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 |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特约撰稿 陈又礼 日期: 2018-01-22

阿文在一旁喃喃自语:“你知道卡土土拉这个词的意思吗?”风声很大,有好些年轻人也把车开了上来,他们靠在车盖上喝冰啤酒,有说有笑又跳又闹。“意思是:一个我们都不想住的地方。”他说

摩托车在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位于纳米比亚西海岸的城市)的沿海公路上狂飙, 我左顾右盼,有点迷惑。左边是深沉的大海,右边是绵长的沙漠,沙翻浪滚,来势汹汹。左右皆无垠,还美得叫人发晕。

这景很是冲撞,却一点不显得冲突。

这是进入纳米比亚的第二周,自三天前在首都温得和克被摸走手机、从此彻底挣破社交软件所布下的天罗地网后,因为不再执着于修图软件、“Free Wi-Fi”、微博知乎,也不再沉溺于各个虚拟身份之间,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于是便拼了命地练习把感官世界所接收到的东西直接输入记忆,跳过将其转换为信息的环节。这种体验很是奇妙,身在其中,会不停去想:到底在途中,什么才是最应该被记住的呢?

 

摩托车骑着骑着,我逐渐发现自己迷了路。不晓得是在哪个分岔口一不留神拐错了道,越骑越窄,直到剩下够一辆卡车勉强通过的宽度,我才回过神来,定睛环顾一圈,发现海已经被摩托车轮下的这条小径给切割成块,左边还是宽广的海面,右边虽然也有水,却让其他更小的小径劈成了不规则又不连续的片状池子。其间出现挺大的一块空地,晒着好些一人多高的盐堆,像白花花的金字塔,在日照下含蓄地反着一点光。

偶尔能看见中型铲车一动不动地停着,两个工人光着膀子站在白盐旁,皮肤黑得发亮,举着大铁铲。

我停了车,怔怔盯着这些盐池。它们和泡泡糖一样,浅粉红色的。后来我才得知,通常盐池颜色取决于因池水含盐度所滋生出来的藻类微生物的种类和密度,假如水呈现出粉红、红或橙色类,便证明含盐度算是高的。

水边有一大群同色系的火烈鸟在踱来踱去,无所事事地啄着鱼虾。它们从池面上飞起时,仿佛把粉色的水也带上了半空。

 唯一明显的动静,是鸟叫和翅膀扑腾的声音。

 青年旅社前台的津巴布韦姑娘乔安娜说,这盐田其实也是游客清单上很受欢迎的一项,尤其是在旺季,盐坝上一定站着一排长枪短炮,咔嚓咔嚓对着火烈鸟拍个不停。

 我默默站了一会儿,直到眼睛因为盐巴的白而变花,便发动摩托车骑走了。所幸路只有一条,开个十几二十分钟,就回到了通向镇中心的主干道上。

 那是斯瓦科普蒙德的7月。这个月份是最冷的季节,只要太阳不出来,立刻就变得又湿又寒,加上海风很大,吹得人有些头疼。几个金发姑娘戴着毛线帽子、架着蛤蟆镜从咖啡店出来,走过几棵挺拔的棕榈树和五颜六色的花丛,拿车,开走。

 难怪斯瓦科普蒙德被称为“西非小巴黎”呀。

 随便找家沿街的小餐馆坐下,点了生蚝、柠檬香煎king fish和寿司,鲜虾沙拉作前菜。纳米比亚的生蚝自带一股奶油味,中和起海水的咸,肥嫩和甜度刚刚好。

 托马斯既是这里的老板也兼着主厨,来自德国,在南非长大,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时迁了过来,妻子是日本人,两人经营这家日式混西式的小餐馆已经十几年了。此外,他们另一个更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蚝,托本格拉寒流的福,西岸的海水温度不高不低,还富含藻类,以至于这里的蚝不仅品质好,而且生长期比法国、澳洲的同类们短三分之二。这使得养蚝业和渔业并列成为继矿业之后,纳米比亚的第二大经济支柱。

“现在养蚝的越来越多,开餐馆的白人基本都自己搞养殖。你要是把船开出去几百米看看,几乎整条海岸线都扎着蚝场,有的大有的小,蚝一般都出口,其中亚洲国家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三,尤其是你们中国。我跟我老婆也是因为蚝认识的,哈哈。”托马斯说。

