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 | 百岁杨苡 “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李乃清 日期: 2018-04-12

那晚风雨飘摇,一阵大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觉得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里那所古宅子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从天而降!

杨家兄妹心坚刚  

人间四月天,南京鼓楼区深巷处,绿树掩映,迎春花儿开得金灿烂漫,一如百岁老人杨苡先生的笑颜。

“你下地铁从3号口出来,南大宿舍,二号新村,不是北京西路2号啊,那里是个天文台,不是我家小区,你别走错了!”

本刊记者到访前,老人在电话那头千叮万嘱,嗓音清亮,思维活跃。

“我今年99岁了,我很得意。”见面时,她露出了孩子似的顽皮表情。

2018年,著名翻译家杨苡正式迈入百岁老人(虚岁)的行列,但她仍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哎”。

杨苡于上世纪50年代翻译了艾米莉·勃朗特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小说这个译名便是由她首创。“当年翻这本书时,窗外乒乒乓乓刮大风,我就嘴里wuthering heights、wuthering heights念着玩儿,想到了‘呼啸山庄’这个名字。我告诉你呀,这就是种玩法,我一直觉得翻译就是好玩。现在看电视,有些词我老觉得怎么这样翻,fans别整粉丝好不好?唉呀,好可笑!还有那个facebook,‘脸书’,这翻得多难听呀!”老人皱了皱眉,又挤出个鬼脸。

杨苡88岁时,有好友提议为其做寿,但她不同意,至今都不爱过生日。“没意思的事,你看我几个朋友,都是过生日过的,死得快点。太没意思,累,而且情绪很不好,有人非要做寿,很在乎,我就不做,这也叫一种玩法。”

1965年,杨苡与丈夫赵瑞蕻搬至眼前这间南大宿舍公寓,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1999年春节凌晨,赵瑞蕻因急性心梗发作突然离世,夫妻俩就此天人永隔,已近二十年。

“我们家又小又乱,有人说落脚点都没有,但也有人说很cozy(舒适)。”

12平方米的客厅即书房,临窗一张写字台,靠墙一把长沙发,对面一整排书柜,几样家具摆下,剩下的转圜之地已不多,但女主人却将房间布置得生趣盎然,沙发上铺了整洁的红毯,排坐着一列布偶:大猩猩、猫头鹰、穿格子西服的小男孩、扎辫子的黄毛丫头…… “这是我的一种玩法,我最喜欢那个睡觉的娃娃。”老人兴致勃勃道,“我也喜欢收藏猫头鹰,因为它是智慧的象征。”

提及智慧,这位百岁老人聊天著文,经常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智慧全部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

杨苡的客房书香馥郁,墙上字画也引人瞩目,特别是她上世纪90年代初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旧时”大约是这个房间的主题,四处摆放着亲友师长的老照片,满满一个世纪的回忆。“丁聪、吴祖光、罗孚、我哥……这些人全都没了,就剩我一个人了。”相片里好多人都不在世了,杨苡与之朝夕晤对,仿佛故人还在身边,聊着聊着,有时她会忽地起身前去指认,就是他(她)哎!

所有照片中,杨宪益和巴金的像总放在最突显的位置:翻译大家杨宪益不仅是杨苡的兄长,更是她最崇拜的人,她不止一次强调,“我就是崇拜我哥!”;巴金则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在杨苡眼中,“巴金是一位坚强的探索者”。

2009年杨宪益去世后,杨苡与住在北京的胞姐、古典文学专家杨敏如还保持着密切联系,2017年12月,杨敏如也离世了,享年102岁。对于姐姐,杨苡向来佩服,“她是真的才女!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老师是俞平伯,系主任陆侃如,她跟叶嘉莹是同学。姐姐英文一直很好,所以后来主修中国古典文学。”

 

1924年4月前,巴金离开成都前与继母邓景蘧、胞兄李尧枚(左二)、尧林(右一)、弟弟采臣(左一)、济生(前立者)合影

 

