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 | 古巴 后革命时代的横截面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文/图 本刊记者 徐雯 日期: 2018-03-15

在古巴,游客很难突破由物价定制的中产阶级享受路线,也很难真正接近普通人生活的核心

1

我决定骑车去加勒比海。

在古巴南部小镇特立尼达待到第四天,这个想法终于大张旗鼓地冒了出来。当时正是早晨,名叫Alex的民宿老板正在屋子里做早餐,我在天台上洗衣服,看见屋檐上的野花还滚着清晨的露珠。

特立尼达是在1515年被西班牙画家Diego Velazquez发现的。因为有大量保护完善的西班牙殖民时代建筑,这里在198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如今这里已是古巴南部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有丰盛的海鲜、地道的古巴音乐、活力四射的萨尔萨舞厅和炫酷的洞窟迪斯科。

我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坐Viazul公司运营的大巴车来到此地,住进了老城中心的Alex家。他家最顶楼几乎是小镇的制高点,东边和北边是绵延的群山,南边是花花绿绿、参差不齐的屋顶,向西边远眺则是蓝色的大海。每到暮色降临,四周就会蒙上金色的薄纱,那遥远的海也会变成氤氲着雾气的、抽象的所在。

四天前我刚住到这家民宿时就认识了这里的另一个客人,Pat。她来自加拿大,主要工作是和政府组织合作,帮助残疾人重建生活。她今年57岁,未婚未育,独身主义,年轻时是一个前卫的嬉皮士;她热爱拉美国家,最好的朋友来自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她到过古巴十几次,每次都会待一两个月。以她的话来说,她已经和Alex一家形成了一种“Adopt”(领养)的关系。

因为这种连结,Alex一家要比普通古巴家庭显得国际化很多,比如他的一个儿子正在墨西哥某电视台参加一档素人交友真人秀节目,比如他家厨房有一台自来水净化器——古巴很多家庭依然认为喝净化的水是一件太讲究的事情,以至于市场上的大部分矿泉水只有游客在消费。

Pat通晓西班牙语和英语,得知我是记者,并对古巴的历史与现状感兴趣,就邀请我去她农村的屋子里做客。“就在去海边的路上,”她说,“我们可以聊聊。”

我这才知道她已在古巴“置业”。古巴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除了在旅游业及其相关行业上实现了部分私有制,大部分行业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外国人投资房产自然仍是禁区。Pat说,那块地是几年前她以Alex的名义买的,花费1.6万美元。她打算60岁以后就和伴侣移居古巴,与Alex夫妇一起养老。2月的古巴正值最凉爽的季节,Pat想趁这个冬天在后院挖好种芒果树的洞。

我听到这样的邀约,自然欣然应允,赶紧托Alex租来一辆链条松散的自行车。自行车的支撑腿早已被拆了下来,Alex顺手递给我一根绿色长锁链,意思是我可以将车绑在大树上。

早上10点,我就和Pat一起出发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会是极其美妙的一天,会是我更了解古巴的一天。

 

2

不出意料,我们刚离开古城,市井生活就在眼前展开了:肉店铺刚刚开张,一排排五花肉挂在苍蝇盘绕的街边;剃头匠在室外搭了个椅子,台阶上坐满了等候的人们;马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它们不是为游客准备的,而是切切实实用来运输粮食和蔬菜的。

 

哈瓦那老城一家国营餐厅

 

我们穿过铁轨,向左拐,就来到了通往加勒比海村庄拉博卡的主干道。那是两车道的柏油马路,地势高低起伏,随处可见马路中央凹陷的大窟窿。马路两侧则是无尽的田野,混在其中的马匹和牛羊正默默吃草。风吹过时,就连阳光都在随着草尖摆动。

Pat的村庄就在离特立尼达古城两公里的地方。她打开院子外生锈的铁门,带我进去。那真是一片宽阔的草地,把她150平方米的屋子都衬托得小巧玲珑。Pat打开前后窗户,又带我去看后院。她之前已劳作几天,种芒果树的洞已经初见雏形。院子有条小路通向一片更大的树林,树林和边上的一片小池塘也将在几年后归她所有。

