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李叔同 悲欣交集,极致庄严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韩墨林 日期: 2018-01-03

今年是弘一法师李叔同辞世75周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筚路蓝缕,有开拓之功,在书画、音乐、艺术、金石等领域皆有高深造诣;中年出家,成为第十一代南山律宗之祖;国难之际,宣讲“念佛不忘爱国”,身体力行支持抗战。传奇身世与璀璨成就背后,站着一个追求极致、绝对庄严的生命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慈寺皈依三宝。禅房上贴着四个字:“虽存若殁”。“出家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亦均抛弃,何况朋友。”

有学生询问法师:“老师出家何为?”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在教育家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本妻子诀别的一幕:“弘一出家后,夫人追来杭州,终席不发一言,饭罢雇了小船,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从不回头,一桨一桨荡向湖心,连人带船一起埋没湖云深处……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这是关于弘一法师的最后一抹绮艳景象,相较于其高不可窥的佛学造诣,这是凡俗中人能够理解的感情。后来,这一幕在影视和文学中被无数次唯美演绎,连同一阙《送别》,成为历史上的绝唱。

叶圣陶说,弘一法师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头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应该是怎样,他的言论应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

对他的怀旧情愫,在他离世多年之后,仍年复一年地延续着。人们试图从他存世不多的黑白相片——那张历历斑痕、清癯而温默的脸孔中,极力解读出某种大慈大悲。半世风流遁入空门,盛极而归于平淡,在李叔同的一生中,他的悲悯与决绝,同样迥异于人,像一个耀眼的谜。

在老友夏丏尊和学生丰子恺的回忆中,李叔同并非那样不近世情,而是情感激越之人,凡事追求极致。他人生中经历的几番断裂,不外乎这种极致人格的外化:20世纪初弃儒学而入西学,始信文章救国,不若经世。而后归宗于佛学,出家前外赠或销毁视如瑰宝的书籍、字画、折扇等,并于剃度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

经历历史的风云动荡,晚年,他将报国热血化作佛学的持戒自尊,将爱国与修佛融合为一。如丰子恺所说,法师决绝、明彻,穷理至臻,“做什么像什么”,才能于情于事,一体贯通。

1914年,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

羁绊

1924年,李叔同云游经过上海,来到学生丰子恺家中小住一月,丰子恺请李叔同为自己寓所命名。李叔同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又能相互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都拈到“缘”字。于是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

在缘缘堂,丰子恺住楼下,李叔同住楼上,是平生仅有的朝夕相处时光。李叔同不惯点灯,日落而息,他们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丰子恺记得李叔同经常陷入思考,面容沉静,像一只清癯的仙鹤,让他感到一种超于物外的神圣。

出家早年,李叔同持戒苦修,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不多发一言。访者殷勤求告,他以一句“老实念佛”默退。故人来信,他告知邮差“此人他往,原址退回”。

在缘缘堂,丰子恺提议,由他作画,李叔同配诗,合作出版一本《护生画集》,以弘扬佛学和人世间的大仁大爱。李叔同竟慨然允诺,是欲“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丰子恺喜悦莫名。

斯时,作家柔石、曹聚仁等撰文批评“护生”及“慈悲”等概念,在抗战时期“对敌人是不该保留着了”。

李叔同主张,“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抗日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10年后,李叔同看到《护生画集》续集后,欣慰地给丰子恺写信:“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以此类推,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在晚年回忆中,丰子恺把这段际会称为“大因缘”。因李叔同出家时,六艺俱废,这承诺对他是一种破例。

一个月后,师徒分别江海。国家已烽火连绵,李叔同四方宣讲“念佛不忘爱国”。丰子恺亦时时听闻李叔同的讯息,包括更多令他感慨的“破例”。

抗战全面爆发初年,李叔同正闭关,不与外界接触。彼时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邀请他写一首会歌,李叔同认为国难面前,应鼓励国民强健体魄,故欣然应允。时人喜悦,认为此举“非同寻常”。

丰子恺在“文革”中经历屈辱岁月时,唯一的牵念是日日早起,撰《护生画集》,并从中获得心灵的宁静。那时丰子恺是“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这份因缘和托付,给予他“晚年的福气”。