杨家三兄妹才华横溢、感情甚笃,特殊岁月中当然也经历过悲痛与酸楚。提及往事,杨苡只是平静潺缓地叙述,并未流露太多伤感。“我们家我哥是最会抑制自己悲痛或愤慨的强者,他真是坚强,当年遭批斗,让他呆在那个院子里头,前面一片空地,本来都是堆煤的,那时煤也没了,乱七八糟的,结果就把他翻译的书堆在前面。他穿着白衬衫,他们拿墨汁对着他身上没头没脸地乱洒,然后把火点着,叫他烧(书),我觉得他是看透了……我们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心境,坦然平静地对待一切,因为我们走过的路已经很长、很长,我们经历过的故事也已经太多、太多……”

杨苡从小就喜欢音乐,当年和姐姐在天津中西女中所学的诸多赞美诗,她至今铭记在心,其中有首《荣归天乡》算是她的最爱:“古有三人,心最坚刚。扔于火中,没有损伤。至终三人,归在何方?必归应许美地。等不多时,复活见他……相见快乐,永不离别,同住荣美天乡。”

 

“我觉得《呼啸山庄》比《简·爱》好”

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天津,杨家风光显赫,即使身为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杨毓璋去世后,杨家住的也是租界里的深宅大院、花园洋房。

杨苡1919年出生,“正是五四运动那一年”。她原名杨静如,“名字是老先生给起的,我姐姐叫敏如,因为我不安静,结果就给我取名静如。”

儿时的杨苡调皮又嘴馋,裹小脚的姆妈在楼下洗了一大玻璃缸子葡萄,唤她下楼,她答应着便骑着楼梯扶手“溜”地滑了下去。“他们都叫我‘小胖子’,我是吃得很胖,后来我母亲才知道,我的确是吃不饱。”

哥哥杨宪益是家中最受宠的“小少爷”,当时正随家庭教师学习国文和英语,杨苡常是他的“小跟班”。“我哥太聪明,七岁就写旧体诗,对对子也快,当时授课老师叫‘徐剑生’,我哥一看,马上就对了三个字:‘快枪毙’。”

8岁时,杨苡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课程安排颇为西化,英文、国文之外,还有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学校每年毕业班内部演出英文名剧。杨苡指着书架上一张黑白照片回忆道:“1931年演出《如愿》(即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黄佐临先生也在,女主角金韵之十几年后成了上海的著名演员丹尼。”

在女校读书期间,杨苡渐渐成了电影迷。“我母亲喜好看电影,还得看谁演或谁得了奥斯卡奖,反正坏的、黄的电影不许我们看,但有名的好比《钟楼怪人》那些文艺片都看,所以知识是这么来的,英文也是这么学的。十几岁时,尤其是我哥去了牛津以后,我最重要的消遣,就是每个礼拜六去看电影。”

“我当时收了四百多张电影明信片,结果‘文革’的时候都烧了,一张也没有留下……这里头甚至有个奥斯卡得奖女演员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她演了尤金·奥尼尔那个《奇妙的插曲》(Strange Interlude,1932年),她专演文艺片,我当时还给她写了信,说我很喜欢她演的戏,因为她从来不演侮辱中国的片子,我们也读莎士比亚,我说我希望你演《罗密欧与朱丽叶》,我甚至还说了男主角应该是谁,后来她忽然回信给我寄了个大相片,6寸的,还签了字。我母亲说真的假的?家里就研究,我拿唾沫沾了沾,看是墨水签的还是印的,结果是墨水,派克笔签的,我就很得意!这张相片一直留到‘文革’,哎,我那已故的老头给我扔了,他不认为这些是很值得的,人家可是30年代的奥斯卡影后呐!”

也是在那个时期,杨苡看到了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电影《魂归离恨天》(即《呼啸山庄》)。“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是30年代,女演员梅尔·奥勃朗(Merle Oberon)就这个演得最好!”

 

1937年,杨苡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在照相馆留影

 

1943年,杨苡读到了小说原著,立刻被深深吸引,自那时起萌发了翻译这部名著的念头。“当时都流行读《简·爱》,但我看完就觉得,这个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什么都可以,而且可以爱一辈子,那就是永恒的,我觉得比《简·爱》好。”

但真正开始翻译却是十年后的事了。梁实秋也曾译过这部小说,并把它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只两三个月就翻完了,但我总觉得书名不是很妥,谁愿意用‘咆哮’二字来称呼自己的住宅呢?”

