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 | 王钢 灾难面前,救己方能救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邱苑婷 实习记者 李艾霖 日期: 2018-04-26

如今,再紧急的任务临时扔到王钢面前,他都可以在几秒钟内迅速调出脑中的资源,像相声报菜名一样几乎不打顿地说出一串需要配备的物资。

辽宁省人民医院门口的停车坪马上要改成停机坪了。提起这件事时,副院长王钢的语气里掩不住兴奋。到时候,从医院正门进来的人们,第一眼看到的会是一架直升机——如果它没有恰好被开走的话——估计对大部分普通百姓来说,这都是只在电视上出现过的运输工具,也是目前整个辽宁省公立医院唯一的一架。

对主管急诊科的王钢来说,这直升机意味着救援速度——绕过交通阻塞区抢救生命的速度,应对紧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速度。自1996年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急诊医学专业学成归来后,王钢从骨科转到急诊科,一干就是22年,他太知道“时机”在急诊与灾难医学中的意义,而所有时机都来自于充足的准备和预防。面对“救援直升机会否利用率太低、造成资源闲置浪费”的质疑时,王钢毫无迟疑,立马正襟危坐一副迎战的样子,很有大将风范地摆动了一下手臂:“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救援的理念需要改变。这是我在国家卫生部和专家会上经常说的一句话,现在逐渐采纳我们的意见,确实也是因为通过血的教训发现了,与其在救援的时候投入重兵,不如重在预防。”

在自然灾难与公共卫生事件里,那些“血的教训”一次次积累。在王钢印象里,2008年是整个国家紧急救援体系的转折点。汶川地震,南方冰冻灾害,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袭来,有温情互助,但也有各种问题被曝光,同时国外有经验的救援队伍出现在人们视野里。这之后,国家真正从政府层面开始重视突发公共事件和灾难救援,国务院下发相关通知,由卫生部启动医学救援,动员找灾难医学方面的专家。一查档案,还真有,2006年在WHO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灾难救援培训的名单上,王钢的名字赫然在列。

王钢就这样被确定为辽宁省灾难医学与紧急救援的牵头人。2012年,国家卫生部、发改委等全方位投资,在各省分片区建立救援队。当然,救援队早已有之,这次的目标是国家级的卫生医学救援精英部队:“有时候一个战争的关键,可能就是一个精锐部队解决的,要装备好,训练有素。”在辽宁省,组建精英救援队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王钢身上。

 

“我感觉自己像《亮剑》里的李云龙”

当时的王钢在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医大一院)急诊科担任主任,救援精英部队的组建任务也扎根在了医大一院。尽管现在王钢已是辽宁省人民医院的副院长,但医大一院救援队的成员见面时还是叫他“王队长”——当初离开医大一院之前,他特意嘱咐:“谁也不许叫我院长,我到别的院当院长,但我在医大一院永远是主任和队长。后来(他们)见到我面,‘王队长你回来了!’”

“哎呀就是特别亲切,我那种感觉,我组建的队伍,那种魂啊,我已经注入进去了。我非常自豪,感觉自己像李云龙(电视剧《亮剑》主人公)。”

王钢的确为这个队伍灌注了真心。救援队的车辆和设备有个别名,叫方舱医院——顾名思义,它是可以移动的舱室,由正规汽车改装成医疗集合体,车开进救援现场后,展开便可以是手术室、门诊、病人处置区。转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后,王钢接手了省内第二支专门应对大型灾难的国家级救援队组建,这次,救援队不再是方舱,而是帐篷医院,专业名为移动医疗救治中心。这是方舱医院的延伸,与方舱医院相比,它是一种高度灵活、高度集成的功能模块,可以化零为整、拆卸伸缩、带上飞机,空中转运,因此也更适宜路况复杂、车辆不便进入的地区救援。

