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照 最后只有创作算数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实习记者 詹青云 发自香港 日期: 2018-01-03

“当年我们是用那样的态度面对世界,我深深感到这种东西消失了。下一代人跟知识、信息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我们一直试图去解决自我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一直觉得知道自己是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那天杨照的行程特别紧,下午到港晚上返台,只好乘隙在香港机场拍了这张快照(图/大食)

 

10年之前,杨照在电邮中向朋友坦言,“在痛苦与混乱中,我理解了,最大的罪恶,不是法律或道德上的错失,而是无法创造出够格的艺术作品。这是我深深的信念。”“其他的,都是浮花浪蕊,都是过眼云烟。”

那时,他正处于生命中的一个危机。2001年,《新新闻周刊》因报道吕秀莲透露“总统府”绯闻,跟时任“副总统”打起了官司。而他正是《新新闻周刊》总编辑。另外,尽管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人,不得已才干了许多杂事,小说创作却陷入了写不完的困境。“写了很多很多开头,写到了困境、瓶颈,就换另一个。就这样熬着熬着。”

危机引出了自省。“问题就是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做了很多事情,但你真觉得这些事情是你的事情吗?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世界上的事是有本跟末的。那时我发现自己做了一堆末,本不在。这些都是打工、都是杂事啊,你要怎么跟自己交代?”

真的,杨照做过一堆杂事。

他做过许信良竞选台湾“总统”办公室的专案主任,也做过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前一个主任很快卸任,许信良连党内初选都没有过;后一个主任做了一年多,最重要的事务是政党外交。出身草根的民进党,虽然当时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却一直说不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自由国际的代表到台湾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自己是自由党?党内那些大佬永远说不清,结果他就有一个责任,用英文把理论基础整理出来。

他做过网络和报刊。世纪之交网络热时,他为远流出版公司筹划线上百科全书。那是个有趣的经验。原本前途一片光明,去任何一个投资银行家办公室没多久,对方就会打电话或发传真,“认2000万新台币,或者认60万美金”,一个接一个。2000年4月,纳斯达克崩盘,投资者都撤了,一个接一个。

也是在这股风潮中,朋友詹宏志弄来一笔钱在网上办《明日报》,找了《新新闻》合作。《新新闻》把大批采编人才放到了《明日报》,杂志本身甚至没了总编辑。他江湖救急,顶这个缺接手编务,一顶就是4年半,还兼了《明日报》总主笔。2001年《明日报》夭折,刚好便宜了黎智英。《壹周刊》就在那个时候进台湾,接收了《明日报》几乎所有人才,很快站稳了脚跟。

那么正事是什么?

2002年底,杨照决定非认真找一件事情好好做不可。他还是选择了小说。受到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纪》启发,他定下了庞大计划,以一个年份一篇小说的方式,书写台湾1901至2000年的“百年荒芜”。

以前做事太随性,这时规定自己,每月一篇不得停歇。连续完成两个中短篇之后,“心里很愉快,也很踏实,又知道自己在干嘛了。”写别的都用电脑,只有小说是手写,去哪儿都把稿纸带在身边,“不管干什么事,每天必须写小说”。当然也有违纪的时候,但10根手指数得过来。其中一次是和朋友马家辉、胡洪侠去重庆,把行李给弄丢了。

写小说对他也不是容易的事。“不然也不需要强迫自己每天写。不止自己每天写,碰到写小说的人,我都建议他们每天写。三十多岁时我认知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写小说跟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很像,是极其不自然的。有些能力是自然的,像游泳,骑脚踏车,学会了就一辈子都会。但像弹钢琴,16岁时你可以把肖邦弹得很好,3年不弹就没了。写小说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事。所以我说我最会做的是写小说,意思是在这件事上我很珍惜这么多年来练出的一套基本技艺,我绝对不会放弃。这是我十年来领悟最深的事。我知道怎么把小说的技艺,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

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他决心不再写诗,认为写诗太自私,只是为了表达自我。在压抑的环境底下,他想做一个革命青年,而诗对革命一点用都没有。“最近几年倒过来了,对高度社会性的文学越来越没兴趣”,而诗艺几十年来早已荒疏。散文倒是没有停过,但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中学时学会怎么把经历和想法表达出来之后,我大概就会写散文了,不会一直去追求、一直去锤炼,当作一个挑战。”最近的成果,是同马家辉、胡洪侠合写的3册专栏结集《对照记》。

