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新凤霞 演员离开舞台 就是鱼儿离开水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邓郁 实习记者 崔健一 日期: 2018-01-03

只是——世间再无新凤霞,所有人都这么说。

在珠市口地铁站下车,沿着在建的八号线向南走几百米,便是有着六十余年历史的天桥剧场。

盛夏的午后,剧场外人头攒动。这里正承办着第15届北京舞蹈大赛。建筑的正前方是一幅巨大的镂空雕刻——上面是一个舞蹈演员的形象。售票处的演出安排也显示,中央芭蕾舞团占据了年底之前的大半排期。

“有评剧吗?”

“没有。”

“要看评剧去哪啊?”

“去评剧院啊,这里还有旁边的艺术中心(演出的)都是现代话剧。要不看场舞蹈得了,大热天儿的,便宜卖您。”

路对面的天桥杂技剧场大门紧闭。只有走到这座被电线挡得严严实实的三层小楼前,才能看到铁门上方“万胜剧场”四个字——老舍先生于1965年亲笔题写。

大厅黑漆漆的,只有一间屋子亮着灯。

开门的声响惊动了屋内的人,他叼着根烟走出来,手机上还播放着电视剧。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不开门不开门。”说明拜访来意后,他又问我是否有“上面的批条”。

借着灯光能看得清,大厅四周挂着一些配有说明的海报,其中一张是一个穿着深蓝底白花前襟上衣、梳着乌黑大辫子的姑娘。图片说明显示:“万盛轩戏院(万胜剧场原名)始建于1931年……五十年代初在此剧场,评剧艺术家新凤霞主演《刘巧儿》曾红遍全国。”

大半个世纪前,灵慧聪颖的民间艺人新凤霞正是从此处登台,迅速成为享誉全国的“评剧皇后”,流行程度甚至一度盖过京剧。然而世易时移,今天所有的传统戏剧门类都面临潮流文化冲击和后继乏力的颓势。除了圈内人和亲友,极少人了解,2017年是新凤霞诞辰90周年。她的艺术生命缘何在四十岁上下,尚未全面绽放,便戛然而止,更鲜为今人关注。

两个多月前,新凤霞的儿子吴欢在微博上写道:

1966年中国评剧院青年演员张少华当队长,带队抄砸了新凤霞家。后来新凤霞说“苦难都过去了,我也残疾了,怪她们有什么用,原谅她们吧。”今年新凤霞九十冥寿,张少华还记得那些往事吗? 

他说自己平时很少发微博,写这几句只是想念母亲,有感而发。没成想,数日之内这条微博阅读量突破800万。一代名伶,以一种突然的方式重回大众视线。

然而一切绝不应该止于一时的喧哗。

生于乱世的新凤霞,终其一生都在与黑暗和庸俗的旧世界决裂。自卑与现代前卫的双重意识驱使她“拼命学习”,耗费她大半生的精力。而与才子吴祖光坚定且幸福的婚恋,让她成为同辈民间戏曲艺人里最与众不同的一位,也在“艺人”到“艺术家”的蜕变中为她加持。怀念新凤霞,以及跨越出身和性格差异的“霞光”夫妇,让我们思考个人信念与情感的力量能怎样超越难以承受的困苦险阻。

1950年代,新凤霞和同事在坐牛车下乡途中

 

歌唱家和剧作家、新凤霞女儿吴霜在东大桥家中。新凤霞和吴祖光的晚年在此度过,吴祖光也是在这里辞世

星光与求新

“你看现在的明星,有形象、无人物,唉。”初见74岁的画家、李苦禅先生之子李燕,他随手拿起手头一本今年的新闻杂志,翻到里头的明星页,摇摇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艺人,长得还像个样。”

“新凤霞就不是洗个脸便不认识的那种美,是达到中华美学里的最高审美境界——朴素美。”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半个世纪前在中央美术学院宿舍。

“我们院儿住了一些名人,吴祖光到那去。我们的屋分里外间,我正坐在里边床上,忽然看着进来一位女同志,好家伙,满眼生光啊。啊唉,我差点没叫出来,这真刘巧儿来了——”