Pat喜欢古巴,正如很多加拿大人喜欢古巴一样。“这里暖和,物价低廉,加拿大人爱旅行,当然,他们也有钱。”Pat倒了一杯冰水坐在对面,补充道,“我也热爱这里的音乐,它们太迷人了。”Pat有很多音乐人朋友,其中有一位就住在哈瓦那。话题一转,她开始聊起古巴导弹危机的事。

 

古巴老爷车

 

1962年,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古巴成为两大阵营正面对抗的战场。1959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导弹直逼苏联时,苏联不甘示弱地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要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到古巴的最近距离只有150公里,双方一旦开战,人类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我听父母说,那时候不仅是美国人,加拿大人也都非常害怕,因为离得太近了。大家都骂苏联、骂古巴,但我长大以后却有不一样的观点。古巴抵抗美国,只是为了自保而已,两个国家争霸权,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呢?”在Pat眼中,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利益,讨论谁好谁坏就像讨论左和右一样没有意义。她将桌子上的小香蕉一个个剥皮,用饭盒装好,放到冰箱里,回到座位上时又郑重其事地强调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此刻已过中午,太阳越发明亮,院子里的杂草间都升腾起了热气,我打算起身和Pat告别。她建议我从海边村庄拉博卡骑车到安康海滩,最后从安康海滩走环线回特立尼达。我听从了她的建议,立马就出发。

沿途没有村庄,只有不时出现的小马驹放肆地在田野间奔跑。大剌剌的阳光落下来,裸露的皮肤都有轻微的刺痛感。我连上耳机,发现手机弹出来的第一首歌是罗大佑的《恋曲1980》。他沧桑的嗓音唱起“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时,我总能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活着是为了讲述》中说过的一个段子:波哥大的姑娘总想找加勒比海沿岸的男人结婚,不是因为他们精壮有力,而是因为这样每天一醒来就能看见大海。

这些声音混杂着Pat之前说的话,充盈在我的胸口,让我开始郑重其事地想:我到底为什么会来古巴?在举世闻名的阳光、海滩、音乐以外,古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正当这一连串的问题盘旋在脑海时,我就遇到了这场公路旅行的第二个人。

这是一个头发花白、肚皮翻滚的老头儿,我骑车经过拉博卡小村庄时,他正坐在一家快餐店外喝啤酒。阳光太烈,我急需补充水分,就到快餐店喝果汁。服务员是一个粗壮的女生,不会说英语,只好蹬着圆眼睛看我。老头儿过来给我做翻译,我们就聊了起来。

“我是美国加利福尼亚人,之前在巴拉圭待过两年,所以我会西班牙语。”老头儿解释完就问我,“你从哪里来?”

“中国。”我一听他来自美国,也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在古巴?现在美国人不是很难获得许可单独来古巴了吗?”

据我所知,奥巴马任职美国总统期间一度致力于改善冰封半个世纪的两国关系。2015年7月20日起美国和古巴正式恢复外交并重开大使馆,2016年3月21日,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则在哈瓦那革命宫接见了奥巴马。而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奥巴马时期颁布的多项政策被取消,致使美国公民不再被允许到古巴实体店进行商务合作、美国公民必须通过旅行社组团的形式才能访问古巴了。

老头儿听我这么问,笑着说:“我是墙画艺术家,所以可以通过学术访问的方式过来。但你知道为什么特朗普要这么做吗?”老头儿的表情一下子就严肃起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因为特朗普为了争取佛罗里达州古巴流亡者、反对者的选票,允诺了他们制裁古巴的条件。”老头儿喝了一口啤酒,平复心绪后开始自我介绍:“我叫Eric,目前生活在旧金山,78岁,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伴侣,没有子女,孤身一人。我在拉博卡住了三天了。我不喜欢特立尼达,那里太吵闹,而且那里只是供游客消费的场所,就像给儿童创造的迪士尼乐园一样。”

我听出他刚刚提到特朗普时那股咬牙切齿的劲儿:“所以你是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吗?”