他看我端起一只蚝就想直接入口,赶紧站起身从柜台端过来一个小碟,碟子中央躺着一小撮粗盐。

“这盐我们直接从两公里外的盐厂买,没经过任何加工的。吃纳米比亚的蚝呢,就要洒点海盐,稍稍刺激下味觉。蚝和盐都是本格拉寒流养出来的,一起入口才是王道,比搭白葡萄酒还要妙。”

于是便遵了主厨嘱咐。盐的颗粒质感滑过舌头和喉咙 ,带我回到下午骑车所经过的那一大片雪花白,常年在池边工作的工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眼睛吃不吃得消呢?得知自己铲子里的盐巴最终会成为厨子的骄傲和食客的美好记忆,甚至被漂洋过海传送到其他国家的餐桌上,会不会在日晒风吹之下感到一点欣慰?

 据统计,南非90%的食用盐都从纳米比亚西海岸这片占地3500公顷的长条形盐田进口。但这几年随着大机械化生产的推广,盐厂所剩的一线工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说是要彻底消除肤色和种族歧视,不能让黑皮肤老是干体力活,所以就把人辞掉用机器代替”,中午碰到的那两个站在盐堆边上的盐工说。

 他们之中叫马丁的那个抬手抹掉满额大汗,扭过头,在眩目的太阳光下眯起双眼,向远处的海岸线望去,说:“指不定下一轮就裁掉我们了,不干体力活,不干体力活还能干什么呢?”

 

华人

手机是在首都温得和克市中心最大的购物商场被偷的。我刚从厕所出来,洗个手不到一分钟的功夫,牛仔裤后袋里的手机就被摸走了。

洗手间是整个商场里唯一没有监控的地方,但洗手间外面过道右上方摄像头所拍到的模糊画面显示,在我出现之前的一分钟内,从里头走出来的三位女士都是黑人,都梳着黑人最常见的辫子头,都穿着牛仔裤和颜色不明朗的上衣。

商场的经理跷着二郎腿,从报纸上方给了我一个略表同情的眼色:“一定是津巴布韦来的,我们纳米比亚人一般不干这事儿。”

“可是你怎么区分津巴布韦人和纳米比亚人呢?这不看起来差不多嘛?”

首都温得和克市中心楼房林立

 

他耸了下肩膀:“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他还鼓励我去警察局报个案留个底,“虽然我从没听说他们哪一次把谁的东西从小偷那儿找回来过,不过你要想自我安慰的话,还是可以去走一躺。”

从办公室出来,一时间有点摸不着北。前天刚在微信上收到一笔稿费,还没来得及转进银行卡,而银行卡里基本已经没钱了。

我就这么懵着走进超市拿了一瓶冰水,结账的时候看见隔壁收银台站了一个东亚人,个头不高不低,长相也中规中矩,他透过发亮的镜片飞快瞥了我一眼,很客气地一笑,提起已经打包好的购物袋走了出去。

走到购物商场大门口时又碰到了他,正在对着电话那头讲客家话。

我示意了一下,他便停下脚步,很快结束了通话。简短寒暄后,我得知他叫阿文,是华为驻纳米比亚的高管之一,来这边已经三年。我把遭遇小偷的来龙去脉快速过了一遍,问他能不能把手机借给我登录一下微信。

“你要用的不是visa或master卡、而是一般储蓄卡的话,这边大多数银行都没有办法直接取款,我可以带你去我们这边很出名的一家华人商店,做五金和建材的,也是老乡。你微信转账,他们按网上当天汇率兑成纳币给你,连手续费都不收,纯帮忙。”阿文建议。

我们开车行驶在温得和克的主干道上,天的蓝度和云层的厚度都刚刚好,大街上干净得很,灰色的楼房高低层次分明,肤色各异的白领们身上穿着笔挺的西装,神情严肃来去匆匆,看起来既专业又得体。华人商店门面不显眼,店名也丝毫不醒目(我甚至想不起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从外面看昏暗得很,只能隐约看见几排架子和穿梭其间的人影。走进去才发现里头其实大得很,面积几乎比得上正规篮球场,货架挤货架,上面按类别随意摆着各种零配件和工具,店的最后面则用来堆放大件,后墙上挂了一大幅毛笔字,写的是“舞”。

