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加缪 在荒诞的世界孤独行动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施雨华 日期: 2018-01-03

孤独是违背他的天性的,但身处孤独、简朴的环境让他的活儿“干得还不错”。他知道工作是治疗散漫症的惟一方法。但后者也经常压倒前者。

 

11月7日,法国作家加缪诞辰100周年。他44岁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47岁因车祸英年早逝,但他的著作与思想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延续至今。不惑之年,加缪曾在纸上列出一组词语: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大半生的关键词。他说过,“我不是哲学家。我对理性的信仰不够坚定,以至于无法信赖任何体系。我关心的问题只是如何行动,特别是在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况下如何行动。”在阿尔及利亚的蒂巴萨,有一块友人为加缪竖立的纪念碑,面向地中海,上面刻着他的一句话:“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加缪曾跟人说过,没有什么比死于车祸更荒诞的了。

他喜欢散步,也常常驾车远行,开着那辆老旧的雪铁龙。一次,警察拦住了他,看到他驾驶执照上的职业一栏,问道:你写什么,是爱情小说,还是侦探小说?“都有,一半一半。”作家回答。

1958年秋天,他用930万法郎在普罗旺斯的小村庄卢马兰买下一所房子。朋友勒内·夏尔打趣说,就买房而言诺贝尔奖金还真有点用。这所3层的房子被某些媒体称为“宫殿”。加缪住二楼一个修道院风格的房间,里头有一架简陋的木床、一张书桌和一个文具盒,墙上挂着阿尔及利亚石版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卢马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墓地,我会在里面好好待着的。”

隐修本是他的“老计划”。不过在此之前,他要在戏剧上再折腾几年。他一直对表演很有兴趣,也爱跟女演员们来往。现在他兼任剧团的导演和演员,有时甚至担任主角。有人说他长得像亨弗莱·鲍嘉。彼得·布鲁克拍摄《琴声如诉》之前,曾邀他出演男主角。他不得不拒绝了,却很感到惋惜。他要先写完自认为生平最重要的书《第一人》。这部关于他的家庭、他的生命之源的小说已构思了6年,他有野心把它写成《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史诗性巨著。

1959年5月,加缪来到卢马兰。他在笔记中写道:“有几年我想让所有的人满意,强迫自己像众人一样生活。我为此说了许多不得不说的话,即便在感到被孤立时也是如此。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灾难。……现在我必须建立一种真实的生活。”

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沿一条一公里长的路线散步,那段距离足够让他从睡意中脱身。8点女管家上门时,他总是跟她说,我在田野里遛了一圈。有时他会帮她一起打理,有时他会跟她提起自己的母亲:“她过去很苦。”让他觉得很好笑的是,他还不怎么认识他的邻居们,就听说村里有人打算推举他当行政长官。

孤独是违背他的天性的,但身处孤独、简朴的环境让他的活儿“干得还不错”。他知道工作是治疗散漫症的惟一方法。但后者也经常压倒前者。11月的一天,在外面闲逛了半小时后,他大骂了自己5分钟,才灰溜溜地回到书桌前埋头工作。

他时不时陷入焦虑,怀疑自己的才华被过度开发了,以至于濒临枯竭。他不得不经常给情人们写信倾诉苦闷,并计划着明年1月回巴黎去换换环境。

他还想把77岁的母亲接到法国来。卢马兰的风情跟阿尔及利亚很像,母亲也许不会有那么深的乡愁。他给母亲写信说,他为她准备了新年礼物,叮嘱她“记得给自己买点东西”。妻子弗朗西娜带着他们的双胞胎来陪他过圣诞节。此外还有没完没了的访客。他干脆悠闲度日了事,顺便跟两个情人分别约定了在巴黎的幽会。

好友米歇尔·伽利玛偕家人顺道来访。1960年1月2日,他们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宴。饭后加缪陪妻子和孩子去了火车站。他也已经买好了火车票,因为米歇尔的坚持,只好同意坐他的车回巴黎。他们1月3日出发。临走之前,加缪将房子钥匙交给女管家,告诉她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一个礼拜后就回来。