“当然!我认识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投票给了特朗普,天知道他怎么当上的总统!”对于2016年的那次美国大选,Eric依然耿耿于怀。他像一个无处发泄的老愤青,说起话来斩钉截铁,一会儿批判墨西哥政府腐败,一会儿又说美国现在还有种族歧视。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只好沉默着喝果汁。这家餐厅和拉博卡的沙滩就隔着一条马路,蓝色的加勒比海就在眼前缓慢晃动。零星的几个游客,穿着比基尼大大方方地躺在草棚搭建的遮阳伞下。

Eric指着那个方向说:“你看哪怕是在古巴这个小村子,现在也像小型联合国呢。那里有两个人来自捷克,一个人来自俄罗斯……我来自美国,而你来自中国。”说到这里时,Eric那会发射连珠炮的舌头突然绊了蒜,他皱着眉头,眼睛从下往上看,缓缓地问我:“你看,古巴有太多人就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什么都不干,他们为什么不学你们呢?我听说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手机支付,出门都不用带现金了,这是真的吗?”

Eric就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老小孩,一股脑儿地将这些问题抛给我。等我向他展示完如何使用手机支付,他连用了三个“Genius(天才的)”来表达自己的震惊。

“所有美国人都像你一样关心古巴的发展吗?”

“当然不!我只是觉得所有国家都应该致力于消除贫困……”

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我才向Eric告辞。靠近海边一棵老树时,一股顽固又刺鼻的鱼腥味冲入了脑门儿,和我所想的问题搅合在了一起:2018年4月以后,劳尔·卡斯特罗将不再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那么他已经在进行中的那些改革会向何处去?

 

3

一周以前,也就是2月的第一天,我经由墨西哥城转机降落在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

何塞·马蒂是古巴最负盛名的诗人和民族英雄,曾致力于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1895年牺牲在独立战争战场上时,他年仅42岁。而此时,距离1898年2月15日那个著名的夜晚,也还有3年时间。

1898年2月15日晚上,停泊在哈瓦那港口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导致164个美国官兵死亡、100人受伤。美国官方认定,这是当时殖民古巴的西班牙人的阴谋。双方多次斡旋未果,不久就爆发美西战争。

当年12月,两国在巴黎签订合约,名义上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古巴却只是从被西班牙殖民变为被美国殖民而已。但大概就从那时候开始,古巴,一个面积仅11万平方公里的加勒比岛国,开始得到全世界的瞩目——这种瞩目的程度,远高于它的经济水平、国土面积或者文化底蕴。这种瞩目,既倚赖于20世纪不断反复的道路之争,也倚赖于它输出了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革命。切·格瓦拉就是最好的代言人,这位无畏的战士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率领的游击队在1959年1月1日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建立革命政府。

之后,菲德尔曾向华盛顿抛出橄榄枝,但就在不久后的1961年,情势急转直下。当时,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古巴流亡者尝试在古巴西南海岸的猪湾登陆,这让菲德尔意识到,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强大的盟友才能抵抗美国的入侵。很快,他宣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并与美国长期对峙。在冷战背景和巩固革命果实的迫切需求下,他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及至1962年,古巴又被导弹危机推向国际政治舞台。尽管这场危机仅存在13天,但却暴露了独立古巴无法自主的窘境。而长期被美国封锁的一大后果,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古巴迅速陷入经济衰退。

一位哈瓦那出租车司机曾这样向我描述上世纪90年代初的场景:“每个街区都是饥饿的人们,商店里几乎没有食物。”我在古巴时,依然可以见到很多苏联留下的印记,印象最深刻的是郊区墙体斑驳的苏联建筑。它们由光秃秃的混凝土构成,通常坐落在城市外围的荒野之中。

 

黄昏,在哈瓦那老城对岸的卡萨布兰卡

 

2011年,古巴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颁布《古巴社会经济政策指导纲要》,开始执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强调的“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的经济政策;2015年美国与古巴重新建交,2016年英国殿堂级乐队滚石乐队进入哈瓦那举办免费演唱会;2016年12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正如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在演出时所说:“多年前在古巴很难听到我们的音乐,但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演出……我知道,时代正在改变。”

