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 姚任祥 在传统中寻找温柔之力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日期: 2018-05-16

这个是我很不服气的事情,这也是我做 《传家》 的目的,所以我才会花那么大力气,拍了10万张照片来捕捉我们生活中的精致视觉

“北京空气干燥,您需不需要喝点水?”轻柔的台湾口音,善意并且体贴,姚任祥这样的人似乎是无法对人生气的。

前一天乘飞机时,邻座把水泼在了姚任祥身上,丢下一句“哦,对不起”。任祥默默地擦了擦自己的衣服。到机场,正好遇上接机的粉丝潮。“你就看到接机的小姐有多兴奋,她很兴奋地和我念叨,她们是买票挤进去要看歌星。”最后,姚任祥发现,原来这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歌星,正是飞机上戴帽子口罩的邻座。

“可能每个年代的明星都不一样,我的感觉是现在这种明星是酝酿出来的产物,他当然是适合这个时代的。”

16岁时,任祥出了两张民歌唱片,唱《十七寻梦》,也唱《钗头凤》。“那时我们脸上不施脂粉,朴朴素素地唱,没有认为自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红星……民歌运动中的音乐,是一种非常平等的表达。”

姚任祥记忆中的上世纪70年代,“几乎是美国流行什么,台湾地区就流行什么”,而台湾新一代渴望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在陶晓清主持的一场演唱会中,歌手李双泽举着可口可乐往台上一站,“我在美国听这些歌,喝可口可乐,现在回台湾怎么听到的是一样的歌,大家一样喝着可口可乐?”会场一片沉寂,台下的任祥也觉得尴尬。这件事后来被媒体称为“淡江可口可乐事件”。

“那个风潮之后,大家开始反思: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台湾现代民歌运动应运而生,出现了李双泽、胡德夫、杨祖珺等一批音乐人。文学方面也出现了现代诗论战与乡土文学论战。“民歌运动给当时台湾这批年轻人带来的影响是肯定自己,是文化的肯定。”她说。

任祥在乐坛浅尝辄止,与父母的建议有关。任祥的父亲是台湾前财“政厅厅”长任显群,曾在台湾推动统一发票,被誉为台湾统一发票之父。母亲是梅兰芳弟子、一代京剧名伶顾正秋。父母的结合一度轰动台湾政坛,而任显群1955年以“匪谍罪”入狱,顾正秋只好急流勇退,离开舞台。

上小学之前,任祥随父母住在金山农场。农场位于台北城外的大山里,只有他们家一栋房子和一个谷仓。喝的是山水,需要用明矾沉淀去杂质。每天凌晨4点,任祥就被抱上吉普车了,颠去台北上幼稚园,山里湿冷的感觉直到今天她还记忆犹新。对父母而言,这种生活当然艰苦,但有一种大都市不可能得到的平和,“他们讲话都很小声,都很温柔,后来我们一家人都是这样子。”

“舞台工作者对艺术呈现的要求极高,看待自己孩子时也是不能出错的。”任祥自小家教极严,从大的礼数到种种生活细节。印象中那时母亲衣着朴素,脸始终很美。直到在小学一场募捐演出中见到母亲粉墨登场,任祥才真正感受到母亲的名伶气韵。“家母一代巨星可以放下身段,完全不管世俗和家人本来可以好好地过日子。无论什么时代什么角色,我觉得这是最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勇气。”

作家白先勇曾表示,姚任祥对传统文化的那份敏感,很大程度来自她的家学渊源。如今,年过五十的姚任祥早已有了自己的美满家庭,丈夫是国际知名建筑师姚仁喜,家中三个孩子。经历了台湾现代民歌复兴后,姚任祥最终选择成为一名珠宝设计师,现在建筑设计事务所任职。主持人、作家陈文茜不吝对她的夸赞,“任祥是我们小圈子里公认的才女!”