次日,赶了300公里路后,他们停下来吃了点东西。米歇尔一家人开起加缪和他情人们的玩笑,他却担保他能让她们所有人都幸福。他们又上路了。米歇尔开着车,他妻子雅尼娜把副驾驶位让给了加缪,因为他个子高。车在5号国家公路上“飞”了一阵,忽然偏离路线撞向了一棵树,然后又反弹到另一棵树上。

米歇尔5天后死在医院,他的家人有惊无险。至于加缪,当场就死了。他随身的公文包后来在公路上找到了,里头除了日记、信件、护照之外,还有《第一人》的一百多页手稿,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寻父》。

当天,他的哥哥吕西安接到了通知。他没有勇气去见母亲,只好让两个女儿去给祖母报信。老太太听到消息,轻叹了一句:“太年轻了。”

 

1957年,瑞典,加缪(右)与其他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合影。其中有杨振宁(左一),李政道(左三)

 

 

置身于贫穷和阳光之间

不惑之年,加缪曾在纸上列出一组词语: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大半生的关键词。

1913年11月7日,加缪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小镇蒙多维出生,父母分别是当地最早那批法国、西班牙移民的后裔。他还没满一岁,父亲就在“一战”中丧身殒命。母亲卡特琳娜收到了电报和部队医院寄来的“一小块在他体内找到的炮弹片”。巨大的刺激之下,她的精神崩溃了,开始出现听力和语言障碍。

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外祖母和两个舅舅住着租来的三居室。两间卧室一间归她,一间归母子三人,两个舅舅到了夜里睡在饭厅。楼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浴室,厕所是同一层的三家合用的。家里没有一本书,因为大人都不识字。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出去做工,讽刺的是其中一份竟然在弹药厂。后来她又做过帮佣。

加缪在散文集《反与正》中回忆:

“她早就没有悲痛的感觉了。她忘了丈夫,却还谈到孩子们的父亲。为养育这些孩子,她出去干活,挣的钱全交给她母亲。老太太用鞭子教育孙辈。她抽得太重时,女儿就说:‘别照着脑袋打。’因为这是她的孩子,她爱他们。”

“他怜惜母亲。这算得上爱吗?她从未抚爱过他,因为她不能。于是他久久待在那里凝视着她。他感到自己是陌路人,更加意识到那痛苦。”“他将在痛苦中成长。长大成人,这最要紧。外祖母会死,然后是母亲、他自己,都要死的。”

加缪在成长。他在海里学会了游泳,在阳光下沙滩上和不同种族的人混在一起。一般孩子小学毕业后就去找活干了。多亏法语教师热尔曼劝说,家人才同意表现出了语言天分的加缪报考中学。那里的教师格勒尼埃,激起了他对哲学和写作的兴趣。课间,他最爱踢足球,当守门员或中锋,球风勇猛,时常受伤。假期,他不再去海边溜达,而是虚报年龄去打工。17岁那年,他得了肺结核。按医生的说法,从那时开始他注定不可能长寿。

许多年之后,加缪对那段时光作了不无理想化的陈述:“首先,对我来说,贫穷从来不是一种不幸……我置身于贫穷和阳光之间。由于贫穷我才不会相信,阳光下和历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而阳光又让我明白,历史并不等于一切。”

从大学毕业后加缪当过演员和记者,“二战”爆发时又加入抵抗组织“北方解放运动”,负责搜集情报和筹办地下报纸《战斗报》。早在1942年,他的《局外人》《西西弗斯的神话》就已受到普遍好评。法国“解放”之日,人们发现他还是《战斗报》的主编,曾在抵抗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又把他视为“正义的典范”。

不过加缪私底下可没那么正经。1943年结识他的萨特是这么说的:“那会儿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大作家……,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他说粗话,我也一样,我们讲一大堆脏话,他妻子和波伏瓦佯装惊讶。……事实上他有点阿尔及利亚的流氓腔,很无赖,很滑稽。很可能是最后这点令他成为我的一个好朋友。”

 

加缪的母亲

 

 

我们将视友谊高于政治

波伏瓦记得,在巴黎的小酒吧里,加缪曾对他们说:“我和你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我们来说个体是第一重要的;我们喜欢具体胜过抽象;我们喜欢人胜过他们的学说;我们视友谊高于政治。”他总爱念叨,“如果大家都能讲真话该有多好啊!”