在他看来,小说和散文完全不是一回事。“散文是非常个人、单一观点的东西,我只要做自己就好,我看到什么,我怎么感受。但写小说我必须把平常很舒服的这个自我,有意识地放下来。我必须练习,用别人的眼睛、别人的语言来讲述,我才会从写散文的人变成写小说的人。太习惯活在自己这个架构下不行的,非得灵魂出窍一下不可。为什么要每天写,每天都出窍一次,久了会习惯,随时可以出入。这是写小说最大的乐趣——我们知道有一个虚构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世界穿梭,甚至进入到一个虚构的心灵里。”

他有意避开了“理所当然”的写法。1947年,他没有写“二二八事件”,而是把这个事件分置在几个年份,例如1989年。“有些东西是大家认为写那个年份理所当然的,那样其实写不好,必须找另外的方式来写,才会有特别的趣味。”

如此庞大的计划,没法细想怎么出版。2006年抽了其中7篇,在印刻出了一个中短篇集《背过身的瞬间》,终归觉得不对劲,不是预想中的方式。一旦想到要出版,就会掺杂许多小说之外的计较,还是写完再说。

为凝神聚力,在这个计划之外的小说,10年里只有三两个短篇。

别以为杨照光顾着写小说了。这些年来他长期在“诚品讲堂”、“敏隆讲堂”开课。每到有课的晚上,就得向女儿请假。女儿念小学一二年级时,常常会小脸上挂着失望,问他:“你的老师教什么?是国语还是数学?”杨照解释了好几次,她还是一听他要去上课,就假设他跟她一样是去当学生。

“敏隆讲堂”的课程“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跨越5年,一共13期130讲,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辛亥革命,2011年底终于上完了最后一堂课。难得的是竟然有十几位学员自始至终全程参与。对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说,学中国历史没有实质用处,纯粹出于兴趣。

至于“诚品讲堂”,他曾经开过“西方现代思想名著选读”,一年36堂课,每堂讲一本20世纪西方思想名著。“现代经典细读”则每年细读6部经典,已经进入到第9年,创下了讲堂的纪录:连续开课时间最长的讲师、报名人数最易额满的课程,80%是旧学员持续追随。

已经做了20年的电台,他仍然在做。最近几年都是这样的心情:自己做的事是全台湾没几个人会去做的——介绍自以为值得被认识,大家通常却不怎么有兴趣的书和音乐。这仍是令人愉悦的,“至少可以拿来作借口说,自己在用这种方式尽社会责任。”

不过,最后只有创作算数不是吗?

2012年底,杨照终于完成了他的“百年荒芜”,用100个故事构成的世纪小说。

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激愤的民众焚烧台北专卖局物品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人物周刊:1987年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那年7月15日开始戒严令解除了。你是1963年生的,当时24岁。从198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所以对你来说,1987年是一个切分生命的点。在此之前的那一半和在此之后的那一半你的感受是不是有些不一样?

杨照:后面这二十五六年台湾改变非常大,而且基本上是进步的。但没办法,我是在前面那一段形成基本人格的。那24年对我,用英文讲叫作a blessing in disguise,看来是糟糕的时代,其实是幸运的际遇。因为在那么糟糕的时代我们养成了两个基本的习惯。一个就是对于知识的饥渴。我们在十几岁时接触美国的东西、日本的东西,因为它只偶尔来一下而已,我们会非常饥渴、认真、专注。第二个习惯,就是因为假定自己这个社会是无趣无聊的,你会不断去寻找跟它不一样的东西。直到现在,当我看到不懂的东西,就会很兴奋,这个反应跟很多人刚好倒过来。

人物周刊:这很可能是你们整整一代人的两个习惯。

杨照:我们这一代真的很多人这样。詹宏志是这样,唐诺是这样,(张)大春也是这样。要说我你可能还觉得理所当然一点,因为我要去美国留学,所以英文非得下一定的苦功夫。这3个人,全都没有留过学,背景跟英文没有任何关系,但你今天去看他们读英文的能力,你会很惊讶。他们到底哪来的动力跟功夫去把英文学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任何不懂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美好的。所以对我来说,很幸运有前面那24年,把生命中最重要的态度确定下来,后面那25年我才不会被时代变成另一种人。20岁后太多太多事情只是在累积,没有那么大的冲击了。

人物周刊:你们这一代台湾知识人,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的命题,或者特别在意、想要解决的问题?