店中央是一张黑檀木功夫茶桌,上面散着全套茶具,一个中年男人坐在桌旁,正用开水涮杯。阿文喊了声“吴哥”,接着快速将我介绍了一遍。

吴哥笑了笑,很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首都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哦不对,应该是每一个外国人和绝大多数本地人都被偷过手机,尤其是苹果三星。你一个女孩子要是去南非,那更夸张,大白天不多找两个人一起你都别想往街上走,看着光天化日的,说遭抢就遭抢。你说你国内那么安全不好好呆着,跑到这山旮旯还动不动就暴乱的地方来搞什么……不过偷都偷了,你也不要纠结,就当是另一种体验吧。”

他给我递了一杯生普,让我坐。我们互相加了微信,转账。我顺手点进他的朋友圈晃了一眼,清一色的公众号文章转发,最近的一条是:《美帝国激情演唱<社会主义好>》。

吴哥转头把店里唯一的另外一个中国人——收银大姐叫过来,吩咐她数6000纳比(约等于2900元)。他想一想,从兜里掏出钱包,点了五张200的一块儿给了我。

“别不好意思推来推去的,叫你收着就收着,女孩子家……99. 9%的中国人来非洲,只有三个原因,要么高薪公派,像你文哥这种高管,呆几年钱赚够了,回国;要么像我这种做生意的,一呆十几年几十年,不知不觉全家都搬过来,就被绑住了,也是为生计;要么就是些旅游的,被拉着到处看一圈,咔嚓咔嚓照够相就走人。像你这种真是没见过,唉,也不知想什么的。”

说完又起身走去柜台拉开一个抽屉,捣鼓了好一会儿,翻出一台三星最早出的那种推盖触屏手机,递给我。

“拿去,虽然不怎么好用,可是接电话发短信还是可以的。小姑娘没个手机用怎么行。还有啊,不要穿紧身牛仔裤,这些黑人很色的,一遇着哪个脑子不清楚的,你就知道错了。”

我再三谢过吴哥,告辞了。

 

首都

车继续行驶在主干道上。阿文边开边问我:你最能记住温得和克的什么呢?

好生琢磨一轮,除了刚从机场开出来那40分钟,浩荡蓝天下的粗山荒原看得人有点失魂之外,脑袋里居然弹不出任何关键字。呆了三四天,我似乎还是对它一无所知。或许也是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有“首都风范”,以至于我甚至提不起探索的兴趣。

“这么说吧,你最想看什么呢?”

“活的那一面?”我试探着回答。

从机场到温得和克市区的公路         图/陈又礼

 

“也就是说至今为止,你都觉得她是死的?”阿文大笑,“也难怪,你光在downtown活动。不介意的话,一会儿带你感受下不掺假的温得和克,我基本每周末有时间都去,差不多是这个城市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了。”

“哦对了,温得和克本地最好吃的东西也在那里。”他说。

我们经过独立大道,车窗外一个又一个被围墙圈住的两层小楼接踵掠过,墙上刷着不同颜色,无外乎淡雅的草绿、清新的薄荷蓝、暖洋洋的鹅黄、梦幻的芭比粉、高贵的芋紫,都是浅浅的。房子与房子间隔二三十米的样子,其间种着修剪良好的棕榈树,也有小棵的猴面包树。有时能隐约听见小孩玩耍时发出的笑声,偶尔是婴儿的哭声。

“温得和克有15%左右的白人,其中一半都住在这里了。”阿文说。

时速40公里的样子开了十几二十分钟,突然视觉上感到地势一低,原来是因为驶出了那一片有条有理的住宅区。眼前闯进来一段平整开阔的柏油大马路,左右是看上去尚未被开发的旷野,灌木、沙石、已处于半废弃状态的加油站,没有人。

只过了两三分钟,布景就又开始变幻。沙里开始慢慢长出零零星星的东西来,是一丛丛小得出奇的棚子,闪闪发亮,可这亮晶晶的既不是玻璃又不是瓷砖,而是那些在发达城市里已经越来越少见的波纹状铁皮。一块块形状不规则的铁皮被拼到一起,有的成了墙有的成了门,有的成了屋顶有的成了补丁,全部加起来,就是某人的家。

随着车的前进,旷野很快被抛到脑后,眼前是另一片住宅区。

阿文一拧方向盘,拐入左边一个稍宽敞些的院子,把车靠边停好。一个大腹便便、留了两撇小胡子的黑人大叔走过来,弯下腰把手伸进车窗,他们握手碰拳,笑嘻嘻地揶揄对方。    

“文,今天来得正合适,一会有比赛呢!你看我这不正安排他们布置场地呢嘛,忙得要起飞了,先不聊,你带你朋友到处转转,晚点好好招呼你们。”