生命的火光渐弱之际,丰子恺意识到,在恶劣的环境下遁入空门的李叔同冷寂的心底,爱国热忱的星火始终没有熄灭。

上世纪初“劝用国货运动”启端,李叔同从此布袍马褂。丰子恺见老师穿的褂子松垮,就送他一条宽紧带。李叔同坚辞,说不用外国货。出家之后,丰子恺去看老师,见他用麻绳束袜,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李叔同又拒绝,丰子恺说:“这是国货,我们自己能够造了。”他方才收下。

李叔同曾凭吊韩偓墓庐,嘱高文显作传,他钦佩韩偓遭国破家亡之惨痛却不肯附逆。耿耿孤忠,其志独坚。

他也经常吟诵宋代忠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

1937年8月,李叔同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剃度前夕,李叔同与丰子恺夜谈,赠予他一幅自撰的诗词手卷,特别指着这一阕词,微笑着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

那时,青年李叔同激愤于八国联军的铁蹄与漫布中原沃土的鲜血与饿殍,再兼母丧,心灰意冷,毅然出走日本。辞行的时刻,挥笔写下这首《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辞别红尘这年,欧洲新启战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粤桂战争、湘鄂战争、奉直战争暗潮涌动,国内火星欲迸,人心惊惶。李叔同斯时对学生说起这首词,心境可追。

丰子恺在回忆录中叹息,当时年幼无知,竟漠然无动于衷。

弘一法师李叔同落发为僧时虎跑寺旧照

奔波

1942年,62岁的李叔同圆寂之前与一位赵姓好友见面。站在雁荡山的山崖边,山峰浩荡,朋友突然感觉到李叔同眼里有一丝异样的情绪。

赵问:“似有所思?”

答:“有思。”

问:“何所思?”

答:“人间事,家中事。”

抗战犹在尾声,人间依旧烽火不息,晚年李叔同希望回天津与年迈的兄长、族亲一叙的愿望亦落空。

“有所思”者为何,已无人知。但早期专攻科举,以学致世,后来钟情艺术,“以美淑世”,再到归为佛子,说出那句著名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爱国、救国的抱负,贯穿了李叔同一生。这种理想近似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以佛济儒”,但在私我情感的领域内,他确是完全割断尘缘,以全新之我皈依佛门如朱光潜所言,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这是他的遗世独立,是他的复杂、他的纯真,也是他的佛性。

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李叔同把出家的原因仅归结于幼年家庭崇佛气氛的影响,对西湖佛教文化的羡慕,以及在同事那里听说了断食的好处,便在假期尝试断食,期间接触了很多佛经,方知名利虚妄,遂抛妻弃子,决然出尘。

梁启超曾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儒学在西学冲击之下风雨飘摇,社会组织功能近乎坍塌,无论救国救民,还是安身立命,一些当世知识精英需要寻找一个“栖息的空间”,遂将精神寄托于佛门。

彼时,康有为学佛,曾试图以佛法解释变法;梁启超读佛经,写出著名的《论佛教与政群》:以佛教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可救国救民;鲁迅也读佛经,在彷徨中寻找权宜的栖息之处;儒学大师马一浮读佛经,并且弘扬佛法,给李叔同启迪颇深,但他只是在家的居士。

李叔同走了最远的路。

目送李叔同出家的背影,一个学生说:“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

李叔同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天津。家族凭借经营盐庄与钱庄生意富甲一方,并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父亲李筱楼1865年中头名进士,精研佛学、理学,曾为清末重臣李鸿藻部下。因文名卓著,李筱楼同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与李鸿章交情密切,去世时李鸿章亲临主丧。

兼具商业与政治背景的李家财势显赫。李叔同早年交游者多为显贵,如李鸿章、王文昭、荣禄等风云人物。

名门望族规矩森严。李叔同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幼子,度过优渥而无忧无虑的童年。但随着父亲去世,6岁的李叔同便跌落到一个旧式家族庶子的地位,母亲是使女出身,在冷眼和呼喝中煎熬时日。李叔同心中愤懑却无计可施,虽衣食无忧,终感“低人一等”,15岁便发出感怀:“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

李叔同的次子李端记得,在母亲房中,一直放有“先父从上海带回来的四个大皮箱”,在白色的箱皮上,除印有“上洋制皮箱”的厂名图记外,还都有“李庶同制”的字样。“庶”、“叔”同音并用,可见他常以自己是庶出为苦。