“冷战”开幕之后,巴黎左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某些事实讳莫如深:要怎么解释他们的国家安全部门和劳改营制度呢?加缪倒是听到过苏联大使馆官员的自辩: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想想看,我们曾经有一千万政治犯,现在已经少多了!

他开始做左派当时很少去做的事:数年之中,他阅读已被视为禁忌的书籍,倾听对俄国革命持批评态度的见证者诉说——这样的人并不罕见,却难得有人愿意找他们。他从“革命”二字里头闻到了血腥味。

学校的历史教育曾告诉加缪,革命和正义是一回事,对革命的批评都是反动的。他却在私人信件中坦言:“我们这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因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时,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恐怖的一面。……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信仰的对象,它是服务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如果革命没有为其目的服务,正如当前显而易见的那样,那么就应该承认并且说出来。”

1951年10月,加缪正式出版了他的哲学随笔《反抗者》。相比其中的文学论述,政治性内容更受到媒体关注。他提出的根本问题是:基于政治理由的屠杀变成了一种临时的道德观。掌权的革命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以人类未来幸福的名义作辩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在“二战”之前或之后,被极权主义和独裁者吸引,接受了集体性大屠杀?他说出了如鲠在喉的心里话:苏联,“如今是一片奴隶的土地”。

加缪是法国作家中第一个表达了如此鲜明立场的左翼人士。他几乎是在独力反抗他一度归属的阵营。《反抗者》出版前数日,他和一位朋友聚餐,分手之际说,“让我们握握手吧!再过几天,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向我伸出他们的手了。”

令他深感意外的是,旧日的兄弟也不愿意伸出手来。萨特主持的《现代》杂志刊登了哲学家让松的激烈批评,他被贴上无数标签:“含混的人道主义”、“根本不承认经济基础的地位”、“关于革命的伪历史观”。而后,加缪以“主编先生”开头的来信把萨特拖入了战局。后者这么答复: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我将感到惋惜,今天您中断友谊,或许是因为它到了该中断的时候……

萨特不拥护斯大林主义,不是法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但他相信共产党的事业具有革命性,他将与之并肩作战。他不接受“古拉格”,但也同样不接受西方的借题发挥。用他的话说,“铁幕只是一面镜子,世界的两半各自反映着另一半:这边螺帽动一圈,那边螺丝就会旋进一层,这边和那边,我们既是拧的人又是被拧的人。”

巴黎知识界对这一事件开了许多玩笑,普遍的看法是断交对萨特没有什么影响,加缪受的打击更大一些。喜欢加缪的人试图安慰他,然而他始终难以释怀。

颇有荒诞意味的是,让松此前和加缪从未见过。事件过去很久之后,有一次他和妻子去酒吧,他指着一个面熟的人却叫不出名字来。“你开什么玩笑,”妻子说道,“那不是加缪么?”还有一次,伽利玛出版社办的鸡尾酒会上,让松和加缪恰好背靠背站着。他们转过身互相打量了一下。如此而已。

 

加缪和他的双胞胎儿女

 

 

“正义”与母亲的选择

尽管几乎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了,加缪还是想办法自娱自乐。他喜欢和朋友吃饭,和情人欣赏音乐,不时观看电影或戏剧。但一有人提到阿尔及利亚,他那绿色的眸子就黯淡下来。

