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 | 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韩墨林 日期: 2018-03-15

回到香港的李维乐向家人介绍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家人听得入神,可那也只是故事。而在北京,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它们就是生活,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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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晴朗,空旷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挂着红色装饰,北风用力地吹着,仿佛要把几幅年尾残余的喜庆从树上拽下来。那是李维乐最忙碌的一个春节,如何把一段即将结束的创业打扫干净,是一件千头万绪的事情,而忙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他情绪。只是回头望去,那张摄于长街没戴口罩的相片,却像倒刺一样勾起了许多回忆:临别时刻的清澈蓝天,以及刮在脸颊上的北风是多么干涩,那是北京留给他最后一刻的疼痛。

我在铜锣湾Tower 535的漂亮写字间里找到了李维乐。两年过去了,对这个28岁的香港青年来说,北京的两年历险早成模糊往事。

220米的长街浓缩了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国内创业大潮。2015年5月,总理来到创业大街视察。这一年被国内媒体封为“创业元年”,在香港,类似的说法叫作“港人北上创业的第三次机遇的开端”。这一年,在香港青年年度就业报告中,北上创业的意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两成。对于李维乐这样刚毕业的青年来说,未来选择原本是金融和地产两座大山之间的狭缝,但他却在媒体字里行间闪烁的机遇里,读出一种超越原本想象的“可能性”:“当时看到马云演讲的视频,怎么白手起家,创造伟大事业,就好激动。”李维乐说。而距离的遥远过滤了现实考虑。李维乐狂热地崇拜着马云,很想找他要一个签名,却在北上之前一直忽略一个事实:阿里巴巴不在北京。

三年了,咖啡冷了吗?那一波热潮中催生的梦想,无论结出果实,还是化作灰烬,时间都已足够。李维乐离开了滚滚红尘,在高窗映着蓝天的写字楼里做金融分析,他的创业伙伴把项目移到了香港,重新起步,还有几个朋友留在理想地继续摸索打拼。但这不是一个讲述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它有着更加深邃的维度,这些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碰撞和融入,一层一层剥下惶恐和不安,踉跄前行,关于英雄的想象有多光鲜刺激,真切经历的时光就有多艰辛。

 

2

李维乐一天中的一半时间呆在写字楼顶层的Coffee Space,而不是自己的办公室,他喜欢在空旷的地方思考,这个习惯是从北京带回来的仅存的几样东西之一。而两座城市迥异的气质使思考几乎不可能滑向怀旧:Tower 535里的人们穿着职业装,三三两两围桌交流,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可是北京……”他轻声回忆,“我还在咖啡馆睡过四个晚上呢。”——那里满是创业明星的照片,一楼墙壁的显眼位置是那些融到资从这里走出、正一步一步展开宏图的中国企业的名字,咖啡杯上印着张扬的文字“生命不息,折腾不止”。关键是,那里的空气“有一种点燃的感觉”,大家都在说话,大家都那么兴奋。

另一样东西呢?是李维乐的笔记本解锁密码,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日期。他摇摇手指,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一些事情吧。”

李维乐来到北京的夏天,刚好瞥了一眼创业大街喧嚣的尾巴。三个月前,总理来到创业大街喝了一杯咖啡,这个强大的信号给正在酝酿的资本寒冬吹响了复苏的号角。之后的一个月,中关村核心区的税源登记户增加了4202家,这个数字相当于2014年整年的40%。但热闹背后的不安可能是,尽管咖啡馆里挤满了创业者和被“总理咖啡”吸引过来的游客,和媒体描述的一样,但李维乐设想过的知名投资人来咖啡馆演讲布道的激情场面,一次也没见到。

“你也是创业的吗?”