这位女同志穿着连衣裙,用俄文讲“布拉吉”,颜色李燕记不太清了。“反正很素,不是花的,或者龙凤呈祥的,就是颜色很素。后头留一条浓黑的大辫子,非常淡的妆,也没有口红。穿着跟略高一点的凉鞋,在那年头真的是相当的时髦了。”

让李燕恍神的“刘巧儿”是新凤霞在1949年后参与原创和革新的同名现代评剧里的主角。戏里,手提竹篮的巧儿款款地走到垂柳岸边,对着河畔的鲜花诉说起心事。浓眉大眼里既有微微的羞涩,又有着初恋的明媚和坚定的主张。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

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

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头放不下呀

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

“这可不像现在随便就说我爱你啊什么的,这词当时可以讲是相当超前了,思想很解放。那时候女子不能表露出自己爱谁,老规矩是年轻女子看男子都不能正眼看,对话都得低着头,连眼神都不能对啊,那个规矩大了是吧?这居然自己还看上一个,所以后来这一唱哦,唉呦誉满京城啊。”

根据1943年袁静剧本《刘巧告状》和韩起祥的说唱《刘巧团圆》改编的《刘巧儿》,是配合《婚姻法》宣传排的一部评剧。巧儿自幼经父母包办许配给邻村赵家庄的赵柱儿,可她喜欢上了勤劳憨厚的小伙子赵振华,于是敦促父亲退掉婚约,自主结婚。新凤霞扮相俊美,声音特别好,用多年搭档马泰的话说,“全都是本音,演唱情深意浓,能把每个字都送到观众的耳中去。”加上这个戏有着破旧立新的时代背景,应和了年轻观众的心声,立刻唱遍全国。

评剧的前身叫蹦蹦戏。在上世纪初,评戏就是“莲花落”式的小戏,不登大雅之堂。以悲腔为主,人物也多为怨女烈妇。老百姓有话:谁心里有苦,想哭的话,买张票看评戏让你哭个痛快。然而新凤霞与别人不同,或许是幼年学过京剧,或许是声音较为优越,总之她不满意唱腔仅限于哭啼啼惨凄凄的音乐形象,下决心要变革。

在排《刘巧儿》“小桥”这场戏时,戏剧导演夏淳本来只给新凤霞分析:这时巧儿已让父亲去赵家退包办婚约,还想着能跟意中人赵振华结婚了,心情十分舒畅、愉快。“凤霞不仅用耍线、卧鱼等动作创造了一段很有特色的身段表演,而且把传统戏《老妈开唠》 的‘喇叭调’唱法改了,吸收解放前电影《千里送京娘》中马蹄声的双打节奏,用在《刘巧儿》里,众人都觉得新鲜。可以说要没有这么个演员,这场戏就出不来,收不到这么好的艺术效果。”夏淳说。

老评剧演员赵丽蓉形容,新凤霞“肚里宽”,花五宝、花小宝、小彩舞、马三立,还有京剧言派老生她都能学,“学还学得真有点儿意思。”各种旋律和唱腔盘旋在她脑子里,到了磨合评戏时自动流淌出来,成了用之不竭的养分。

给剧目革新,在行业里并不讨喜。有人说新凤霞是评剧里面的“外江派”。还有人挤兑,什么莫名其妙的腔儿,斥责她的唱腔不是唱戏,倒像是在唱歌。有的搭档开始离开,还要带走其他人。新凤霞都不放心上,该改照样改。结果是,听众买账——万盛轩前边北门, 不少观众曾从木板透出的缝里看她唱。

在与万胜剧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天坛公园,我们遇见了老京剧演员张伯,他师从京剧老生李盛藻,尤其喜欢新派评剧。“新凤霞长得漂亮,台风也好。新派好听在哪?好听在嗓子里有那个‘疙瘩腔’,嘴头有劲儿,字头字尾揪得清楚,味道浓。天桥剧场几百上千人,全凭一副嗓子,根本不用扩音器。” 

采访中多位花甲以上老人都提到,论上层,周恩来曾经说:“三天不喝茶,不能不看新凤霞。”在街尾,往往胡同这边来一句“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隔着墙那边就给你回一下句“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字正腔圆、又是普通话,卖西瓜的大爷,摇蒲扇的大妈,拉排(三声)子车的人力车夫,全都能哼,都能听明白——南方也不例外。