黑人大叔快步绕到我这边,握手,说:“欢迎来到卡土土拉(Katutura),be free and enjoy。”

阿文让我把双肩包什么的都留在车里,尽量什么都不要带,“在这里,空手逛才是最爽的。尤其是你那相机,千万不要拿出来。”他边说边脱掉西装,套了件卫衣。

我们下车,朝人群深处走去,棚子密度剧增,有些甚至直接挨在一起,中间隔着横七竖八的铁丝网栏杆。铁皮大多很旧,锈迹斑斑,但隔三岔五也会冒出来一座崭新的,反着银色的哑光,很是显眼。

所幸绝大多数铁皮墙上都有涂鸦,各种字母、霹雳、滑板,还有鲍勃·马利、爱因斯坦和斯诺登的头像,大红大绿大蓝大紫,几乎能把衰老的痕迹彻底涂抹掉。

黄昏渐逝,铁皮房子里飘出来米和豆子的味道,很多头顶水桶的少年陆续从同一个方向走来,小心翼翼托着,钻进各自的家。

周围人不知不觉变得多起来。年轻的耳朵上鼻翼上脖子上手腕上都是金光银光灿灿,年纪大的也穿得五花八门,看谁身上能挤下更多颜色。他们声音还都大得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大声讲话狂笑不已的、强词夺理不甘示弱的,各种雷鬼hiphop音乐从扩音器传出来,仿佛能把其中一些年久失修的铁皮棚子震成碎片。

但我和阿文无疑是仅有的两个“白人”。

“外国游客都是白天参观,让他们天黑之后来,你不如杀了他们哈哈,纳米比亚白人就更不可能到这儿来了。”阿文倒是显得很自在,不但掏出手机接电话,还掏出钱包买汽水,“有什么好怕的,你把自己当stranger(陌生人),人家就把你当stranger,买个东西把钱藏着掖着生怕被看见,而且拿那么大的相机对着人家的脸和房子拍个不停,还开心得以为自己拍出什么国际大片了。换作我是本地人,我也抢他们!”

我们循着某股撩人的肉味走进了一个大棚子,其实是一个半开放的大市场,名叫“一季市场(Single Quarter’s Market)”,里面排着很多小摊位,全是烤肉。小半头牛挂在一旁,随卖随割随称随烤,地沟油浑浊又扑鼻的香气被明火一煎,嗞嗞地唱着歌,肉被切成不薄不厚的一片片,往香料粉里一过再往火上一甩,最后再烹一层像麻油辣椒油焦糖胡椒粉混合的粘稠佐料,扯页旧报纸胡乱一包,就成了温得和克本地美食界的招牌——卡帕纳。

两份卡帕纳40块纳币(折成人民币不到20块),免费送沙拉,加10块纳币多两张煎饼,再加10块多两瓶汽水,能把人吃得停不下嘴、撑得动不了身。

“很多人都觉得卡土土拉是温得和克的耻辱,成千上万的穷鬼,还有那些吸毒的、醉酒的、性工作者,可是在我看来,这些才是真正的纳米比亚人,他们确实是没文化又素质低,但是他们有人味。就好比说虽然这里又脏又吵,但你看这么多鲜艳的颜色,在你眼前跳东跳西,你就觉得他们活得多实在啊。”阿文喝着本地人自酿的香蕉酒,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

 一季市场像个不大周正的方块,始建于上世纪中期。只不过那会儿它不叫市场,而叫“一季宿舍(Single Quarter's Dormitory)”。当时温得和克还是南非殖民地(温得和克1890年被德国占领,1915年为南非所占,纳米比亚直到1990年才取得独立,是非洲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几乎所有黑人和有色人种都聚居在位于市中心的“老地方(Old Location)”。直到20世纪50年代,市政当局决定强制性将“老地方”清空,所有居民都不得不被迫迁到八公里以北的政府为了实行种族隔离而新辟出来的另一个区域。

人们不由分说,立刻团结起来、揭竿起义。过去在老地方,尽管同样也是脏乱差小,可再怎么寒碜,土地所有权还是自己的吧。这下可好,政府把地收走,说市中心就是要用来建什么公园,人们每天上班的距离翻了倍不说,到新的地方竟然还要缴地租。