“我见过雷军一次!……他们现在都不来了。”

真正的创业者容易分辨——在清晨或者凌晨,仍然坐在咖啡馆,像狼一样盯着电脑的人多半是了。创业者有时会分享类似的接头暗号,李维乐和朋友郑嘉森的粤语口音免不了会引人关注。“香港啊……那你们很厉害啊,也很勇敢。”他们这样对他说。遥远是最神秘的光环。

“租房子把钱都用完了,天天吃方便面,哪有很厉害。”李维乐苦笑着说,至于“勇敢”,他通常直接就笑纳。和我说话的时候,李维乐流利的普通话和平常广东人无异。可那个时候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没有遇到过不耐烦之类的事。”不同于香港人交流的礼貌和距离感,李维乐觉得人情味是北京给他的第一份礼物,刚认识的人开玩笑特别轻松。

无论如何,相比于近在咫尺的深圳和熟悉感更多的上海,北京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针对北上港人创业配套的设施和政策尚未完善,这一切使他们来北京创业近似于拓荒。在深圳工作的港人数以千计,但在北京,李维乐结识的年轻香港人圈子只有11个人,去三里屯刷夜都凑不到打折标准。“所以我肯定算是很勇敢的。”他笑着说,辞去日本的工作,从香港来北京,说服家里人的费力程度和逃婚没什么区别,连续吵架导致一家三口喝了几天梨汤润喉。

“香港的父母也会这样控制孩子吗?”

“会,太会了,亚洲父母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可能内地还好一点,很多成功创业的榜样摆在那里,香港父母会更传统,身边的年轻人走的都是挣高薪上车买房的路,就觉得只有那个正确。还有我之前的公司是开发游戏的,父母就觉得青年人和游戏连上关系就完了,就贴上宅男的标签了。”

李维乐说,在香港,最优秀的大学生读金融法律医学,互联网从来不是热门行业,哪怕今天也不是。

李维乐的家在香港粉岭,父母开餐馆,生意不太好。距此一站的上水离海关很近,是香港知名的水货中转地,水货客(在内地与香港之间从事水货活动的人)的仓储生意像流水侵蚀一样一点一点占领了本土小贩的摊点。李维乐偶尔也去深圳,看着这些年楼房一幢接一幢钻上天空,但相比于香港,蓝天还是开阔的,还没有被密集的高层建筑撕成碎片,这就是对内地全部的印象了,可是北京在那么远的地方。

喝了几天梨汤之后,父母只得妥协。这次叛逆引起的风浪比第一次要小,第一次他把母亲气病了。从港大毕业之后,李维乐通过全球招聘计划去了东京一间非常大的公司做财务顾问,公司属于综合商社,薪金非常高,信誉也高,入职第一年就可以在东京买房子,无需付首付。还有一个父母辈特别看重的优点:稳定。“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辈子不可能给你开除,工资每年怎么涨一眼看到退休。”李维乐说,可是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2014年冬天,东京雪景很美的季节,反复斟酌猎头的邮件四个月后,李维乐辞职去了深圳一家临近融资的手游公司,协助财务整合工作。在那里,他第一次被创业的激情感染,总经理并不是西装革履面容深沉,而是可以跳到桌子上说话,那些话是那样激荡人心,他沉浸在那份工作里,自己的野心也渐渐萌发成长。

再过半年,他去了心目中神秘的北京。

 

3

2015年,郑嘉森在宿舍吃午饭的时候接到了李维乐的电话,说是找到了一个在微软工作的技术合伙人,对方答应先合作,待融资落实就辞职。电话里的朋友很开心,他却觉得心悬了起来。郑嘉森和李维乐在大学是一个宿舍的朋友,毕业后去英国读法律硕士。创业的代价是休学,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想了很久,仍很犹豫。学校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湖,他心乱如麻时习惯去那里散步,湖里有几只白天鹅,像丝绸一样轻轻漂在水面上。