老戏如《无双传》、《乾坤带》、《三看御妹》,新戏如《金沙江畔》、《会计姑娘》、《阮文追》……只要是新凤霞的戏,观众总是里三层外三层,非得等到她出来。“那架势,就跟今天的周杰伦一样。”和吴家深交多年的导演杨建东说。

吴欢幼小的脑海里定格了一幅连续的图画:散戏后,三轮车的两边总会有戏迷观众骑着自行车尾随欢送,他坐在妈妈的怀里,两边的车铃声欢快地响成一片,在深夜里灯光昏暗的北京街道上呼啸而过,车灯形成的长龙延续到很远。

新凤霞、赵丽蓉和张德福表演的评剧《花为媒》剧照

 

画家、李苦禅儿子李燕

最前卫的人生抉择

改革改出了一个“新派”,至今还有延续。但新凤霞的好友和儿女们都觉得,她这辈子干的最前卫的一件事,当属追求“戏剧神童”吴祖光、和他“私定终身”。

吴祖光父亲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文博界的开创者吴瀛。他本人20岁便以剧作《凤凰城》轰动全国,之后又创作了《风雪夜归人》、《正气歌》、《捉鬼传》等精彩剧本。现代文学馆保存着数部吴祖光的手稿。馆长舒乙说过,吴祖光懂地方戏,写了评剧《花为媒》电影剧本,也写过京剧《三打陶三春》,为梅兰芳、程砚秋分别导演了两人舞台艺术的电影。他家学渊源,书法、古文、诗词、戏曲功底都非常好。

50年代初,才华横溢的吴祖光刚从香港回来,新凤霞也正当红。饱受追求和介绍之烦的她心如明镜:她需要过一种安定正常的生活,需要一个志同道合能引领自己一起前进的伴侣,“演员不行,他和我一样没有文化;同学不行,他的文化程度也是刚刚扫盲……”她期盼的那个男人应该聪明,有才华,既忠厚正直,又幽默风趣,乐观坚强,生气勃勃。完全合乎标准的吴祖光在合适的时机,如天赐般“降临”。

初见是在北京市文化局召集的一个会上。休息时,老舍拉吴祖光去另一间屋里见新凤霞。吴祖光很绅士,“她要从沙发起来,我不要她起来,蹲下和她说话。”

新凤霞的记忆更详实:“北京东城霞公府文艺处楼上会议室,坐了满满的专家学者们,他们谈笑风生。一位青年人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头不高,浓眉大眼、细皮嫩肉,高高的鼻梁,满头黑发,还有点儿卷花,那么自然秀美,身穿着浅灰色布列宁制服,声音洪亮,语言很有风趣,很标准的北京话听来亲切质朴,不时引起一阵阵的掌声。”

新凤霞演过这位“戏剧神童”写的《风雪夜归人》,唱过他写的歌词《莫负青春》,但此前老舍给她介绍作者时,她还以为是个深沉的老头儿,没想到吴祖光“那么年轻、但又那么有风度,大方沉着”。

很快再见面的机会来了。郁风和戈阳担任主编的《新观察》杂志请他做一次对新凤霞的采访。吴祖光思忖,去后台不合适,去家里也不好,最后在大栅栏附近著名的饭馆泰丰楼楼上单间做了采访,相谈甚欢。但回忆起来,吴祖光觉得自己写得很拘谨,不敢放开,因为“没有认识到她已达到的成就和超人水平”。

某天上午,吴祖光突然接到新凤霞有点心急火燎的电话请他去,却没说事由。大概因民间艺人多江湖恩怨,他怕新凤霞和自己或遭不测,忐忑地交待好友黄苗子:“我现在就得走,吉凶祸福全不知道,如在11点我还没有回来,你们到虎坊桥大街新凤霞家找我。如果出了事,你就想办法救我;如出大事了,请打电话给上海我家……”黄苗子打趣他,“新凤霞打彩球了,你是应选接彩球去的,被选中了。”

骑着那辆离开香港前买的英国罕波牌自行车,吴祖光速速赶到。进门才知,是即将召开的全国青联代表大会要新凤霞在会上发言,“难坏了”的她为发言稿向才子吴祖光求助。

说完正事,新凤霞鼓足勇气和吴祖光展开了一番对话:

新:我演的《刘巧儿》您看见过吗?