杨照:让我先这样说说看,因为不完全是针对你的问法。我们同辈的朋友,有时会聚在一起聊天。有一次唐诺引用博尔赫斯的一段话说,我们是气宇轩昂的最后一代。当然半开玩笑,可还是有点感慨。我们这一代身上的确有一种东西是必然会消失的,在我们之后就不会再有。我们有点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主义跟知识有关。我们觉得人生很重要的价值是你拥有什么样的知识,你怎么样思考,它会影响到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那种东西必须有一个特别的情境才能培养出来。我经常跟台湾的年轻人说,他们真的没办法理解。我年轻时每次去看电影,都假设这是我这辈子惟一一次看这部电影,没有光盘,没有录影带,我也没钱再看一次。所以我会看得非常认真,非把票价看回来不可,然后一天到晚都在琢磨。我们有我们的虚荣,这代人比来比去,最后是比有没有比别人多知道一点什么。当时有个高三学长跟我们讲一些我们完全不懂的东西,例如维特根斯坦。羡慕得不得了,崇拜得不得了。

现在年轻一代人完全没这个环境了,还不是他们想不想要的问题。你说我18岁就知道维特根斯坦了,他会说那我Google一下也会知道。他不会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当年我们是用那样的态度面对世界,我深深感到这种东西它消失了。下一代人跟知识、信息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我们这一代人一直试图去解决自我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经历了那一段之后觉得,知道自己是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回到台湾,没人找我喝咖啡

人物周刊:对你来说,哪些历史事件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杨照:“美丽岛事件”发生,那些人被审判、去坐牢,对我们这一代人是很大的冲击。我去美国之前的心情,就是国民党这一套威权的东西太可怕了,它不可能轻易放弃,它不会垮台。好,那我们就一辈子跟它周旋,一代一代地接力。当时有很深的感触,觉得我是要接这些人的班的。在美国我怀有那种少年式英雄主义:我绝对不会留在这里,一定要回台湾。回到台湾我一定会惹祸,一定会被抓捕。现在想想真不可思议。

人物周刊:你想不到蒋经国后来会解严,开放党禁、报禁。问题是既然你不怕惹祸,为什么不干脆留在台湾呢?

杨照:当时感觉太多事情没准备好,包括到底民主是什么,民主真正的任务又是什么。席卷我们的最重要的是左派的想法、新马克思主义,但在台湾你只能艰辛地找到片片段段的知识。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片片段段就已经这么了不起,我要把马克思以下整个左派的传统搞清楚。那我不可能留在台湾做这个事,等搞懂了我再回来。结果在美国呆了6年,回到台湾,没人找我喝咖啡,没人管我说什么,台湾翻天覆地了。1995年宣布,第二年要进行第一次“总统”民选。

人物周刊:你做过一段时间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民进党后来的转变是否在你的意料之中?

杨照:谁也预料不到。当然有些事情你可以预料得到,有些事情可以理解,但大部分事情出乎意外,最意外的是它转变的速度。我在党内的时候,民进党经常发不出薪水。离开一年多之后,陈水扁当选“总统”,突然之间民进党手上拥有了庞大资源。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发不出薪水的政党变成一个执政党,不可思议。所以有那个著名的故事:当选之后,陈水扁在胜选大会上回头问马永成,“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要干嘛?”

人物周刊:他也没想到自己能当选。

杨照:真的没有。当时选到头昏眼花,根本不可能去想如果选上了需要做些什么,基本上每件事都没有准备。最没有准备的就是,当庞大的利益降临到你身上时你怎么办。过去一直在批判国民党,你们怎么可以这样那样。突然之间这么大的权力、这么多的资源跑到自己手里,你发现它还真好用,舍不得不用。那是民进党过去从来没碰过的,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而并不是反思:这是当年我们认为国民党不应该滥用的。真是最大的悲哀。

我想遇见你的人生

故事照亮未来

对照记@1963

迷路的诗

 

 

 

现在觉得,有些事跟我无关了

人物周刊:年岁渐长,很多东西都会改变,比如精力,你感受到了那种由身体变化带来的精神变化没有?

杨照:这些年来最强烈的感觉大概是,不断在限缩自己的兴趣,虽然很多人觉得我做了很多事。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去理解的,没有什么是跟我无关的。到三十几岁时,有一天忽然就感觉到,有些事我不能再关心了。例如说我虽然念的是历史,一直到三十几岁时,只要能找得到,天文地理的书我没有不读的,数学的东西不管懂不懂我都会翻一翻。但现在一点一点觉得有些事跟我无关了。用朱天心的话来讲,我们年轻时被人家问到一件事,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你就觉得有一个压力也非知道不可,没办法允许自己说不知道。这种压力我这几年也越来越小。在台湾,到香港,到大陆,都会被问到九把刀,现在我可以坦然说,这个我真的没看过。

人物周刊:你是三十来岁时开始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兴趣的?