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女朋友是温州人,父亲早年修皮鞋,白手起家办了间皮鞋厂,前些年温州企业遭遇倒闭潮,女朋友家的厂子顺势关掉了,父母拿着那些钱放贷,现在生活很好。尽管创业意味着暂时的分离,女友仍然支持他。有时候,两个人会聊起彼此成长的经历。早年近似于野蛮生长的温州企业家,唯一能够抓在手里的只有机会,这个观念浸润在女友的成长和父母对她的言传身教中。对于出身律师家庭、从小按部就班的郑嘉森来说,那些描述散发出新奇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就开始向往。

“这个时候创业的机会就在互联网。”女友的肯定给了郑嘉森许多力量。

这个创业的点子,他和李维乐讨论过几个月,想法从两个人的海外经历中发芽。核心是“社交购物”,区别于传统电商的地方在于:人和人之间通过平台交互,产生购物模式,比如喜欢旅游的人会在平台分享看到的新东西,有人想要,就通过平台跟随,请去旅游或者定居在那里的人购买寄送,利润可以覆盖一部分旅费,以这样的方式联通全球偏僻新奇的物品,购买和发布的东西都将积累为平台内容和影响力的扩展源。

 

创业孵化器机构里,会议、讨论、路演……热火朝天

 

“这是在引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郑嘉森记得朋友在电话里自信的声音。他长住英国,找他代购的小伙伴很多,隐约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他们为此做过一次试验:小时候很多人养过挂在钥匙扣上的电子宠物鸡,在国内早就没有了,日本还在生产。他们批发了几十个挂在社交网站上卖,挑起一波对童年记忆的感慨,小鸡也一下子卖空了。

想法被证明的感觉很美好,可是创业者的问题,或许就是急于把种子想象成玫瑰花。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顺利,李维乐的同事帮他联系的投资人对共享经济很感兴趣,但投资的前提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去北京前,郑嘉森、李维乐、技术合伙人和投资人在广州深谈,似乎“大家都特别有信心”。握手言别,感觉梦想一下子就有了真实的分量。

再度飞回英国,郑嘉森还是交了休学申请,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同学,真正的原因是要去创业。

郑嘉森比李维乐提前几天飞抵北京,直接搭计程车去了网上预订的短租公寓,在清华大学附近。他和李维乐上下铺,房间不算小,但是没有窗户,200元一天。因为“没有隐私感”,两个人白天尽量不在室内。

第一周熟悉北京城。郑嘉森在英国认识的中国内地人不少,带着李维乐练普通话。可第二天出门购买生活用品,他向售货员反复说:“我要胶袋,胶袋。”售货员拿起一个透明胶疑惑地看着郑嘉森,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付钱离开。他要的是塑料袋。

初来北京的半个月像一次平淡的探险。郑嘉森把每一天的事情记在facebook上:在地铁里迷路,丢了一次手机,在闲鱼里淘旧办公桌和椅子没注意地址,拉车的运费足够买新的。还有戴着防霾口罩的照片,被一群香港朋友评价“像超人”、“外星人”……

“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在北京的第一个生日,郑嘉森收到这个祝福。

“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车开太快了,有些不敢过路。”郑嘉森毫不思索。

一切都太快了,创业的梦想从开始到结束,也不过一年半时间。

在车库咖啡,李维乐和郑嘉森给胎死腹中的App起了一个简短有力的英文名字,中文翻译是“若驰”。英文名字后来用于香港的二次创业,中文名终究没有真正启用。

投资人给他们第一个版本App的发布设了时限,临近这个日期的一个多月,技术合伙人发微信告诉李维乐:他要结婚了,事情多,可能做不完。

 

4

李维乐觉得三里屯是北京和香港最像的一个地方,有一种仿佛异域的繁华感,他喜欢舞台上的嘶喊、英文旋律和暗色灯光下闪烁的啤酒泡泡。在北京的时候,两个人经常过来玩,有时候是庆祝,有时候为买醉。也或者这两个目的在同一天凑到了一块儿。

