李创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罗湖医院集团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靠罗湖区政府去协调。

强基层,势必要实现优质资源“下沉”(共享)和患者的自由转诊。

罗湖医院集团社管中心全科医学部主任黄永平介绍,集团鼓励二三级医院专科医生到社康坐诊。其到岗情况和服务态度会受监督,而享受的激励,是坐诊日给予300元/半天或500元/全天加上诊金的50%。

 

深圳市罗湖人民医院,相关科室医生、全科医生和规培生共同进行一次教学查房       图/赵炎雄

 

有参与医改的社康主管告诉记者,也有一些非医联体的大医院专科大夫来坐诊。但能明显看到他们不积极,“有的人可能就来点个卯,然后人都找不见了。毕竟还是有些专科医生意识不到社康全科的意义,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而有些社康全科医生和护士也难免担心,“下来”的专科大夫,会不会抢走了社康的门诊流量呢?“你看,改革后,绑到一起的小团体,也有可能在暗里形成新的竞争。这里头很微妙。”陈晓敏直言。

在东门社康采访那天,原本我们都待在二楼全科诊区。突然有护士报告,楼下刚接诊了一名生鲜店的年轻男患者张明(化名),因切肉手指被切断,情况紧急。有外科经验的全科医生方卿飞奔下楼,为患者做了清创处理。接着告知他的家人,必须尽快转诊到上一级的罗湖人民医院做手术。他在电脑上录入患者伤情后,迅即进入集团网络的“转诊通道”。

“罗湖人民医院骨科住院部立刻就能在电脑住院系统和‘健康罗湖’上看到患者的情况,并安排病床。到了罗湖人民医院,这个患者不用挂号,可以直接安排住院手术治疗。”方卿告诉我们。

“健康罗湖”是罗湖自主开发、每个医生都在使用的APP。实现了在线预约、诊费支付、签约医生互动咨询、健康管理等功能,所有集团内医院信息联网。医生可以对病患进行分级管理,就像定期查房一样,随时了解居民的健康信息,对一些疾病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从而在根本上降低居民的患病率。而一旦二三级医院和社康需要上下转诊,病人的所有数据信息也能迅速调出、共享。

几天之后,从罗湖医院出来的张明没有挂号,直接就来东门方卿这边换药了。“我们还有微信群转诊。上下级医院转诊之后,都不用排队,相当于预约病人,优先就诊。转到门诊不需要审核,住院病人转诊,则有专门的医生来审核把控。”方卿说,住院病人出院之后,直接转到社康,这样对病人的全程治疗有及时、全面的照顾。

孙喜琢记得,在东北,每年11、12月,从医保结算角度出发,大医院大肆收治有消费能力的轻病人。这是各大医院眼中的“香饽饽”:病情不重,不会占用医生太多精力,又能带来回报。

于是很多不该住院治疗的病人占了病床,“医保额度越超,重病的越住不上院。接着又盖大医院。医保更加入不敷出,财政拿不出钱补充亏空……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中国的医院、病床数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依然解决不了人们的看病难。到底我们该以治病为核心,还是以保健康为主?”

这引出了罗湖医改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医保基金“总额管理,结余留用”。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机构,医保局以上一年和罗湖医院集团签约的参保人数为支付单位,按照人头支付。所有和集团签约的参保人的医保费用是一个基数。此外再加上一定的深圳年度人均医保上涨率。两笔钱加总,整体预付给罗湖医院集团,也叫作打包付费。年终结算,亏损了由集团自行承担,若有盈余,则全部归集团。

换句话说,按照这种结算方式,从头至尾医保局只支付给罗湖医院集团一笔钱。罗湖医院集团如果想要实现利益最大化,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集团要保证和它签约的参保居民的健康,让居民们少生病,少在医院花钱;另外,要通过做好社康医院的服务来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和集团签约。

听上去理想很丰满,但东门社康主任尹朝霞并不太乐观。“社区首诊做不到的话,病人他还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看病;即便在罗湖,老百姓对社区的技术水平也还存疑,和全国其他地方差不太多。全科医生的‘守门人’角色难以体现。”

