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朱学勤 日期: 2018-01-03

马共与政府和解,走出丛林,对两千万长期受战争之苦的本土居民,是福音,而对陈平以及马共老战士而言,这是悲剧 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马共与政府和解,走出丛林,对两千万长期受战争之苦的本土居民,是福音,而对陈平以及马共老战士而言,这是悲剧

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

 

沈嘉蔚和王旭、王兰绘制的大型壁画《默德卡(独立)》(2008)的局部:二战胜利结束后,英军太平洋战区司令蒙巴顿勋爵于1946年1月6日向马来亚抗日军指挥官陈平颁发缅甸星勋章和193945勋章,次年陈平被大英帝国册封OBE勋衔。1948年独立战争开始后勋衔被取消

 

特约撰稿  朱学勤

 

在马来西亚,我见到了久想见面的一群马共游击队老战士。座谈中,目睹这些昔日在丛林里昼伏夜出的军医、冲锋枪手,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暴戾之气,不禁暗暗称奇。只是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和改革时,他们有所回避,反复说:“我们怀念毛主席,他是真正国际主义者,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而他们自己挎着尼康相机而来,坐着轿车而去,举手投足,已经完全融入现代社会,只是精神活力已经定格在那个“难忘的年代”了。

我之所以想见一见这群现代社会里的特殊公民,原因有二。上世纪60年代中国,所有外来信息被封闭,用收音机接收境外广播,一“听”就犯法,以“耳”治罪。唯一的例外,是“马来亚革命之声”,不受任何干扰,清晰可闻,女播音员普通话字正腔圆,高亢清脆,可以与北京官方任何一位播音员媲美。后来才知道,这是设立在中国内地的“外台”,受“文革”当局刻意保护,而那位女播音员,恰恰是在北京长达28年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夫人。“马来亚革命之声”也已经定格为我少年时代的背景之一,40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活得好吗?我想念他们。

第二个原因是马共历史特殊的悲剧性。在东南亚武装革命中,它坚持的时间最长,长达41年,最后竟然在1989年与政府签约,和平解散。国际社会一直流传一个神秘的故事:马共总书记曾经是一个三重国际间谍,那间谍还是一个越南与中国的混血儿。此事之离奇,超过詹斯邦007连续剧的想象,在长达150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堪比007的马共总书记

莱特,1900年出生于越南。原本是法国人在越南的间谍,但是因为身份暴露,而被法国人“拱手”送给英国人。从1934年到1947年是英国间谍,被英国情报当局安排进马共卧底,因雄辩滔滔,熟悉马列经典,谎称是共产国际代表,在马共党内赢得“马来亚的列宁”之美誉。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之后,逮捕了莱特,发觉他有利用价值,没有杀他,而要他继续潜伏在马共,为日军提供情报。

莱特1937年至1945年任马共总书记,长达8年之久!1942年莱特策划了全马高级干部在雪兰莪的黑风洞开会,然后通知日军围剿。两千名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以炮火猛烈攻击。马共领袖们且战且退,最终还是死了18人。日军将他们的头颅割下,在吉隆坡街头示众。被莱特出卖而殉难的马共高级干部,共约一百人。在这之中,甚至包括他本人的得力助手郑声烈,终年仅25岁。而莱特当时是44岁。以一个中年“长者”来陷害自己的年轻助手,何其残忍!

莱特对马共事业的最大破坏,是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英军9月底登陆。在这一政权真空时期,马共拥有当时国内最大的武装力量,游击队超过一万人,控制了部分地方政权,莱特居然以共产国际的指示诱骗马共,不去建立全国政权,坐失大好时机。

1946年,泰共和印尼共产党领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新、马地区。在此之前,莱特口口声声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马来亚的代表,结果一碰面,其马脚露了出来。1947年3月马共召开中委会议,以证实莱特身份,真假国际代表可各执一词,当面对质,使真相水落石出。但是,莱特事先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最后决定在会前潜逃。马共中委等了许久,仍然盼不到这个平素以列宁式的准时要求党内同人的“总书记”,最终委托陈平接任总书记,并授权他调查莱特事件。

陈平花了一年时间,提呈了一份有关莱特问题的报告,证实莱特确实是一个法—英—日—英多重间谍,日本投降后,重投英国政治部。这份文件指出莱特从来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不是越南共产党的中坚分子。他从来没有获得越共或中共授权进行任何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国际接触。调查报告也揭露莱特在日据时代私吞了29万元日币、170枚金盾和23万两黄金。在战后,他挪用了13万新加坡币。1947年之后,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莱特的行迹和生死。即使后来他重新归属的英国情报机关,也无法联络到他,只能假定他已经遇害。这个谜底,直到1998年陈平在泰南边境接受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报纸《星洲日报》专访,才透露莱特已经被杀。莱特从马共出走后,去香港、泰国寻找中共、泰共和越共,企图重施故技,东山再起。1947年8、9月间,几位“中共海外支部”的华侨党员(一说是泰国共产党人),在曼谷街头偶然撞上了莱特。莱特试图挣扎逃脱,街头撕扯中,这些中共华侨党员怕他喊出声来,竟意外把莱特掐死!