可当局才不吃你这一套,1959年12月10日那天,政府为了镇压抗议,出动武警。11死44伤,史称“老地方起义”,从此每年的这一天都是公共假日,美其名曰“人权日”。

海边的火烈鸟

 

大迁徙这才开始,第一批土生土长的一千多个温得和克人到达之后,被全部塞进临时搭起的“一季宿舍”。

现在这里边上一圈基本都是烤肉摊,也有少数卖炸薯条炸鸡、水果和其他小吃的。里头围着上百张小矮桌和小板凳,人们即买即食,高声喧哗、热火朝天。

我和阿文也坐在其间,隔壁一桌五六个小伙子凑过来问能不能照相,最前面的一个伸长了手也不能把全部人完整地装进框里,便扭过头来抱怨:“诶你们俩到底是不是中国来的,你们国家不是人人都举根杆子自拍的嘛?”

好不容易完事一看,却发现只有我和阿文是看得清五官的,他们就开始互相推搡大笑:你看你都黑成什么鬼样了!

阿文说他每次来卡土土拉,都会想起小时候在老家乡下逢年过节逛庙会的情景,尤其是那股让人心安的烟火气,简直一模一样。

我环顾四周,觉得好像每个人、每间铁皮房子里头,都藏着一个世界。

 

跳舞

吃饱喝足,我们走回停车的院子,“看比赛”。

之前我还以为是围着屏幕看球赛,结果发现人山人海黑压压一大片,鼓敲得震天响,一束强光打在小广场中间,围观者无不踮起脚来喝彩尖叫。我们好不容易蹭到前面,一看,发现原来是在跳舞。

说是跳舞,其实应该是斗舞,因为不论是谁,都可以踩着舞步走到人前,开始solo。上一个无论正跳得多起劲、心里有多不爽,都得退位一阵以示起码的尊重,要是实在觉得这人比自己差得远呢,过个一两分钟,还可以反攻,出招抢回风头。

没有限定的舞种,有hiphop有locking有jazz还有踢踏,有类似现代舞的,也有类似原始舞的;没有伴奏或任何背景音乐,只有一个留脏辫的青年用两掌击着一口大半人高的兽皮鼓,离鼓20公分的位子架着一支麦克风。无论跳什么舞的,他看几眼就能抓住节奏,高低快慢都被咬死了,起承转合却全敲活了;其实也不存在什么判断谁优谁差的标准,根本没有评委,唯一的评委就是观众的回应。总之,除了禁止打架闹事、恶意挑衅,都是自由的。

舞者们汗似大雨,身上的肌肉线条随动作翻腾,眼睛里的光越烧越亮,像是暗夜里的火种。

前两天青旅同一间房的德国姑娘生日,非要拉着我去Tripadviser(某旅游网站,主要提供世界各地旅行者的点评和建议)上排名前几的某“玩乐场所”。地方在市中心,挨着“先锋公园”,放的是Rihanna的新歌。进去一看,七成是白人,穿着一水的黑白灰蓝,中间也是个舞池,很多男男女女正搂在一起跳贴面舞。他们眼睛也放光,只不过有的是被高脚杯里的香槟映出来的光,有的是发现“猎物”后饥饿难耐的光。我呆了一会儿,应付掉几个端着酒走过来的男人,离开了。

之前打过照面的八字胡大叔名叫但,他招呼我们到人群外的旧沙发歇会儿,因为沙发被刻意放置在一个较高点,所以即便人坐下,还是能基本看清“赛况”。

“怎么样舞好看么,长见识了吧?”他喝得有点半醉,笑眯眯地问。不等我回答,他便接着说:“温得和克超过50%的人口都集中在这五平方公里了,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没有电没有水,要想看世界上最后的种族隔离活化石,跟阿文来卡土土拉就算是来对了!”

“但,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你明知道我为什么来这,还老念叨什么种不种族隔不隔离的,有意思吗?”阿文脸色严肃起来。

但好像也觉出来自己话讲过头了,便笑着打哈哈:“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看这么多人,就你一个白皮白脸的隔三岔五来看我们,爱得多深沉啊。”接着把头朝我这边扭过来:“诶你知道吗,门口这条路叫Shanghai Street,几乎横穿过整个卡土土拉,听说是为了纪念很多年前你们上海和我们温得和克结交成什么友好城市修的,你看看,这友谊还有历史渊源呢哈哈……”

上海路?