如今,再紧急的任务临时扔到王钢面前,他都可以在几秒内迅速调出脑中的资源,像相声报菜名一样几乎不打顿地说出一串需要配备的物资。他马上给自己出了个模拟题,比如要求移动医学处置中心每天最多能收治200个病人,其中五个重患病人,可以同时进行两台手术:“至少配五台呼吸机,五套高级生命支持系统,两个手术床。接下来是相应的配套设施,在东北你是不是得有暖风机啊,到夏天以后,还得有空调。OK你还要配备发电机组,然后要配备油。另外队员吃喝拉撒睡,那你还有后勤供给的一套装备,老多了。这个统筹特别复杂。”

这缜密而快速的统筹规划能力,是王钢在一次次组建救援队、一次次出动紧急任务中练出来的。无论是方舱医院还是帐篷医院,这些救援队伍的组建都没有现成经验,得参照国外经验和国内现有资源,再动用自身十余年来医疗工作的经验。用王钢的话说,是“自己画饼,自己完成”。考验决策能力和经验的部分往往藏在细节里:驱动发电机是用汽油还是柴油?柴油发电机组噪声过大,但汽油运输不便,安全性比不上柴油——最后,王钢还是听从专家建议,选择了柴油发电机。再比如,运输设备的箱体如何选择?装载生活物资的箱体要求不高,但若是运输精密仪器如呼吸机,高强度的镁铝合金箱便显出其必要性。

除了设备的齐全,医务人员配备与平时的定期演练也必不可少。王钢在日本参观学习时,对他们每周一次的演练印象深刻。对方告诉他,在日本,80%的灾难救援经费投入在平常演练上,只有20%才是真正花在灾难发生后的——“因为这样才能高效。”相较之下,国内曾经的救援理念恰恰疏于平时的预防和操练:“一旦有矿难,(医生们)还穿着白大褂、拿着一个邋邋遢遢的破担架上前线救援,甚至让救援人员钻到矿架底下。你觉得那装备合格吗?矿山是什么地方?救援队员应该有防毒面具、有头盔,有救援的那种快速便捷的服装,但我们连个高级铲式担架都没有。你不能让医疗人员暴露在危险中,这是大忌。美国的救援医学灾难医学书上说Don’t be heroing,hero这个词,英雄,加上ing叫逞能,英雄主义。你不会游泳,你干嘛跳进去救别人?结果报纸还在宣传英雄行为,这是误导。”

 

大救援理念下的生命之战

2013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发生特大洪灾。在当地人看来,那是辽宁省“几百年都不遇一次”的大灾难,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淹没了一整个村庄。消息刚传出时,灾情尚不明朗,但王钢直觉,这次肯定有救援队的事了。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他让副队长“赶紧准备”。话音刚落,卫生厅打来电话,要求救援队在四小时之内完善装备出发。很快院长电话也打了进来,授权王钢以院长的名义全权行使职责,调遣所有必需物资及人员。一时间颇有全员进入备战状态的紧张气氛,王钢的统筹指挥能力迅速被调动起来:到药局调拨药品,告诉小车班备库备油、随时准备待命出发,指挥后勤准备十箱矿泉水、食物,通知医疗设备公司调试仓库设备,需要两台呼吸机、两个除颤器、十台监护仪,再告知手术室护士长准备开胸包、大切包、小切包、清创缝合的医疗器械,药剂科准备抢救药物、手术抗菌及防感染药物……

短短几分钟内,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已收到了指令。王钢甚至没忘记考虑洪灾有可能引发的特殊疫情,他特地电话疾控办,请对方按人数配备消毒液、生理盐水、葡萄糖。四小时后,队伍、物资全部集合,下午两点驱车前往清源县。

车开到南口前镇,遇上灾区交通管制,生命线尚未打通。在等待的过程中,王钢被叫去指挥部开会。虽然身份是医学救援队队长,但王钢的思路是从大救援理念着手的——先勘探灾情,再根据情况调配救援人员和物资设备。定下思路后,辽宁省领导、武警总政委、卫生厅厅长、当地村支书等一行指挥部领导坐着两辆吉普车开始往山上开,开到一半就被迫停下:水还在流,俱是泥泞,军工鞋一踩便陷在泥里。