 

1982年的《世界电影》杂志,封面是《呼啸山庄》电影剧照

 

“我那时也住个破房子,没人要的丙种房,一塌糊涂,厕所什么都是坏的,楼下有个大院子,当时正好拿了笔稿费,两百块钱,我就瞎搞,建设起来,种了点树。每晚坐在那儿,外头刮大风,对面山上像闹鬼一样,尤其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有点瘆人。那晚风雨飘摇,一阵大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觉得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的那所古宅子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从天而降!”

那晚,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上世纪50年代,她的译本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后来国内出版这部小说都以《呼啸山庄》为通用译名,杨苡的译本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作经典。

“我那本是巴金给我出的,版本非常好,但给红卫兵抄得家里只有七本了,也不懂得留。‘文革’的时候,让我写检查,说翻译这本书,宣扬阶级调和论。他们命我爱人开箱子,站在凳子上,把箱子里头的毛线、衣服就往地上扔。当时我们三楼还有好多邻居都围着看, 我们宿舍很团结,邻居大叫,来强盗了,这一喊呢东西不好翻了。走时他们几个自行车的气嘴子都给摘了,于是我又多一个罪名,挑动群众斗群众。”

杨苡兴趣广泛,翻译之外,她还进行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等方面的创作。后来,《呼啸山庄》和她的儿童文学都受到批判。

“1959年我已经挨批了,我写《自己的事自己做》,鼓励小朋友守秩序排队、不要随地吐痰、讲卫生,结果批斗,有个干部说,那个杨苡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批判我们的新中国儿童,说他们随地吐痰,然后底下就说随地吐痰有什么不好,说完就‘呸’一吐,吐完后他还用脚擦一下。”

1960年,杨苡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文革”开始她就“靠边”了,后因杨宪益坐牢受到牵连。直至哥哥1972年出狱,她才得到“解放”。

在杨苡心中,上世纪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她和赵瑞蕻、黄裳、王辛笛等人相聚巴金家中,大家谈笑风生,似乎都忘了自己的年龄,“聊天时,想起那场浩劫,我们都笑着说:活下去真好!”

 

1951年,杨苡一家合影

 

1982年,杨苡无意中翻到一本《世界电影》杂志,封面是当年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站在“呼啸山庄”前的黑白剧照。“我在里头第一次发现有《呼啸山庄》的电影译本,很有意思,内容跟我的翻译完全一样,我忽然就很得意,跟我爱人说,赵老头你看,英雄所见略同。后来别人就笑我了,这实际是抄你的!那时也不懂什么叫盗版,但我还是很得意。”

百岁杨苡精神矍铄,保持着一贯的开朗心境,每天下午她都坚持读两小时报纸,和外界一点都“不隔”,有灵感时还要抓紧写东西,为此,她甚至跟保姆立了个约定。“因为她管吃,要跟我出各种花样,那天我说,你声音太响,一阵一阵的,能不能一个下午别说话?我变篇文章出来,要是能发表,这稿费就归你,这是最好的办法,‘买安静’!”

 

与巴金昆仲鱼雁往来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墙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就定格于她的青春年华。“那个照片是18岁中学毕业,手里拿的是文凭,我们学校属于美以美会,跟宋美龄她们是一个系统的,学校给的文凭白底金字,当时我们觉得珍贵得不得了,当然,这个文凭到‘文革’的时候也就烧掉了……”

墙上的少女若有所思,杨苡说,每次回看这张照片,仿佛就回到当年情景——她笑着激动地对母亲说:“巴金的信!是巴金写给我的!”

苦闷、彷徨,自己被死死看管在家里,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唱着救亡歌曲在游行行列中前进。那时,巴金的《家》已在学生中非常流行,17岁的杨苡觉得自己一腔热情找不到出口,于是鼓足勇气,给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巴金写了封信,将心中郁积的情绪向从未谋面的作家一吐为快。“‘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样的话对我影响太深了。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

令人意外的是,杨苡很快就收到了小密格子的信封,里头装着巴金的回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巴金像一位敦厚的兄长,温和地鼓励她要忍耐,“未来总是美丽的”,并且鼓励她与自己的哥哥、当时正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通信。

 

杨宪益兄妹三人谈笑风生,左为大妹杨敏如,中为小妹杨苡

 