“你是从上海来的吗?我家在温得和克,门口那条路就叫上海路,我一直想,哪天要是运气好碰到一个上海人,听他讲讲上海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就好了。”几天前马丁用蹩脚英文磕磕绊绊对我说的话突然再一次传进了耳朵里。

接着眼前像是下起了大雪,那雪刷刷地下,堆成一座座白花花的盐山。远处还站了一群粉色的火烈鸟,马丁站在白和粉之间,显得有些突兀。

大概是因为太久没有看到中国人,马丁还絮絮地说了很多别的,大抵是关于他想象中上海的样子,和现实中“上海路”的样子,可惜我没能听懂太多。

从但那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快晚上9点半了,我和阿文穿出卡土土拉,车顺着地势开上了后山。

山并不太高,一会儿就到了顶。山顶挺平整,像个大托盘,脚下是整个卡土土拉,据说至少有20万人生活在这里。我看着那一个个小铁皮盒,不知道其中哪一个是马丁的家呢?

阿文在一旁喃喃自语:“你知道卡土土拉这个词的意思吗?”风声很大,有好些年轻人也把车开了上来,他们靠在车盖上喝冰啤酒,有说有笑又跳又闹。

“意思是:一个我们都不想住的地方。”他说。

 

离开卡土土拉后,不知为什么那些整齐划一的楼房、一尘不染的马路、明亮通透的大商场好像变成了用乐高砌出来的布景,突然显得更灰头灰脸了。

于是我跟阿文道别,和另外两个背包客一块儿租了辆小车,离开首都,向温得和克西南方向的苏丝斯黎开去。

其实绝大多数人应该或多或少对苏丝斯黎沙漠(Sossusvlei)有些印象,因为它不但是纳米比亚最著名的景观,也曾是Windows深入人心的桌面墙纸之一:海蓝的天,淡奶油色的盐沼地,砖红的沙,幽黑枯干的骆驼木。这也是现实世界中,经过两个小时的暴晒,人们爬上丘顶再顺势飞速滑下之后所能看到的最终画面,既分明又热烈。

登一座海拔325米的山(或许这个高度连“山”都算不上吧),估计难不倒任何一个还没迈入老年且四肢健全的成年人,但假如是一座沙丘,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座被称为“大老爹(Big Daddy)”的沙丘,是全世界最高的沙丘。假如有谁在剧毒的幻日之下和它对峙、挑衅,虽然它不言不语,却因为关公一样的脸色,不怒自威。

站在“大老爹”沙丘上俯瞰到的风景       图/陈又礼

 

沙的红,来自铁元素经年累月的氧化作用,确实像是铁锈,不烈,却刚。从远处看,也像大白天荒原上烧不尽的野火。

想要站到火焰尖上,就不得不靠“爬”。自进入后半段,放眼望去基本看不见有谁还能保持直立。沙子又滑又软,无底可踏又无迹可循,缠住我,像温柔的陷阱,好不容易从上一个漩涡把一条腿拔出,却不幸因为挣脱时用力过猛、刹不住车,而狠狠踩进另一个深渊。

太阳却怎么都温柔不起来,它直勾勾盯着人不放,嘲笑这面赤耳燥的丑态。我埋头苦爬,发现在正午的日头下,连影子都几乎看不见,迷迷糊糊扛着背走一阵,抬头一看,沙的纹路不知什么时候被觉不出的风给吹成另一个形状,便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

背囊也是个负担,相机镜头和饮用水砌到一块儿,成了一顶龟壳。奇怪的是,水再怎么喝,双肩包好像还是那么重,咽下去的每一口又都热乎得很,让人一边灌一边冒汗。

尽管如此,眼前无疑是绝世之景。相机没电之后,很多次我试图去掏手机,想记录下沙脊变幻莫测的摆动、沙尘暴不速而来所刮出的一阵朦胧、温吞的风吹进耳朵的细小响动、细沙掠过发烫脸颊时的粗砺,甚至是额头皮肤晒伤前的紧绷和刺痛,才反应过来手机已经被偷,再一想,即便手机还在,也不大可能拍出这些。于是在登上大老爹头顶的那一刻,我决定就这么静静地呆一会儿,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