探查结束后,救援队决定上两台车,一台门诊车,一台处置药品车,主要处理伤口的感染问题。洪灾不同于地震,王钢强调,“水火不留情,它不像地震,夹缝里头能活一个礼拜。”正值夏季,仅两天时间,来自牲畜或麦秆的腐烂异味已隐隐能嗅到,当务之急是迅速进行疾病防控和消毒杀菌,控制可能的疫情和水源污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指挥部最后确实采纳了这个建议。他相信,在当时,这个关键决策比单纯实施医学救援重要得多。在大救援理念的大局统筹之下,医学救援只是其中尽力配合的有机体。他遗憾的只是,国内灾难救援对事后的经验总结重视不够,有的只是数不清的表彰会,但少有人用心梳理救援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积累的经验,就算有也过于碎片化,无法形成系统的反馈方案,进而推动灾难救援的持续改进。

比如,在国外救援队考察学习时,“协调员”的设置让他记忆尤深。不管单位多小,有一个协调员,专门收集信息、记录,以便回来改进。在国内或许会被看成“闲职人员”的岗位,在美国和日本却是标配。汶川地震时,日本救援队约四五名队员就配备一名协调员。

现在,王钢的救援队已经有两个信息中心的信息员了,还有计算机室,要配合大概60名队员。他曾放话:“我宁愿少带一个医护人员,也要把信息员带上。”

 

别让救灾者变成灾民

近些年来,随着救援经验的丰富,国家的观念开始转变,对平时的投入和演练逐渐重视。王钢上任后,辽宁省人民医院每年至少进行两次疾病防控演练,模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召集相关部门如呼吸科、ICU、急诊科、传染科,快速启动诊疗隔离流程。先是在会议室按计划好的脚本桌面推演一轮,然后才是实际的操练。等到实际操练时,这才发现,光有医护人员参与不够,得从保安的问询开始:若是三五成群陆续有类似症状的病人来了,甚至都来自同一个校园时,就要高度警觉流行性传染病的暴发可能,再引导到急诊科的分诊台,依据病情轻重分类,较轻的启动感染科隔离病房留诊观察,重患可能用上呼吸机,特别严重的走额外通道进ICU病房……

这一整套应急处理流程已经演练过许多次,但在王钢眼里,持续的温故和质量改进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尤其考虑到新老人员流动问题。“你说你做完美了,不用管了?不用想。这是永恒的话题,永远在路上。”

回溯过往,国人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共同记忆绕不开2003年的非典。王钢清楚记得,沈阳第一例高度疑似SARS病例是从北京开车进入市区的,本田车,车上天窗还开着。患者戴着口罩发着烧,载着一家老小,一路畅通地从SARS重灾区北京长驱直入,开了一夜进了沈阳,甚至先把家人送回了家,再来到医大一院。听说患者发烧、从北京来,医院急诊炸开了锅,值班医务人员立马上报总值班室、医务处,当时担任急诊科副主任的王钢就这样在凌晨接到了电话。

天刚蒙蒙亮,王钢和当时的急诊科刘主任、呼吸科感染科专家、院领导等人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站在急诊科楼前,大家面面相觑:怎么办?