创业维艰,向前的每一个脚步都很激动,但从头至尾,最大的焦灼是钱。

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是香港人,在北京开公司就是港资企业,需要资金证明、资信证明、律师信等繁琐的文件用于开户和办理支付宝接口,而且需要实体地址。按行情,在北京租一个“只有地址,不能办公”的名义办公室:一个小格子,一年下来要三四万,加上房租,这些成本意味着比普通内地人在北京创业更难。

两个月后,经过代理公司的协助,公司终于办成了。“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的时间是五天,人不用出门,把签名寄到需要的机构就行。”李维乐说,在北京他为了那些证件和印章跑断了腿,办事处的大妈特别热情:“哎呦小伙子你应该这样……”鼓励地拍他的胳膊,可就是事难办。

公司成立的那天去KTV庆祝,四小时,六瓶酒,很多热血歌曲的旋律涌上心头。

产品之后落实资金是投资人的死线,到未来的那一刻,真正的创业才算开始。可是技术合伙人非全职,App的进展就很缓慢。在最开始的几个月,两个人像营销电子小鸡那样,在他们知道的所有内地社交平台上为“若驰”做先期推广,打出日本和英国的一些产品,给低价积累粉丝。这成了创业最初的瓶颈,几乎没有人回复他们,两个人经常刷留言到两三点,沮丧地入睡。

“为什么这样?”他们常常讨论很久,这个结果和香港平台的反应迥异。按照最初的设想,内地消费者对海外产品的需求更大。设计方案想了很多遍,每个人手机里都有二十来个电商App,元素反复参考搭配。

除了每天和技术合伙人商量开发进度,在最早期的半年,一切仿佛是停滞的。李维乐劝说投资人的同时,却无法安慰自己。而两度推迟开发周期,他已经感觉到对方口气的冷淡。

李维乐一度为此忧心忡忡,他想寻找更多投资,可在2016年的创业大街,各路投资人来这里求贤的场面已是媒体上的明日黄花。李维乐从朋友那里拍到许多投资人的名片,一个一个打过去,有几个人同意见面,但费了一番唇舌之后,对方“好像只是愿意先看看”。

但总归,没有被当面拒绝,这已经值得喝两杯酒来庆祝了。

最初的投资承诺还在,App仍在按序开发,但危机感已经悄然笼罩。

两个人都把马云当偶像,但一旦试着把马云的演讲往自己身上套,总会得出类似“脸皮太薄,做得不够”的结论。后来,郑嘉森笑着对我说,自省也是往前走的力量,环境本来就陌生,把问题归于环境,只会让自己更无力。但这个力量只有转化成行动,才能慰藉摇摇欲坠的信心。

他们天天乘地铁,那时候的北京地铁有时会看到宣传创业的年轻人,沿着座位一个一个求人扫二维码。那些人究竟在做什么,他们不明所以,更加开朗的郑嘉森提出,既然网络推广不行,别人能这么做,我们也可以做,除了地铁,还有饭店、酒吧……

早已忘记第一次开口是多么羞涩。每一天,他们给自己计时,今天要去推销多长时间,之后是结束战斗那样的轻松。最清晰的印象不是微笑和冷眼,而是彩色亮面纸的打印费花了九百多块。

 

5

事后看来,技术合伙人拖缓进度似乎是放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让计划之内的投资变得遥遥无期,拖垮了所有人的信心。2017年春节,李维乐回香港做老本行金融,兼顾创业项目。郑嘉森在香港重新招揽团队,第一轮融资已经落实,梦想换了一个摇篮。

北京最后的回忆带着一点哭笑不得。李维乐度过了最忙碌的春节,卖桌椅,退租,和房东道歉,最后拿回三分之二的押金。而郑嘉森乘坐计程车去机场的路上,把手机落在了车里。他通过滴滴软件找到司机,司机说被后来的乘客拿走了。试着让司机帮忙联系乘客,说手机锁定没法使用。他说愿意出1000元买回来,不到20分钟,计程车又出现在机场门口。

“事情是巧合的,没有说北京司机素质不好,之前也丢过一次东西,司机发现就给我打电话,打了三个。”郑嘉森笑着说。

对于“素质”这类表述,郑嘉森特别敏感,常常主动解释他“没有这个意思”。

“是遇到过这方面的误会吗?”