吴:看过,真好!唱、做都很新鲜,很有魅力。

新:前门大街的买卖家大喇叭,到处都放巧儿唱的:“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这唱词是我自己编的。

吴:配合宣传《新婚姻法》,这出新戏很受欢迎,家喻户晓了。

新(对方还是不明白,只好摊牌):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行吗?

吴:说吧!

新:我想跟你结婚,你愿意不愿意?

吴(毫无准备,站起来停了一会儿,脸通红,小声):我得考虑考虑。

新(自言自语):唉!我真没有想到,这像一盆冷水从头倒下来呀!是我没有看准了人。

吴(用很有分量的语气):我得向你一生负责。

虽然自尊心第一时间受损,但听到最后这句,明白吴祖光不是轻薄人,他的慎重终于使新凤霞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当时男女双方的父母分别在上海和天津,新凤霞问吴祖光,要不要求得你父母同意?他说:“用不着,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新凤霞说:“我也用不着问我的父母,谁也管不着我。”

有嫉妒的人说吴祖光是香港来的洋派儿电影导演,新凤霞是民间艺人,没文化,非受骗上当不可。流言和反对之声,反而促成了吴祖光和新凤霞结合的提速。

1951年9月,相识不到半年的两人,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的大院里,以鸡尾酒会的形式举行了婚礼。新娘穿上郁风为其设计的一件紫色旗袍,一件灰色绒小背心,黑色半高跟鞋,新郎着一身从香港带回来的蓝色西装、白衬衫、红花领带。男方主婚人阳翰笙,女方主婚人欧阳予倩,介绍人老舍,证婚人郭沫若。茅盾、洪深和吴祖光所属“二流堂”的朋友们都来了;在上海的赵丹夫妇、唐瑜等也专程赶到。戏曲界更不用说,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等,尤其是新娘天桥的老伙伴,说书的、说相声的,杂耍、摔跤、变戏法的、卖耗子药的、攀杠子的“飞飞飞”,猴子王,卖膏药的大狗熊都来了……可以说是当时文艺界最盛大的一次婚礼。婚礼走“新派”,未行鞠躬礼。侯宝林和大狗熊合作说了段相声;欧阳予倩唱了昆曲《思凡》,漫画家丁聪吹笛子为之伴奏。吴祖光也在大伙起哄下唱了一段《打渔杀家》。

新凤霞晚年学生、评剧演员高闯

 

新凤霞二儿子吴欢在展示自己的画作

摆脱庸俗/草民心态

新凤霞认为,她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老舍先生为她安排的婚事,进了一个“满室书香的文化人家”。而在婚姻这件事上,吴欢和妹妹吴霜都认为母亲绝非只是头脑一热,嫁给一个才子那么简单。“这包含了她对自己未来人生的设计。她为什么用尽一切气力学习文化?她有一个最主要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变成一个大艺术家。因此要接触大艺术家,要接触更有文化的人们,她有这种意识。”

新凤霞自小在天津南市贫民区杨家柴厂的大杂院长大,父亲在妓院卖水果,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弟弟们。她从小就会针线活,收拾屋子、生火做饭,拆大改小都是她的事。左邻右舍是卖油条的、卖报的、收破烂的、拉洋车的……一年到头愁眉苦脸,小孩子也像大人一样忧郁。

对贫寒人家,唱戏无疑是一条挣钱扬名的捷径,然而学戏就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人格崩坏是最大忧虑。戏班系团的竞争充满了各种社会里的经验,如何能唱主演,如何能偷上戏,师傅不好好教徒弟,坏了你的道具,让你上台出洋相倒霉,为捧A角害B角,龌龊丛生,且无人关心,任你自生自灭。