谁也不敢进。一咬牙,不知哪来的一股大无畏精神蹿了上来:“我也没想多,这是我的职责,那我急诊科,我不进去谁进去?”一楼抢救室已被腾空,留下发烧患者独躺病床上。事出突然,辽宁省之前尚未出现疑似病例,医院里甚至没有特制防护口罩。王钢和刘主任各自套上好几层普通口罩,再穿上一次性手术衣、戴上手套,带队进去了。接下来是正常的会诊流程,专人护士陪护,全程防控,相关医护人员留院观察半个月。有惊无险,后来这高度疑似的第一例并未确诊。

尽管也有过关键时刻的大无畏,但王钢并不鼓励过分宣传救援人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与英雄主义。“别让救灾的人变成灾民”,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2010年玉树地震后,他们前往青海省救援,当时负责救援的副指挥长直言:“你们别上去,上去以后还得救你们。”青海西宁海拔约2000米,但玉树地震灾区海拔高达4000米,从东北飞来,高原反应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于是,平原地区救援队员留在了青海省人民医院,作为当地医院的补充力量服务,更适应高原的当地医护人员则被调往玉树前线。

“这样是最合理的安排。”王钢说。救援也需因地制宜,无论是高海拔地区,还是航海救援、航空救援,都各自有特殊性,术有专攻,也是为了更好地精细化治疗——就像军队也分为海陆空一样。

正如他的习惯,他又一次将紧急救援比作战役,一场生命的战役。

 

偶尔治愈,时常关怀,总是安慰

没有比急诊科更像战场的医院科室了。在急诊科22年,王钢见多了各式各样的意外,浴血奋战是常事,甚至练出了一手“再难插的气管都能盲插进去”的本领。医院后勤人员曾打趣说,全院白大褂最新的总是王主任,一年要换十多件——处置大出血的病人时,大褂总免不了被溅得到处是血。最后怕的一次,一名患者腹腔大出血,处理结束后,王钢第一时间换下了沾满血的大褂和衣物。原以为已经彻底换干净了,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内裤已被染成血红。“这要是碰上艾滋可毁了。”他聊起有次处置完才知道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吓得他赶紧找身上有没有伤口,好在有惊无险。

看多了意外,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王钢对所有能想到的飞来之祸有种特殊的谨慎,用他的专业术语说,叫“规避风险和灾难预判意识”:接送儿子放学,宁愿自己开车多掉个头,也不让儿子冒着被车撞的风险穿过宽仅几米的马路;新房装修,为了测试漏电保护装置是不是好使,他特地做实验,把插销蘸在盐水里,拿钳子夹着,咔嚓插上去——“啪”就跳闸了:行,好使。

王钢如今每天还是要去急诊科查房。早上7点半的交班会议结束后,他会照惯例去急诊病房视察一圈,和病患、家属聊聊天,既是了解病情,也是用专业身份抚慰病人。急诊科救命不治病,但正是在这一次次生死时速的抢救中,王钢获得莫大的挑战和满足感。他喜欢在说话间夹杂几句流利且发音算得标准的英文,“full of challenges!”每天下班回家,妻子只消瞥一眼,若是看到他一脸幸福的样子,就会故意问:“你今天又抢救了几个病人?”王钢会带着东北人的兴奋语气拍大腿:“大外伤!唉哟老重了!”

但始终,个体的救治能力在他看来是次要的,这是医生的基本业务素质;真正稀缺的是面对紧急事件的指挥官,是处理群死群伤事件时的整体救援概念。医疗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分清轻重缓急以最大可能地服务到最多受益者,这个过程需要总揽大局的智慧,有时也需要抓大放小的果断和胆识。

这样的决策容易得罪人,可王钢在最容易发生医患纠纷的急诊科也从未接到过投诉。在急诊病房查房结束后,几名穿白大褂的医学生围着王主任,拿着纸笔把他的话快速记下来,大意是与患者沟通的重要性、学做医生首先也是学会做人。

几名学生小鸡啄米般边记边点头。王钢也会像学生们一样把对自己有所触动的话记在笔记本里,那些笔记本现在摞在办公桌下,每次翻找出来都得费一番功夫。他最喜欢的也是他行医时心头常悬的一句话,来自美国医生特鲁多(E. L. Trudean):“偶尔治愈,时常关怀,总是安慰。”

《适道仁心·大医国手》由华润三九联合本刊共同策划、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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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7期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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