即使如此,陈平对莱特这个人也存在着许多不解:为什么英军在日军攻势下败退时,不带走莱特以保护他的个人安全?为什么莱特在身份败露潜逃后,不寻求英国当局的保护?随着莱特的“意外丧生”,这个谜团也许永远也没有人能解开了。

马来西亚政府和谈代表姚光耀在马共战士中193945勋章,次年陈平被大英帝国册封OBE勋衔。1948年独立战争开始后勋衔被取消

马共的悲剧

马共历史长达50年,最后不得不在1989年解甲归田。即使不出现莱特,这一结局是否就能改写呢?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冲击,殖民体系崩溃,新兴国家涌现。十月革命崛起苏俄帝国,以红色意识形态改造世界,又迅速冲击这些新兴民族的稚嫩独立。如果说400年前欧洲殖民者西来,是第一次改写苏伊士运河以东各民族历史,那么此时红色帝国意识形态扩张,则是第二次改写这些民族的历史。除新加坡罕见特例,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在独立之后出现两种前途:不是陷于“种族政治”,就是陷于“主义政治”。 

所谓“种族政治”,是指宗主国或其他外来力量撤离,内部被压抑的种族矛盾迅速上升,该地区现代自组织能力发育滞后,青黄不接,秩序失控,迅速陷入种族仇杀,甚至与邻国发生种族纠纷,恶化为地区性种族战争。从上世纪60年代亚非拉美的种族冲突,到刚刚平息的南斯拉夫种族屠杀,能看出这一来龙去脉。甚至今日恐怖主义威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产生于此“种族政治”的后期流毒。

所谓“主义政治”,则在内部种族压力较弱地区发生,大多发生于新兴国家的知识层。他们接受苏俄意识形态狂热,强化阶级斗争,否定传统社会以及市场机制,推行计划体制,建立暴力专政。

此外也有第三种地区,“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综合并发,如印尼,既持续发生排华风潮,又出现共产国际第三大党——印尼共产党,总统苏加诺试图混合二者,提出“伊斯兰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亦属此类,只是分而出之:回教统治阶层沿袭种族政治,如巫统;中下层华族知识分子则走向“主义政治”,如马共。(马共内部也有“种族政治”成分,这一侧面可证于外部接受祖籍所在地“文革”中国影响甚至援助,内部受困于所在国华裔少数民族范围,始终不能发展至马来社群,并最终因此而败亡)。

然而,相对整个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潮流,“种族政治”和“主义政治”或分或合,毕竟是支流,终不能摆脱歧途旁出重归主流的结局。现代化主潮并不以宗主国撤离为转移,甚至经此曲折,一旦回潮,益增其澎湃,沛沛然不能御。国际关系全球化,经济体制市场化,政治发展民主化,人心所向,三者合一,既消解种族政治,也瓦解“主义政治”。1989年苏东剧变,“主义政治”分割世界的最长铁幕崩溃,此前有多少新兴独立国家,此后就有多少改革转向的国家。恰在这一年,陈平结束28年在境外北京指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奇特生涯,回国与政府签订艾合和平协议,马共解散,回归社会。

陈平这一急剧转向,我们从其自传中得知,还是受中国从“文革”转向改革的新政压力,邓小平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令他回国谈判,不再支持他们的丛林斗争。1961年陈平历经千辛万苦,从热带丛林走到北京,希望能同意他们放弃暴力,走向政治斗争。中国当时正批判苏联的和平过渡论,制止马共的这一动向,让陈平立刻回归丛林,坚持武装斗争。28年后,邓小平要求陈平再回国,与政府和解,走出丛林。真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也是本文开头所叙,那些马共老游击队战士至今怀念毛泽东的原因所在。

但对两千万长期受战争之苦的本土居民,这毕竟是福音,而对陈平以及马共老战士而言,这是悲剧,而悲剧从属于更大范围悲剧的一部分,这一结局不能避免,也无从避免。

2013年9月20日,泰国曼谷,陈平的葬礼

光荣的妥协

从陈平个人经历看,正如千百万“主义政治”的忠贞信徒,并不是出身于所谓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接受过比当地无产阶级好得多的教育。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出现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此后200年,是“公共知识分子”左翼创造“主义政治”的历史。他们从书斋观念走向街头政治,再从街头政治走向暴力革命,先是席卷世界,后被世界席卷。有些人生前已经醒悟,有些人尚未醒悟,就被推上了自己参与创建的“主义政治”之祭台。这些人中我们熟悉的有:法国罗伯斯庇尔,俄国布哈林,中国陈独秀。