而全科医学和医保制度在西方的普及,在陈晓敏看来,正是拜社会日趋老龄化所赐。老年人患病、用药开支很大,从国家层面必然要利用医保的杠杆来控制医保支出,这就需要负责任的全科医生在看诊时把控。“但像深圳这么年轻的城市,得病的基数不多,它(地方政府、各区)没有动力来做这个改革。”

陈晓敏的上级现在希望,基层不要用医保来限制签约者的自由。“但从任何国家来看,没有医保介入,家庭医生签约是没有意义的。家庭医生做到最后就是对居民健康问题和医疗费用的把控。只有首诊在基层才能做到如此。单靠全科医生,是很苍白的。”他苦笑着举例。“我(患者)一个月交100块的保费,那我咳嗽,当然愿意让我去照个CT啦,这样才不吃亏。从全科医生的角度,并不一定建议他做CT,甚至有时查血都不必。但病人他宁愿花100块钱去查出1%的问题,反正你有得报。而从医保局的角度,你只有1%甚至0.1%的问题,花那么多钱不值得……”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医学院博士李新农在给中国医生培训和演讲时讲过同样的观点:

在美国,医、药是分开的,你的医生和检验室、放射科都是分开的,你开的单子不会有一分钱的收入,如果他们的推销给你回扣的话,那是违法的。你要是被发现有回扣被查到的话,那你的执照就会被吊销。我们理事会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个通讯,通讯里常常会有一系列的哪个因为什么原因执照被吊销。

 

深圳罗湖,主任陈章查看正在装修的桂园社康中心        图/赵炎雄

 

同样的,医疗保险的制度也会制约病人的就医行为。病人都想要好药,要最新的药,但要知道根据循证医疗来说,并不是最新的药效果最好。比如病人来了以后,他说我要这个最新的药,我要做这个检查,这个医生要是给他做了,他就觉得这个医生行。这个制度会对这种现象有所制约:你要用最新的药,你付的钱就会很多,旧的药你付的钱就少一点。

在国内其他地区,医联体和“医保结余”的模式远未推广开来。即便是上海这样社区医疗相对成熟、医改也走在前面的城市,中山医院全科主任潘志刚也认为“无解”:“本身这个(医疗)体系就是一个筛子,无人可守的状态:社区诊所是孤立的,医院也是孤立的,互相之间不联系,各自核算。你再评价这个那个的,医保也不进来参与。因为你的效率我没法评估,医保当然也不敢冒这个险,所以这是政策之间互相卡住了,绞住了,互相对立了。”

今年初,东莞某社康主任刘伟强和柳州某社康主任艳子来罗湖接受了全科高级研修培训。“莫塔诊断模型”、“苏格拉底10步问诊技巧”、“管理/治疗10步”这些洋教授传授的绝招,他们看得新鲜,听得过瘾。可两人同感、兴奋之余,回去之后能实施其中的两三步便不错了。

对这样的反馈,陈章既理解又给出寄语:“在短期内,你可能一天看300个(病人)真的会变成200,但是你这200个人的就诊质量是300个没法比的。”

 

“不能等”

柳州的艳子还担心,进修和改革渐起后,在此前长期疲软的状态下,社康医生是否具备相应的“胜任力”。

改革制度或有超前,执行者不可能只是观望和等待。

陈章和陈晓敏三年前同在澳洲蒙纳士大学进修全科,曾经的规培生、受训人,如今成长为罗湖不同社康的领导者、改革中坚力量。一般人眼中“工作烦琐、没有成就和发挥”的社康中心,在这群有海外视野、思维活跃的年轻医者眼中,有无限的开拓可能。

他们时常会就一些行业趋势和业务聊天,最开始谈的,无非是各自在社康的职业环境,能干什么?渐渐地,关注的焦点转到怎么完成政府的任务。当接受的理论越来越多,探讨集中在:社康怎么运营?全科医学门诊怎么和专科不一样?怎么带教一些年轻的医生成长?