刚入行拜师学戏时,新凤霞身上起了疥疮。为了叫师傅看上,忍着伤口疼痛,用水把泡泡都洗净,一个伤痂都不留,黑药也都洗去了。结果师傅只贪学费,从不用心教艺。

演《三笑点秋香》里的配角冬香,唇红齿白的她化出妆来分外好看。主角走过来故意往她眉毛上一抹,把她眼皮画了一块黑。一句“记住没有,不能奴欺主!”她毕生难忘。

想立足万盛轩,戏子要层层拜访地方势力, 先是徒子、徒孙, 再拜“四霸天”, 最后要拜“御皇上”。“御皇上”说“平身”, 你才能起来,
还得向“御皇上”说一套江湖话:“我是个江湖艺人, 来北京借天桥您这块宝地找口饭吃, 望您多多栽培, 您抬抬手, 我们就过去了, 我们就能养活了老小……”

这行里,富裕的就玩儿扑克,推牌九,搓麻将。有钱的主角,有在后台招赌的,也有抽大烟白面吸毒的。奸商、掌柜、财主、地痞、流氓、把头、黑帮、暗杀团、黑旗队,各色人等在后台出出进进。“乱得睁不开眼,比夜市还热闹!”曲终人散时,后台有人直接冲着女角而来,也会无缘无故地视与女演员配戏的小生演员为敌,平白生出莫名其妙的仇视和妒忌(俗称“吃飞醋”)。眼看着种种肮脏污秽,新凤霞早早认定:“一个女孩子就像一只孔雀一样,要从小爱护好自己的羽毛,一支也不许人家损坏!”

对旧时代习气的憎恶和摒弃,不仅左右了她对后辈和孩子的教导,也影响到了事业承续。

吴霜儿时便被母亲叫到院子里练“毯子功”,穿上灯笼裤,小平鞋,劈腿下腰拿大顶、折跟头、走台步、打匀手,练了好几年。新派的经典段落,吴霜随口唱来,母亲和戏迷们皆给过肯定。但新凤霞去河北郊县演出,带吴霜的大哥去,却从不带她。“她觉得那个圈子不好,会给年轻人不好的影响,所以她不让我接触她的那些人。去农村演出,我很好奇的,她说那个地方女孩子不能去。但她曾经想培养我做她的接班人,这二者明明矛盾。直接导致我后来根本就不挑选戏曲做我的职业,我唱歌了。”

相比最怕的“官面上的人”,最看不起的阔商财主,新凤霞认为最高尚的就是有学问的读书人。结婚时,“书呆子”吴祖光特地给新凤霞买了一张小巧漂亮、红木雕花大理石面的书桌,书桌旁边还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平生头一次拥有书架的她,高兴得如做梦一般。

新凤霞性子急,受侯仁之、吴组缃、老舍等人的鼓舞,从看图开始识字,学了就想用。练习学了几个戏里的人名,便开始组写短句子。于是,就有了“张飞娶了潘金莲”,“霸王教武则天耍剑”,“红娘见梁山伯下拜”这类人名随意、有趣的组合。不过说到底,在习字这件事上,她认为自己实在太差,简直是“鸭子嘴要进鸟食罐”——自不量力。到老,她也觉得自己毛笔字丑,画画都是吴祖光题字。“市面上新凤霞的画,落款要是她的字,一定是假的。”吴欢说。

哪怕成为全国级的明星,风头盖过丈夫,她也依然有种草民心态。“如果他们夫妇两人同时出现的话,那必定是吴祖光在前头,她至少要错半个头,在后面跟着,很自然。”李燕说。

吴祖光却从无轻视妻子之意。和民间艺人的交往本是他从小追求的目标之一,他觉得他们和他渊源有自,因此敬爱有加。他教新凤霞有目的地读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妻子认真地读,认真练习写笔记。一开始读《安娜 ·卡列尼娜》,她认为女主人公不守妇道,同情安娜丈夫卡列宁,还用戏班行话写:“旦角是荡妇,小生不正派,老生是受害者,最后旦角自食其果悲惨地死了……”吴祖光看了,批评她水平低。她听丈夫讲了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安娜的“典型意义”,才开始理解怎么回事。

除开吴祖光,他的那些文化界好友们也给了新凤霞一生的滋养。从盛家伦那里,新凤霞知道了演唱技巧和发声呼吸力度运用。关系最密切的黄苗子、郁风夫妇,在美术、书法练习方面也让她获益不少。无论水平高下,夫妇共读、高朋满座的那些年,就像四合院屋顶洒下的一缕朝阳,是谁都念叨的好时光。