早年在唐人街受到过强烈冲击,加上指导孩子的实际需要,姚任祥拿出五年时间,汇编了一套中国民间百科全书《传家》,以时为序呈现生活中的中国之美。龙应台在文章中说到这套书的两个实相:表面一层是衣食住行育乐、春夏秋冬五行,里头一层是生活态度和文化承载,是时代最深刻鲜活、最摸得着闻得到的声音、气息和面貌。售书所得,姚任祥不扣除成本,全数捐给圣严法师的法鼓大学。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母跟我有很多对话,很多交流,他们对我影响很大。”狱中的两年零9个月里,任显群编了一套字典,一套唯独缺了“难”字的字典。在条件艰苦的金山农场,父亲常常逗孩子,“因为你们的妈妈是白蛇,所以我们住在金山啊。” 姚任祥记忆中的父亲始终宽厚幽默。

2012年,台湾“解严”25周年纪念日,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为背负匪谍罪名的任显群平反,并向其家人致歉,这时任显群已经去世。这件事给了姚任祥很大的冲击,她觉得年轻人应该去访问自己的祖父母,“不然你叫这些孩子如何理解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过来路?”

“我们的父母身上都是伤痕,我们这一代也是有伤痕的。任何一个族群都有它的历史伤痕,应该认清并勇敢面对。” 姚任祥说。

 

民歌像《诗经》,抒发大家内心的共同感受

人物周刊:当我们谈论台湾文化,有时会提到台湾现代民歌运动,你置身其中,你认为民歌运动给当时的台湾和这批年轻人带来了什么改变?

姚任祥: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有声音要发出来。歌唱,尤其是汉语歌曲这种字词之间的表达很能够抒发内心。民歌运动给当时台湾这批年轻人带来的影响是肯定自己,这之前年轻歌手都是在翻唱外国歌曲。对自己的音乐有一种肯定,一种文化上的肯定,这个我觉得是绝对有的。

你现在看周杰伦的表演,周杰伦写歌、方文山作词,是属于他们的,演出时周杰伦是明星在演唱,然后你很喜欢那首歌。你跟那首歌之间有三次跳跃。我觉得民歌中,听众就是那个演唱者,他在唱就是你在唱。民歌的词好像就是大家的,像《诗经》一样,抒发了大家内心的共同感受、那个时代的一种共同的情怀,当时我们是很需要这种民歌的。

那时我们脸上不施脂粉,朴朴素素地唱,没有认为自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红星。民歌运动中的音乐,是一种非常平等的表达。我觉得现在都是搞明星秀,“怎么做个明星”的节目越来越多,创造的都是更突出的“个人的表达”。

人物周刊:更突出的“个人的表达”,比如昨天机场的粉丝接机?

姚任祥:对呀,你就看到接机的小姐有多兴奋,很兴奋地跟我念叨。她就说不得了啊,这些粉丝都是买票挤进去要看这些明星,机场挤得水泄不通,要开辟出一条小小的路让这些人出来。其实昨天那位明星在飞机上就坐在我旁边,戴一顶鸭舌帽,戴一个那么大的口罩。

 

六年前,《传家: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大陆版由读库推出,迄今已销售二十多万套

 

我心里的感觉就是,现在这种明星是酝酿出来的产物,他当然是适合这个时代的。可是我们那个时代是最适合民歌的,人人平等,人人可以唱,人人都是它的作者,我们唱的是一些早期的诗词,和现在这种巨星这种媒体热捧,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传家》:扭转“唐人街”的中国印象

人物周刊:提起《传家》,你总是会说到唐人街对你的冲击。

姚任祥:唐人街是在一个完全西方的社会里做上牌楼、放上灯笼,整个建筑并不是中式,但中国字写得又大又亮,色彩鲜明,把它说成中式牌楼。造楼师傅的手艺一定是比较粗糙的,感觉比布景还糟,渐渐也需要贩卖特色东西来吸引观光客,他们的伎俩当然就是出售一些廉价、次级的东西。从建筑、布景、灯光各方面来讲……我就感觉到把最不好的一面呈现出去了。

早年在美国很多城市见到唐人街时,我年纪还小,从一种当地环境突然走进一个自以为是中国的唐人街。给我的主要冲击还有脏乱,我那时候还说将来我有钱一定要组织一个团队来唐人街,把所有厕所好好地重新装修一次,因为难看到了极点。唐人街的卫生条件也足以令人诟病。