1954年10月底,法国在越南遭遇“奠边府大败”之后半年,阿尔及利亚的反抗组织“民族解放阵线”开始了对欧洲裔阿尔及利亚人的攻击。他们打出了“重新建立阿尔及利亚国家”的旗号。

统计数字能说明一些问题:1954年,这个国家有845万穆斯林,98万非穆斯林。但在大学,刚好倒了过来,穆斯林和欧洲人的比例是1比10。同时,80%以上的高级官员、公务员和技师职位被欧洲人占据。绝大多数欧洲人抗拒被穆斯林同化。

法国知识界许多人以反对殖民主义之名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加缪却不为所动。有人说他和殖民主义搅在一起,他回答道:“阿拉伯人知道谁是他们的真朋友。”

1937年,他被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开除,就是因为他同穆斯林作家和伊斯兰宗教领袖来往太密切,质疑党背弃穆斯林的政策。1939年,阿尔及利亚北部卡比利山区遭遇严重的饥荒。1945年,穆斯林诉求独立的抗议运动被殖民政府镇压。他都做了同情的报道。

在加缪看来,“在阿尔及利亚,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恐怖主义源于希望的缺席”:半途而废的改革方案、总是充斥营私舞弊的选举、阿拉伯人屈辱绝望的生活。他建议解散现有的阿尔及利亚议会,重新组织公正的选举。

加缪相信,“我们会找到办法的。”但“我们”是谁?

1955年8月,民族解放阵线在一次行动中杀死了一百多名殖民政府人员。作为报复,殖民政府加强镇压,一千多名“敌人”、“叛乱分子”被处死。很多人都相信,双方不再有和解可言;很多人都在等待:加缪,最著名的阿尔及利亚作家,关于阿尔及利亚,你必须说点什么。

在加缪母亲住的街区,一个阿拉伯商人在关店铺的卷帘门时,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当地的法国人掌握了一种新玩意——左轮手枪,他们管它叫“法阿词典”。

加缪希望能同时考虑各种立场,包括阿拉伯原住民和在那里居住了一百多年的法国人。他不否认法国人多少享有特权。但阿尔及利亚80%的法国人是雇员和小商人,左派攻击的“殖民地的得益阶层”生活水平甚至低于法国本土最不发达的地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会让穷苦的欧洲人在这片土地上变成暂住的外国人。他的母亲、舅舅、哥哥、妻子的家人都在其中。

他来到阿尔及尔,决意为实现休战而努力,至少让冲突双方担保不再攻击平民。但他吁求和谈的会议遭遇了一连串挫败。一次会上,一位阿尔及利亚小学教师忽然把矛头指向了他:“见它的鬼去吧,您鼓吹的休战!我们需要立刻、绝对、不带任何条件的独立。”另一场会议中,一个穆斯林说,“要我们放弃恐怖主义也可以,先保证我们能够独立。”有时里头在开会,外面抗议的人群却在喊:“处死加缪!”他在旅馆也屡次接到死亡威胁。

加缪的努力是徒劳的。探望母亲后他回到巴黎,遇见一位经常在广播台做节目的政论作家。他说,“和我相比你至少有一条优势,你有听众。”

一位老朋友跟加缪说,除了沉默,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不管说什么,他们都会把我们当成叛徒的。在国家主义者和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看来,加缪是一个叛徒,因为他不赞颂属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对左派来说他同样也是叛徒,因为他不肯站在正义这一边。

1957年末,加缪去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和大学生座谈时,一位三十来岁的阿尔及利亚人上台质问他为什么没有为阿尔及利亚的正义事业出力。加缪答道:“此时此刻,有人可能正往阿尔及尔的电车里扔炸弹,而我母亲可能就在车里。如果这就是你说的正义,那么我首先要捍卫母亲,而不是这种正义。”

加缪已经明白,问题不可能以他希望的方式解决。《第一人》中某个角色的话也许表达了他的失望:“人生来就是为了相互理解。……可人们总要先打起来,自相残杀,最后才学会把对方也当个人。国家就是这样子。”