新凤霞与吴祖光

“生正逢时”

未曾料到,风云突变。

1957年,耿直的吴祖光受邀参加一个“提意见”座谈会。他按照心中所想表达了“没有专业知识的低能干部高高在上领导专家”的意见,没想到被人(田汉)登在当时“剧协”刊物《戏剧报》上,立刻遭到北京文艺界的大规模批判。

四十多年后,他在接受杨澜采访时表示,当时赴会便有“会闯祸”的直感。出门时新凤霞极力拦阻,而吴祖光非去不可,最后甚至“用大力将她推开,几乎将她推倒”。

去了后果然发现,“在座只有金山,还有一个女同志,还有我。就我们三四个人。结果,果然一谈完立刻就整我。”

新凤霞明白丈夫的率真本性,也接受由此带给她和全家的“灾难性后果”。吴祖光回忆,妻子左膝“半月板”的受伤,就是当时中国评剧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北京文艺界在文庙“打全堂”的后果。“凤霞告诉我,当时剧院里也在大院里跪了一圈,一声‘令下’,她身上挨了一重打,她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却是一个青年演员,此人因为条件不好,平时不得重用,凤霞出于好心曾特别找他和自己合演了一出《李三娘挑水》,要他扮演咬脐郎这个主要角色。他见凤霞看了自己,便把她拉出来毒打。”

60年代中,完成《花为媒》电影后,新凤霞再未登上过她挚爱的舞台。

今天,吴欢住在城北的别墅,吴霜守着东大桥吴家40年的老楼房,大哥吴钢远在巴黎。三个人的童年却都是在北京王府井帅府园马家庙的四合院里度过。

那时,推开大红门便显出一条细细的洋灰甬道、二道门和青砖月亮门洞。小院有两盆大石榴,鲜红欲滴。里院种有凤凰树,过房高的海棠,白色、紫色的丁香,靠南墙是白玉兰、葡萄架,石桌、石墩,加上数不尽的各种盆花,爱煞人。

房子是建国后吴祖光用在香港写剧本的收入买的,又投入了大量精力装修。每间房子都换了新式玻璃窗格子,洗手间、小厢房都换了磨砂玻璃。北屋到东屋的耳房,为了射进阳光,房顶特意装了玻璃顶。厨房墙壁是白瓷砖,大炉罩带一个很讲究的烤箱,箱内有好几层烤盘。连来拜访的苏联朋友都赞不绝口。

凝聚了全家心血和记忆的宅子,在1966年被各路红卫兵几次将房顶打穿,墙壁砸开。据吴霜回忆,“(一次),一二十个腰间系皮带、杀气腾腾的男女,分开几组闯进不同的屋子,乱翻乱抄,箱子、柜子、壁橱、抽屉里面全被兜底翻了个空,成捆的书籍文件、字画文物被这些人用车装走,有几个是常来我家称父亲为老师的大哥大姐。其中有一个,对着被赶到院子当中的我和祖母气势汹汹地说,吴祖光是右派,是黑帮,你们要明白!”

院里的树全砍掉。各路人等从进门就搭起了小房子,人见人爱的大宅院成了破烂不堪的大杂院。有人说:“帅府园马家庙,有这个庙,可不是那个神了。”陌生人、新势力不断强行搬进,新凤霞和吴祖光只好忍痛把四合院换成了和平里的两套两居室。

新凤霞因为常年挖防空地道患高血压,积劳成疾。1975年末的一个早晨,她接到要去平谷郊外参加劳动的消息,第二天出发,刚把行李整好,一跤跌倒。医院又将脑血栓误诊为脑溢血,落得左半身偏瘫,逐渐影响到声带,从此与舞台彻底绝缘。

“新凤霞说过,演员离开舞台,就是鱼儿离开了水,那是她一生最大的痛苦。但她也没虚度。顽强地写书,学画,很倔强。”他们的好友、前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万伯翱感慨道。“而像《风雪夜归人》那样优秀的剧作,吴祖光再也没写出来。”