 

4

改变的时代自然蕴藏在抽丝剥茧的生活中。

我通过Airbnb预订了在哈瓦那的第一家民宿,经营者是独居的中年女人Anna。我原本预订了接机,但直到出发前一天才被告知:“政府不允许民宿老板做接机生意,这是一项新的政策。因此现在没有出租车司机愿意冒险了,你需要自己打车过来。”而当我深夜抵达机场、看到无数举着牌子的接机司机时,我意识到她只是找了个借口省去自己的麻烦。

Anna是个时髦的中产,穿印花丝绸裙,会用立方体的旧式电脑,甚至在家里私拉了网线做WIFI。

当然,在古巴有WIFI是不够的,还得去电信公司排队买上网卡,1CUC一小时,一次可以买三张。这样的上网条件要比想象中的好很多了——两年前出版的英文版《孤独星球:古巴》中说,古巴只有较好的酒店才有无线网络,网速很慢且不稳定,价格也要4.5CUC一小时。

Anna提议帮我去买网卡,我自然非常高兴,立马给了她现金。得益于2016年起古巴所有ATM和商户开始受理银联卡,我在机场的ATM上取了一些钱。

古巴1994年开始实行货币双轨制,一种是带有外汇券性质的古巴可兑换比索(CUC),和美元汇率稳定在1:1,另一种则是古巴比索(CUP),由当地人使用。两者差距极大,1可兑换比索相当于24古巴比索。大部分游客只能使用古巴可兑换比索,因此即便古巴普通人生活成本低廉,这也和游客没有关系。最简单的例子便是景点的门票。比如哈瓦那近郊的海明威故居,对外国游客的收费是5CUC,对本国游客则只需要5CUP。

这种双轨制带来的分裂感,一开始并不强烈,可当我得知在古巴广受游客欢迎的龙虾,其实很难出现在本国人餐桌上时,它才像哈瓦那海滨大道傍晚时分的海浪,一阵一阵地拍打过来。

古巴生产落后,物资匮乏,人均月工资只有25CUC(合180元人民币)。所谓外国人菜市场,无非就是品种更丰富、品质更好、菜价更昂贵一些。一些有钱的古巴当地人也会来这里买菜,因为依靠外汇券,你总能在潜藏的黑市上买到不常见的东西。就像任教于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的朋友粟九章所说的:“古巴并不是什么都买不到。恰恰相反,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只是需要钱和渠道。”

日用品商店门口,永远有很多人在烈日下排队,哪怕里面清洁明亮、顾客寥寥,外面也始终有虔诚的队伍,里面也始终有傲慢的工作人员。在超市的货柜上,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果汁,就像完全一致的列兵站立在玻璃货柜上。有时候,哪怕是去比较高档的餐厅吃饭,都会遭遇食材缺乏的情况。“对不起,最近我们都没有鸡蛋。”服务员会这样无辜地告诉你。

   “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买到鸡蛋,开心得就想发朋友圈了吧!国内人看了,估计都觉得我傻了!”某个夜晚坐在粟九章租住的屋子里聊天时,他有些自嘲地说。他到这里几个月之后才适应这种“非常快乐朴素”的生活,并逐渐养成了“市面上一出现卫生纸就屯半年”的习惯。因为上网不便,他逐渐戒掉了微信,这在平时并没有困扰,反倒是休假回国时,他捧着手机会无所适从起来。去古巴后他切断了和朋友的联系,已经不知道找谁聊天了。

在古巴时,我也曾试图联系一位古巴革命时的游击战士。他是菲德尔、切以外的另一位大将西恩富戈斯的直属部下,1957年起就开始参与革命。后来独立之后,他并未在军中担任官职,而是回到老家,日子与以前并无二致。我想和他聊一聊那场久远的革命,也聊聊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这两大革命遗产和其他问题。遗憾的是,就在准备出发时,我收到了老人儿子的信息,他最后为父亲婉拒了采访:“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就不要再谈了吧!”