知识分子创造的“主义政治”,是此岸世俗形态的救赎政治,却比他们的前人——中世纪神父创造的彼岸形态救赎政治,更极端也更为残酷。我将这群可敬、可悲的知识分子称为不穿袈裟的“神父”,将席卷世界近现代历史200年的国际共运史称为“此岸再建政教合一的宗教改革史”。因此,如英国史学家霍姆斯邦仅仅称20世纪的历史为“极端年代”,实在是轻描淡写,无论是深度与广度远远不够。“极端”在哪里?除了人类在其他世纪反复出现的冷酷自残,本世纪的特有极端是“热祸”,不将这一世纪命名“热祸年代”,也应命名为“中世纪回流的年代”。

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刷新了此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惨纪录,这一纪录很快被20世纪后半叶的“主义政治”刷新: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屠城记录200万,这就揭示了百年历史中最为吊诡的底页——给穷人造成最大灾祸的,并不是其他,竟然是来自知识分子“为穷人的主义”,这是“热祸”之一;更为意外的是,造成如此“热祸”者,与其说来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卑下部分,不如说来自现代神父的高端动机,宁可信其救世情切,不必责其道德卑污。倘停留于道义谴责,那真是思想上的懒汉,“热祸”一定会乘同胞们思想懒惰,一来再来。

40年前陈平在北京或许会聆听伟大领袖教诲,诗言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如此救世气概,其实应改为另一个华裔知识分子更为反省的说法:“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周德伟,台湾)而这些“救世功业”,上可溯源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下可追忆20世纪中国“文革”。马共之悲剧,只是夹在中间的一小段。退一步说,即使陈平一生不悔,到暮年还在坚守自己的信念,那么则可由旁人为他庆幸:他能有机会解甲归田,平静写出《My side of history》,而不是被推上祭台,这一生也是不幸之大幸。而其他知识分子,如果许身“公共”,倘若救赎心切,热血奔腾,无论是当年拿起武器——所谓“武器的批判”;还是今日以批判现代性而自慰——所谓“批判的武器”,都能从上述200年祸害中照见自己的身影,或浓或淡。知识分子者,更兼“公共”也,能不慎乎!

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多普通民众在救赎下的命运,“Their side of history”。当年中苏决裂,东南亚风起云涌,人们惊呼这里会有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恰恰相反,最后发生骨牌效应的,是“主义政治”在这一地区的内讧:苏共打中共,中共打越共,越共打柬共。在这场乱局中,唯有马来西亚例外,以黎民生命为念,以朝野双方体面妥协结束。我们且看1989年艾合和平协议:

政府对马共自1930年以来所作的贡献,表示“了解与感谢”,并“不否认马共在加快独立进程中所起作用”;政府也同意马共三个坚持,即在正式文件中不用“投降”字眼、不说马共党员“重返社会”、不要求马共“交出武器”。马共则不坚持“马来亚共产党”合法化、不坚持“停止服役”,并在签署协约后,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代表见证下自行销毁武器。事后,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称赞首相马哈迪高瞻远瞩,为和谈扫除障碍。

如此光荣妥协,要在陈平祖籍所在的中文教科书出现,还不知要等待多久?而在他年轻时阅读的红色词典中,则肯定找不到如此词汇。但在1688年或有先例可循,英国人曾经以差不多相同的方式结束了48年纷争。陈平和他最后700名战友,也坚持了41年。在20世纪东南亚武装风暴中,这一国家结束得最晚;但在最后结束时,却比他们的任何邻国、邻党表现得更有教养。这一教养或许只能在英格兰留下的文化遗迹中找到出典?大英帝国的统治应该结束,也早已结束,但它如果是这样收回夕阳余晖,那它还就有一点理由来告慰自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所瞩目的东南亚是三教汇集之地,无论耶稣、佛陀,还是穆罕穆德,在他们共同教诲下的善良民众,似已宽恕那群从北方、西方来的现代救赎神父?而那群现代神父自己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句经典的反面:

全世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他们得到的是锁链,失去的是世界。

       (文中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马来亚共产党

成立于1930年。在日本侵占马来亚后,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丛林游击队,与英军合作抗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恢复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同年12月,马共解散了人民抗日军。但是此后面对英军的殖民统治,马共又重新走上了武装抗争之路。

1955年12月28日,马共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盟自治政府代表团,在吉打华玲针对放下武器走出森林谈判,但最终因马共不接受投降的条件而宣告失败。

1960年前夕,马共越来越势单力孤,从此转入泰国南部,领导人陈平也在1961年远赴北京,此后又辗转到泰国。

1989年,马共虽然最终和巫统当局签订了和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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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总第634期
出版时间: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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