他笑而不语。

一切都过去了,可是那一丝惆怅,又仿佛从来没有结束。

Tower 535楼顶的巨大落地窗对着香江,江流入海,无边无垠,有时候把他们的思绪拉得很长。

郑嘉森对我说,创业第二年,他越来越感觉似乎不应该那么草率地去北京。日常生活的差异,语言、生活习惯,都是细枝末节,但越来越空虚无力的感觉或许在于,两地创业文化的差异远不止此,而他们其实没有分辨清楚那是什么。“一定要总结就是,我们在香港长大,我们很了解香港,无论人还是环境。可是我们不了解北京,尤其是后面的病急乱投医,都是在模仿别人的做法,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甚至不知道出了问题是为什么。”

是不够执着吗?在北京两年,给郑嘉森留下印象最深的那个人,是创业大街所有咖啡馆的熟客,四十多岁,穿着似乎永远不换的白色T恤,和每一个创业者推荐他的项目,是一个复杂的金融模型,帮创业公司处理财务问题。他衣服的陈旧、表情的热切和在郑嘉森看来非常没有分寸感的表达,以及日复一日的坚持,都显得格外突兀。郑嘉森私下里和李维乐开玩笑,说这个人可能精神有点问题,后来回味起来,又觉得可能“那就是一种精神”。

是放弃太早吗?可似乎也不是,两年中缓慢的信心流失,不完全是对项目的预判失误,以及合伙人的“不靠谱”。而是他们越来越觉得,似乎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比如常年在咖啡馆徘徊,也见过别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交流,双方语速飞快地对答,他听不清楚,练了那么久的普通话,可是拿到台面上,还是像一板一眼地介绍教科书。

以及很多攀谈的场合,李维乐说,自己其实拿不准是不是该敬一支烟?这也是萍水相逢的创业者介绍的技巧,可是怎么娴熟运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更别说那些“高深缥缈”的问题:北京的消费者喜欢什么,为什么他们精挑细选的商品应者寥寥。不是没有试过调研,在好几个大商场里,腿都走断了;加了能加的所有微信代购群,一笔一笔记下有价值的回复。

“可能有一天我们重新做起来,还会回到北京。”李维乐认真地说,精心保管的笔记本像是一件信物。

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都知道一个名字中带Green的代理公司,专门帮外籍和港澳台创业者代办成立公司的繁琐事项。金经理已经不记得那两个有些青涩的男孩,但在他的印象里,2015-2017年找过他们代理创业程序的香港青年每个月都有,大都彬彬有礼。他有时候会提醒他们,在内地做生意一定要入乡随俗,要让真正的本地人带着你走进这个圈子。

回想起来,李维乐觉得在北京两年,其实没有交到一个真正的内地朋友。至于因为共同想法走到一起的技术合伙人,他诚恳而努力地维护着合作关系,定期问候,催问进度,探讨事情。可还是就那么分开了。

从北京到香港,他们再也没有联系。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李维乐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

似乎过了快一个月,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收到了对方的回复,大意是感觉压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团队的想法很分散,有时莫名其妙,或许是彼此历练不够,都还不够成熟。

我向李维乐转述对方的话时,他在Coffee Space加班。电话里的声音仿佛黏住了,静寂,一分20秒,窗外的香港一片夜色璀璨。

 

6

有些东西过去了,有些东西仿佛又回来了。

即使有资本寒冬的冲刷,在激情饮水饱的创业大街,“创业者”一直是特别自豪的身份。回到香港,郑嘉森又成了父母眼中的离经叛道者。从现实看,不能说父母的考虑毫无道理,香港拥有一个成熟商业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业发展的坦途。和郑嘉森年纪差不多的香港同学,现在大都在做律师、投资人,月入过了10万,早已“上车”,而他孑然一身,住在父母家,耳边吹着日复一日的担忧。