 

5

“我是菲德尔,但我不是卡斯特罗,我是Matinez。”一见面,眼前这个穿粉色衬衫的35岁青年就笑着调侃自己说。他是孔子学院老师粟九章的朋友,除了母语西班牙语,还会说流利的英语和简单的中文。得知我对古巴的年轻人感兴趣,他表示愿意和我聊聊。我们约了下午3点在哈瓦那最著名的自由酒店见面。

 

在古巴,马车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交通工具

 

在古巴,本国电话卡不对外国游客开放,也因没有网络,见面只能约在地标建筑附近。哈瓦那自由酒店曾因历史而闻名:1959年1月,古巴革命刚刚成功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在此地办公。直至今日,酒店大厅都还保留着当时遗下的照片:筋疲力尽的起义军扛着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

“那个菲德尔是一个伟人,他带领我们走向了独立,但我更喜欢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Matinez为自己刚刚的玩笑解释道,“因为他更懂经济政策,也让古巴的环境变得更松弛。十多年前,我们怎么会想到自己能坐在这座酒店大厅的咖啡馆呢?”

Matinez现在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更确切一点,他是开老爷车带游客玩的司机。在古巴,赚钱的最好方式就是和游客打交道,而坐老爷车又是每一个古巴攻略中都会推荐的项目。

1961年以后,古巴遭到美国长期封锁,古巴人必须重复使用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生产的福特、雪佛兰、奥斯莫比才能满足运输需求。半个多世纪过去,这反倒给游客们带来了一种穿越感。坐在80年前的老爷车里,穿梭在西班牙殖民风格的街道或者加勒比海旁一望无垠的田野时,就像置身于电影胶片中一样美妙。我在哈瓦那议会大厦前的公园和革命广场上,都见过很多颜色艳丽的老爷车。普遍的观察是,欧洲面孔喜欢把音量调到最大,然后去海滨大道撒野,亚洲面孔则喜欢靠在车子上拍照。

Matinez 2013年开始做司机,现在每天的收入是15到20CUC。老爷车并非他所有,需要和另外一位司机轮流开车,因此每月的收入稳定在300CUC上下。

“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刚开始开车时,一个大方的英国客人给了我50CUC的小费!这一下子刺激了我,让我更有动力工作了!”Matinez兴奋地说。

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聊天中,“Motivation(动力)”是Matinez提到最多的一个词。谈到他为什么高中毕业没有读大学,而去做厨师时,他说:“做厨师赚得更多,我没有动力读书了。”后来做了三年厨师,Matinez觉得没有前途,又去哈瓦那信息技术大学学通信工程,结果两年多以后他又放弃了学业。“我又没有动力了。”Matinez耸耸肩,无奈地说。

Matinez代表那种最想发财致富的古巴人,他们期待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期待越来越发达的旅游业。这和我前一天晚上在另一家酒店见到的女孩Lisa十分不同。

Lisa今年25岁,毕业于哈瓦那大学心理学系,目前在一家机构做血液病人的心理辅导。尽管学业优秀、工作体面,Lisa的收入却很低。

“每个月800CUP(合人民币220元)。”Lisa有点羞涩地说,“所以每个月都还得靠父母的支持。”她有着蓬松而卷曲的头发,戴一副眼镜,说起话来像一个认真的教授。她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忠实拥戴者,连手机屏保都是他在革命时期穿的军装照。

“就因为做出租车司机或者做导游,人们可以赚更多的钱,所以现在都没人愿意读书了。我的大学同学,一半都没有完成学业。人们都奔着钱去了,这让我很痛心,也很担心古巴的未来。”Lisa说她对中文感兴趣,就开始学中文,结果身边就有人质问她:“你是想嫁到中国去吗?”Lisa很生气,觉得受到了侮辱:“我就不能为了开心学语言吗?”