大家族的严格庭训,为李叔同打下坚实的学术根底。父亲去世后,李叔同正是开蒙的年龄,每日被兄长拘在书房里,7岁读《千字文》、《朱子家训》;10岁读《古文观止》、《四书》、《说文解字》。他过目成诵的天赋让家族刮目相看,这并没有改变多少母亲的境遇,但在那样的家族环境下,已是母亲唯一的希望所系。当发现李叔同迷上看戏不惜逃学,母亲直接吞下了一包老鼠药,从此他再不敢踏入戏院。

但他狂热地迷恋着戏曲,在诗酒缱绻中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安宁感,并爱上了天津名伶杨翠喜,为她写下深情文字:“痴魂消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洁。”然而杨翠喜被袁世凯当作礼物赠予宗室载振,李叔同伤心欲绝之时,却承接了一份毫无感情可言的包办婚姻,这是他的另一重枷锁。

官宦家族的政治敏感与生俱来。他曾致力于科举,两度参加县学考试,指望文章立命。在策论“论废八股文兴学论”中,他慷慨陈言:“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

答卷针砭时弊,却“胆大妄为”,注定名落孙山。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冲决了最初的政治理想,李叔同一直关注维新变法,每天读报,但年轻的书生终于体会到大时代的翻云覆雨。那一天,李叔同将报纸撕碎,仰天长啸,转身回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后来,因为这枚印章,他受到不可测的政治牵连,母子二人避走上海。

在上海滩,李叔同加入城南文社,与才子名流交游,短短几年便蜚声书画诗文界。这似乎是意气风发的一段日子,他依旧纵情声色,结交名妓。但烽火硝烟,生灵涂炭的警醒,使李叔同终究难安于城南文社的一隅桃源。与友人的通信中,李叔同陷入矛盾,流露反思和忏悔之意,想挣脱“花丛争逐”的世界。这一时期,母亲的去世,在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之余,也扯断了最后一丝留恋和犹疑。送母亲灵柩回天津之后,李叔同远渡日本,学习艺术。留日期间,李叔同诗、画、戏、乐的水准几近精绝,被誉为天才,其后回国任教。几经辗转,最终在点缀着古寺佛钟的杭州西湖畔安顿下来,这仿佛是一种默契和缘分。

很多人认为,母丧是李叔同“看破一层世相”的开端,那年他26岁。李叔同与母亲曾在大家族的屈辱与冷漠中相依为命,母亲死后,他数次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断言“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此外,佛家有例,父母不允,不可出家,但对妻儿并无此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的离世,是把李叔同推离红尘的一种力。

冷暖交迭的少年际遇,把李叔同的性格打磨得孤独而敏感。他喜欢独处,相知者寥寥。他的诗作情感浓烈,遁入空门后仍然如此;看戏会沉浸至流泪;偏爱悲剧角色,演戏时“神在骨子里”;他仿佛一生都在摇曳,上海滩,东洋,杭州……在春柳社演话剧时,听到争议便觉灰心,不愿登台;回国后任职《太平洋报》,不多时报馆就关门;之后辗转各地教书……李叔同被各种力量推来撞去,仿佛随遇而安。

直到他断然选择出家。

李叔同西洋绘画《裸女》

 

李叔同自画像

异于人者

学生丰子恺从照片上见识过老师上海时期的形貌: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美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许多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一等一的翩翩公子。”

一脉情根,甚至近于孤僻。譬如李叔同自小爱猫如痴,敬猫如同敬人。去日本留学时还不忘给家里发急电,问自己养的猫是否平安。 

在致学生刘质平的信中,李叔同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世味日淡,职务多荒,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似说灵魂苦闷,别无出路。

出家之前,李叔同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流露出缘起之念:

一花一叶,孤芳致洁。 

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然而,李叔同性格的底色中,始终有一种超绝凡人、不入尘网的特质。

夏丏尊与李叔同是挚友,两人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为同事,夏丏尊担任舍监。一次,学生宿舍失窃,夏丏尊疑是某人所为,苦于没有证据,自觉管理不力,日夜焦灼,求教于李叔同。

李叔同给出的解决方式是:

“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打着哈哈走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但事后思忖,如果换作李叔同,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微妙的是,如果别人提出这个建议,那么是一种冒犯,但李叔同这么说,就和他这个人浑然一体,全出于诚敬,仿佛信手拈来的寻常之事。

李叔同做事极致认真,一言一行仪式感分明,长期力行,夏丏尊认为,这使他拥有一种绝对的“对人的感化力”。

在朋友欧阳予倩的笔下,李叔同做人没有一丝圆融:

“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但在许多朋友的回忆里,李叔同的孤介性格并未造成人际障碍,按照丰子恺的说法,这是一种迥异常人的能量,大致来源于待人待己一体规范,毫厘不差。同卓异的才华一道,这使他成为当届教员中“最权威者”:

“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有个日籍教师本田利实,性子孤傲,只“畏惧”李叔同。有次因他人索字,去李叔同办公室取笔墨,动笔之前,特别安排人望风,说一旦李叔同回来就得马上通知他,因为“李先生德艺双馨,无人能及,连日语也说得那么漂亮,真是了不起,他的办公室我不敢擅入,笔墨也不敢擅用。”

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师时,卧室外面有个信插,他不在的时候,信件放在信插里。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了,收发员来敲门,说有电报,李叔同在里面回说:“把它搁在信插里。”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开房门取阅。有人问他:“打电报来总有紧急事情,为什么不当晚就拆看呢?”李叔同说:“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急呢!”

刘质平在跟随李叔同学习音乐后,创作了第一首曲子,找李叔同指点。李叔同沉默不语,惘然神思。忽然开口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冬寒凛冽,刘质平来到教室外时,室门紧闭,里面无声无息,走廊上却已有了脚印。刘质平随即站在廊前,在风雪中垂手等候。

十分钟后,教室里忽然灯火通明,门声一响,李叔同踱步而出,轻声说道:“你已经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

担任教员的时候,学生们在学校里很少见到李叔同的面。到上课时,他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可以说,李叔同彼时的生活状况,已经和“苦行僧”相距不远了。

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说:“弘一师的诲人,少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然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或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恭敬起来。”

极致认真的性情,在李叔同的人际交往中,形化为对原则的极度苛求,近乎“不近人情”,后来也被许多人解读为“佛性”。

李叔同出家时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

入世与出世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这是丰子恺对李叔同生平的勾勒。

“做就要做到极致”贯穿了李叔同一生中许多个“第一”: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最早介绍西洋乐器……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现专事弘一法师作品研究,她认为,正是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促成了祖父的出家。

入空门后,李叔同每日早睡,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他常言:“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僧人必须比俗中人守持更高的道德标准,方能度人。”

在佛教八万四千法门里,李叔同选择了最苦的律宗。他自认为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持律严格,一动一念皆谨慎。一次,丰子恺给他寄一卷宣纸,请书佛号。宣纸有余,法师便去信问多余宣纸如何处置?因宣纸既非自己所有,如何处理需过问物主,李叔同视为当然。另有一次,丰子恺寄邮票给李叔同,因多了几分,李叔同便寄还丰子恺。

南山律宗自南宋之后就失去了真传。弘一法师以半生之力,对律藏进行整理、编修,并携带南山律学三大部的内容云游讲道,使失传几百年的律宗得以再度发扬,是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每到一处,李叔同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

一次,在西湖边的素菜馆里,杭州一名士邀请李叔同赴宴,陪客到齐已一点钟。众人饥肠辘辘,相继开吃,忽见李叔同在碗筷前端坐,庄严不动。问之即曰:“我是奉律宗的,过午不食,各位居士自便。”

郁达夫说,“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

如此精修,以风流才子“无端出世”,故友柳亚子亦从未表示过理解,甚至认为“不可理喻”,使中国文艺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浙江第一师范,李叔同出家引起的争议极大,校长经亨颐担心干扰学生情绪,在浙一师新生大会上训话,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辞告诫学生。

在纷扰的猜测中,丰子恺的“物质—精神—灵魂”的“三层楼”说,被公认为最接近李叔同出家的原因: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李叔同曾在弥留之际对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并留下“悲欣交集”四字临终绝笔。 

何为悲欣,解读纷纭。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认为,“悲”即悲悯众生的苦恼,“欣”则是欣幸自身得到解脱;大空法师则认为,“悲”为悲众生之沉溺生死,悲娑婆之八苦交煎,悲世界之大劫未已,悲法门之戒乘俱衰,悲有情之愚慢而难化,悲佛恩之深重而广大;“欣”则欲求极乐,欣得往生,欣见弥陀而圆成佛道,欣生净土而化度十方。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前再三叮嘱弟子他的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灵骸封藏后,遵照法师遗嘱,送开元、承天两寺供养,后由妙莲法师奉归开元寺的禅房内。遗骸之中有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

(主要参考文献:《李叔同全集》,《弘一法师说佛》,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田涛《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陈慧剑《弘一大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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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70期
出版时间: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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