从1957年吴祖光被划为“右派”,至1980年彻底改正平反,整整23年。对他来说,从1957年到1976年这19年,一事无成头发就白了。令人称奇的是,他竟然多次用“生正逢时”来形容自己,还曾赋诗一首:

眼高于顶命如纸,

生正逢时乃至此。

行船偏遇打头风,

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妈是紧张型的一个人,不像我爸那种豁达”

李燕也待过“牛棚”。他说那个时代最能暴露人性,“心底里每一个细胞都翻上来了,人的美丑,高尚与卑鄙,‘啪’全都翻到湖面上了,毫无保留啊。”

那些年家里受过不少人的恩惠,吴霜都没忘。“‘打全堂’那天前夜,家里一会儿叮铃铃响,跑进一个年轻人。好像是姓戴(戴德全),是搞舞美灯光的。原来是我妈妈的学生辈,他偷偷跑到我们家来跟妈妈报告了第二天要‘打全堂’的消息,让我妈赶紧把一头长发给剪了,说留长头发的,穿花衣服的,全都算在要破的四旧里面,来了就抽。我妈回来还说,幸亏给剪了,真得谢谢戴叔叔。”

吴祖光挨整时,隔壁的搬运工人马大爷家经常帮他们。好几次吴祖光正往家走,马师傅的儿子算好时间,提前跑到巷口去截住他,说“您别去,您那院子又来人了,赶紧上我们家去吧!”吴祖光于是在他们家待好几个钟头,等人都散了才回家。

最困难的时节,老舍告诉新凤霞:困难只是暂时的,终会成为过去。新凤霞(迫于生计,加上被人欺骗,)向一家画店出售了吴祖光的一批藏画。后来她向吴祖光道歉,没有保住这些画。就在这时,老舍意外出现,把他从画店里买来的一幅齐白石的彩墨玉兰花送还给吴祖光,还说,“不要问价钱,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

吴祖光感激不已,而他的镇定、淡然、热忱,也留在亲人和朋友的心上。吴霜口里的“老爸”有句名言:一生争被动。他也用一辈子实践这一原则,做事首先对得起自己,心境泰然,活得舒坦。“他和其他人一样接受冲击,只不过他没有低头承受,而是仰着头颅迎接。” 

时隔30年,万伯翱仍然难忘那个风雪交加的傍晚。

“大概是1987年,吴祖光打过我电话,那时我还在体育总局宣传司工作。他说钱浩梁(‘文革’期间受江青重用,曾官至文化部副部长)一身好武艺,可以说是演《红灯记》李玉和最优秀的人才。他告诉我:钱浩梁在‘文革’期间是没有打过人的,我们(吴祖光夫妇)和他也没什么冤仇。后来钱坐了牢,罚也罚了。现在他没房子,工资也少。要公平对待。”万伯翱记得,打了电话,快傍晚时吴祖光还亲自赶来,专为这事儿说道。

相比之下,舞台上熠熠发光、从不怯场的新凤霞在生活中胆小怕事。“文革”中,家里有人说话稍微高声一点,她就赶紧把窗户关上,连说莫要再讲。“我妈是紧张型的一个人,她不像我爸那种豁达。爸爸比她大十岁,反而还比她整整多活了15年。”吴霜表示。

1998年4月12日,新凤霞在常州采风期间突发脑血栓去世,终年71岁。5年后的同一个月,一生钟情的爱人吴祖光追她而去。

那些人,那些事,就这么随风而逝了?“文革”结束后,吴祖光曾意味深长地说过:“整过我的人现在大部分都死了,我埋怨他们也没有什么用处。那些人都跟枯木锈灰一样没人理他,没人记得他。我都把他们都忘记了。”

中国体育杂志社前总编万伯翱

“国剧”,兴否?