Matinez也在学中文,但他的理由完全不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古巴旅游,我就会有更多机会……”Matinez自顾自地往下说道。他像一个纵横捭阖的策划师,滔滔不绝地叙述着他对古巴未来的构想,“我认为古巴首先需要稳定,然后慢慢地发展。”

我问他:“有人说现在大家都只认钱,不学习了,这是不对的。你怎么看呢?”

Matinez想了一会儿:“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古巴以后会越来越好。赚钱也不是错,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生活得更好的动力。”说完,Matinez不忘献宝,给我秀了一段他带中国客人游玩时的常用介绍:“这里是古巴革命广场,我们现在看到的左边是切·格瓦拉的头像,右边是西恩富戈斯的头像,身后则是何塞·马蒂的雕塑……”

我听着他流畅但稚拙的中文,突然想起前几天走在革命广场时那种奇异的分裂感,好像一只脚踩在现实里,一只脚又踩在虚空里。

那天天气阴沉,云层压在广场上,游客依然络绎不绝,对着来往的老爷车直按快门。因为货币的双轨制,因为游客与古巴普通民众的区隔,我甚至怀疑这场旅途都是假的。就像我吃了无数顿的龙虾,相对于古巴最具体的现实而言,它就是奉承的、是为游客定制的。游客很难突破由物价定制的中产阶级享受路线,也很难真正接近古巴生活的核心。就像很多天前我在古巴北部巴拉德罗的见闻。

作为著名旅游城市,巴拉德罗有绵延20公里的白色沙滩。很多来度假的外国人,会直接从机场包车来到这里,一头扎进装修高档的豪华酒店。我从巴士站出来找民宿,发现每一家都傲慢而昂贵。这里所谓的酒店区和普通民宿完全区隔开,没钱的在这头,有钱的在那头,看似享受的是同一片阳光和大海,其实并没有交集。

 

特立尼达附近小镇上,两个在旧铁轨上钓鱼的少年

 

按照粟九章的说法,现在在古巴的中国留学生中,有80%是因为家里在这边有生意,或者自己想开拓美洲市场。

粟九章和孔子学院的合约今年夏天就到期了。他正面临一个选择,是留在古巴找机会还是去更遥远的南美。目前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早已被很多做外贸生意的中国人开发殆尽,乌拉圭、委内瑞拉又政局动荡。在粟九章们眼中,玻利维亚才是下一个潜力之地。

那天我告别粟九章,走在哈瓦那僻静的街道上时,只看到挂在老墙边的路灯散发着黄色的光。我想起1966年,切·格瓦拉从非洲刚果回到古巴后的下一站,也是玻利维亚。

 

6

在特立尼达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Pat去一家餐厅吃甜品。

餐厅坐落在有300年历史的小型博物馆里,大厅陈列着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家具、镜子、器皿。院子里微风浮动,烛光在绿色的植物间摇曳。

据说这家餐厅是特立尼达演奏古巴传统音乐最好的地方。当如泣如诉的大提琴声响起,身边的一切就好像穿过风云诡谲的20世纪,回到了西班牙殖民的时代。

Pat在餐厅遇到了一位音乐家朋友。他是一个中年人,穿白衬衫黑西裤,梳光溜溜的大背头。他是餐厅的小提琴手,已经在这里工作20年。他给Pat唱了一首西班牙语歌,嗓音没有滴水不漏的醇厚,也没有错落有致的轻盈,可那蜿蜒的诉说里,又分明有叙事诗一般的力量。结束后,我和Pat相对而坐,不发一语。过了好久,我才打破沉默问她:“你刚刚在想什么?”

“在想那一切都过去了,而且永不再来。”

那天步行前往餐馆的路上,我曾问她:“如果有一天特立尼达的游客越来越多,或者古巴的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你还会在这里养老吗?”

显然有人问过Pat相似的问题了。

她熟练地回答说:“如果到了那一天,大概古巴的房价也不会这么低了吧。到时候我乡下的房子,就是一个有回报的投资了。这一点,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

我向前望去,看见特立尼达古城正逐渐浸没于夜色之中。500年的历史回荡在足音间,时光线性流过,2018年2月古巴的这个横截面,也将不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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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总第634期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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