杨照:一点一点来,越来越明确。2000年我搬了一次家,就更清楚了。我太太从那时候开始做设计师,我们家算是她的作品,她就有作为设计师的坚持。我们弄房子时她就跟我说好了,总共这几面墙,可以做多少尺书架,算给我看,然后要我答应,放满这些书架,进来一本就出去一本。当时觉得书架位还蛮多的,大大方方地答应了。没想到过了一年半就没地方了。每想把一本书带回家,就得从书架上拿掉一本,算了,这本绝对没有用了,这辈子不会跟它有关系了。以前无论如何不肯接受这件事。现在我书架上大概还有五六千本书。那次发现了一堆关于舞台设计的,现在完全忘了买的时候是在想什么。

人物周刊:有一次我们采访止庵,他说他算过,接下来大概还能读1500本书。他假设他每周能读一本,一年50本,比较好的读书状态还有30年的话。

杨照:芥川龙之介有个有名的故事,我猜止庵也读过。有一天芥川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算,我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到底还能够读多少书。他算出来大概是两三千本,大哭,从没想到人生是这么有限的。

人物周刊:你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时什么感觉,你也没法洒脱吧?

杨照:应该说这事情多次刺激过我,只是以前仗着年轻还可以逃避。读到那故事的时候我二十来岁,印象非常深刻,但我就是逃避了,不去计算我自己到底可以读多少书。后来我到哈佛去留学时,真的有一个震撼。那年哈佛的藏书刚好过一千万,这我事先就知道了,可这只是数字,没有概念。它的总图书馆有300万册藏书,我在那里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别说有没有机会看、能不能看得懂,10分钟内没找到一本书,我知道是用什么语言写的。我认得中文、日文、韩文、英文、法文、德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不一定能读,但都可以辨识,刚好那个区都不是。所以我很早就认识到,别多想了,看一本是一本。

理解比愤怒或宽恕更重要

人物周刊:你的家族和台湾历史有所关联。你外祖父许锡谦是“二二八”事件的遇难者。你怎么面对这段历史,真的能够做到宽恕吗?

杨照:外祖父在我妈12岁时就死于“二二八”,我在他去世16年后出生,但我一直不知道“二二八”。真正了解“二二八”,知道我外祖父跟“二二八”的关系,他生命中最后这一段,一直要到我大学毕业。当时那是禁忌,不能讲的。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时间差,当我终于了解家族的悲剧时,我已经接受相对完整的历史教育,也培养了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最重要的是必须去解释历史。

如果不解释,我们不需要学习历史,不能够要求别人理解。历史并不只是哪一天在什么地方谁发生了什么事,重要的是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当知道那些事、感受到家族命运的冲击时,我激动地写了两篇小说,都是跟我外祖父,跟“二二八”事件有关的。可是对我来讲,理解,远比愤怒、远比宽恕更重要,所以我很努力收集资料试图找出一个解释。我的情绪不是“谁杀了我外祖父”,而是真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他是个连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的人,皇民化的过程中改了日本姓名。他的家族是花莲最有钱的,掌握日本人给的鸦片、樟木跟花生油的专卖执照。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变成祖国派?为什么会跟台湾省党部莫名其妙扯上关系,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杀?

这是一个太大的谜了。对我这样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说,寻找线索去解读这个谜的动力,胜过任何情绪。我们怎么理解“二二八”之前,台湾人经过日本人50年的统治之后,跟刚来台湾的外省人间的文化冲突?“二二八”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最在意的,是“二二八”发生之后国民党怎么假装它没有发生,它就发生在我家人身上了。

人物周刊:国民党没有给出一个解释。

杨照:不是解释方式的问题,它就是不让你讲,装作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事实上所有最深刻的、最没有办法解决的仇恨,就是来自于强迫你遗忘。我真敢这样主张,如果当时国民党不是用假装它没有发生这种方式处理,虽然它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1949年刚到台湾来的时候,但很可能“二二八”的影响就是10年20年而已,不会在我二十四五岁时,变成这个社会最大的一颗炸弹。

人物周刊:能不能这么说,你把理解放在宽恕前面?你是把理性看得比信仰更重要吗?对你来说,信仰的意义是什么?

杨照:我在诚品讲堂讲加缪的《局外人》时,学员提的问题,都是存在主义怎么影响我们过日子。后来我不得不说明,讲到存在主义时,我会尽可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思考,然后用最大的热情解释给你们听,但你们很容易误以为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相信存在主义的所有主张。这是两回事。我很有兴趣去理解每一种信仰,而且还稍稍有点自豪,我这么做的时候可以很诚恳,但这种态度也就使我不可能变成这种信仰的信徒。你要是问我,我基本是一个理性的信徒。我相信只有理性能够跨越各种不同的信仰,能够尽可能平等、平和地对待不同的信仰。我认为这是理性最迷人的地方。

(本文未经受访者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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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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