回到香港一年了,郑嘉森再度谈起北京,他觉得北京的青年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仿佛很轻松,没有那么多包袱,北漂就是一心工作。而香港青年有一种执念,无法把租房作为常态,很多人觉得奋斗出一套房子就是人生目标。

“……这可能是因为你接触的大部分人是创业者。”

“可能是,但是一万个香港大学生里面,都没有一个愿意选择创业的。”郑嘉森认真地说。

 

中关村大街

 

郑嘉森觉得,这可能和香港整体创业气氛有关,经济地产化,没有创新引领者。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港大举办过的几场创业分享会大都听者寥寥。“社会没有榜样,比如李嘉诚做的事情就是买卖房子,把地屯起来,这个东西不需要创新。”他说,“你看到了,香港没有一个马云。”

Tower 535是铜锣湾耀眼的地标写字楼,驻扎的大都是外资企业,基本没有创业公司在里面,这带给郑嘉森一种奇妙的孤独感。加上创业终于走上了正轨,曾经的忧惧不在,心境甚至有一种匹马行军的壮阔。

回家了,再也没有那么重的焦灼需要用酒来融化,李维乐恢复了室外跑步的习惯。熟悉和秩序回到了他的生活里,另一些熟悉的东西渐渐离开。比如,香港的外卖公司主要来自德国、英国和日本,一份外卖配送二三十元,这个价格他已经没办法习惯了。

当年,在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上下铺和三张办公桌的小房子里,夜生活就是滔滔不绝的讨论、新送来冒着热气的烤肉,还有冰镇可乐。

从英国、日本到香港,李维乐和郑嘉森都有付小费的习惯,外卖员连连感谢,有时停下和他们聊一会儿。他们从这些碎片里窥见,一个没什么学历的普通劳动者,可以在一个机会蓬勃的社会用劳动换取不错的收入,养活全家;他们也看到有些外卖员蒙着灰云的脸,碰撞剐蹭,甚至受伤。

他慢慢读出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的缜密和保守,香港的电动车没有立法,外卖只能用货车,成本很高;而立法需要考虑各个方面,通常是一个极为冗长的过程。

李维乐说,在北京的时候,他很关注国家的政策动向,总理说支持创业,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小区每一个政府,都在做各种东西支持创新。但香港的燃眉之事是解决民生、矛盾、楼价,或许没工夫考虑创新。

晚饭后和家人坐在一起闲聊,李维乐向他们介绍在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比如滴滴收购了Uber,Uber是香港人最熟悉的公司之一。这个结果,当时让他震撼许久,而过程更是一个一个精彩的故事,家人听得入神,可是那也只是故事。而在北京,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它们就是生活,耳濡目染,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

另外,讨论这件事情时,李维乐发现香港人有一个有趣的默契,可能来自骨子里的秩序感,他们特别敏感的一个点是:“微信屏蔽Uber公众号,不少人觉得是策略性干扰市场。”

英雄地,斗兽场。很多回忆让他们怅然,还好前路更长。

在香港人北京老乡会号称“最老北漂”的冯先生对我说,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来内地的创业者,那时香港人拥有语言和眼界的优势,如鱼得水;现在过来的香港年轻人遇到挫折很平常,但是走走看看,一定是好事。而且狮子山下的创业精神,照耀着香港经济起飞的那些年,现在,它应该被传承下去。

当初,在融资之前,李维乐本来决定用在日本攒的钱“烧创业”,最后其实没损失太多,可这过程心急火燎,但现在想,那笔钱如果付了北京2015年的首付……

“开玩笑啦。”他笑着说。“这所有一切,包括从日本辞职,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些经历是最重要的财富。”

(文中郑嘉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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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37期 总第578期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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