没多久,杨苡与戴着眼镜的清瘦的李尧林第一次见了面。在与巴金一家后来长达69年的交往中,被当成家人一般的杨苡结识了巴金庞大家族的绝大多数,但巴金“三哥”李尧林却是杨苡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第一位李家成员。

“在不到五个月内我收到了他40封信,按照他的嘱咐,我们每个信封背面下角都写上数字(No.1或No.2……),当然我想我的信早超过了40封。”

哥哥杨宪益赴英国留学后,失去呵护的小妹杨苡总是感到说不出的孤独,直到遇到李尧林,她才觉得自己又开心起来。

“1937年日本鬼子的炸弹击中了李先生所在的、不在租界内的南开中学单身教师的宿舍,他捡出几本书和几件衣服跑出来了……当时天津租界生活表面平静如常,我反正已中学毕业,无法上大学,就在家乱看书、又学画,还和两位同学异想天开地去一个白俄舞蹈学校学了一阵踢踏舞。此外无非是看电影,遛弯,互相串门,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安逸的生活长不了……但在这个初夏或是暮春天气的1938年,我的确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几个月!”

“七七事变”爆发后,已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杨苡和同学们都成了“平津流亡学生”,南开、北大、清华三校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7月,她离开动荡不安的天津,乘船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

杨苡与巴金的第一次碰面也是在昆明,当时巴金到昆明看望萧珊,杨苡这才见到断断续续通了十几封信的神交已久的“巴先生”。“一见面之后非常窘,”杨苡印象中,四川口音很重的巴金在生人面前不太会说话,甚至有些结巴,但告别之后,大家在纸上世界又开始了无拘无束的交流。

上世纪50年代,杨苡与巴金的通信仍未中断,但由于各种运动,间隔长了许多,说话也更小心了。两人的通信,如其所处的时代历尽坎坷。“文革”期间,家人被迫替她处理掉其与沈从文、黄裳和萧珊等人的信件,最后仅存巴金的23封信,一直被她想方设法保存下来。为此,她遭受了此生惟一来自造反派的一记耳光。“文革”后,她与巴金渐渐恢复通信。1987年,杨苡将巴金写于1939至1985年间的60封信收进《雪泥集·巴金书简》一书中,它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一段珍贵非凡的友情。

杨苡去昆明上学后,李尧林也订过她曾乘坐的“太古号”船票准备去昆明,但后来还是将票退了。“漫长的等待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然后一连串由于传言造成的误解,加上我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妹妹的胡思乱想,特别是由于时局突变,通信越来越迟缓,多少想说的话最后也只能吞咽下去,结成了一连串的遗憾的苦果,这一切都不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所能体会的……”

1940年,杨苡与西南联大的同学赵瑞蕻结婚。1945年,正在教师宿舍怀抱婴儿的杨苡,突然接到萧珊从重庆寄来的信:“李先生已于11月22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伤心)!”杨苡再也没忍住,失声痛哭起来。

半个多世纪后,她在《梦李林》一文中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命运对我心灵的猛击,我没有力量承受这样残酷的碰撞……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我想起他译的《悬崖》中的一句话:‘一把刀就是一把刀!’”

听唱片曾是杨苡与“李先生”共同的爱好和秘密。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当年还会把歌词写出来给她。“现在我已到了碎梦难拾的年龄,如落英散落在地上,无法俯身拾起。当我再想到我和李先生共同喜爱的唱片‘与我相遇在梦之门’时,我想起在天津留下的40封信早在1939年日寇进入租界前化为灰烬……我只保存他听《梦之门》时为我亲笔记下的英文歌词,一语成谶!”

“文革”后,杨苡在上海武康路巴金家里看到了李尧林保存的那些唱片,巴金后辈想送她,她只道了句:“什么时候听这些唱片不会掉眼泪,我再听。”

如今,百岁杨苡经常会凌晨3点醒来,夜深忽梦少年事,她习惯再听听老歌。“比如我很喜欢听那首《I went to your wedding》。Your mother was crying. Your father was crying. And I was crying, too.”

(参考书目:《青春者忆》;《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魂兮归来》;《逝者如斯:杨宪益画传》;《兄妹译诗》;《离乱弦歌忆旧游》;实习记者倪源蔚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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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7期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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