1958年9月,几乎和加缪在卢马兰选定新居同时,阿尔及利亚成立了临时政府。两年后加缪去世,蒙多维市议会将一条主干道命名为“阿尔贝·加缪街”。再过两年,阿尔及利亚正式独立,这条街又被改名为“费达奥维-马萨乌德烈士街”。

国家就是这样子。

1948年,巴黎,舞台剧《戒严》上演,加缪(右)与演员让-路易斯·巴劳特(左)、玛丽亚·卡萨瑞斯在后台。玛丽亚是他的情人之一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日,加缪夫妇在伽利玛出版社花园里

20世纪的西西弗

据说,加缪7岁时就想成为作家。但他毕生只留下一部长篇小说(《鼠疫》)、两部中篇小说(《局外人》、《堕落》)、一本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王国》)、11个剧本和一些散文集(最著名的是《西西弗的神话》和《反抗者》)。他视为平生最重要作品的《第一人》没有完成。他也从未像福克纳那样构建一个完整的想象性世界。

人们常常会想到加缪和他创造的人物的关系。《局外人》中母亲去世也默然以对的默尔索,《鼠疫》中顽强对抗瘟疫的里厄医生,特别是《堕落》中风流成性的克拉芒斯,跟他有什么关系?

加缪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和放荡的西蒙娜。但他没能帮她戒掉毒瘾,后者为了换取毒品而和医生私通。这段婚姻维持了一年多。另一次是和性格内向而传统的弗朗西娜。他们生了一对双胞胎。但加缪同时爱着好几个女人,近乎公开的偷情给她带来极大伤害。有人曾评价,在加缪的眼里,同女人做爱可以跟同她们喝酒一样随意,与责任无关。很可能是为了孩子,他和弗朗西娜始终没有离婚。

一个常见的误会是关于荒诞这个概念的。其实加缪早在1939年就说,“观察到生活的荒谬,不可能是一种终结,仅仅是一种开端。”在他看来,荒诞导向的是对生活的执着、激情的肯定。他曾对“彻底荒诞之人”下过定义:“既是在牺牲又是在游戏,既有史诗般的经历又隐姓埋名。”他说的是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

加缪是哲学家吗?

他本人的回答是,“我不是哲学家。我对理性的信仰不够坚定,以至于无法信赖任何体系。我关心的问题只是如何行动,特别是在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况下如何行动。”他也不承认他和存在主义有什么关系。

加缪的教诲在他的行动之中。他的哲学散文就是他的行动纲领。他从荒诞走向了反抗。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萨特称他为顶住历史潮流的醒世作家。“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时代的中心,针对马基雅弗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再次肯定了道德行为的存在。”

加缪过时了没有?

法国BVA调查所1995年作的民意调查显示,在“20世纪作家中谁最让你心动”这类问题上,加缪拿到了4.5的高分,萨特只有0.8。无意之中,他甚至成了畅销书作家。截至1992年2月,《堕落》法文版印刷了177万册。遗作《第一人》1994年出版,一周内就卖出了5万本。至于《局外人》,是伽利玛出版社到那时为止销量最大的一本书。

有人写过小说,描述1960年代法国20岁上下的人怎么对待加缪:“一个年轻人死了,没人真正理解他……人们把他的书交到了我们这些哲学班学生颤抖的手中。有些人大口吞咽这精神的食粮,为清澈的词句陶醉,却连荒谬和荒唐都分不清,他们属于盲目的反抗者的行列。有人被他的书感动,试图在思想上摆脱掉乐观的情绪,他们想象着西西弗是幸福的,随即感到厌倦……还有一些人看到作家呼吁孤独的奋斗,就将他抛下,让他独自面对挑战。”

这样的描述,2010年代的中国似乎也适用。

(参考资料:柳鸣九编《加缪全集》;奥利维耶·托德《加缪传》;赫伯特·洛特曼《加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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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总第634期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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