“层次比以前高多了。”

第二次见陈晓敏是早上8点,他正在给文华社康的规培生赵娟讲解业务常识与自己开会所得,例如如何准确书写SOAP(社区医疗病历),如何面对医疗纠纷。

“碰到病人拍桌子,怎么办?”这又是中国医生在医学院没学到却容易碰到的局面:习惯性地为自己辩解,没有同理心,最后病人对道歉不满意。

承认医生也会犯错,这仅仅是第一步。如何防范错误再次发生?如何改进?这是需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全科医生和社区居民共同关注的。

陈晓敏把在澳洲所学的“道歉四要素”流程讲给赵娟听:

1.清醒认识。先承认这个事情有错,给对方发泄的机会,不要列举太多“但是、如果”。

2.我会表态,找到原因。说明我是负责任的人。

3.给他解决方案。流程,或者哪个方面的问题。

4.反馈措施。

赵娟边听边做笔记。这个白净瘦高的姑娘原本在海南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当住院医师,产科成天要干夜班,即便婴儿的啼哭带给她“新生命的兴奋”,过于繁重的工作还是让她心情压抑。一年下来有了职业倦怠。陪着同学来深圳,无意间考了深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统考,居然就来到了罗湖。

她把这称为一个“美丽的意外”。

和她一道参加规培的学生,好多都懵懵懂懂。“来全科,因为(深圳和罗湖)这个科招的人多啊。而且我们每个月能发几千的补助。但好多人并不了解全科是什么。”

这些陈晓敏何尝看不出来?当年他规培结束,第一天坐在门诊完全是傻的。“连针都不知道怎么开,开药会不会医保违规?都不知道。”他不希望自己的学生继续走弯路。

“你们要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将来你做一家社康(领导),也要有管理意识、协调能力。”他讲给赵娟听——尽管后者还没明白,“做社康”与刚刚入行的自己,有什么关系。

陈晓敏常常思考,在社康需要控制居民诊疗开支的前提下,如何去获取更多的收益?

“说到签约家庭医生,其实很难去向居民解释,这个签约协议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很多居民都以为,家庭医生是随叫随到、上门服务的私人医生。不是的。最直接的签约效应,就是你有了一个固定、可靠的全科医生。”

 

文华社康中心主任陈晓敏        图/赵炎雄

 

好的全科医生、签约的家庭医生,像吴天龙这样,渐渐积累起一批稳定的病人。同时他也逐步认识很多优质的专科医生。他在两条线上都有人脉,这成为了他重要的资源。

“你扎扎实实,找到你的粉丝,非常珍惜他们,维护关系。真正地做到‘机会性预防’。那遇到合适的时机,这个人总会来。”

陈晓敏举了产后康复的例子。女性正常生产后,有一定比例容易发生盆底肌功能障碍,有些甚至10年后才体现(尿失禁)。文华社康的家庭医生团队上门给产妇访视时,会带着盆底康复的图示,教产妇做凯格尔运动,帮助增强盆底肌肉张力。

“只要认真做,凯格尔是不用花钱的。在此之外,全科医生和护士可以给产妇建议:有没有不适?需不需要找妇科医生咨询?要不要做B超筛查?这些服务项目,都来自最新的医学指南,你找到证据,便有底气。她选择不选择是她的事。医生有责任,把最新的证据、科学上的知识传递给居民。”

他觉得目前最棘手的,是全科医学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学科和评价体系。也还有一些繁冗的公共卫生和业务交叉点,影响到基层全科医生的工作。“比如很多全民健康教育,类似教小朋友洗手这种,可以由CDC(疾控中心)来做,我们主抓慢性病、基本公卫工作。”

“我并不觉得我们可以称之为罗湖模式。只是改革的一种。”几乎接受每一家媒体采访时,孙喜琢都会强调。在与深圳卫计委李创和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薇的三人对谈中,他提到,希望将来有更多健康保险的险种设计出来,能把基层、社区做强,一部分大医院真正地能够门诊冷落,发挥教学科研或者急重症救治的职能,“这样我们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就非常理想”。

(梁婷、小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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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70期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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