正是淡季,游客很少,但还是看得到一些奋力匍匐着向上挪动的小黑点。我望向不着边际的沙海,那感觉和前些天在西海岸游泳很相似,都是测不透的丰富。沙漠本该显得贫瘠,事实也是如此,但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红色自带了一丝暖意,看着便不那么苍凉了。 

只可惜我刚坐下没一会儿,头顶就已经被烤得像是会随时冒出烟来,赶紧冲下丘顶,穿过底端布满裂纹的盐碱地,用单反最后那一丁点电拍了两张早已被游客拍烂的骆驼木,以最快速度走回敞篷越野巴士里。

司机给每个人都递了一瓶冰镇可口可乐,用起子起开。那一刻,大家听着二氧化碳溜出来的嗞嗞声,仰头猛灌,眼里都是“微醺”的幸福感,似乎瞬间就把刚才的美景给忘得七七八八。

开车回营地的路上,我看看手边的空玻璃瓶,又看看灌木丛生、时不时跳过两只羚羊的窗外,想起了“奇”,那个矮瘦矮瘦、肤色很亚洲、极其擅于追踪和狩猎的布须曼人。

第一次看《上帝也疯狂》的时候,还以为整个故事都是天方夜谭,直到很多年后偶然读到一份关于原始部落的调查报告,我才得知,原来真有布须曼族,电影里“奇”所说的语言(其实是用舌头弹出的提提哒哒声……)、着装、各种习俗和生活方式,都是写实的。

当时那份报告里还提到:现存的不到九万布须曼人里,其中有超过1/3生活在纳米比亚。“奇”的扮演者厉苏就来自纳米比亚东北角的特桑克威(Tsumkwe),只不过1944年他出生时,纳米比亚还不叫纳米比亚,而叫“西南非”。

听说厉苏因为出演这部电影而得了300美金,但他不知拿这些纸来干嘛,就把钱全扔了。再拍续集时他的片酬飞涨到50万美金,又过了一年,他被请到香港去跟林正英、刘青云、刘嘉玲他们拍了另外三部电影,但后来因为水土不服而回到了特桑克威的部落里。2003年,厉苏在荒野捡柴火时去世,死于肺结核。

车赶在夕阳西下前开出了旷野,驶入工业化和文明。遗憾的是,在纳米比亚东游西荡了三周,我没有遇见一个像“奇”那样天真无邪到能与白人和谐共处的布须曼人。

结果在离开这个国家的前一天,我却碰到了比“奇”更古老更稀有的“红泥人”。

红泥人学名辛巴族,是纳米比亚独有的原始游牧民族,靠狩猎和采食浆果为生,现存人口仅不到两万。之所以被这么叫,是由于这一族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春夏秋冬,都会把红石粉(当地某种红色石头所磨成的粉末)加上牛油或羊油和在一起、搅拌成类似红色的膏体,用来涂满全头全身,以抵御烈日和蚊虫。

在温得和克楼房林立、井然有序的主街上,我远远地就看见了她们——两个裸着上身、中胖、只在腰间裹了花布的“红色”女人。

斯瓦科普蒙德,傍晚海边的一对夫妇

 

她们在游客咨询中心前摆了一个摊,卖手工饰品,身上各背了一个颜色比较正常的娃。

当时正是午餐休息时间,街上熙熙攘攘,而她们坐在人潮中聊天大笑,一看到有游客就拼命推销自己的产品,显得格格不入又理所当然。我走过去买了两个木头镯子,问她们能不能拍张照。

“再买一个。便宜。”其中缺了一颗门牙的那个嘴里蹦出来几个英文单词。

我就又选了一个。

她数钱,面无表情地将娃从身后拉到身前,把一边乳头塞进小孩嘴里,示意我赶紧拍。

结果还没来得及按下快门小孩就哭起来,女人一看,发现原来小孩把大便拉在了她身上。她嘴里嘟嘟囔囔,走到马路边的下水道前,从垃圾箱翻出几张废纸给小孩擦屁股,又捡出一瓶没喝完的矿泉水来洗手。

路过的那些端着咖啡、着装得体的白领们捏着鼻子一脸厌恶地快步走过。她也不在意,继续伸长了手,从垃圾箱底掏出另一瓶几乎已经见底的可口可乐,拧开盖子喝掉。

我试着对话,问她们家在哪里,其中一个似乎听懂了“home”,回答道:Katu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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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总第634期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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