在天坛,不时可以碰上吊嗓、听戏的老戏迷,从前“话匣子”是他们随身的宝贝。现在,都听得少了。张伯叹息,年轻演员没法给他“老味道”,老师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了,各剧种都如此:“像原来马连良,会好几百出戏;现在拔尖的演员,也就一二十出,别的排不了了。就算能排,龙套也跟不上,怎么上台怎么站边都是讲究,人凑不齐,这戏就绝了。”

就在天坛见到张伯后的几日,北京经历了今夏难当的头伏天。在北京丰西罗园、中国评剧院排练厅里,五十多岁的高闯在指导三十出头的徒弟李爽和更年轻的几位学员排戏。

“有人叫,应该往前迎,你跟没看见似的,眼里没有渴望。在两排丫鬟中间,应该是左问问右问问,我好不好看啊?就光顾自己美了?甩袖子的功夫也得练。”高闯口气严厉。

一个上场,不到一分钟,走了俩小时。李爽和同事特别无语:我们走得有那么不好吗?高闯发话:“你们自己照镜子看一看。”

高闯说,主角王二姐久未见夫,换衣打扮,伴随内心活动:我这身衣服可怎么见他!“人物内心都是连上的,也得让观众连上,要不然戏就断了。笑得发自内心,不能光是壳。师傅(新凤霞)当年教我就这么教,她说要把每一句唱词消化好,要理解。你看我师傅的《花为媒》,可不是拿袖子一遮就行,这么一遮(平常地)和这么一遮(带情绪地)那是不一样的!”

一下午四五个小时,只排一折《回杯记》。不是为了最近演出,而是为了名为“传承”(老带新)的评剧扶持项目。

80年代初,在辽宁阜新唱评戏的高闯幸运地拜师成功,在新凤霞家吃住半年。那时师傅已经半身不遂,但还能给她讲戏。

在吴家,“可怜”是个要避讳的字眼。患病后,新凤霞对丈夫说,“假如你是在可怜我,就给我走开。”在师傅家学艺时,每天吃完早点,高闯要陪她下楼遛弯。因为左半身偏瘫,必须锻炼。吴家住四楼。高闯每次得跟着她,先拿着师傅拄的棍子。“下楼时她不能用棍子下,得抓着扶手下。我拿着棍得先下两个台阶,她在上面往下走。然后她这个(左)腿是不会打弯的,直着,左脚就蹭到楼梯。那些年,她楞把水泥楼梯那半边蹭成跟一面镜子似的那么亮,你就想想她的毅力。”

正跟我比划着,高闯想起师傅常做的一个动作,眼睛红了。“接待客人的时候,她总是给人很好的面貌出现。她爱说,我呀,我这半身是不好使,我的手摸着心,就是那意思,跟你们握手的一样,就是向你们问好问候。每次她在讲话的时候,都是右手摸着心,左手动不了,在这儿待着。可这只手没有知觉,一低头,就掉下来了,她又用右手把左手拿上来。这个动作很让人难过。”

如今,剧院每年还能有几百场演出,一般就是在大兴、良乡、顺义,年轻人有去听的,但还是少。若不靠国家补贴,绝对无法维系。年轻演员偶尔去演影视剧,老演员劝80后演员改行的事,都发生过。“出去都不太跟人说我们是唱评剧的。”有排戏演员直言。

80年代中,高闯也遭遇过类似局面。当时戏剧曲艺已经不景气,阜新市团里工资只能发出七成。无奈之下她给新凤霞写信,告诉她自己萌生去意。新凤霞立刻让她来京,考进了中国评剧院。

这和鼎盛的20世纪50年代完全是天壤之别。“那时每年春节,我父亲都是亲自上门,拜会梅兰芳、侯宝林、新凤霞他们,请他们出来给大家演戏,在人民大会堂和他们见面。演员收入也不低,京剧两三千一个月,评剧可能略低,但也远远高于人均线。”万伯翱叹口气,“都谢幕了,谢幕啦。”

但评剧院的最年轻一代小姚和小袁不这么认为。“传承项目国家有大笔投入,加上现在的评剧舞美还挺好看的,可能会吸引更多年轻人,评剧的前景应该不会差。”

只是——世间再无新凤霞,所有人都这么说。

(参考资料:《新凤霞回忆录》、《我与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别问我的父母是谁》、《叶圣陶 我钦新凤霞》、《新凤霞在评剧艺术上的革新与创造》、《一对文艺伉俪的坎坷人生》、《文华世家:吴祖光和他背后的五百年吴氏家族》、《新凤霞走红万盛轩》,感谢所有受访者及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帮助。实习记者赵逸凡、刘婵、郭雪岩、刘雯昕、王双兴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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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2期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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