人物周刊:之前你提到中国缺少生活的精致面,国外对中国的印象一方面是博物馆里典雅华贵的古典东方,另一方面是非常热闹又很脏乱的唐人街。

姚任祥:对。我想如果讲到日本,我们会有一个榻榻米的印象,讲到法国,你可能就看到了红酒、玫瑰,这些国家的元素可以比较生活化地呈现,可是我们能够呈现出来的就是脸谱、京剧,不然就是故宫,拿不出我们生活的精致面去跟人家分享,即便有也是过节时的吵吵闹闹,比如端午节的龙,可是一般人家里没放龙啊。这个是我很不服气的事情,这也是我做《传家》的目的,所以我才会花那么大力气,拍了10万张照片来捕捉我们生活中的精致视觉。

人物周刊:这一份精致体现在哪些层面呢?现在想想,好像确实没有一个可以马上视觉化的中国生活印象。

姚任祥:有的就是茶具,然后是木雕。我们的食物体系这么广泛,却一直没好好去想怎么陈列它,比如盛放汤面的碗和盛放干面的碗应该怎么来讲究,毛巾应该怎么摆放,我觉得餐桌上的这种细致是可以加强的。

很多年轻读者来和我交流,我也很愿意鼓励他们。他们被西方生活方式占据了,了解自己的这些文化之后,他们也能够驾轻就熟地变成一个拥有一点点文化体系的人。也不能怪他们,我们是真的不讲究。当我们把自己文化里的好拿出来,把西方的好加进来,就可以变成一个更适用于我们、更日常合理的东西,不至于说我们传统的生活里好的高级的就是以前皇帝、慈禧用的,那当然高不可攀了。

 

美国有一点“所有女人都想争取做男人”的感觉

人物周刊:你说过“见报要冠以夫姓”,比起社会身份,家庭身份对你来说意义更大吗?

姚任祥:是。我写完《传家》,发现“糟糕,有名了人家要访问”。我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我家里还是先生更重要。采访时名字前要加上夫姓才保护得了我。我是一直要冠夫姓来说我是一个有先生的女人,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好自然,可是对有些人会睁大眼睛觉得我疯了。而且在台湾,身份证有一度是女性结婚就要冠夫姓的,其实美国也是婚后要冠夫姓的,我们是后来才不冠夫姓的。我就觉得冠夫姓很好,有什么事情有他顶着。

人物周刊:之前看到你跟女儿说,女孩子的才干还是要收起来,这好像是一种很传统的观念。

姚任祥:对,这个我到现在还是大力宣扬。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收敛一下自己的锋芒。你在一个家庭体系之下,要做出以先生为主或者以太太为主的规划,如果是先生为主,就算是你的意识造成了他的决定,也应该把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他。

可能接触的不够多,但有限的经验让我感觉到,美国就是有一点点“所有女人都想争取做男人”的感觉,可是好像欧洲不会有这种现象,欧洲的女人非常女性化,她们就算在外面买菜或者骑个脚踏车,我都能感觉到她们女性身段内的温柔。我看我女儿在美国辛苦打拼,高效率,很强很果断,打字像打机关枪,说话连珠炮,思维很有逻辑性,快速并且清晰,而她的上司实在是没有她能干,她很可能就要超过他。美国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女性不服输的思维,她们奋斗得很辛苦,但我并没有觉得两百年来她们有什么特别的建树,一样的还是隐藏着男女的不平等问题,同时又造成了很高的离婚率。

 

《传家》配图,秋景     图/刘振祥   资料提供/姚任祥

 

我也讲实在话,现在一个女人要比一个男人强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不必把它展露出来。女性要工作,要生儿育女,两件事情一冲突起来就蛮尴尬的。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事情是有分工的,就是男生做男生的事,女生做女生的事,小孩做小孩的事,军人做军人的事,护士做护士的事,每个人各司其职。你现在把所有的女人做成男人,那男人到哪儿去呢?从整体来看,我一直不欣赏一个过分强调女权的社会结构。

人物周刊:可能正因为社会中太多性别歧视,所以才出现那么多的对于性别权利平等的呼吁。

姚任祥:是,我想是,这些东西在立法上大家也都在考虑。以前女子无才便是德,我们不能用那时候的框架来框现在,所以女性要谋取一定程度的平等。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但我是真心建议一个家庭要先弄清楚到底谁是主事的人。

这是一个现代现象,因为夫妻双方都有了这个能力和选择权,要认清这个事实就要有所取舍。我鼓励要结婚的孩子们认清自己,对于未来的家庭分工要分析讨论,要清楚自己即将扮演的角色和即将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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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37期 总第578期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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